曾子小傳_第二章_曾子為學之士的精神

曾子為學

曾子作為夫子之道的全面繼承者，由於自身氣質和時代變遷，其學說自有個性與特色。這裡小編準備從三個方面論述之：拓展士之精神，完善孝道，構建反身內求的修養功夫。

士精神的再出發

在春秋上葉及之前時期，「士」為部落貴族麾下的親兵武士，屬於下層貴族。征之於典籍，《詩》以「公侯干城」[1]、「王之爪牙」[2]喻士，也說明王公等上次貴族和士之間的首長—扈從關係。而在經濟上，「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3]，說明士有 「食田」 作為生活保障，是經濟獨立的。

進入戰國之後，士由武轉文，其經濟地位和社會政治命運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宗法制度崩潰，「士」的後代已不再能分得土地。這讓武士們不得不為了生存另謀出路。於是一部分士人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商人、農民；另一部分變成了承擔「禮樂教化」、獻策、教書的文士。同時，由於貴族教育壟斷被打破，商人、農民乃至賤民也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他們和一些落魄武士共同構成了一個新的「文士」階層。這樣一個人數不斷增加的階層，難免會混入品格低下、趨炎附勢之徒。因此，面對這樣一個不同以往、充滿活力的新階層，已經不能再用之前的社會關係來規範他們，必須導之以新途。

曾子認為，士人與其他階層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擁有文化知識以及戮力踐行而得來的德行，因此一改原本以位來界定的原則，換之以進德與弘道[4]。在曾子的視野中，士人在精神上的地位遠遠高於社會的其他階層，其獨立的人格，足以傲視萬乘之君：「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5]——這種偉岸人格正是來源於士人的自我期許：掌握、傳播文化知識，肩負改造社會、造福百姓的使命。

「士」的精神修之於身，就是「弘毅」的人格；用之於邦國，則是以義出仕。

先說「弘毅」。朱子云：「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眾理，方得。」[6] 這種態度與氣量正是象山先生所謂 「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 ，也是范文正公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的胸懷。 「毅」 則是為實現心中宏大理想，鍥而不捨的堅持，如屈子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 而正是「弘毅」的精神底色，支持華夏兒女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赴死而足不旋踵。這裡選取西晉劉越石將軍《扶風歌》和南宋文丞相《指南錄後序》，一窺弘毅精神：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系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云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小編按：《扶風歌》是劉琨將軍在永嘉元年離開西晉首都洛陽，北上赴晉陽上任時所作。四年之後， 就爆發了著名的永嘉之亂，自此衣冠南渡，中原遭五胡輪番蹂躪。劉琨將軍在上任之後， 死守并州，和匈奴、鮮卑各部周旋，成為東晉在北方的唯一屏障。最後還是因寡不敵眾，身死異鄉。由此可知劉琨作《扶風歌》時內心的本色是憂慮而堅定的。

詩中「繁弱」相傳為后羿使用的上古神弓，流傳至西周，周公賜給魯國始封君伯禽，作為鎮國神器。劉琨將軍用此典，正是以方伯自命，希望可以肩負守衛國家的重任。詩中描寫途經的艱苦景象：一路與亂兵纏鬥，只能在深山中休 息，故有「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的詩句。其間詩人也曾憂慮徘徊，但是最後仍以夫子固窮勉勵自己堅持下去。

縱觀全詩，作者有奮進，也有憂傷，有慷慨，也有猶豫，但是最後歸於堅持。這也是小編選扶風歌》的原因，弘毅本就不是直截了當的一句承諾，而是百轉千回，最終歸於堅持的人生逆旅，這是人之為人的艱辛處，也是偉大處。

———————————以上《扶風歌》以下《指南錄後序》——————————————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救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儘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小編按：《指南錄》是文天祥先生自編詩集，收集作者自出仕元營，遭扣押、脫險，輾轉至福建期間的詩作。詩集取名於作者《渡揚子江》：「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之意。因丞相曾經為《指南錄》寫過一篇序，故稱《後序》。

所選段落記敘作者在元庭據理力爭，之後被關押，脫逃，一路險象環生，文中凡十七處「死」境，排比而下，千載之後讀之，仍覺驚心動魄。誠如作者所說：「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苟道義所在，雖九死其尤未悔也！從曾子高揚「士不可不弘毅」，到屈子「哀生民之多艱」，到蘇武持節大漠，到李靖將軍提三千騎兵直搗突厥王庭，正是有一代代仁人志士，或存亡繼絕，或奮力開太平，無不秉道直行，才將這種「蹈死不回」的弘毅之志薪火相傳，嗚呼，此豈非華夏之英烈乎？！此豈非華夏向死而生之智勇乎？！

在出仕方面，曾子認為，士人為官，當以民為本 [7]。但是倘若天下無道，則寧可退而不仕：

「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8]」

「天下有道，則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幹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緜矣。[9]」

而在進與不進，仕與不仕之間，決定的因素就是「義」。「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10] 義利之間，乃榮辱所在，士人必須持身執守——「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11] 。 曾子進一步指出，「義」不僅僅是士人行為的準繩，更是其孜孜不倦的追求：「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12]曾子認為，士人固然應該具備執政能力，而更要有生死之際不可奪的志節：「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 [13] 義之所在，則不顧一切完成，就算犧牲生命也絕不辱沒、違背道義。這種 「臨大節而不可奪」 的氣概 [14]已經隱隱預示著孟子 「大丈夫」 人格的出現。

—————————————————參考文獻———————————————————

[1] 《詩經-周南-兔置》

[2] 《詩經-小雅-祈父》

[3] 《國語-晉語-四》

[4] 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

[5] 《孟子-公孫丑下》

[6] 《朱子語類》

[7]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 「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下》

[8]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

[9]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下》

[10]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下》

[11]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12]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

[13] 《春秋繁露-竹林》

[14]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論語-泰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