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秩序的交替——二戰後英國的凱恩斯計劃和美國的懷特計劃

金融是一個上層建築築構而成，自上而下的博弈遊戲。

想要玩好這個遊戲，不了解時運變遷，只能夠獲得暫時性勝利，恐怕與功成身退無緣。

儘管這次的諾貝爾獎得主為行為經濟學的學術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光了解市場參與者在金融市場中的投機行為也是不夠的，所有功底深厚的投資者，不免要深入學習歷史，政治，了解國際金融秩序的變遷，最重要的是，上層建築的設計。

二戰期間，英美都在醞釀戰後經濟秩序的方案，1943年4月美國和英國分別發表了各自的方案，即英國的凱恩斯計劃和美國的懷特計劃。

（1）凱恩斯計劃

凱恩斯計劃是凱恩斯將自己於1930年在《貨幣論》一書中提出的計划進行完善的結果，1943年正式公布，其主要內容是：

建立國際清算同盟，採取「透支制」；創造一種國際信用貨幣———「班柯」作為國際清算單位；會員國在同盟中開立往來賬戶，但只能用於購買他國商品或對外投資，不能向同盟兌換黃金和現款；由債權國負責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同盟在行使監督權時，應注意不使債權國干預債務國的各項政策。

這個計劃是從經常發生赤字的英國的立場出發的，注重為國內充分就業政策提供一個國際保障，貨幣的國外價值可以根據國內政策的需要進行調整，國內貨幣價值不受國外貨幣價值的束縛。

（2）懷特計劃

美國則從債權國的立場出發，希望對貿易限制、貿易差別待遇、過分自由地使用國際信貸等採取措施。懷特計劃1941年由美國經濟學家懷特草擬，主要內容有：

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穩定各國貨幣；基金為穩定會員國的貨幣匯率，擬設立一種貨幣單位「Unita」，可在會員國之間相互轉移；採用固定匯率制，會員國貨幣必須與Unita保持固定比價關係，會員國貨幣不得隨意貶值；會員國在應付臨時性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本國貨幣向基金購買所需的外幣，但數額要受一定的限制；會員國必須取消外匯管制；基金的管理由會員國投票決定，根據各國的份額確定在基金內的投票權；基金辦事機構設在份額最大的國家。

美國憑藉實力可以控制基金，基金是與英國凱恩斯計劃中提出的清算同盟完全不同的組織。清算同盟是自主營業的，因而不允許成員國政府在國際收支政策方面有足夠的處置權，而懷特計劃是要建立一個在成員國政府控制之下的國際機構。由於美國所具有的經濟優勢，懷特計劃的這個建議成為討論的基礎。

懷特計劃是美國財政部長助理懷特提出的「聯合國平準基金計劃」，主要內容是：

國際金融：

1．以基金製為基礎。基金至少為50億美元，由會員國按規定的份額繳納。份額的多少根據會員國的黃金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及國民收入等因素決定。

2. 基金貨幣與美元和黃金掛鉤。基金規定使用的貨幣單位為「尤尼它」（Unita），每一「尤尼它」等於10美元或含純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純金）。

3．表決權取決於會員國繳納的份額。各會員國在基金組織里的發言權與投票權同其繳納的基金份額成正比例。

4．穩定貨幣匯率。會員國貨幣都要與「尤尼它」保持固定比價，不經「基金」會員國四分之三的投票權通過，會員國貨幣不得貶值。

5．取消外匯管制、雙邊結算和復匯率等歧視性措施。

6調節國際收支。對會員國提供短期信貸，以解決國際收支逆差。

7「基金」的辦事機構設在擁有最多份額的國家。

懷特計劃企圖由美國控制「聯合國平準基金」，通過「基金」使會員國的貨幣「釘住」美元。這個計劃還立足於取消外匯管制和各國對國際資金轉移的限制。

凱恩斯計劃是英國財政部顧問凱恩斯擬訂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內容主要：

（l）建立「國際清算同盟」，相當於世界銀行。

（2）會員國中央銀行在「同盟」開立往來賬戶，各國官方對外債權債務通過該賬戶用轉賬辦法進行清算。

（3）順差國將盈餘存入賬戶，逆差國可按規定的份額問「同盟」申請透支或提存。

（4）「同盟」賬戶的記賬單位為「班科」（Bancor），以黃金計值。會員國可用黃金換取「班科」，但不可以用「班科」換取黃金。

（5）各國貨幣以「班科」標價，非經「同盟」理事會批准不得變更。

（6）會員國在「同盟」的份額，以戰前3年進出口貿易平均額的75％來計算。

（7）「同盟」總部設在倫敦和紐約，理事會會議在英、美兩國輪流舉行。

凱思斯計劃是基於英國當時的困境，盡量貶低黃金的作用。這個計劃實際上主張恢復多邊清算，取消雙邊結算。當然，也暴露出英國企圖同美國分享國際金融領導權的意圖。

雙方都是智商過人的精英經濟學家，對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構建的爭執事實上是國力之間的博弈。

從懷特計劃的勝利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本質上是建立了美元黃金秩序。

而特里芬難題最終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最後變遷稱為美元石油秩序。

布雷頓森林體系從建立到崩潰。

美國歷史學家、外交政策領域學術權威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運用經濟分析和國際關係理論，通過對二戰以來的國際貨幣關係的全景式解讀發現，與傳統的理解恰恰相反，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個高度政治性體系，需要經常干預和控制以維持運轉。戰後貨幣關係也不像人們時常認為的那樣能緩和政治關係的緊張。

事實上，全球支付體系的政治化使一些國家可運用貨幣強制達到政治和安全目的，造成西方聯盟內部的激烈衝突。

「黃金的淪陷」，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愛與恨

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標誌著國際金融結算機制邁向了新時代。圍繞這一體系，老牌強國英國與新興強國美國展開了「貼身肉搏」，具體表現在以美元利益為主的「懷特計劃」和以英鎊利益為主的「凱恩斯計劃」的對決。結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懷特計劃」完勝倡導建立「超國家貨幣」的「凱恩斯計劃」。

布雷頓森林體系有兩大關鍵：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對傳統以黃金作為外儲的國家而言，當美元等同於黃金，意味美元具備等同黃金的儲備功能。

對布雷頓森林體系，

「英國代表團成員羅賓斯一語中的：『我們缺錢。

』」相較於英國的底氣不足，戰後美國經濟如日中天——1945年美國GDP佔全球總量的56%，而同期英、法、德、蘇、意、日GDP總和也僅佔全球41%。再者，戰後美國「擁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黃金儲備（21770噸）」

這還不談美國具有全球最為強大的軍事實力。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在美元的強勢地位上。或因被當時的美國盛景遮望眼，沒人預料到他日黃金會出現快速外流的恐怖態勢。英國的落敗，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方案遴選的最優結果，夾雜著強者為王叢林法則的明顯痕迹。既然這一體系充分體現了美國的經濟強權，黃金一旦陷入「爹不疼，娘不愛」的結局時，很難說不會被美國選擇性拋棄。

加文認為，「事實上，關於布雷頓森林時期的傳統認識有著嚴重缺陷。

布雷頓森林協議並未如其所聲稱的那樣帶來金融穩定、經濟互助和國際合作。相反，戰後貨幣關係的顯著特徵是危機和混亂、強行的資本控制以及不可兌換。」頗為滑稽的是，「美國決策者並不鍾愛布雷頓森林體系」。

從當年終盡腦汁力爭，到後來「不鍾愛」，全因隨著戰後歐洲國家經濟的強勁復甦，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實踐應用過程中，美國牢牢佔據的絕對優勢慢慢銷蝕，特別是黃金流失越來越嚴重。儘管美國期望外國像儲備黃金一樣儲備美元，但許多國家還是對黃金情有獨鍾，黃金外流一時勢不可擋。

「1958，美國損失了34億美元的黃金和流動性的美元資產」，其後幾年，美國每年損失的黃金和流動性美元資產均在30億美元左右。到1971年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的掛鉤時僅餘8269.96噸黃金儲備。如果不是尼克松當機立斷，美國黃金儲備怕早就告罄了。

「假想敵人」，攻擊黃金貨幣體系的好炮彈

當黃金流失現象怎麼也踩不住剎車時，美國越來越感到，窮盡所有的金融手段仍舊力不從心，化解黃金外流危機迫在眉睫。

削減龐大的國外駐軍規模，這是最容易想到的思路。然而這是歷經「二戰」洗禮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無法接受的，因為「由於金融原因撤軍，看起來像是示弱」。

艾森豪威爾說的「示弱」對象，大抵有兩個指向：一是冷戰「死敵」蘇聯，二是黃金和美元危機中的投機者。一個是政治和軍事上的，一個是經濟上的。緊要關頭，艾森豪威爾似一下子悟出了解決之道——「不斷惡化的國際收支狀況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問題」，因為「貨幣問題不是在真空中討論的，而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宏大的政治和安全問題相關聯」。

既然龐大的歐洲駐軍加劇了美元赤字，那麼圍繞駐軍問題做文章也許是個不錯的思路。在美國看來，這個文章還是很有現實基礎的，「1958年，美國損失了34億美元的黃金和流動性的美元資產，而西歐獲得了37億美元」。言外之意，西歐在平抑美元赤字方面完全有能力作為。但要想讓西歐心甘情願按美國的意圖跳舞，就必須撓到他們的「癢處」。

不過，艾森豪威爾沒有選擇去撓西歐的「痒痒」，而是直截了當地去觸摸他們的「隱痛」。「二戰」結束後，「柏林牆」成了冷戰前沿陣地，一個強大而又恐怖的敵人，是北約賴以存在的重要前提。

在加文看來，黃金和美元危機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此時也是「冷戰巔峰時期，照權力政治的框架，這種『高級的』政治問題應該很容易就壓倒『低級的』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雖然艾森豪威爾對駐軍所造成的國際收支成本感到擔憂，但他也將黃金和美元危機視為一種機遇，即讓歐洲人明白負擔聯盟常規部隊的時候已到了，儘管這比他們想像的來得要更早些。」

核武競爭是美蘇冷戰登峰造極的結果。

時時面臨來自「柏林牆」另一端毀滅性的核威脅，恰恰是當年聯邦德國以及其他一些北約國家最為擔心的問題。能為這些國家提供有效核保護的只有冷戰的另一極——美國。一旦這種邏輯關係成立，那麼，為美國駐德6個師的軍事開支埋單的談判便顯得順理成章。事實上，談判正因為蘇聯的存在而取得了成功。

戴高樂曾是「美元世界」的不多反對者之一，然而法國最終滑向了失敗的邊緣。

因為1968年5月的巴黎學生騷亂，「法國國庫已經損失了高達30億美元」，失去了與美元叫板的資本。

然而，就在美國好不容易通過與軍事掛鉤方式，解決了美元赤字問題，尼克松卻「尋求將駐軍數量與國際收支問題脫鉤」。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蘇聯威脅論」已發揮至極致，不足以為美元提供新的政治彈藥。實際上，1963年後，美蘇在歐洲問題上的緊張態勢已大大緩和，此時美國對於「從歐洲撤軍這個富有爭議性的問題」反倒頗感猶豫。

一個超級大國敵人的存在，可為美國拓展美元勢力範圍提供有利條件。

但也是在黃金與美元危機這一時期，美國還有另一項昂貴的國際軍事開銷——越南戰爭。1965年，約翰遜總統說過，「除了越南，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國際收支。」自1965年約翰遜下令採取「雷聲隆隆」行動時起，美國直接派往越南參戰的軍人陡增，最高達到50萬。1965年至1966年，美國政府支出增加了550億美元。在十多年越南戰爭中，美國共耗費1500億美元。相比之下，德國「承擔」的那點軍事防務開支簡直算不了什麼。

「黃金終結」，美元是金融終點還是金融投機

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元與黃金掛鉤體制名存實亡。在強權的一再干預下，黃金最終失去了傳統的硬通貨地位，美元取而代之似也不宜歸因於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失去儲藏和產量有限的黃金這一約束「頭套」，美元作為國際最通用的儲備貨幣步伐大大加快。

所以，儘管現在看來美國國際收支赤字高得驚人，但

「很大一部分赤字根本不是赤字，而是各國央行和國際企業出於儲備和干預的目的需要的美元」。

既然美元已與黃金脫鉤，美國根本不擔心這些龐大的赤字。

美國所要做的只是決定何時開足印鈔機馬力。

自柯林頓時代不再宣布美元貨幣發行總量起，美元實際上已撕掉了作為國際公共貨幣的底褲，淪為自利性金融權杖。

雖然美國強行主張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但儲備國顯然缺乏對應的相關權力，比如建議權、決策權。作為主權貨幣，美元首先維護的是本國利益。有趣的是，當美元藉助強權完成了全球布局、坐穩全球金融頭號寶座後，美國越來越要求其他貨幣遵循他們圈定的市場規律。

另一有趣現象是，雖然美元與黃金不再掛鉤，但世人總念念不忘黃金，隔三差五總有些學者討論黃金的貨幣問題。

美國雖然極力散布「黃金無用論」，但擁有8000多噸黃金的美國卻一向嚴格控制黃金運離國土。

黃金之後，美元真的就是國際貨幣儲備的終極嗎？

這是個值得探索的有趣問題。2009年6月26日，中國央行在《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09)》中提到了一個重要主張，即提議創設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這不免讓世人想起「凱恩斯計劃」中的超國家主權貨幣。

隨著人民幣的入籃SDR，以及地位的逐漸增強，我們或將見證另一個類似的金融秩序變遷。這次則是徹底的力量轉移，權力之間的變遷，而這樣的變遷，往往來自於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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