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公義？

今天這篇文章，要從加利福尼亞的淘金潮說起。

1848年，有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磨坊中發現了金子。該消息很快被傳播出去。有越來越多的懷揣發財夢的淘金者們從美國和世界各地趕來加利福尼亞淘金。

據估計，在這場淘金熱潮中，有大約30萬人來到加利福尼亞。這些財富和夢想的追尋者們，通過馬車等一些交通工具橫跨了美洲大陸，經歷了重重困難才最終達到目的地。

要想駕著馬車，拖家帶口（包括牲口）完成從美國東北部移民到西海岸的壯舉，其難度要比大多數人想像的困難的多。淘金者們不能從東海岸太早出發，因為他們往往帶著牛羊等牲口，在路上需要喂這些牲口草料，因此至少要等到春天開始才能出發。同時，他們要儘可能趕在冬天來臨前達到加州，否則就可能面臨在路上被凍死的威脅。

因此對於這些淘金者們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在一路向西的這趟旅程中，經不起任何無謂的耽擱。

但是這些淘金者們，卻往往會為了途中的一場「庭審」而停留下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的Paul Robinson教授，在其著作Pirates, Prisoners, and Lepers: Lessons from Life Outside the Law中提到了這個讓人有些意外的現象。這些庭審主要針對旅途中的一些作姦犯科行為，一般在旅行馬車團內部舉行。但是一些其他馬車團的淘金者們，也會在旅途中特意停下來旁聽這些庭審。

Paul Robinson教授，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至今為止，他編著了15本書籍，包括一些著名的法學詞典。

在我和Robinson教授的訪談中，我向他提出，那些為了聽庭審而停下來的淘金者們，表面上看似乎不太理性，因為他們把寶貴的時間花在了聽一些和自己不一定相干的庭審上。

但在我看來，他們的行為中，也有理性的一面。因為這些行者們需要向所有人發出一個信號，即在人跡罕至的大西部，還是有法制的。對於這些淘金者們來說，不受約束的搶匪和盜賊對於他們的威脅，至少和寒冷的冬天一樣足以致命。

Robinson教授表示同意。同時他做出補充，認為促使這些淘金者們擠出寶貴的時間參加庭審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公義（Justice）。甚至有些人把公義看的比生命都重要，也不足為奇。

我向Robinson教授提出疑問，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渴望公平和正義，希望大家都守規矩。但是在現實中，一些冒險出格的做法，反而會獲得更好的結果。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例。他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持不像其他總統候選人那樣公布其納稅申報單。結果證明，他這次賭博賭對了。那麼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人人對公義的渴望，同「另闢蹊徑」反而會獲得更多利益之間的矛盾？

Robinson教授解釋到，他寫Pirates, Prisoners, and Lepers這本書的目的，是通過研究歷史來揭示人類的一些特點。但這本書並不是「道德聖經」，並不會告訴你應該怎麼做。在Robinson教授看來，一些「抄近路」的做法，可能會對整個法制體系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一個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發現某些人利用法律漏洞，通過不公平競爭獲取利益後，通過立法手段把這些漏洞彌補起來，這樣才更有助於建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體系。

我接著向Robinson教授問到，在我們的談話中，您反覆提到了「公義（Justice）」這個詞。在您看來，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舉世公認，大家都接受的公義？還是說，不同的人群各自都有自己的公義標準，比如有自由派公義，保守派公義，中國公義，美國公義？

Robinson教授連連說到：這是一個好問題！這是一個好問題！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是，有一個普世都接受的「核心公義」（Core Justice），比如殺人放火、搶劫偷盜是犯罪行為，應該受到嚴懲。不管是不同的國家，種族還是宗教，對於這個核心公義，基本都沒有什麼異議。

但是在「核心公義」之外的「周邊公義」範圍，就可能存在不少爭議。舉例來說，在很多人看來，可能免費下載一首盜版歌曲或者電影並不是多大的事。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行為等同為盜竊，那麼這種行為的「犯罪」性質可能不會有太多的爭議。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對於「周邊公義」範圍內的各種行為，公眾其對錯的判斷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宗教和時期內都有很大不同，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當然，這樣的說法也有可商榷之處。比如，像同性戀婚姻、墮胎自由、種族機會之類的問題，是否屬於「核心公義」範疇？如果屬於的話，不同國家之間（比如歐美、中東、東亞等）幾乎不可能取得一致。但如果把這些問題歸入「周邊公義」範圍，好像又有些看輕它們的重要性。要知道，很多國家內部為了這些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上至總統議會，下至平民百姓。如果問題的重要性不那麼「核心」，那大家豈不是都在浪費時間？

在這裡再舉一個比較富有爭議性的話題：死刑。在Robinson教授的書中，他寫道：懲罰是很重要的。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代替給人們應得的懲罰。

我向Robinson教授提出質疑：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主張廢除死刑，歐洲大部分國家已經廢除死刑。在我和很多朋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些支持死刑的意見，援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恰恰是您書中寫的：殺雞儆猴，這樣就可以阻嚇其他人再去進行類似的嘗試。那到底懲罰有沒有作用？您對死刑這個問題怎麼看？

Robinson教授的回答是，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區分不同罪行適用的量刑。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罪行應該被歸入最重的刑罰（死刑），什麼樣的罪行可以被歸入次一檔的懲罰類別（比如無期徒刑、三十年有期等）。Robinson教授也承認，到最後量刑的制定和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價值觀等都有很大的關係，並沒有一個舉世公認的劃一標準。

在訪談的最後，我問Robinson教授，對中國的讀者朋友們有什麼建議和想法可以分享？

Robinson教授說道：我來過中國好多次了。中國處於一個高速變化的時代。在今天，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是非常幸運和讓人感到興奮的。大部分中國人都受到千年以來的孔孟文化傳統的影響，而這種孔孟哲學強調集體合作和眾人的智慧。在我看來，以中國人千年積累的智慧為基礎，放眼未來，中國社會很有可能會衍生出一套比現在所有其他社會制度都更加公平和正義的法制體系。這將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伍治堅和賓夕法尼亞大學Paul Robinson教授的對話長達一小時，涵蓋的內容很廣，遠超上面的隻言片語。在喜馬拉雅FM/蜻蜓FM/Itune Podcast中「伍治堅證據主義」節目欄下，有訪談全記錄（英語）。】

伍治堅是《小烏龜投資智慧》的作者。

數據來源：

Paul Robinson and Sara Robinson, Pirates, Prisoners, and Lepers: Lessons from Life Outside the Law, 2015

https://www.law.upenn.edu/cf/faculty/phrob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