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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東北就是中國的小蘇聯

為什麼說東北就是中國的小蘇聯

之所以說東北就是中國的小蘇聯,因為東北經濟衰落的原因與蘇聯經濟崩潰的原因是一樣的,都是文化原因。

同樣實行了共產主義,為什麼中國可以通過改革開放,而順利轉型,並且實現經濟的迅速崛起,而蘇聯卻陷入崩潰,後來的俄羅斯也被美國人洗腦和忽悠,愚蠢地接受所謂的「休克療法」,實行極端的私有化,導致社會陷入極度的混亂,而且經濟也是一蹶不振,半死不活?

很多人將這一切歸因於領導人能力的差異,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太愚蠢,鄧小平太偉大。領導人的決策的確很重要,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是什麼決定了中蘇領導人的思維和決策差異。換句話說,是領導決定了局勢,但是又是什麼決定了領導?真正重要的不是作為決定者的領導人,而是領導人的決定者。這就是是文化。中蘇領導人思維和決策差異的根源,在兩國的文化所存在根本差異。正是這種文化差異,導致了中蘇未來判若雲泥的命運。

鄧小平有一句名言,叫「摸著石頭過河」,這也是鄧小平及中共實施改革開放的思路和思維模式。這句話所強調的是,在存在嚴重不確定性情況下,也要大膽前行,堅定信心。只有一個朦朧方向,具體目標是不確定的,將遭遇的處境是不確定的,方法也是不確定的。但即便這然,還依然要自信,依然果斷前行。

很多人將之歸功於鄧小平個人貢獻,說成是鄧小平理論。毫無疑問,鄧小平本人的確有這種思想,同時這種思想也得到了當時中共高層的集體擁護,乃至成了全國的共識。但是,不能說是鄧小平發明了這種思想,只能說他是這種思想的優秀的理解者和踐行者。因為這種思想在中國非常非常古老,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說精華部分。因此,鄧小平實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優秀的繼承者、詮釋者和踐行者。

為什麼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提不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即便突發奇想提出了,在俄羅斯又有幾個人能夠理解和接受,又有幾個人有勇氣跟隨和踐行?任何所謂的思想的出現,尤其是這種思想又擁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那麼它一定擁有特定的文化基礎。支撐「摸著石頭過河」思想的,正是中國獨特而悠久的文化,而蘇聯缺乏這樣的歷史和文化。

中國文化是心性文化,中國文明是心性文明,心性是中國傳統所關注的核心。所謂的心性文化,就是倡導和維護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文化。

何謂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就是認為人是一個心性主體,而人的心性則是絕對獨立和絕對自由的,認為心性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具備絕對獨立和絕對自由的主體性地位的東西。

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是絕對的,是說心性的獨立和自由不受任何心性之外的外在條件的影響。

孔子和孟子均對心性的絕對獨立和自由做出過解釋。孔子說,「三軍可奪其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孟這裡都是在談論志,即意志,屬於人的心性的核心功能之一。同時,兩位聖人又是都在強調意志的絕對獨立性和自由性,他們列舉了種種外部條件來說明這一點。

「三軍」的勢力是非常強大的,但是三軍之統帥也是有可能被打倒的,因為他的存在是有外部條件的,是依賴於「三軍」的存在。但是,無論一個人多麼羸弱,他的意志卻是不可改變的,是絕對獨立和自由的,因為它不依賴任何的外在條件。外部的力量至多可以結束他的生命,但這絲毫改變不了他的意志。也就是說,人的意志的力量遠遠強過「三軍」,是無條件的強,只要當事人自己不想改變,就沒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夠迫使它改變。

孟子又再具體一步,他舉了「富貴」、「貧賤」、「威武」,這些具體的場景。他的意思當然是不局限於這三種,只是用它們來代表一切情況,一切條件。無論是在富貴誘惑的情況下,在貧賤屈辱的情況下,還是在武力脅迫的情況下,總之在任何情況下,人都應該也都能夠做到意志的堅定,不隨外境而變化而變化,做到「不動心」。

但是,最為精妙、微妙的是,心性文化不僅強調心性的堅定性、不變性,更重要的是,又強調心性的靈活性、權變性。堅定性、不變性是原則上的,但是在行動上,在實踐中,心性則是靈活多變的。最能體現心性獨立和自由的,不是對原則的機械固守,恰恰是對原因的靈活多變地執行。在原則要拒斥外境,與之保持距離,但在具體行動時,要積極接納外境,與之緊密聯繫。

孔孟二人也均對此進行了說明,就體現在他們對「權」的重視上。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說,「執中無權,尤執一也」。

「共學」就是一起學習,「適道」就是得道,「立」就是行道,「權」就是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將道落實到具體的行為中。孔子最重視的就是「權」,即通過對外境進行積極的思考和判斷,在思考和判斷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行動選擇,將道落地。

儒家所講的「中」是動詞,動態的,目前河南方言「中不中」依然保留著這層意義。「中」的核心意思是判斷,判斷合不合理,合不合道。「執中」的意思做事都要講「中」,都要積極地思考和判斷,要求每一個行動選擇都是中的,都是合理合道的。顯然,在孟子時代已經有人將「執中」解讀成機械地固守外在原則了,而拋棄了其精華:積極地思考和判斷。孟子正是強調這一點,指出,「執中」的核心在「權」,即權衡、判斷和選擇,離開可這一點,就會淪落為「執一」,即教條化,去機械地固守教條。

所以,在儒家思想,「中」和「權」基本上是同義詞,都是在積極思考判斷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選擇。只是「中」字更強調選擇的合理性,而「權」字更強調選擇之前的思考和判斷。

需要強調的是,孔子所說的「道」,以及我們現在所說心性所堅守的「原則」,都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當進行判斷和選擇時,其所參照的標準不是外在的條文,而是自己的內心。因此,合理不合理的結果不是由外在的權威來做出,而是靠自己的內心感受,靠的捫心自問,就是孔子所說的「心安」。「心安」和「理得」是等價的,心安了就是得理的合理的,得理的合理的也一定會讓人心安的。

孟子強調「義內」也是這個意思。「義內」是說判斷你行為合不合理的標準是內在於自己的內心的,而不是外在的。當判斷合不合理時,只需面向內心,拼接內心的感受,而無需求助於外部權威。或者說自己的內心才是真正權威,舍此之外,再無權威。

因此,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實際上是在倡導一種絕對的自信,一個人只需相信自己的內心,或者說,一個人的信心只需建立在自己的內心的基礎之上。從而,儒家文化也反對建立和追求任何外在的目標,人生的意義僅僅在於擴充自己的心性,順應自己的心性。換句話,心性文化認為目標也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一個了解之後,回過頭再來看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首先,需要明白鄧小平說這句話的時代背景。粉碎「四人幫」後,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目標的迷失。在當時的主流理論界看來,其實現在依然如此,一個國家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要麼走共產主義道路,要麼走資本主義道理。而當時的情況是,資本主義絕不可能走,而共產主義我們走了卻走不通。

實際上,「摸著石頭過河」並沒有真正表達出當時中國的迷茫和尷尬的處境,更準確地應該是「摸著石頭蹚水」,而且是漫無邊際的水。當說「摸著石頭過河時」,眼前是有明確的目標,明確的彼岸的,而當時的中國沒有,其實即便現在的中國也沒有。

當時中國已經實施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已經是「此案」了,已經是事實了,而且是帶來慘痛教訓的事實,是當時需要擺脫的「此案」。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還是從中國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的角度,中國都不可能接受資本主義,都不可能以資本主義為目標,為彼岸。同時,中國又對自己的歷史和傳統進行了徹底的否定,也不可能從歷史中選擇目標和彼岸。

此時,中國傳統文化開始起作用了。我們的心性傳統本來就不認為存在外在的權威外在的目標。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外在的權威和外在的目標之上,而是根植於自己的內心之中。「君子時中」,外境是永遠變化的,人需要時時刻刻對外境進行積極思考和判斷,基於這種思考和判斷進行合理正確的選擇。

當時,中國最大的實際問題是什麼?不是什麼路線的問題,而是國家和民眾太窮的問題。官方表述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通落後的社會增長之間的矛盾。鄧小平本人更直白的說法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基於這種謹慎的思考和判斷,最後所作出的合理選擇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以及後來更通俗化的版本「悶聲發大財」。這就是「權」,這就是「執中」。後來所提的「與時俱進」就是「時中」。

而蘇聯,作為一個基督教東正教文化區,是缺乏中國的心性文化的,是不懂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事實上,不僅蘇聯不懂,信奉天主教的西歐美國也不懂,信奉伊斯蘭教的中東更不懂。總之,中國之外的所謂文明都不懂。但是,西歐,包括後來的美國有些特別。

在西歐出現了所謂的近代化、現代化的問題,並最終形成了所謂的現代文明。現代文明的核心在,反對基督教,倡導「以人為本」,倡導個人的自由。真正的個人唯有心性自由,因為唯有心性層面的自由是絕對的,不受任何外在條件制約的。因此,西歐的近現代化也是從心性始,只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整體性的心性,而只是關注到心性的局部,譬如理性、情感、意志等等,盲人摸象似的把這些局部當成人的本質,當成真理。摸到理性的,成了大陸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是笛卡爾;摸到情感感覺的,成了英國經驗主義,代表人物是培根;摸到意志的,成了權力意志主義,尼采是代表。

就像那群摸象的瞎子一樣,大陸理性主義者們與英國經驗主義者們吵的不可開交,都認為自己摸到了真象。最後康德來了一個大折中,於是他成了最偉大的歐洲近代哲學家,也成了所謂的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康德最著名的名言就是「使用你的理性」。他的意思是應該拋棄宗教的桎梏,學會自己去思考、判斷和選擇。其實這就有點類似儒家所講的「權」、「執中」,有點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味道,只是遠未達到孔孟的水平,遠未達到真正的心性獨立和自由的程度。

因為康德還堅持外在的絕對真理的存在,他也無法徹底推翻上帝,而不得不承認上帝的存在。也因此,黑格爾滑入對絕對真理的崇拜,他起的名字叫「絕對精神」,其實無論康德的先驗真理,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是本質上和上帝一樣的虛構的形而上實體,都是沒有脫離宗教和神學的範疇。

即便受黑格爾的激發,在黑格爾之後所出現的反黑格爾的,即反形而上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包括科學和正式的資本主義,也並沒有徹底擺脫形而上思維,即沒有擺脫宗教和神學思維。科學的中心象昔日的哲學和神學一樣,依然是形而上的外在真理,儘管在如何探索真理上,已經加入了經驗的成分。科學依然屬於神學的範疇,現代文明也依然屬於宗教的範疇。或者說,科學是一種神學新形態,現代文明是一個宗教新形態。

總之,所謂的西歐近現代哲學,實質上是對中國傳統心性學的劣質模仿。西歐所謂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心性化、中國化。但是由於其心性化是不徹底的,導致最終所形成的現代文明實質上是一種半心性半宗教文明,即有新引入的中國心性獨立的成分,同時還保存在基督教殘餘。

事實上,再深入分析,基督教並非西歐的傳統,學習基督教才是西歐的傳統。西歐社會的成型是從9世紀左右開始的,即北歐的維京人向南入侵英法時才開始,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這些南下的北歐人,以及東邊的德國人才開始接受基督教。因此,西歐的中世紀並非如主流知識所解讀的那樣,是一個以基督教時代,一個以基督教為傳統的時代,而是一個逐漸學習基督教,逐漸接受基督教教化的時代。

最終,到15、16世紀因受中國心性學的影響,西歐人又開始反對和拋棄基督教說明,基督教對西歐的教化最終是失敗的,西歐人對基督教的虔誠性是很低的,遠遠低於中東對伊斯蘭的虔誠。

基督教對西歐教化的失敗,實際上包含兩個重要結果。一是,西歐人很容易接受中國的心性學,接受中國的心性獨立和自由的理念。實際上,早期西歐人關於中國的知識是通過阿拉伯這個中介學習的。和中國文化直接接觸的是阿拉伯人,尤其是他們直接統治了與中國相鄰的中亞國家。這些國家原本是大唐的附庸國,在文化上是半個中國人。其中就包括所謂的阿拉伯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阿威森那,此人的故鄉就是現在的烏茲別克,阿拉伯到來之前,附庸大唐。所以阿威森那更準確的身份是大唐附庸國民,直接受到了中國心性文化的熏陶,而不是什麼阿拉伯人。

但是,中亞屬於阿拉伯世界的邊緣,中亞所帶去的中國思想儘管激起了一時的興起,在8、10世紀掀起了一股所謂的阿拉伯哲學熱潮,並且將中國的思想融入對希臘哲學,尤其是亞里斯多德著作的註解之中。中國心性思想正是通過阿拉伯註解的希臘哲學傳入西歐的。但是,宗教虔誠度更高的阿拉伯世界,最終並沒有接納中國心性學。反而是宗教虔誠度更低的西歐人接受了,但卻誤以為是希臘思想。

西歐宗教虔誠低的另一個結果是,依然保持了草原游牧時期所形成野蠻性、侵略性。同時,現代化的西歐決定拋棄基督教後,其野蠻性因缺乏制約,反而更加兇猛的爆發出來。這就是現代化的歐洲對世界的侵略、掠奪和瓜分。西歐人的前身是東歐中亞草原的游牧人,大約公元前4000年開始,這些學會騎馬和使用金屬兵器的野蠻殘暴的游牧開始以500年左右為周期地向西向南和東侵略擴張。向西進入古埃及和古兩河,向南則進入歐洲和印度,向東則進入中國。由於歐洲和印度沒有發達的文明,所以,就形成了以這些入侵為主導的印歐文明。

以中國的視角看,這些兇猛的游牧是來自北方草原。在中國人的記憶中,給中國帶來痛苦和威脅侵略者總是來自北方大漠的游牧人。直至1840年,中國開始遭遇來自海上的西歐人的威脅。實質上,西歐人也北方草原游牧的後裔。

因此,所謂的西歐現代文明,實質上包含三種成分,一是來自中國的心性因素,一個是基督教殘留的宗教因素,一個是繼承自其游牧祖先的野蠻暴力因素。

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文明可以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心性文明,包括中國及周邊。第二類是宗教文明,中東伊斯蘭教、歐洲基督教、印度教,及之前的多神教,核心在古埃及、古兩河,包括後來的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第三類就是近現代西歐出現的半心性半宗教文明,即現代文明。

無論是宗教文明,還是半心性半宗教文明,都可歸為非心性文明。因此全球文明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中國心性文明,另一類是外中國的非心性文明。

心性文明的核心特徵是意識到心性的主體性存在,倡導和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在強調心性意志的堅定性基礎上,最終心性獨立和自由就落在了積極地思考、判斷和選擇上。

而非心性文明則相反,不能意識到心性的主體性存在,當然也不懂什麼心性獨立和自由,而是認為世界的存在需要一個外在真理和權威的支撐,人必須信仰和服從外在的權威和真理。進而否定人自身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而一味地強調信仰、服從和固守。

用孔孟子的話說,非心性文明一定是「執一」的,心性文明則是「執中」的;非心性文明是不懂「權」的,不允許權的,而心性文明則以「權」為核心;非心性文明不懂「中」為何物,而心性文明則以「中」為核心。

對宗教文明而言,世界和人的創造和支撐者是神,包括多神教與人同形同性的具體神,而是一神教的有人性而無人形的抽象神。人信仰和決定於這些神,人自身沒有獨立和自由,沒有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

而對半宗教半心性文明,即西方現代文明而言,他們在名義上廢除了神,但是世界和人需要支撐者的固有思維並沒有改變,因此,儘管名義上神消失了,但是世界的支撐者依然存在,人依然需要對這些新的世界和人的支撐者進行信仰和服從,在這些新的直接支撐者面前,人依然沒有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這些替代神的,新的世界和人的支撐者主要有三:一是科學,二是資本主義,三是民主制度。這個現代文明的三要素呈「一體兩翼」結構:資本主義是一體,科學和民主分別是兩翼。

資本主義的實質倒不在愛財、財迷上,而是在對人的意義上,人的本質是資本的,需要由資本來支撐,沒有資本你就稱其不上人。這和基督教的套路是一致的。在基督教中,人是由上帝來支撐,如果沒有上帝,不信仰上帝,人就稱其不上人。在現代文明中,上帝被資本取代了。所以,從本質上看,資本主義是一種新宗教。資本主義取代上帝主義,並非是廢除宗教,而是又一次宗教改革。

被標榜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說,人就是「經濟人」,其實也是這個意思。人必須是經濟的,如果沒有經濟基礎做支撐,他就不是人了。馬克思做了發揮,他更經濟對社會的重要。他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也就是說,社會的本質也在經濟。既然社會都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個體的人也一定被其個人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儘管馬克思形式上反對資本主義,但是在基本思維上,他依然是資本主義的。

科學真理,與形而上的哲學真理,以及神秘的神學真理,其實是同一個東西。在基督教等一神教中,上帝的核心就是真理。或者說這時的真理被包裹了一個神的外殼。形而上哲學相對神學的進步之處在於,它剝掉了神的外殼,讓真理呈現為一種沒有神性的形而上實體,在形式上由有神論晉級為無神論。但是,象神一樣,哲學真理其實也是一種迷信的虛構。科學真理相對哲學真理的進步之處在於,在探索真理的方法上,加入了經驗因素,講的是用科學實驗去發現真理。儘管比從經濟、實驗中去發現真理,比靠純冥想,純思辯去發現真理的形而上哲學進步很多,但是,科學真理的虛構性並沒有徹底消除。科學真理的虛構性體現在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經驗之前,在實驗之前,就預設一個真理在,並預設通過經驗和實驗能夠去發現真理。第二個階段,在經驗和實驗後,把對經驗和實驗的意見總結和現象總結上升為真理。

因此科學和哲學、神學一樣,也帶有很大虛構性和迷信性,是一種新神學。也因此科學也和昔日的哲學和神學一樣,帶有很高的神聖性。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推進,尤其是二戰以後,科學的神聖性在逐漸降低,淪為資本主義的工具,即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資本主義成為當今社會的主體,而科學則化為其一翼。

如果說科學是資本主義的推動因素,作為另一翼,民主制度則是資本主義的保障因素。民主制度實質上是一種權力保障制度,通過這一制度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力不受侵犯。而個人權力的核心則是財產權,也可以說是資本權,即保障個人的財產、資本不受侵犯。

資本-科學-民主的一體兩翼結構,實際上也相當於一個新三位一體神,替代了上帝那箇舊三位一體神,成為現代西方文明意識中世界和人新的支撐者、主宰者,成為新的絕對外在權威。在這個新主宰面前,在這個新權威面前,人同樣也是沒有獨立和自由而,即是沒有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的。

創新來源於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顯然,心性文明這方面的能力最強,半心性半宗教文明次之,宗教文明最後。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的創新能力最強,歐美次之,伊斯蘭、印度教、東正教等文明最後。

俄羅斯信奉的是東正教,東正教很接近伊斯蘭教,虔誠度更高,且政教合一,非常崇拜政府和政府首腦,政府首腦就是最高宗教權威,政府就是教會。因此蘇聯-俄羅斯人的創新能力也低於歐美,當然更低於中國。

有人會馬上問,既然中國的創新能力高於歐美,為何諸如科學、民主、資本主義這樣的創新未能首先在中國出現?這個問題很簡單,創新也分合理與不合理,獨立的思考判斷能力首先要思考和判斷是合理性,即「中不中」。資本主義、民主和科學,都是基於對外在權威和真理的信仰的基礎之上,是屬於事實性的宗教,都是「執一」的,都是不合理的,象宗教中的不合理一樣不合理。正象中國沒有出現宗教一樣,中國也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民主科學之類的新型宗教。

所以,對發展經濟,中國的情況是,有能力,而不願因做;歐美的情況是,有一定的能力,也願意做;其他一神教的情況是沒能力,也不願意做。儘管一心發展經濟的做法由歐美所首倡,但是,一旦中國願意做了,因為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遠超歐美,即創新能力遠超歐美,因此中國必然會迅速超越和取代歐美,成為引領者。

文化是被一個社會所有成員所共享的。中國文化是心性文化,理論上意味著中國的每個個體都是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都具備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具備很強的創新能力。

相對應,歐美是半心性半宗教文明,不僅體現為歐美社會的整體心性化程度較低,而且體現在人口上,只有那些少部分的精英才被半心性化了,才擁有不太徹底的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具備創新精神。

同時搞可共產主義,之所以蘇聯最終垮掉了,而中國卻實現了迅速崛起,而且必然也超越和取代歐美,關鍵中國擁有悠久的心性文化,中國人普遍具備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這些能力會催生民間化的經濟創新,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不竭之動力。而蘇聯缺乏中國的心性文化,同時也沒有出現歐美的心性化過程,因此俄羅斯整體上還是屬於宗教文明,公民缺乏心性獨立和自由意識,缺乏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的能力。為法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民間的創新基礎。

實質上,拉美國家所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印度中東經濟的長期裹足不前,等經濟現象的出現,與蘇聯垮台一樣,其背後的原因都是文化因素,具體來說是文化的心性化程度。拉美、印度和中東不像中國固有心性文化,而且也沒有象歐美那樣出現了一個心性化。因此,這些社會都屬於無心性社會。

按心性化程度的從高到低,整個世界可以分為四個梯隊:第一梯隊是中國,心性程度最高;第二梯隊是儒家文明圈內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它們很久以前就直接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第三梯隊是歐美國家,它們的近現代化實質就是心性化,但最終結果是半基督教化;第四個梯隊是印度、中東、拉美,屬於無心性文明。

資本主義最先在半心性化的歐美出現。儘管接納資本主義較早,但是在屬於非心性文化的印度、中東、拉美等地,經濟一直國足不前,發展快的也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屬於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則不然,同樣劫難資本主義很早,但是卻實現了經濟的迅速崛起。屬於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台灣地區、新加坡等,儘管接納資本主義教晚,但是也迅速實現了經濟的崛起。

蘇聯和中國拒絕了資本主義的形式,但是卻劫難了經濟發展的理念,企圖用共產主義的政府操作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當政府製劑陷入僵化後,深厚的心性文化基礎,使得中國具備強大的民間創新能力,中國經濟因此具備強大的民間動力。因此蘇聯崩潰了,中國崛起了。

但是,相對於中國,無論是儒家文化圈的日韓,還是半心性文化的歐美,心性化的程度都又低於中國。因此,當中國接納發展經濟的理念後,其經濟創新能力和持續能力又遠超日韓和歐美,在很快超越了日韓後,以及歐洲國家後,目前正很快向美國逼近和超越。毫無疑問,中國很快將成為全球經濟領導者。

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不僅讓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快,而且使得中國擁有一個在本質上與歐美,乃至日韓都不相同的模式。歐美日韓的模式都是資本主義模式,而中國模式則是心性主義模式,中國經濟是心性主義經濟。

心性主義經濟的立足點不是經濟本身,不是資本本身,而是人,人的心性滿足。具體表現是,在組織形式上,心性主義經濟是分散化的,甚至是個人化的,而資本經濟則是規模化、集團化的。心性主義經濟總是傾向於不斷地降低價格,以最大程度地惠及和服務於更多的普通人。而資本主義的經濟集團,則總是傾向於壟斷價格,企圖通過維持高價獲得高額利潤。

心性主義經濟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方式的不同在製造業和零售業上表現非常突出。資本主義的製造業以規模化的大公司為核心,而心性經濟的製造業則是以圍繞產業鏈的微小企業集群為中心。資本主義零售的典型模式是沃爾瑪巨頭模式,而心性經濟的典型零售模式則是小商品市場模式。在沃爾瑪中從業者都是沃爾瑪的員工,他們都不是獨立的決策主體,缺乏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缺乏創新能力,而小商品市場內的從業者則不然,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老闆,都是一個獨立的決策主體,具備獨立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具備很高的創新能力。

中國之所以能力在零售業的互聯網化上超越歐美,領先全球,關鍵並不在信息技術,而在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即心性主義模式。

在世界範圍內,文化是不平衡的,心性化程度是有差異的,這導致了經濟模式和發展水平出現差異。在中國國內,文化不平衡同樣存在。

在中國,心性文化的發源地與核心在黃淮平原,以現在的豫東和魯西為中心。因此,孔孟老莊這四位中國最偉大的聖人均來自黃淮平原,除此之外,更早和和更晚的偉大聖人,絕大部分都是來自黃淮平原,包括伏羲黃帝,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曹操朱元璋等等。

然後,心性文化相黃淮平原之外的中原擴張,形成中原文化。之後,是向南和向北擴張。向南擴張有三次事件。劉備建立蜀國,一部分中原人直接遷移到西南四川。東晉和北宋的兩次南渡,導致中原人大量向南方遷移,包括江浙以及福建廣東。至今廣東和福建都有「客家人」。

相對於中原人的大規模南遷,向北遷移的力度就小很多。中原人向北遷移,主要是去北京做官,這是元朝將北京定位都城以後的事。至於東北地區,在中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是保持著蠻夷落後的狀態,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程度較低,因此心性化程度也教低。

這樣以來,按受心性化程度,中國包括四個梯隊:第一梯隊是黃淮平原,這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區;第二梯隊是黃淮平原之外的豫西、山西陝西等中原地區;第三梯隊是中國南方;第四梯隊是中國北方,以及所有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伊斯蘭地區。

東北屬於第四個梯隊,心性化的程度是最低的。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多重工業被放在這裡,包括大型的煤礦和油田。所以,東北很象蘇聯,靠政府的力量人為打造了一個發達的經濟體系。但是,也由於象蘇聯一樣,由於心性化程度地,而缺乏民間的經濟創新能力,在政府的經濟體系僵化後,便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

因此,經濟發展的因素在市場機制和政府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即心性化程度。在心性化程度很低的地區,無論是市場還是政府都無濟於事。當務之急,是改造那裡的文化,提高心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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