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團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解謎篇 中)
1977年2月的情人節,東京地鐵站地下出現了放置有毒物的格力高巧克力。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一消息的神田和上野,立即來到了兒玉譽士夫的府邸,請求會面。
此時告病在家的兒玉譽士夫,事實上是在躲避眾議院的傳喚。他因為牽連進洛克希德行賄案,已經成為了眾議院調查此案的重點關注人物。
兒玉譽士夫,出生於1911年的福島縣一家極度貧困的農家。由於家境窘迫,8歲起他便被送到了住在首爾(當時的名稱是京城)的親戚家,在那裡一直長到16歲才返回日本,成為了東京一家工廠的學徒工。自幼顛沛流離的生活,使兒玉從小便學會了察言觀色,遊走於各頭面人物之間的本領。
1937年,他由於曾經遊歷滿洲、朝鮮的經歷,受到了急於招募情報人員的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達夫的賞識,前往中國各地刺探情報。1938年,他受雇於日本海軍軍部,前往中國上海,以民間商會的名義,壟斷了中國出口的鎢、鉻、鎳等戰略用途金屬的貿易,將中國的礦產資源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這期間他在上海所經營的公司,其實暗中使用的都是海軍的預算經費,被稱之為「兒玉機關」。
同時,兒玉也發揮了自己擅於鑽營的特點,與汪精衛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通過他關係秘密在中國和日本之間販賣鴉片、海洛因等毒品。通過販賣毒品和收受貿易回扣,兒玉積攢下了高達1億7500萬美金的財富。
日本戰敗之後,兒玉作為甲級戰犯嫌疑犯,被美軍逮捕。然而,在美國對日協調會的暗中活動下,兒玉作為「可以利用的反共分子」,免於起訴被釋放,並與草創期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達成了合作協議。
兒玉一方面通過秘密渠道,分批將自己在戰爭期間於上海積攢下的資產變賣後,轉移資金回到日本,另一方面也開始利用自己與日本右翼、美國中情局的關係,成為戰後日本政府急需的「調和型人才」,負責平衡政府與右翼組織、日本政府與美國情報機關的關係。在這期間,他將大部分右翼組織的頭目聚集在自己的組織中,並拉攏了一大批戰後的日本政治精英:鳩山一郎,三木武吉,岸信介等等。
1954年,他一手資助的鳩山一郎成為了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是他的孫子),兒玉的耳目們也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日本的政界。到岸信介擔任首相期間,由於受到貪污嫌疑的影響,岸的政敵,社會黨議員今澄勇在國會內發起了「全力追查岸信介」的號召。為了讓今澄勇閉嘴,岸信介請兒玉出面擺平此事。而兒玉只是將今澄勇請來自己的別墅,在他的面前出示了一份清單,其中包括今澄勇全部的資金來源,交接地點和時間,曾經去過的飯館,以及他曾經交際過的女性等等。看到這份清單,今澄勇汗如雨下,當場承諾會收回對岸信介不利的一切指控。
自此之後,兒玉譽士夫便成為了日本政壇的「黑幕」。他一方面扶植著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這些「嫡系政治家」,同時對出身左翼的政治家們進行不遺餘力的打壓。這樣的壓制手段是卓有成效的,它直接造成了日本左翼政黨的長年低迷。
與此同時,兒玉譽士夫也完美地隱藏了自己的另一層身份:美國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的秘密代理人。在岸信介政權期間,他暗中操作了日本進口 F-104 戰鬥機的採購大單,為自己獲得了大筆的灰色收入。自1954年到1972年,對日本政壇「垂簾聽政」的兒玉譽士夫,被稱為「日本的黑幕」是當之無愧的。
但是好景不長,令老謀深算的兒玉譽士夫失算的是,出身貧寒,以企業家身份開始參政的田中角榮,卻在1972年的首相競選中突然反戈一擊,在當年5月宣布與佐藤榮作一派分裂,競選日本自民黨黨首。7月5日,儘管佐藤榮作鼎力支持福田糾夫,但田中角榮大破冷門,當選自民黨黨首,成為了日本新任首相。
當選後僅僅2個月,田中角榮再次打出了誰也沒有想到的一張牌:與中國嘗試建交。本著「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田中角榮的訪華獲得了空前成功,於1972年9月29日發布了《中日聯合聲明》。田中內閣的支持率迅速躥升到70%以上。
然而,田中角榮這樣高調地與中國修好,自然帶來了美國的反感。在1972年10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報告中寫到:「企圖繞過我們直接與中國建交,這幫小日本簡直是最無恥的叛徒。」這也是美國政界開始重新審視田中角榮動向的開始。
由於之前對於田中角榮並不看好,兒玉譽士夫此時遭到了田中角榮的忽視,感到了幾分失落。為了能夠將自己納入田中角榮的共同利益圈裡,他走出了一招險棋:讓利於人,嫁禍於人。
按照之前自己與洛克希德公司的協議,兒玉將從政府採購的每筆訂單中,獲取5%-10%不等的「好處費」。而為了將田中角榮拉下水,他找到了田中角榮的心腹,同時也是經商派右翼的代表人物 —— 小佐野賢治。並對他提出:
「好處全歸你,風險我來扛。」
面對這種送上門的好事,小佐野賢治欣然應允。
小佐野賢治是何許人也?
小佐野賢治出生於1917年,比兒玉小6歲。通過自己的打拚,他在戰爭期間成立了一家公司,並拿下了陸軍部的汽車配件合同,藉此積攢了巨大的財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然而,在戰爭中大發橫財的小佐野卻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他意識到在戰敗後,將有大批的歐美軍官來到日本,屆時肯定會對旅遊資源有大量的需求。於是他便開始將資產用於大批購買日本各地的酒店、旅館、巴士公司等等。1950年,他與長岡鐵道促成了一筆合作,雙方共同開發長岡鐵道沿線的巴士線路。而這次合作,徹底改變了小佐野的一生。
長岡鐵道當時的社長,就是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此時處於低迷期的田中角榮,通過與小佐野的合作,為自己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在此之後,田中角榮與小佐野賢治成為了「刎頸之交」的關係。
對於一般的政治家來說,對身邊的人往往會存有戒心。所以田中角榮與小佐野賢治之間如此強大的信任關係,其實是令人很難理解的。然而,這就是田中角榮的魅力所在 —— 換句中國愛講的話來說,田中角榮絕對是個「性情中人」。在他受盡坎坷的早期生涯中,田中角榮對有知遇之恩的吉田茂有著絕大的信仰,也秉承了吉田茂直爽豪邁的性格,對自己信任的人投入莫大的信賴。這使得他在政界,尤其是底層政治家中,具有著絕大的人氣。
實現了「下克上」,成功當選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也實現了自己對小佐野賢治的承諾,讓他成為了自己的影子幕僚,為自己出面處理那些可能會招致醜聞的金錢關係。而此時的小佐野賢治,也已經成為了日本航空和全日空運輸的大股東。
兒玉向小佐野提出的建議,就是從小佐野的大股東身份入手的。他向小佐野坦白,自己其實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代理人。如果小佐野願意動用自己的大股東影響,在即將到來的民用客機採購中選擇洛克希德公司的 L-1011 客機的話,他願意將此筆訂單的全部好處費出讓給小佐野;同時,如果此事被媒體或在野黨獲悉後,招致出任何的麻煩,他會利用自己在黑白兩道的關係,替小佐野擺平此事。
鑒於兒玉在政界、右翼勢力和黑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力,小佐野並沒有過多地懷疑兒玉的善後處理能力。而另一方面,小佐野作為日本航空的大股東,通過促成此事獲得的巨額好處費,也可以幫助他大筆收購其他股東手中的股份,甚至將日本航空據為己有。在這樣的利益誘惑下,小佐野並沒有向田中角榮講明此事與兒玉的關聯,而是以自己的名義,向田中提出了建議。出於對盟友的信賴,田中角榮並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欣然應允了由小佐野進行籌劃安排。
兒玉對於洛克希德採購一事,其實也在心中十拿九穩:按照之前近20年的經驗,美方對於洛克希德給予日本一些商人和官員好處費的做法,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但從未進行過揭發檢舉。兒玉利用自己在中情局的秘密身份,也在密切關注著美方的動態,但久而久之,心中的疑慮也就逐漸放下了。於是在1972年年末的這筆採購之後,兒玉將收到的21億日元好處費如數交給了小佐野。在進行了必要的賬務隱匿之後,小佐野便以自己旗下公司的名義,將5億日元作為「政治活動資金」的名目,匯入了田中角榮的事務所賬戶。
通過這筆生意,兒玉雖然沒能獲得利潤,但是卻就此拉攏了小佐野。而掌握了小佐野,也就掌握了田中角榮的錢袋子,這個邏輯兒玉譽士夫是再清楚不過的。
然而,激進的田中角榮卻沒有意識到,這是美國人給他埋下的一顆定時炸彈。
在成功與中國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之後,田中角榮為了打開日本的外交局面,於1973年10月訪問了蘇聯。這是在1956年之後,日方首腦首次訪問蘇聯。在會面中,田中角榮對蘇方提出了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的建議,並且收到了蘇方的認可。考慮到西伯利亞蘊含的大量煤炭和石油資源,美國將田中的這一行動,認為是日本主動尋求擺脫美國的能源輸出壟斷的試探。
在田中角榮從蘇聯返回日本之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立刻安排了一次訪日活動。在他見到田中角榮之後,迅速拋出了自己的質問:
「田中首相,你應該放棄以獲取資源為目的的外交政策。美國給予你的已經足夠多了。」
而田中角榮毫不留情地回答道:
「那麼,如果我們只要向美國張嘴要石油的話,美國就會要多少給多少嗎?」
通過能源供給來限制日本的工業發展,這是美國在這一時期制定的對日政策的核心。如果美國真的同意放開對日本的石油供應,那麼以日本的廉價生產成本,日本的產品會迅速衝擊美國的市場。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美國是絲毫不能鬆口的。然而,田中角榮這種「犯上」的做法,也的的確確激怒了基辛格,激怒了美國政界。一場瞄準田中角榮的暴風雨,正在迅速醞釀成型。
1974年10月9日,在言論上屬於保守偏右的《文藝春秋》,刊登了一篇題為《田中角榮研究——他的金脈與人脈》的文章。這篇文章由右翼知識分子田中健五提案,在評論家立花隆執筆下完成。在文章中,田中角榮於1969年在信濃川河岸上用4億日元購買的土地,轉手以350億元的價格賣給國土建設省的問題,被揭發出來。
隨後,在國內的各家媒體的要求下,田中角榮最初拒絕進行澄清。但是由於《華盛頓郵報》對該文進行了轉載,使得田中角榮政權面臨了海外空前的壓力。10月22日,田中角榮在東京召開了記者會,本想進行演講的他,卻被會場內全部記者進行了關於該文問題的輪番轟炸。隨後在國內的輿論里,田中政權的支持率迅速跌入谷底。1個月後,田中角榮被迫宣布辭職。12月9日,田中內閣總辭職。
至此,田中角榮的首相生涯畫上了一個不光彩的句號。
日本的政界貪污問題,向來在歐美是很難形成輿論市場的。而田中角榮的轉賣土地問題,卻令以美國媒體為首的西方媒體如此關注。這其中除了有美國急於打倒田中角榮的需求之外,兒玉譽士夫在背後的作用也不可小視。
作為中情局的聯絡員的兒玉,事實上對與自己關係並不密切的田中角榮並不放心。而來自美方的壓力,也使兒玉願意看到田中角榮的失勢,繼而協助美國扶植一名更加容易控制的政客上台。於是在他密切地將日本國內對田中角榮不利態勢的信息傳達給美方後,美國的保守派勢力也迅速行動,對田中角榮展開了「全球式彈劾」。
田中角榮的辭職,並未能讓美國人就此住手。他們的目的,是徹底剷除田中角榮在日本政界的影響力。
1975年年底,民主党參議員弗蘭克丘奇牽頭,開始了對洛克希德公司的賬務調查。在1976年2月,這個調查團成功挖掘出了洛克希德公司曾經在1972年對日本田中角榮進行過賄賂的證詞。而此事發生也恰巧在因水門事件醜聞而下台的,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的第二期任期之內,於是美國媒體立即對此案進行了大幅報道。同時,日本也收到了相應的證據,開始在國會內對前首相田中角榮進行問詢。
得知此事的小佐野,當即找到了兒玉譽士夫,要求他盡一切力量消除不良影響。但小佐野和田中不知道的是,兒玉此時已經被美國勢力拿在了手心裡:如果兒玉膽敢對美國的「打倒田中」計劃從中作梗的話,不僅他在美國的資產會遭到凍結,而且美方會將他過去20年以來協助美國公司賄賂日本政界的事情公之於眾。
洛克希德案的結果,使田中角榮被正式逮捕,消滅了他在政界復活的最後希望。
各位是否還記得,之前我們提到過「右翼襲擊右翼」的「前野光保刺殺兒玉譽士夫案」?這裡我來簡單解釋一下。
在日本的政界,為政客們擔任「背後黑幕」的人,並不僅僅是兒玉譽士夫一個人。在不同陣營的政客背後,都存在著勢力大小不一,立場各自不同的黑幕。與兒玉處於同一時期的這些「黑幕」,還有在暗中支持福田糾夫的大谷貴義,與北朝鮮聯繫緊密的許永中等人。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是破朔迷離的,彼此之間亦敵亦友。
洛克希德案被曝光之後,兒玉譽士夫在本案中的「始作俑者」的身份,事實上並沒有太多人知道 —— 除了直接與此案有關的頭面人物之外,對媒體來說兒玉的角色似乎最多也只是個知情者。除了田中角榮一派之外,最害怕兒玉被徹底起底的人,其實是上一個時代的那些政治家:岸信介、佐藤榮作、池田勇人這三位已經離任的前首相,以及在他們的扶植下成長起來的大批政客和官僚。
而此時的日本右翼勢力,也面臨著內部的分裂:由於對美貿易摩擦的加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在逐漸降溫。儘管右翼們最初都打著「反美自立」的旗號,但到了眼前這個階段,「反美」這個口號,一些人卻喊得不那麼響亮了。
這裡面,有像兒玉一樣,獲得了大量美國給予的好處的人,也有考慮到日本的實際利益,一旦與美國鬧僵後日本的國防支出會帶來過重負擔的人 —— 迄今為止日本的所有國防支出都由美國全部承擔。這些人所成立的「情勢派」,與堅持反美尋求自立的「正論派」,兩者之間的對立在洛克希德案曝光之後變得更加明顯。
正論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恐怕就是三島由紀夫了。在他於1970年嘗試政變並自殺之後,正論派對於這種「捨身為國」「忠君愛國」的精神十分推崇。時至今日,那些在靖國神社搞軍裝遊行,在街上用大喇叭宣傳日本自立的右翼,其實都是這些「正論派」。
相對地,在「情勢派」的眼中,這些人的行為其實只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體現,對於日本實際的政局和經濟都缺乏理解,也沒有現實的意義。他們認為,正論派都只是擁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傻瓜而已。
對兒玉譽士夫進行刺殺的前野光保,事實上就來自於「正論派」。他們想要通過自殺襲擊的方式去殺死兒玉,目的在於避免兒玉「說得太多」,給日本的政壇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
與此同時,在「情勢派」中,兒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隨著田中角榮的辭職,日本政壇上新的機會不斷湧現。這除了給一批新政治家提供了上升通道之外,也給他們背後的「黑幕」們帶來了擴大實力的機會。
在這批新黑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福本邦雄。
福本邦雄,1927年出生於橫濱,父母都是日本共產黨在二戰前的骨幹力量。原日本共產黨黨員,同時也是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的前秘書。他出身於東大經濟學系,曾投身學生運動,與日共的關係相當密切。
1965年,他在東京開辦了一家畫廊,暗地裡卻在包攬著為政客們洗錢的工作:當有企業家想要向議員或是官僚行賄時,便會找到他的這家畫廊,給他送來一幅畫作。之後,福本便會通過自己給椎名當秘書時的關係,將行賄對象請到畫廊里,並推薦他廉價買下那幅畫。
當政客買下這幅畫後,那名行賄者就會立刻用原價幾百倍的價格求購該畫,從而達到名正言順地將資金輸送給這名政客的目的。當業務興隆時,福本會將一大批已經被政客們「認購」的畫作拿出來拍賣,同時通知那些想要行賄的企業家們前來參與。這樣一來,表面上這是一個「藝術品的價值得到承認」的拍賣會,而暗地裡,其實是給每個官員的權力都標上了一個價碼公然出售。
就這樣,福本通過扮演著「白手套」的角色,逐漸與竹下登、橋本龍太郎、中曾根康弘、安倍晉太郎這些中青年政治家們越走越近,也暗中掌握了這些人的大批黑歷史。隨著這些新一代政治家們的崛起,他的地位也與日俱增,逐漸取代了兒玉譽士郎在政界黑幕中的位置。
福本邦雄的成功,自然也沒有逃過美國人的眼睛。從70年代中期,美方便開始通過政治掮客洛克菲勒家族,積極與福本進行著接觸。
兒玉譽士夫與美國勢力進行的交易,對上野和神田來說,自然是被蒙在鼓裡的。他們從媒體上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田中角榮從美國洛克希德公司收受賄賂」的內容。田中角榮從「充滿幹勁的政治家」的形象,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出賣國家利益的腐敗政客」。
在來訪的上野和神田面前,兒玉譽士夫並沒有因為洛克希德案的傳喚而顯得垂頭喪氣。上野和神田對新出現的投毒一事提出了疑問,要求兒玉向他們說明,此事是否與他有關。而兒玉對此矢口否認,並對他們兩人說:
「其實我在政界,敵人也是非常多的。兩位可能不知,前任首相田中,就曾經多次想要除掉我。你們想知道原因嗎?」
神田點點頭,於是兒玉繼續說道:「因為我不肯與他的親美勢力合作。」
「儘管之前很多關於田中角榮的報道里,都曾經提到過他頂撞美國官員,並且尋求獨立外交的事情。但其實這些都是表面的假象,事情隨著他收受美國賄賂的敗露,已經越來越清楚了。他一面在國民面前展現出強有力的形象,背地裡卻受美國指使,對我們這些反美右翼橫徵暴斂。他主動與美國簽訂了《紡織品貿易協定》,就主動放棄了用我國的紡織品打開美國市場的道路。這是毫無疑問的賣國行為。」
上野和神田都靜靜地聽著。
「我們這些右翼,實不相瞞,大多數發家於戰後時期,對於傳統的資本家們來說,我們是一支興起不久的力量。時至今日的日本,很多大集團還把控在那些傳統資本的手裡,形成了一個個家族企業。而這些家族企業,其實都是依附在日本身上的寄生蟲。
他們一方面靠著政府的支持,佔據了國內絕大部分的市場。另一方面,唯利是圖的他們,也紛紛依靠這些賣國政客們,使日本的經濟越來越依附於美國。在我國各個行業都紛紛對美國的市場進行佔領的時候,他們卻畏畏縮縮,生怕得罪了他們的美國主子。」
事實確實如此:當時日本的汽車、鋼鐵、紡織、橡膠、電子等等行業,都開始紛紛向美國尋求市場。而傳統的食品農產品、交通運輸、金融等等行業,對海外的擴張卻幾乎沒有動作。
兒玉譽士夫見上野和神田沒有反駁,於是繼續說:
「恐怕在之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的敵人不是美國,而是這些依附於美國的日本企業們。只有通過對他們進行打擊,才能夠讓我們的勢力滲透進這些家族企業的壁壘中,讓他們為我們所用。兩位,在這條隱秘的戰線上,就靠你們的努力了。」
上野和神田被兒玉的這番話已經完全說服了,與兒玉告別後就匆匆離開了他的府邸。而事實上是,兒玉譽士夫的這番話,其實巧妙地利用媒體上的輿論造勢,將「賣國」的帽子結結實實地扣在了田中角榮的腦袋上。
另一方面,兒玉也從美國的渠道得到了指示,將主要的行動任務逐漸轉交給新一代的秘密渠道負責者 —— 福本邦雄。為了幫助美國扭轉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美國人已經盯上了一批日本的企業,希望將自己的資本力量滲透進這些日本企業中去,從而影響這些企業的進出口策略,制約他們的海外擴張計劃。
在這批企業里,日本的電信、通信、交通、鐵道、食品、銀行等等,都是美國資本的重要目標。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福本也在加緊進行著準備。
由於受到洛克希德案的愈演愈烈的影響,兒玉越來越避免拋頭露面,而他與上野、神田的聯繫,也逐漸轉移給了福本。福本一方面繼續為上野和神田提供著活動經費,另一方面卻並不指派他們進行具體的行動,而只是將大量日本企業相關的資料交給兩人,讓他們仔細研讀,並研究這些企業在運營和市場方面的弱點。這個工作持續了6年之久。
這段時間裡,為了增進上野和神田對自己的信任感,福本安排了他們與各個右翼組織、部落解放同盟的多次見面。然而,他自己的真實身份卻從未對上野和神田展現過。
在這6年時間裡,福本對日本政壇的運作也在一步步進行著。
日本的政權實現了由福田糾夫向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新銳派人物的轉換。以福本為背後內幕,日本的政治逐漸向美國的妥協,不僅在外交上與美國保持高度步調一致,並且主動削減了日本產品的對美出口,甚至將鐵道、電信等行業都實現了民營化 —— 美國資本趁機進入,成為了JR、NTT等「日本傳統國企」的大股東。
這期間,福本仍然對上野和神田進行著洗腦:美國資本已經加緊了對日本經濟的滲透,政府中也充斥著親美派,所以鬥爭的形勢越來越緊迫。由於接觸不到任何敏感的信息,上野和神田對這一說法深信不疑。
1983年3月,福本將沉寂了6年的上野和神田召集到他設在大阪的辦事處。與他們一同受到召集的,還有一名叫做荒川直司的青年。
荒川直司,出生於1961年一個部落出身的家庭,四國高知市人。由於自幼性格內向,同時出身於部落地區,荒川在中小學時期受到許多來自同學們的排擠,學習成績相當差。從中學退學之後,他輾轉於一些當地的工廠,靠打工為生。19歲那年,他來到了大阪,開始在一家電鍍製品工廠工作。由於自己的部落出身,荒川對人權活動相當熱心,積极參加了多次部落解放同盟所組織的運動。一來二去,他那「行動派」的身影,便成為了右翼組織籠絡的目標。
福本將上野、神田和荒川三人叫來,是要交給他們一項任務:對格力高展開全面行動。理由是格力高通過從美國進口食品原材料,暗中在支持親美派的行動。當然,對於福本來說,這一行動的意義,反而在於幫助自己所代表的美國資本尋求注資格力高的好機會。
聽到任務的內容,荒川顯得躍躍欲試。因為在他看來,那些用各種手段將部落民眾排除在僱傭範圍之外的大企業,都是十惡不赦的壞蛋。而上野和神田,對福本指定的行動計劃也深表同意。
在這一行動中,福本是這樣策劃的:
首先,在綁架格力高的江崎勝久社長後,安排福本與江崎的單獨會面。福本會在會面中,提出由江崎社長主動出讓股份給福本。江崎肯定不會當面答應,但是必然會對惡意收購有所警覺。將江崎釋放以後,他肯定會迅速籌集資金,對其他股東的股份進行收購,以應對可能到來的惡意收購。
其次,當江崎將大筆資金用來收購股份後,格力高公司的流通資金必然被佔用。此時由上野、神田和荒川,威脅將對格力高的產品進行投毒,對格力高進行敲詐。然而,目的並不是為了拿到錢,而是要使這一消息擴散到輿論中去。
再次,當民眾由於恐慌而拒絕購買格力高產品後,格力高勢必會被迫減產。這樣一來,其本已緊張的現金流就會更加減少。此時格力高的股價肯定會下滑,但在前期已經用高價大量收購了格力高股票的江崎社長和格力高公司,在投資盈虧上就會出現大幅的賬面虧損。
當格力高面臨如此巨大的經營壓力時,福本就會再度出面,用較低的價格來收購江崎社長手中的一部分股份,以供其解決格力高經營方面的燃眉之急。這樣一來,福本既獲得了格力高的股份,又節省了大筆的資金。
計劃順利地進行著。在1984年3月18日夜裡,上野和神田潛入了江崎勝久的家中,將其綁架後,由荒川駕車,來到了福本在大阪市內的一處秘密宅邸。上野和神田將蒙住眼睛、一絲不掛的江崎社長帶到福本面前,隨後退了出去。福本則不慌不忙地摘下了江崎勝久的遮眼布,對他說:「江崎社長,你好,我叫山下邦男。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
作為政界的黑幕,福本同時也通過手下的右翼組織,與黑社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向江崎勝久出示了自己與各大黑社會家族老大們的合影,就拋出了自己預先準備好的說辭,提出由江崎低價轉讓10%的格力高股份給自己。江崎雖然想要拒絕,但由於自己是受困之身,於是只好假裝同意,並提出要回去與家族中其他的股東進行商議。
一切其實都在福本的計劃里。他叫來上野和神田,讓他們把江崎押送到早已準備好的那間倉庫里,並且在第二天中午之前給他鬆綁,讓江崎自己逃脫。之後果不其然,江崎在逃脫後立刻召集了家族中的股東們,集體商議對策。儘管股東們都表示從未聽說過「山下邦男」這個人,但由於江崎勝久目睹了他與那些黑社會頭目的合影,股東們都表示此事應當慎重對待,尤其不應當將那些黑社會扯進來,否則公司將遭受難以想像的麻煩。於是,格力高的各位股東最終決定,對警方有所保留地報案,只將綁架等事情對警方坦白,而把嫌犯與黑社會的關係對警方保密。
事情之後的發展,也證明了福本在計划行動時的深謀遠慮,是完全正確的。格力高方面將籌集的大筆資金用來收購股份,同時也希望儘早了結此事;警方由於從格力高方拿不到有力的信息,在調查上處處為難;而上野、神田向媒體們不斷發去的「挑戰書」,不但成功地吸引了民眾輿論的注意,更使格力高在資本市場上的股價一跌再跌。
警方儘管嘗試對大阪、兵庫地區進行詳細的地毯式搜查,然而福本為上野等三人安排的據點,在警方的登記資料中,都通過福本在政府系統中的關係,被列為「情報機構設施」,自然輕而易舉地迴避開了警方的搜索。
另一方面,通過「情勢派」右翼們的渠道,報紙、雜誌、電視等媒體上,對《格力高投毒敲詐案》連篇累牘的報道,也令警察備受輿論壓力。為了避免將「辦案不力」的罪名落在自己身上,本案的專案組負責人們,都如同對待燙手山芋一樣,將案件調查偵破的大小進展,事無巨細地向東京的警察系統上層進行彙報,並積極尋求指示。就這樣,警方辦案時的任何進展,其實都通過這條彙報線,被福本的眼線拿到,並全部反饋給了負責行動的神田。
可以說,警方在此案中的角色,其實是一個自以為是主角的配角,一面拚命地進行著破案的努力,一面被早已對他們掌握的一清二楚的神田、上野等人耍得團團轉。
在萬般無奈之下,格力高向神田一伙人進行妥協。為了迴避破產的壓力,格力高開始尋求資金援助,但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無論是個人投資者還是銀行,都不敢將資金借給這家搖搖欲墜的企業。福本命令旗下的投資基金出面,以注資換取股份的形式,獲得了格力高的大股東地位。之後,格力高的股份便會按照美方的指示,被轉讓給美國資本背景的投資公司,而福本坐收漁利。
這一切不僅避開了警方的視線,也讓神田、上野和荒川蒙在鼓裡。
在此之後的各起敲詐和投毒行動,其實都與格力高案的結構幾乎完全相同。由福本提供「劇本」,神田小組的三個人負責具體執行。日本的一家家企業,都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拖下了水,被迫將家族持有的大量股份出讓給福本旗下的各家投資公司。然而,事情不會永遠一帆風順。在多次的行動之後,感覺敏銳的神田,首先對這一行動的意義表示出了懷疑。
令神田感到懷疑的是,隨著他們從福本的手中接過越來越多的行動任務,美國產品出現在日本市場上的情況也在增加。於是在完成了對不二家的威脅後,他們再次與福本見面彙報時,神田向福本建議,是否應該將一些美國在日本的企業,也列入威脅的對象。但這一提議,馬上被福本否決了。福本堅決地說:「針對任何企業的行動,都由我一人來把控。你們只需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不要做範圍之外的事情。」
福本如此生硬的回復,讓神田感到很不舒服。回到據點後,神田對上野、荒川說明了自己的疑慮,他認為福本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對他們三人進行著隱瞞。
負責制定行動計劃,對公司運營方面非常熟悉的上野,此時將一份調查報告拿給了神田。在這份報告里,上野利用前革馬派的同伴的關係,委託一些投資公司,對之前他們進行威脅敲詐過的公司的持股情況,進行了匿名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這些公司被敲詐的事情發生之後,確實如福本計劃的一樣,在這些公司的股東名單上出現了一些新投資者的名字。然而,這些新投資者們,大多數都是註冊時間不到2個月的小公司。
上野對此說出了自己的疑慮:
「福本對股權運作的事情,恐怕比我更加熟悉,他應該深知持有股份進行獲利的技巧。一般來說,如果這些股份被強有力的大公司持有,那麼就會加強其他投資者的信心,使公司的股價上升;而如果為了增加對公司的控制力的話,股東們會將這些零散的股份轉往專門的控股公司,以增加手中籌碼的聚合度,對公司決策投票也更加方便。
然而,他並沒有採取這樣的策略,卻將股份分別通過這些來路不明的小公司持有。他這樣做,似乎不是為了增加手中股份的價值,而是為了等待將這些股份進行下一步的轉移。」
上野的這番話,讓神田也恍然大悟。「那麼,你去調查這些小公司的情況了嗎?」神田急急地問到。
「正在查,但是不太樂觀。很多公司的註冊地址都只是一間公寓房,沒有實際的辦公場所,更別說去找到公司的員工了。」
此時,正是1985年的2月。
幾天之後,上野和神田、荒川策划了一起「偽裝投毒案」。
他們製作了一批摻雜有氰化鈉的巧克力,趁情人節前夕分頭放置在東京和名古屋的街頭,並在外盒上寫上「有毒危險」的字樣。用來投毒的巧克力,分別來自於格力高、森永和明治。上野在行動之前,對神田和荒川說明這樣做的意義:
「按照之前的我暗中進行的調查內容,福本對格力高和森永的股權轉讓都已經完成。此時我們以怪盜21面相的名義突然進行投毒,必然使格力高和森永陷入混亂。這樣一來,兩家公司接下來的動向,有可能幫助我們搞清福本究竟將獲得的股份,轉移給了什麼人。這是一次冒險的行動,各位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蹤。」
「那麼,如果福本追究起來此事,我們應該怎麼說?」荒川擔憂地問到。
「我們只要假稱是他人模仿所為,其他的靜觀其變。」上野回答。
於是,我在《連載8》結尾處提到的「東京、名古屋各處出現了不明情況的含毒巧克力」事件,就這樣在上野的策划下發生了。
果不其然,1985年2月14日,從警察內部獲悉此事的福本立刻質詢了神田,詢問此事的究竟。神田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說辭,對福本說此事並非自己的小組所為,應當是有人蓄意模仿。
福本此時的境遇並不好過。因為突然受到新發生的投毒案的影響,已經暗中拿到了兩家公司股權的美方,立刻前來對福本詢問為何要在此時進行投毒行動。福本百口莫辯,因為此前所有的投毒行動,都是在他的授意之下進行的。於是他只能將聽來的「存在模仿犯」的消息,轉達給他的美方聯絡人。為了今後避免受到類似事件的影響,美方對福本下令:「停止其他行動,找出模仿犯。」
按照福本的想法,此時突然對神田小組下令停止行動的話,似乎有些突然,而且缺乏理由。於是他只好一面答應了美方的要求,另一面派出手下人,找到在情人節前散播有毒商品的人。
這一切,其實也在上野和神田的計劃之內。他們想要通過刺激福本自己動手,來觀察福本進行行動時的真正目的,從而摸清福本的真實面目。
按照福本製作的當年計劃,在4月過後,神田小組需要對「駿河屋」進行恐嚇敲詐。然而,為了觀察福本的動向,神田決定提前開始行動。3月6日,他用怪盜21面相的名義,給駿河屋總社發去了敲詐信。在信中,他要求駿河屋在2天之內準備5000萬日元,並在3月8日通過社長家的電話聯繫,進行交易。
駿河屋是一家創業於1461年,具有500多年歷史的老店。招牌產品是羊羹等和式點心。
雖然是一家老店,但駿河屋的每年銷售額高達60億日元,店鋪和工廠的擴張速度也相當令人矚目。最令人驚訝的是,這家老店的賬面上完全沒有任何的貸款,令許多想要染指其中的資本都無從下手。
在收到這樣的一封恐嚇信後,駿河屋的經營者們卻不以為然。原因是他家的產品與格力高、森永不同,從不在自家店鋪之外的渠道進行銷售。這樣一來,只要保證自家工廠和店鋪的人員可靠,產品就不存在被投毒的可能性。於是,駿河屋在收到了敲詐信當天,便向和歌山警方進行了報案。
事實上,福本當時策劃敲詐駿河屋的計劃里,並不是想要在點心中混入氰化物,而是想製造一起「食物中毒」的事件,來干預駿河屋從中國進口紅豆、砂糖等原料。神田發出的這一敲詐信,立刻激怒了福本邦雄。他將神田小組叫到自己的宅邸,對他們擅自行動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藉此機會,神田假意沒有搞清向駿河屋敲詐的手段,於是向福本詢問原本的計劃為何要在4月進行。在氣頭上的福本,便將駿河屋從當年初起,在中國採購食品原料的事情說了出來。之後,福本命令神田他們立刻停止行動,取消今後的一切計劃,等待今後的指示。
通過這次試探,神田和上野基本猜測出了福本的用意,並不是在於找機會懲治「親近美國」的企業,而是想要利用自己投毒敲詐這些公司的時機,將這些無辜企業的股權據為己有。
對於上野來說,揭露福本的真實計劃,目前只剩下最後一步:搞清這些公司股權的最終所有者。
1985年3月8日,按照之前福本的指示,神田向駿河屋發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聲明暫時取消原定於3月8日的交易。之後,神田、上野和荒川三人就處於「被福本雪藏」的狀態,沒有了任何的行動。感覺敏銳的神田,從3月初起就發現,在據點附近出現了幾名從未見過的男子,每天都在附近的不同地點輪換出現。根據分析,他認定這些人是福本派來對他們進行監視的。
事實也正是如此,自從神田3月初的擅自行動之後,福本也開始懷疑那起發生於2月中旬的投毒案,其實是神田小組所為。儘管他不知道神田三人的目的何在,但為了保險起見,他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除了對神田三人的行蹤進行跟蹤之外,他也安排人手,對據點的電話進行了監聽。
與此同時,上野對福本的調查,也在依然進行著。儘管遭到了福本手下的跟蹤監視,但曾經身為革馬派成員的上野,在多年的「左翼內鬥」中,已經學會了如何逃避跟蹤,與朋友進行秘密接頭的方法:有需要見面的時候,他的朋友會在報紙上刊登出含有特定信息的尋人啟事,當他看到後就會去赴約。而見面的地點,往往是大車站裡位置比較偏僻的廁所 —— 門口放一個人站崗,而所有的談話和物品的遞交,都在「大號區域」的相鄰單間中進行。
另一方面,福本與美方的計劃,也在慢慢推進著。在格力高、森永等企業先後完成了股權變更之後,已經過去了幾個月之久。而此刻,美日兩國政府,也在推進著《廣場協議》的簽訂。根據這個協議,日元將在協議生效後迅速升值,漲幅將接近100%。協議的擬定簽訂日期為1985年9月下旬,儘管這個消息屬於絕密信息,但也早已通過政界的渠道,被日美兩國的一些關鍵人物所獲悉。而福本和他的美國聯繫方,都早已在協議草擬期,通過外交系統的渠道掌握了關鍵時間點。
為了能夠在協議簽訂之前拿到盡量多的日元資產,美方開始督促福本儘快將獲取的各個企業資產,儘快劃歸洛克菲勒集團所控制的一系列公司名下。而福本此前遲遲不進行這步動作的原因,一是在於想通過這個機會,多獲取一些好處費,其次是為了避人耳目,防止受到《格里高森永案》影響的記者追查此事。
1985年7月上旬,距離《廣場協議》的簽訂還有大約70天。坐不住的美國資本方開始督促福本儘快履行股份交易。福本開始對手中的第一批股份進行轉讓,由自己控制的小公司轉給另一批剛剛登記註冊的公司手中。而這批剛剛註冊的公司,其背後就是由以洛克菲勒為首的,一批「美國政界黑幕」所控制的。
為了進行股份變更,福本需要首先拿到各個公司股東會的批准。於是在他的安排下,之前受到敲詐的各家企業先後召開了股東會,並通過了他旗下公司提出的股份變更申請。這一動向迅速被上野的朋友們收集到,並迅速傳達給了上野。按照上市公司的股份變更要求,在這一份份變更申請上,必須要寫明股份變更後的新持有人名稱,並且將這一變更進行公示。於是,一份載有一批股份新持有者的公司名單,便漸漸成型了。
1985年8月7日,一起突發的事件,打亂了神田小組的調查進程。
這天早晨,滋賀縣警本部長山本昌二,在來到辦公室後將辭職信放在了桌子上,並通過電話,向東京的警視總監辦公室彙報了自己提出辭職一事。在整理完個人用品之後,他抱著東西步行回到了警察宿舍。他從自家的車庫中找到一桶汽油,提著它來到了庭院中,將那桶汽油從頭下潑下。之後,他拿出了一根香煙,叼在嘴上,用打火機將它點燃。
大火迅速吞噬了山本昌二,他當即倒在地上,自焚而亡。各家報紙在晚刊上都通報了此事,並且推測此事與去年11月14日,在好侍食品敲詐案中,滋賀縣警冒失行動,致使對「怪人21面相」抓捕失敗有關。
當晚在報紙上看到這條消息後,神田、上野和荒川,都陷入了沉思和自責之中。他們在為期一年的恐嚇和投毒作案中,始終堅持著「不要害死無辜的生命」的原則。儘管福本曾經多次作出指示,讓他們有意製造幾起服毒死亡,來引發公眾更多的恐慌。但神田和上野,由於受到最初進行「可口可樂投毒行動」時的影響,始終不肯執行福本的方案,而是採取了「主動提示」的方針,極力避免有毒商品被民眾誤食。
但是,山本昌二的死,令當年的悔恨和痛苦再次襲擊了神田和上野二人。在長久的沉默之後,上野對神田說:
「我們必須站出來揭露福本了,不應該讓更多的人為此受責難。」
神田雖然支持上野的勇氣,但是他仍然在擔心一個事情,一個最為重要的事情:如何將這件事公佈於眾?
從田中角榮被記者們集體抵制最終辭職的事情上,神田深深地感覺到,日本的大眾媒體其實已經被某種勢力牢牢地把控著。如果他們貿然將迄今為止的調查結果交給媒體的話,很可能福本的陰謀得不到曝光,換來的卻是自己和他人被滅口。即便左翼報紙們的記者稍微可靠,但由於左翼報紙的發行量太小,聲音也馬上會被主流媒體所壓制。
神田對上野和荒川,說出了自己的憂慮。荒川此時,卻靈機一動,提出了一個建議。
「我們去自首吧!」
上野此時也一下開了竅。確實,在福本一手安排的所有陰謀中,一直沒有被福本收買,對事件調查孜孜以求的人,就是那些他們在挑戰書中無數次嘲笑過的警察們。
儘管警察系統的高層已經布滿了福本的眼線,但是這些基層警察們卻始終被蒙在鼓裡,否則也不會一次次拼了命地去布控、偽裝、追蹤。向基層的警察們自首,是確實可以保證揭露福本的途徑。
神田從自己曾經身為公安警察的經驗出發,突然提出了一個異議:
「不行。如果我們此時向警方自首的話,警察們肯定會立刻向上級彙報,這個消息必然馬上會傳到福本的耳朵里。在那之前,他一定會想方設法將我們滅口的。」
上野推了推眼鏡,對神田說:
「你忘了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警方是無法向上級彙報的。在那裡,他們只能選擇跟我們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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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期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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