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西方哲學史中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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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曉芒｜來自《現代哲學》2011年

講西方哲學史的人，往往對西方兩千多年的哲學發展有這樣的概括，要麼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要麼是感覺論和先驗論的對立，有時候這兩種觀點又交織為觀念論和實在論，唯名論和唯實論，經驗論和唯理論。這類劃分模式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英美經驗主義和大陸思辨哲學。但人們比較忽視的是另一種劃分維度，即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這一維度遭到忽視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它在西方哲學史中的確屬於一種比較隱性的維度，而且本身往往超出了哲學的範圍而與宗教神秘主義結合在一起，與理性和信仰的關係糾纏不清。

西方人一談非理性，就和神(詩神、愛神、酒神或上帝的啟示)有關，而與哲學無關了。在這方面，倒是中國哲學史中對這一矛盾傾注了更大的注意力，包括言意之辨、頓漸之悟、以詩喻禪和「象思維」等等。西方哲學中完全打破傳統、重估價值的人是尼采，他首次拋開以往那些對哲學史加以概括的陳舊框架，而創造性地從古希臘哲學中挖掘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這一對範疇來描述西方哲學的進展。自那以後，西方哲學中一直處於隱性的非理性主義開始浮到面上來，與傳統的理性主義的主流形成分庭抗禮甚至常常取而代之，直到後現代思潮使非理性主義成為時代的顯學，使這一兩分格局被確定為考察西方哲學史的常用框架。

當然，不能不承認，理性主義是西方哲學兩千多年發展的主導方面，而非理性主義則是其附屬方面。儘管後者在少數哲學家那裡也可能成為主要的傾向，但就連這些哲學家也不能完全放棄理性主義的基本敘述模式而接受東方的「象思維」，西方哲學中的非理性主義通常都是在理性思維的基礎上再上層樓的結果，並且整個是靠理性思維來支撐的。正如胡塞爾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從現象學的角度看來，一切非理性哲學其實都還是理性的。在西方，要麼是理性，要麼不是哲學，理性和哲學幾乎成了同義詞，如中世紀的」雙重真理」說就是指陌學真理」(理性)和。神學真理」(信仰)。這種情況的形成，應該說首先與柏描圖有關。

在柏拉圖以前，西方理性精神正在形成，它與非理性的東西還處於外在的關係中。西方理性主義的濫觴是畢達哥拉斯，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和宗教團體的教主，他的數學世界觀和他的宗教信仰並行不悖。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邏各斯」把畢達哥拉斯的數學的合理性擴展到了概念的合理性，他的有些說法顯得很神秘，但其實是一種更高級的理性主義，他藉助於「神」(「神聖的邏各斯」)來渲染這種高級理性，但其實並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辯證理性。至少對於當時所信奉的神來說，他是無神論的。埃利亞派則將邏各斯定型為存在和一的學說，更是在哲學中排斥了神，頂多像塞諾芬尼那樣把自己的最高範疇解釋為一種「否定神學」。早期理性主義的這種瀆神的傾向在智者派那裡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但這種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理性主義也走到了它的盡頭，變成一種語言的詭辯和技巧了。拯救這種理性主義的是阿那克薩哥拉提出的「努斯」(即「靈魂」)學說，它上承赫拉克利特的辯證理性，下接蘇格拉底的靈魂超越，為一種新型的邏各斯注入了活力。但他的努斯還處於整個世界之外，如何能夠用來說明這個世界的事物？必須將努斯的能動性引進這個世界來解釋萬物的形成和運動。這就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工作。這是首次在哲學本身中建立了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統一模式。

最初，蘇格拉底對努斯靈魂的解釋是非常樸實和日常的，它就是人的目的性，以及以人的目的作類比而擴展到萬物身上的一種宇宙觀點，幾乎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它聽起來非常合理，甚至比阿那克薩哥拉的努斯更加合理。努斯不僅是處於整個世界之外，而且按照自己的原則來推動宇宙萬物，就像人的活動都有一個目的一樣。因此努斯不單是宇宙的推動力，而且是宇宙萬物所追求的目的，是一種萬物努力向上追求的力。就人來說，它體現了人超越現實事物而達到更高、更「好」的目的的一種自由意志，因而是人的一種「美德」。當然這種美德的目的仍然是神，但這個神是合乎理性的神，不僅合乎邏各斯，而且代表善的目的。

到了柏拉圖那裡，這種努斯學說進一步精緻化了。他對努斯下了一個精確的定義：「凡是靈魂都是不朽的，因為凡是永遠自動的都是不朽的」，「這種自動性就是靈魂的本質定義」。但如何理解這種「自動性」呢？柏拉圖舉了些例子，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與人的生殖相類比。他說，人都有一種追求永恆不朽的本能，這就是愛的本能或生殖本能，要在自己的後代身上延續自己的身體，由此人總是要去愛一個美麗的異性的身體；但除了這種身體上的生殖力外，人還有一種精神上的生殖力，追求成為精神上的不朽，這就是對智慧的追求，或「愛智慧」，也就是哲學。這種更高的追求就是靈魂(努斯)的追求，它體現為一個長期學習的過程，即從「可感的世界」逐步上升到「可知的世界」，從日常的知識上升到數學知識，從低級的理念上升到更高的理念，這樣努力精進，從易到難，最後達到「辯證法」。這時，人的靈魂就憑自己的努力而豁然貫通，回憶起自己在投生為人之前在理念世界中已經掌握的整個理性知識，於是仰望最高的「善的理念」，心中產生一種「理性的迷狂」，就像一隻鳥兒急於高飛遠舉，但受到身體的拖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在這種「迷狂」中就體現了柏拉圖的非理性主義。柏拉圖的迷狂有妤幾種，有愛情(生殖力)的迷狂，宗教的迷狂，預言的迷狂，詩的迷狂，酒神的迷狂，這些顯然都是非理性的。對這些迷狂，柏拉圖有時表現出一個理性主義者的不屑，但有時卻又加以同情的理解，並用作理性的迷狂的類比。例如他曾把哲學家稱之為「愛智慧者、愛美者，詩神和愛神的頂禮者」。雖然他對詩人的評價不高，甚至說要把詩人趕出將來的理想國，但他對於由詩神憑附而來的迷狂卻又有極高的評價，認為由此所創造出來的詩是「最美的抒情詩」，而「神智清醒的詩遇到迷狂的詩就黯然無光了」。所以詩的迷狂高於除理性的迷狂之外的其他一切迷狂，實際上是為理性的迷狂作準備的，因為這些由愛神和詩神附體的富有靈感的詩雖然是不自覺的，但卻使人們「不知不覺地從小就培養起對於美的愛好，並且培養起融美於心靈的習慣」，以便於「到了理智發達之後，他就親密地接近理智，把她當作一個老朋友看待」。然而，畢竟只有理性的迷狂才是最高的智慧，因為詩的迷狂是完全不能控制的，理性的迷狂則是由認識積累而來的，是靜觀的，除了最後的瞬間外，整個全程都是受理性控制的，它在酒神精神里中和了日神精神，能夠觀照到彼岸世界的絕對的真善美。這是一種理性基礎上的非理性，相當於後人所謂「柏拉圖式的愛情」，對最高智慧的愛，它超凡脫俗，純潔無瑕，但又具有巨大的鼓舞力和感召力，不會拘泥於概念的細節和邏輯的限制。但它又還不是神學，而是認識論，屬於哲學(愛智慧)。

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關係結構在柏拉圖這裡可以說已經大致定了調，甚至可以說，西方哲學中的幾乎一切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都與柏拉圖有割捨不開的淵源關係。所以有人甚至說，兩千年來的西方哲學無非是柏拉圖的註腳(懷特海)。就是說，在西方哲學中總體說來理性主義是主流，非理性主義是隱性的支流，而且非理性主義是寄托在理性主義身上的，是理性主義自身的一個環節，雖然是最高的環節，但它實現的仍然是理性預定的目的，即把握絕對的真理。我們可以在西方哲學史上找到比較單純的理性主義者，例如亞里士多德就從柏拉圖的哲學中清除掉了那些「詩意的比喻」，而訴之於抽象概念和邏輯，後世的某些斯多亞派及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近代的笛卡爾、斯賓諾莎、康德，再就是現代邏輯實證主義、分析哲學家們，都是這種理性主義的代表。

但我們恐怕找不到一個完全不講理性或邏輯的、東方式的非理性主義者。西方的非理性主義者通常都是在研究理性的學問的極限處，才向神秘的非理性境界作一種最後的跳躍，他們不是東方的詩人，而是大學問家。像諾斯替教派(Gnosticism，來源於「努斯」一詞)的神秘主義者們，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教父哲學家奧古斯丁，中世紀神秘主義大師艾克哈特，文藝復興時期的庫薩的尼古拉和雅可布·波墨，近代的耶可比和謝林，還有現代的存在主義者們和海德格爾。所有這些被視為非理性主義者的哲學家，其實都是把傳統的理性運用到極致的理性主義者，對此黑格爾看得很清楚。黑格爾是公認的西方最大的理性主義者，是理性主義的集大成；但正是他對歷史上的非理性主義懷有極大的興趣，並大量吸收他們的思想到自己的邏輯體系中來。他在《小邏輯》中曾致力於把這種與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的神秘主義從宗教中切割下來，而歸於他所謂思辨哲學本身。他說：

至於思辨的含義，這裡還要提醒一句，它可以理解為從前一度被人們慣於看作與宗教意識及其內容相關的神秘主義的那種東西。......對此首先要指出的是，神秘的東西固然是神秘莫測的，但只是對知性而言，即是說，知性的原則是抽象的同一性，但神秘的東西(作為與思辨同義的東西)則是那樣一些規定的具體的統一，這些規定在知性看來只有在其分離和對立中才是真實的。......相反，理性本身恰好在於把對立面作為觀念性的環節包含於自身之內。因此一切理性的東西同時又可稱之為神秘的，但這只是說，它是超出知性之上的，而絕不是說，它是完全不能為思維接受和把握的。

這樣，傳統的神秘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就被完全包括進理性主義本身中去了，這是黑格爾對西方哲學主流傳統的深刻的洞察。但這和我們通常對理性和理性主義的理解是完全不相容的。這就有一個問題，就是理性憑什麼能夠把非理性作為自身的一個因素而包括進來呢？這就要深入到西方理性本身的內在結構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釋。

我曾在《思辨的張力》一書中對這一內在結構作出了分析，我把西方理性精神歸結為兩種精神的對立統一，即自古希臘以來的「邏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它們分別體現了理性本身的規範性方面和超越性方面。在漢語中用「理性」來翻譯西文的最常見的兩個字也是Logos和Nous。但作為努斯的理性已經不是那種僅僅意味著用數學和邏輯來規範事物的做法，而是意味著超出感性世界而達到普遍共相的那種生命衝動，那種凝聚起一切理智手段而向更高的彼岸世界的真理衝擊的「理性的迷狂」。當然，這種理性的迷狂在按部就班的理智(知性)看來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主義」的，但知性不知道，如果沒有這種努斯的衝動和突圍，就連它自己的所有的普遍法則也都會是不可能的。這就是黑格爾稱之為(與知性相對的)理性、思辨理性、辯證法的東西，它是知性本身的一種自我提升，一方面把知性帶入了它的根本，另方面也引領知性向更高的境界衝刺，從眼前瑣碎的知識進入到哲學的知識，進入到形而上學。正是西方邏各斯精神中隱含著的努斯精神環節，成為了理性主義發展到非理性主義的契機。或者說，西方非理性主義是從理性主義本身的一個環節中發展出來的。這與中國傳統的非理性主義是不同的。

中國傳統的非理性主義，西方人稱之為「東方神秘主義」，其實這種稱呼本身是「東方主義」的，即以西方的偏見來命名的。東方神秘主義在東方人自己看來並沒有什麼神秘主義，而是非常自然的、日常的。那是一種天人合一的互滲感，如中醫、風水、氣功等等，只有具備一定的西方理性(如自然科學)眼光才會認為它是「神秘的」，否則只是實用技術的。甚至民間迷信也不是什麼神秘主義，如鄉下孩子發燒，就會有人勸家長去廟裡燒點香灰來化水喝，說是很「靈」。這不需要任何神秘主義，就像今天吃感冒藥一樣。而在其高層次的哲學上則體現為詩化精神。體驗性的詩化是中國非理性主義的根本，它不需要理性來為之提供前提，更不是從理性中發展出來的，這是與西方非理性主義完全不同的。它是前理性主義的。

當然，黑格爾在把非理性主義這樣吸收到理性中來並由此把傳統知性提升到思辨理性之後，重又依靠這種理性建立起了一種「理性神學」，他終究還是沒能逃出西方哲學的先天局限性。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神學家了。不過，這並不能抹殺他在哲學中所做出的變革和創造性的成就，比起今天那些仍然停留於理性中的知性層面來談哲學的人(如現代分析哲學)，以及抓住其中的非理性的層面來解構哲學的人(如海德格爾和後現代主義)來，黑格爾具有真正的哲學精神，而那些人最終是否定一切哲學的。哲學在今天面臨解體，唯一能夠與這種解構哲學的傾向抗衡的，恐怕也就是這種吸收了非理性主義的理性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