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

02-02

《第三波》讀書報告

假設有一群外星人要來研究人類社會，對它們來說誰是最有用的？它們可能會仔細挑選政治家、心理學家、醫生……我想亨廷頓應該是它們的目標之一。

因為上學期憲法學課老師推薦了這本書，當時正好得閑就粗略瀏覽了一遍，這次就也寫成了讀書報告。《第三波》和《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觀念乍一看有些矛盾，在後者文中，亨廷頓認為新興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需要有強大的權威來保證政治秩序的穩定，而少論「強大政府」其性質。但在這本書中，亨廷頓卻通過分析新興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得出，強大政府主導的民主化並不是一帆風順，甚至有可能倒退。

內容

民主似乎是一個永遠也不會過時的話題，不同時代、不同流派都有不同的理解。為了討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首先得給「民主」下個定義。於是，亨廷頓開宗明義，引用熊彼特對「民主」的經典定義，認為「民主的方法是為做出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個人通過競爭人民手中的選票而得到做出決定的權力」。在這個前提下，判斷「民主」與否的真正標準就在於「競爭」和「參與」。

此外，他辨析了選舉的形式與實質、民主和穩定的關係以及民主的兩分法，從這些不同的維度，亨廷頓總結出歷史上三次民主化浪潮及兩次回潮，並分別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原因

按照「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的邏輯，亨廷頓接著就分析了民主化浪潮的成因。通俗來說，民主轉型的原因有單一原因、平行發展、滾雪球和流行性萬靈藥等，但具體來看，威權政府的政績困境和合法性危機、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宗教變革、外部行動者的政策變化和示範效應是五條民主轉型的主要途徑。於是，四種轉型的模式（輪迴型、二次嘗試型、間隔民主型、直接過渡型）就都是五個原因中某幾個具體組合的結果。

在此簡略解釋這五種原因：政績困境和合法性危機意指威權政府的唯一合法性理由在於（能有更好的）政績，但目標的實現也就代表目標的失去；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顧名思義，經濟發展會提高教育水平、壯大中產階級，不利於威權的保持，經濟危機則會加重威權政府的負擔；宗教變革代表著天主教變得支持民主，為第三波助力良多；外部行動者則因國而異，歐盟、美國等外部力量促使一些國家轉變為民主；示範效應一般作為刺激因素，得益於其他國家「滾雪球」式的民主傳播。

然而，亨廷頓在第二章第九節中強調，一般因素只是產生了民主化的有利條件，民主並不是民主化潮流建立起來的，它終究還是人民的功勞。

民主化的進程

儘管有越來越多人指出民主的弊端，但恐怕沒有哪個國家敢公開說自己是完全不民主的。可是既然有「民主化浪潮」，那就有非民主的國家。在本書中，為求方便起見，亨廷頓將其一律稱為「威權國家」。

在亨廷頓筆下，威權政體分為三類：一黨體制、軍人政權及個人獨裁。不同的政權導致了不同的轉型，根據政府和反對派的勢力對比，向民主過渡的主要過程也有三種：變革（政府實現的民主變革）、置換（反對派促使政府垮台）和移轉（通過談判採取聯合行動）。

在序言中，亨廷頓毫不避諱地接受了「民主馬基雅維利」的稱號，在本章中，他就給民主派們提供了前三條民主準則。三種變革內容都是具體豐富的，並且在每種變革之中也存在著主導、效率、成敗與否的不同情況，在此就不大費周章地照搬，只歸納並列舉以下亨廷頓給民主派提供的不同步驟「建議」：

1.變革：確保政治基礎、遵循非民主政權既定的程序、擴大民眾基礎、提防極端行動、保持領導地位、少構建烏托邦、宣傳民主理念。

2.置換：攻擊威權政府的非法性、贏得廣泛支持、培植軍方將領、非暴力運動、參加選舉表示反對、

爭取跨國勢力的支持（亨廷頓在此尤其強調了美國）、建立反對派聯盟；及時佔據權力真空。

3.移轉：亨廷頓分別對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反對派的溫和民主派、二者雙方提出了建議。總而言之，當權者總不會輕易放棄手中的權杖，只有在他們發現統治已經無以為繼才會希望通過民主化來挽救自己的地位。在權位不保的時候，他們則轉而希望免於懲罰。

此外，一般而言，要想實現政府與民主反對派的合作，一般需要強大的改革派和溫和派，而要注意壓制保守派和極端派。

民主化的特徵

亨廷頓認為第三波民主化儘管方式多樣，但往往殊途同歸，並且有一些基本共同點：妥協、選舉和低度的暴力。

妥協、參與和適度交易是民主化的主要特徵，對各方勢力的要求也是最高的。作出「諒解」，需要政府和反對派之間、政府與反對派各自內部不同派別之間都互相讓步，這種讓步往往需要極大的勇氣，卻能收穫更大的回報——和平的民主化進程開端。在我看來，妥協對於民主反對派的要求應該更高。且不論極端主義者是否願意，就是溫和派也很難抵制速成民主的誘惑。對於此時進入民主化程序的社會而言，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不可抵擋的潮流，民主反對派為什麼要自廢武功、拖延時間呢？因為一旦和解陷入僵局，談判進程中止，政府中的強硬勢力就很有可能上台，建立威權使民主化在「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時就過早夭折。因此，對於民主反對派來說，是否妥協不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優勢局面考量，而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重要抉擇。當然，如果極端主義民主反對派足夠強大，就會通過暴力革命實現民主化，但這就多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

政府發起選舉，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但在亨廷頓眼中，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的選舉都是應該抓住的機會。因為選舉結果往往出人意料地有利於民主反對派，從而為民主化的進步奠定了合法性基礎。當然，政府也許會尊重選舉程序，也可能會利用各種手段阻撓選舉的正常進行。所以，即使選舉程序得以啟動，民主派也不能掉以輕心，而要一方面監督選舉過程的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要提防政府的欺詐或暴力行動。

最後，亨廷頓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相對於其他政權更迭來說更為和平。他首先列舉一些發生重大流血事件的特例，隨後指出更多的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總體暴力水平十分有限。亨廷頓認為低度暴力現象有以下原因：重大社會暴力的前車之鑒、民主改革派足夠強大、政府領袖與軍隊同情人民、反對派對暴力手段莫衷一是，這些因素不只是避免暴力的原因，某種程度上也是民主化努力得以實質成功的體現。

持久

好了，假設我們的反對黨們老老實實按著亨廷頓的建議循序漸進，加上一點運氣，終於成了執政黨，民主終於在它們各自的國家站穩了腳跟。按照中國的說法，守業總比創業難，民主派如何重整朝綱，同時又反對復辟呢？亨廷頓提出此時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主要面臨的三個問題：轉型問題、情境問題和體制問題。

轉型問題又可以分為「虐待者難題」和「執政官難題」，是關於如何對待以前的威權官僚以及對政治虎視眈眈的軍人。對於威權官僚，各國所採取的對待方式不同，也造成了不同後果，有的伸張了「遲到的正義」，有的網開一面。而在亨廷頓眼中最有建設性的解決方式是在正義和和解之間尋求平衡，例如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查清了事實真相，但又令政治犯們免於處罰，可以總結為既不法辦與懲治，又不遺忘與寬恕。而對於文官體制的保持，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平息軍人對民主政治的敵視，並安撫軍中的既得利益者。對以上兩個難題，亨廷頓又各自提出了民主派準則建議第四、五條。

情境問題則因國家而異，產生於不同社會的性質及經濟、文化和歷史背景。但不同的第三波國家也會遇到諸如叛亂、社會衝突、對抗、貧困等普遍問題。這些問題曾在以前威脅過威權政府的統治，在我看來某種意義上也是民主化得以成功的條件之一，然而民主政府是否有辦法解決威權政府沒能解決的問題，就是前者能否持久運行的關鍵。

體制問題代表了民主政權的一些通病，因為要想鞏固民主體制，不僅需要在整個國家的政治民主文化，還要將這種文化努力制度化，這是急不得的。而制度化有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一二代政府的更迭，要儘早通過選舉實現政權的二次易手。

走向

先後討論了過去與現在，亨廷頓在本書的最後一章聚焦了未來，即第三波民主化的走向。

在此被談及的基督教的擴張，讓我聯想到《陸地與海洋》對宗教引領思想變革的描述，而外部行動者的作用似乎也在發生變化。亨廷頓在這裡使用的例證讓我不禁失笑——土耳其已經申請入歐近三十年，這個「歐」也從歐共體變成了歐盟，不變的是土耳其的堅持。當然，亨廷頓主要的筆墨還是用來分析美國和蘇聯，彼時世界的兩極不同的對外政策對世界民主化進程的影響。

隨後，亨廷頓分析了前兩波民主化回潮的三個原因，也提出了對假設的第三波回潮的一些解釋，例如運作失效、經濟崩潰、威權化滾雪球。

最後，亨廷頓詳細地就政治、經濟和文化三方面論述了他眼中民主化浪潮繼續推進的一些障礙，提出一個結論性的觀點作為全書的末句：當有智慧有決心的領導人推動歷史的時候，歷史的確會前進。可惜的是，他在此沒有再提出一些例證，也沒有對政治人物對民主化各方面影響進行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