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道士崩壞,台商大撤退的啟示
(本文首發於觀察者網雁默:「茅山道士」崩壞,台商大撤退的啟示)
茅山道士,意指「毛利3到4%」的產業。
我在台灣資訊科技業里混了10年,而那段日子剛好是此產業興衰的轉戾點,科技業的茅山道士化,已是至少10年前的事了,離開此產業的主要原因,就是認為利潤如此微薄,這行業的人卻束手無策,只能被過去的成功模式所制約,故而看衰矣。
這幾年,台媒的經濟版面不斷傳出台商撤離大陸的風潮,粗估至少已有逾3000家企業撤出,台商保守估計這兩年撤出的資金至少也有500億(台幣)。在商言商,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問題,不賺錢就只能離開,但若從整體台商產業來看,問題在於「為啥不賺錢」?
簡言之,勞動力成本攀升,環保與金融等法規縮緊,本土商加入競爭,台商過往在大陸的利基,一一消失,無法適應的廠商只好紛紛離陸回台,還造成好幾波因資金撤回,而讓新台幣匯率成為全球獨強的怪象。
台灣之所以這兩年常常談到「創新」,其實與大陸台商的困境脫不了干係,畢竟兩岸產業鏈曾經盛況空前,目前的急轉直下,問題出在沒有「創新」。持平而論,賺不到錢甚至賠錢,是因為你沒有積極適應大陸的變化,早年大陸政策的利多,讓你過得太舒服而沒法改變。這現象也不是台商獨有,全世界的生意人都要面對同樣的挑戰,達爾文的洞見也適用於商業競爭,適者生存。
關於過得太舒服,以致無法改變,有很多不錯的討論,可以長見識。
『明朝的高度平衡陷阱』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許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李約瑟)
這是著名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Noel Joseph)所提出的問題,身為科學家,李約瑟特別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有紮實的研究,故而對於科學與工業甚至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搶先發展,感到疑惑。而這個問題也迅速傳開,成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之後,屬於史學領域的社會學,或經濟學紛紛提出不同的看法,特別集中在明朝。這個朝代的中國,生產,消費與人口都出現大規模的增長,而此前的宋朝,科技表現在全球領域都屬於前列,元朝又拓寬了經貿通路,所有條件都顯示中國應該能先發展出工業與資本主義,卻讓相對落後的西方文明超前了。
李約瑟難題之解,眾說紛紜,有認為官僚體制過於僵化的,有說儒家思想限制的,有主張明朝突然停止了欣欣向榮的海上貿易的,也有認為明朝廢紙幣,推行白銀所衍生的稅制問題等等。其中,最令人著迷的是「高度平衡的陷阱」一說。
(李約瑟)
此論述由英國經濟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主要的論點是,由於人口大幅增長的壓力,使得農業用地嚴重不足,農產剩餘減少,導致勞動力愈來愈廉價,而土地換來的資源與資本愈來愈昂貴。然而,中國當時有先進的農耕與運輸技術,故而農民與商人在面對貨物短缺時,最快的因應之道,不是研發機械式的生產技術,而是更有效地利用廉價運輸與有限資源,以維持經濟活動。
簡言之,正因有效地運用了自己的優勢而存活,反壓抑了大規模改良技術的誘因,最後喪失工業革命的契機。另一方面,明代過度發達的「高競爭低利潤」市場經濟,也造成了低資本剩餘,以致無法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換成最簡單的白話就是: 過得太舒服,以致無法改變。
明代的經濟,取得了高度的平衡,雖不致於稱為「均富」,但商人階級的抬頭,卻是推動經濟平衡的重要關鍵,這現象使得農業產出得到了最大的效益,而產生了「高就業低收入」的農商社會。
無論是國家或個別企業,能存活總有其成功的生存模式,按行得通的路徑走是當然的,但外在環境的變化,常常可能淹毀了前方的道路,而行走者若看得不遠,被其他國家或企業超越,甚至慘遭滅頂,也就不奇怪了。
『現代日本的高度平衡陷阱』
類似的狀況,也在現代日本出現,這個大經濟體在一度高速發展後,取得了產業,政治與金融的平衡,卻也因為這種平衡而趨於保守,在「太舒服而沒法改變」的政經結構下,陷入停滯。最近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經濟舵手竹中平藏接受中國記者的訪問,就提出了這個有意思的日本現況。
日本第一個「失落的十年」發生於上世紀90年代,在眾多經濟學解釋中,「資產負債表衰退」是比較為人所熟知的理論。簡言之,經濟泡沫破裂後,資產價格也驟降,眾多企業與家庭處於負債狀態,自然將盈利或所得大部分投入還債,而非消費。當企業減少借貸而致力於償債,金融業就受衝擊,當家庭大量減少消費以償債(如房貸),國內市場經濟就受重創,以致經濟環境陷入多重惡性循環。
這種恐慌性的荷包緊縮,即便政府祭出零利率措施,民眾也不願將錢從銀行提出來消費,就算加碼推出負利率措施(錢存銀行,還要給銀行利息),民眾頂多將錢提領出來,藏在家裡。前幾年日本保險箱產業成為大熱門,就是這種現象的效應。貨幣政策無法刺激景氣的現象,在經濟學裡稱為「流動性陷阱」。
日本的第二個「失落的十年」發生在本世紀初,主角是通貨緊縮。在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泥淖後,消費緊縮所產生的惡果便是物價持續下跌的通縮,市場以降價維持買氣,使得民眾因為有預期降價的心態,而延遲消費。另外,日本快速地老齡化,景氣又持續亮紅燈,前景不明使得老年人當然緊縮消費。問題之所以嚴重,乃因日本家庭高達18兆美元的儲蓄,大多掌握在老年人手中。
惡劣經濟環境,還得搭配日本的兩的面向,才足以解釋目前的停滯。其一. 日本曾經具有強大的輸出產業。其二.許多效率低落的國內企業,沒有被市場淘汰。
竹中平藏坦承,日本缺乏競爭,創業率低,企業破產率也低,以致產業的新陳代謝速度遲緩。為何日本政府希望企業破產率提升?因為破產代表企業適應環境的能力低落,過低的破產率加上低創業率,就顯示整體競爭環境的弱化。簡言之,大家都在過往的成功模式里舒服地運作,當大環境改變,政府不得不提出改革政策,但利益被犧牲的企業就聯合運作抵制改革,以避免破產。而其背後,就是政商勾結的貪腐。
這就是一種高度平衡陷阱。
日本只有2%的移民,不足以解決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競爭力難以提升的問題,一般日本民眾的一生,就是拼學歷,一生都待在同一家企業,直到退休。沒有什麼移民會來搶工作,逼你居安思危,這種安逸的結構,大多數人民並不想改變,直到整個社會再也撐不住這一灘死水的現狀。
『台商大撤退是好事』
大陸台商大約三種:科技業,傳統產業,服務業。
所謂「茅山道士」指得是科技業,毛利3%-4%是一種什麼體驗,大概只有科技人懂得。這種產業的生存之道只有三項: 穩定而大量的訂單,持續的技術提升,永不嫌麻煩的降低成本。早期,台灣科技業在大陸設廠,接國外訂單,適應不斷提升的技術環境,都是生存基礎,而台灣特有的代工生態,練就了一身降低成本的管理功夫,其主因就是代工的利潤的難以提升。
細緻的成本管理是為何郭台銘能拯救夏普的主因,而唯有掌握品牌,才有高利潤的可能。所有代工廠都做過品牌夢,但純靠自己建立品牌,風險極高,時間很長,成功率亦低,手機廠HTC的垂死掙扎,就是顯例。所以大部分做品牌失敗的廠商,還是不得不回到代工生涯,以降低成本為職志,以超低毛利為日常。
低毛利戰爭,讓台商難以安逸,拚命想辦法降低成本,或提升自己的設計技術作為附加價值,以擴大利潤。但技術是比較容易被超越的,成本管理得再細,也難以填補不斷上漲的勞動成本,與日趨緊縮的環保法規。故而當投資地區產生了本土競爭,台商所遇到的是多重挑戰。一旦國際景氣不佳,訂單減少,技術又無法持續攀頂,茅山道士自然死得死逃得逃。
類似狀況,也產生在傳統產業,雖然這種行當的利潤較高,但價格較低,難以形成如科技業般的高營業額與高技術門檻,其生存命脈更依賴低工資,與低環保要求。30年前,這些產業在台灣工資提升時,就只能往大陸與東南亞移動,並一度欣欣向榮,當時科技業發達的台灣,也沒想到結果是作泡麵的買下了101大樓,做米果的買下了大媒體。但此光景沒幾年,當初在台灣的「黃昏產業」,現在在大陸又再次面臨黃昏。
有媒體形容,台灣企業狼性喪失殆盡,在大陸全面崩壞,其所舉的例子,卻是食品服務業金錢豹國際美食匯。換言之,三種台商全面性地陷入困境。
2008年的金融風暴,讓全球需求萎縮,台商在訂單減少,技術被崛起的本土業者追上,加上不接地氣,對大環境的改變反應遲緩,因而面臨多重衝擊。沈緬在過去成功經驗,喪失狼性,理所當然要被淘汰。曾經盛況空前的東莞5000家台商,如今萎縮不到2000家,在「人口紅利」必須轉型成「人才紅利」壓力下被KO,撤離者似乎都沒有預測到大陸向前走的必然,要不然就是明知趨勢,卻束手無策,沒有勇氣跳出窠臼。
媒體當然有誇張的傾向,這種論斷雖然切入要害,只指台商的軟肋,但沒提的是,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在本土企業里。誰能果斷地漠視自己的成功模式,猛往高風險的遠景里沖呢?本土企業在站穩腳跟後,一樣會發生高度平衡陷阱,被新的競爭對手所取代。受人圈養,終日飽食的狼,終究與狗並無差別。
不過看明朝與日本的例子,企業的汰舊換新,也是產業健康的指標,代表競爭活水不斷湧入,大家都努力適應新環境。
在台商抱怨連連的背後,我不禁想,你們轉進東南亞,遲早也會面臨同樣的局面,發展中國家也會進步,勞資問題,環保問題,產業轉型問題,都是發展中必經的歷程,尤其,在一帶一路中,中國經驗對沿線國家將會是重要的示範。
高度平衡陷阱,確實是個迷人的設想,但即便企業與個人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在舒適圈裡要跳脫自己的成功模式,實屬不易,只有經歷挫折挫折再挫折,才有大破大立的動能,重拾狼性。
所以,惆悵撤離,對大陸,對台商,都未嘗不是件好事。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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