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聖：法學會「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至少6人涉嫌抄襲剽竊（上）

「打假鬥士」楊玉聖：光腳不怕穿鞋的n

（時長450，建議Wi-Fi下打開）

編者按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尋找法律的印跡。

我們希望能找到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人，逐一做貼近訪談，聊業務，話學養，侃人生，談理想……

成功者的經驗雖不可複製，卻可以借鑒；雖無法模仿，卻可以汲取。

聽大咖們分享快意人生，與所有愛學習的法律人共同進步！

本期推出楊玉聖教授專訪——《楊玉聖：法學會「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至少6人涉嫌抄襲剽竊（上）》，以饗讀者。

楊玉聖：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暨新聞傳播學院雙聘教授

中國學術批評第一人

學術批評網創辦人

他，執著專註、跨界史法。

他對史學情有獨鍾，「一簞食，一瓢飲，此間樂，不知苦」。

培根先生說，讀史使人明智。他說，一個國家，一個個體，如果不能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個人就是糊塗蛋，這個國家一定會走彎路。現在國人從上層到民眾，都有一股虛驕之氣，就是不懂歷史。

世間就怕認真二字。機緣巧合，在小區業委會維權過程中，邊打官司，邊轉向法學研究。因一篇《論小區業主自治與小區善治》論文，甚得江平先生欣賞，遂成江先生的民法學博士。

一場曠日持久的訴訟拉鋸戰，則讓他從法學「新生」，登堂入室。

憑藉著對學術的追求，對真理的熱愛，他獨自一人創立學術批評網。賠本兒賺吆喝，奮戰在學術打假的第一線，他說，「我是第一個吃蒼蠅的人」。

在與南京財經大學沈木珠夫婦之間前後延伸出的25場訴訟戰中，由於涉及到名譽權、人格權、隱私權、行政訴訟等若干個法律專業，他一邊打官司，一邊學法律；一邊學法律，一邊應用於訴訟，最後由歷史學家跨界為洞悉多個法學學科的法學家。

他，見解獨到，自成一家。

他在學術圈自成一家，每每有精闢見解。

對於國人對美國文化，甚至總統選舉的空前關注，他認為，中國人愛操美國人的心，那是因為別的不讓操心。

對於移民，他尤其重視智力移民，優秀人才一去不歸，他認為這是祖國財富最大的流失。對於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高官移民，他認為是國人的恥辱。

對於縣域法治，他希望通過法治、自治、禮治、善治，讓老百姓在吃飽穿暖的同時享受尊嚴。

對於高校管理，他認為要讓大學歸大學，學術歸學術。龐大的行政機構、人員是侵蝕教育的蛀蟲。

他，特立獨行，敢於發聲。

他的論述風趣幽默，旁徵博引，深入淺出。「獨立自由」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他敢於發聲，不按常理出牌，言人之所不敢言。曾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手撕」中國政法大學書記、校長，敦請其辭職；對於該校聘請鄧亞萍女士擔任兼職教授，他公開表示反對：學校沒有體育專業，僅僅因為校領導喜好就聘請一個形象大使？

他急公好義，助人為樂。

他自豪骨血里秉承了山東人的脾性，「眼裡不揉沙子」。

他是學術打假第一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玉聖。

買房「買」出一個法學家

抱柱：楊老師，我看您的簡歷，以前學歷史，後來為什麼轉學法學？

楊玉聖：我從1981年讀大學時，就學歷史；1985年讀研究生，學美國史；從1988年畢業到2003年，在北師大歷史系教歷史。所以，我說自己是蹲「屎坑」的（笑）。

2003年5月，到了中國政法大學。徐顯明校長想把中國政法大學從法科為主變成一個以法科為主的多科性大學。由於歷史學是基礎學科，當時引進了很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當時，我是在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後來發現沒有同事，也沒有學生，很寂寞，很孤獨。三年之後，我請求調到法學院的法律史研究所。本來是教外國法制史的，但我沒有學過，外國法制史的兩個機制，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古羅馬法、伊斯蘭教法等等講不好。所以，第一次講外國法制史的時候，請了賀衛方教授、許章潤教授、張緒山教授等十位朋友來幫忙講的，所以我就不講了。

之所以轉到法學，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就是我在昌平一個很好的小區買了房子。你們都知道買房是很不容易的，要麼是父母幫著出錢，要麼是我們前半生的積蓄，還加上貸款。買了房之後，就發現業主很難，經常受氣，在維權的過程中，我加入了進去。

因為訴訟，我們業主委員會起訴開發商，開發商還有物業公司就起訴我們業主，包括我本人當被告，這樣就不得不接觸物業法律。當時《物權法》還沒有出台，主要是國務院的物業管理條例等。那是新東西，一邊學一邊打官司，一邊打官司一邊學，這樣就是，才是非常偶然地跟法律接上關係。

我們小區是整個昌平區第一個成立業主組織的小區，我們業委會，也是通過訴訟第一個完成新舊物業交接的小區。據說從一審到二審，通過法律途徑打贏官司，而且換了物業的，我們到目前還是僅有的一家。

完成了物業交接之後，我就開始研究與業主自治、小區善治有關的一些理論問題。清華大學學報給我發表了一篇《論小區自治與小區善治》的長篇論文，新華文摘轉載了。江先生也看到了這篇文章，很欣賞。因為這是民法學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那時候物權法已經出台了，但是怎麼樣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還是面臨著挑戰。

我們大多數教物權法的老師都是業主，但沒有做過業委會主任呢，更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中，業主怎麼維權，業主怎麼自治，小區怎麼治理這些問題。有一次我去拜訪江平江先生，我們兩個人聊了兩個多小時，後來江先生說，那你給我讀個論文博士吧。所以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區業主自治與小區善治問題研究」。兩年以後，博士畢業，論文出版的時候，改名叫「小區善治研究」。所以這樣從非法、非史，轉到多多少少對物業法有一些皮毛的了解。

對法律另外一個不得不學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辦學術評論網，這個網站今年過了15周年了。從2003年開始，我就陸續當被告，都是第二被告，第三被告。

但是從2007年開始，因為發布了一篇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的同事，批評他們的院長沈木珠教授和她的丈夫張仲春（筆名「喬生」），夫妻兩個相互克隆，重複發表，還涉嫌抄襲的問題的文章。結果他們從2007年底開始，在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對我跟武漢大學老教授李世洞先生提起訴訟。一開始兩個，後來他們撤訴，變成四個，我們就提出管轄權異議。過了兩年之後，2010年底，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到天津市和平區人民法院審理，是就異地管轄。

從一審打到二審，他們都敗訴了，四個案子全面敗訴。他們不服，又申訴到天津市高院，天津市高院也是維持一審二審的判決。後來他們又在南京的鼓樓法院、棲霞法院，北京的海淀法院前後提起了23個訴訟。李世洞教授在武昌法院提起了對張仲春教授名譽權的訴訟。我編了一本講他們夫婦系列案子經歷的書，叫《從學術批評到惡意訴訟》，隨後他們向北京市掃黃打非辦舉報，說是非法出版物，結果我被處罰1萬塊錢，理由是沒有書號。

在許章潤教授等的支持下，我不服，在北京海淀區法院提了一個訴訟。這樣一來，前後延伸出25個案子。這些案子裡面涉及到名譽權、人格權、隱私權、行政訴訟，我再次一邊打官司，一邊學法律，一邊學法律，理解法律，然後應用於訴訟。這樣就逐漸地從史學轉到法學。

但我根深蒂固的還是喜歡史學，這畢竟是從大學到2003年，21年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很奇怪，你看我人在政法大學法學院法律研究所，但是我帶的碩士生是新聞傳播學院的法治新聞，博士生是法理學，不倫不類（笑）。

抱柱：由史學跨界到法學，真正驗證了「實踐出真知」。

楊玉聖：這是被逼無奈。因為在政法大學，如果不懂法學，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是被邊緣化的。我從北師大來到政法大學，是自我放逐，自我邊緣化。自我邊緣化指的是為了自由，除了上課帶學生之外，不開會，不坐班，不管別人，別人不管我，很自由。但是專業上你不能放逐，放逐的結果，你飯碗都保不住了。

抱柱：為什麼說要「自我放逐」？要保證研究時間？

楊玉聖：這個很奇怪，可能跟我在1985年到1988年在北大讀研究生三年有關係，北大根深蒂固的特點就是自由。後來我選擇當老師，因為我這人性格不適合做行政職務，而高校現在都是層層科層管理制，從教研室主任或者研究所所長，到系主任或者院長，然後副校長、校長，還有黨的團的系統。如果進入了這個系列，就意味著你一個螺絲釘安在這，我個人覺得不自由了。所以我從北師大開始，就沒有擔任任何行政職務。在政法大學也是如此，這在我的同學裡面、同齡人裡面，可能不多。

我特別佩服陳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自由和獨立，一個前提就是時間你能夠支配，空間上你有一個小領地，比方這間辦公室是吧？就像賀衛方教授說的，大學教授還是很好的一個職業。

國人從上層到民眾，都有一股虛驕之氣

抱柱：您為什麼對歷史情有獨鍾？

楊玉聖：歷史學屬於人文學科，人文學科很明顯的一個特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對任何一個事件、現象的評價有不同的說法，它符合人類思維的差異性。不像理工科，定理、定律、數據、公式基本是固定不變的。歷史學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考大學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歷史學研究什麼。我就讀的高中是從宋代一脈相承下來的，有1000多年的歷史。初中時候，我的歷史老師是山東師大畢業的王兆龍先生，他對我的影響很深。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初中生一個重要的特點：哪門課的老師喜歡你，這門課你就學得好。因此，儘管不知道歷史學是學什麼的，但第一志願就報了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在大學期間，我發表了四篇文章，這對我是一個內在的激勵。81級的學生中，我發文章是最多的。1984年發第一篇，1985年《新華文摘》第一期就轉載。1985年，我報考北大歷史系，非常幸運，我的導師齊文穎教授是非常好的一個學者，今年86歲了。

抱柱：我們剛看到，滿運龍老師也是她的學生。

楊玉聖：運龍是大弟子。我經常和導師抱怨：運龍是老大，你特別疼愛，老小，也很喜歡；而我是中不溜的。1988年，有到出版社做編輯的機會，但我還是認定：我不放棄歷史專業。由於我的個性適合當老師，就到了北師大歷史系。

史學這個學科就像空氣一樣，平時感受不到空氣的重要性，不過一患重病就要掛氧氣瓶。史學的重要性也在於此，它是一個非常基礎性的學科，有用性表現在「大用」上，而不是能幫你賺多少的用處。

培根先生說，讀史使人明智。所以歷史學好的人，有歷史感，他放眼無限時空。

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個體也好，如果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能正確認識歷史，這個個體這一輩子就是糊塗蛋，他搞不明白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國家一定會走彎路。我記得我在北大讀研究生的時候，著名歷史學家羅榮渠先生在一次內部講座裡面說過一句話，我記憶猶新——「我們中國人最大的歷史教訓，就是從來不汲取歷史教訓。」

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李慎之先生，晚年在文章裡面提到，我們中國近代以來積貧積弱，西方國家率先走向現代化。我們改革開放之後，好不容易有些起色，但是國人從上層到民眾，都有一股虛驕之氣。這就是不懂歷史嘛，對吧？

如果懂歷史就知道，中國現在還是個大轉型時期，我們還沒有完成現代化這麼一個基本的國家層面的任務。我們的個人、家庭，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如果學了歷史，就有厚重感，這一個人就不輕薄。

你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法學最熱鬧，但泡沫最大；經濟學也確實很繁榮，出了很多書，但有幾本真正能夠留下來的？

我們的法學家，據我所知有很多人寫了上千萬字、幾十本著作，但是究竟有哪些是精品？哪些是泡沫？哪些是抄襲剽竊？法學會評選了6屆60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至少有6個，10%，被公開報道有抄襲剽竊的。

但是你知道這60個法學家，無論男的女的，那可都是人中人、鳳中鳳，精中選精優中選優的，尚且如此，何況其他的。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抱柱：學歷史，真的可以知興衰？

楊玉聖：知興衰還是很功利的考慮。讀一本好的歷史書，是跟無數的先人前賢在對話，長的不單是知識，還有智慧。學歷史的人一定是聰明人，或者是大智若愚。

抱柱：光了解自己的歷史，無法知道其他民族的發展。是不是也很有必要學習外國的歷史？

楊玉聖：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以前，東西方的歷史是各自發展的：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瑪雅文明、中國文明等。但是在海路打通之後，歷史就連成一體了。美國有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寫了一部《全球通史》，羅榮渠先生呼籲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研究中國跟世界的關係。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不管是中國與世界，還是任何國家之間，海路的形成，全球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工業革命完成之後，歷史越來越連成一體了，英國人把印度給滅了，印度人到現在都沒有自己的語言。中國被英國打開門戶，美國敲開日本的門戶，英國人、法國人在克里米亞半島把俄羅斯給打敗了，美國打敗軍事力量很強的墨西哥。

這說明一個國家想獨立發展不可能了，要麼被動讓人打開門戶，跟世界發生關係；要麼如日本一樣，主動發生聯繫。洋務運動屬於半主動半被動的，所以，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想再關起門來發展是不可能的。美國人在19世紀末提的門戶開放，我們的改革開放，這都是跟世界加強聯繫的一個表現。無論是前者或者後者，無論誰主動誰被動，彼此之間的聯繫都在加強。

抱柱：這也是您當初選擇讀美國史的原因？

楊玉聖：那個時候還沒有這麼自覺。1984年讀大三，第二年就面臨著要麼去當中學老師，要麼就考研究生。那個時候研究生招生很少，報讀本系保險係數很大，但我覺得在那裡已經讀了四年了，我還想冒冒險。正好在我之前，滿運龍、楊志國，都是考的北大齊文穎教授的研究生。我覺得都是山師畢業的，他們能考上，我為什麼不能試試呢？因為齊老師是研究美國史的，我那個時候就發表了4篇關於美國史的文章，雖然水平不高，但畢竟是自己的習作，我覺得跟那個有關係。我本來在從大三開始對隋唐史晚清史美國史同時感興趣，但後來我覺得可能美國史更好玩，就這麼考慮。

抱柱：我看您在山東師範大學報上發表的是關於美國的……

楊玉聖：《林肯評價中的兩個問題綜述》，那是第一篇，1984年。

抱柱：那個時候在大四發表文章影響非常大吧？

楊玉聖：那篇文章發了之後，新華文摘1985年第一期轉載。那時候，我們系有很多在全國都有名的教授，他們的文章也沒有被新華文摘轉載過，這對我內在的激勵和刺激，現在看還是很大的。

抱柱：滿運龍老師對您的影響也比較大？

楊玉聖：我覺得1977、1978、1979這三批學生，我跟他們是亦師亦友，有的年齡大的大我十歲以上，小的像運龍，大我兩歲。滿運龍是給我影響很大的，關心很多的，其他的像賀衛方教授、許章潤教授、徐國贏教授、張保生教授，還有李建明教授等等，他們都是77、78、79的，我覺得第一我們是相互信任互動往來，第二他們的人品都比我好，學問都比我好，我覺得是給我樹立了一個人生的小標杆。

抱柱：您學了美國歷史，也在美國做了很久的訪問學者，您怎麼沒有選擇留下來？

楊玉聖：一來，我是山東青州人，有比較濃的重鄉故土情結，我個人覺得自己在國內可能感覺上更舒服一點。其實在美國期間，有好幾個朋友勸我留在美國讀博士學位。

二來，這個項目是中國跟美國政府的交流項目，如果滯留不歸的話，是一個信用問題，對其他的人，可能會有不良影響。

三來，當時我特別佩服北大的羅榮渠教授，我一直想讀他的博士生。

基於上面三個因素，我還是決定回國。

中國人愛操美國人的心，那是因為別的不讓操心

抱柱：您曾寫過《中國人的美國觀》，這個想法來自哪裡？

楊玉聖：1979年，中國跟美國恢復邦交關係，我在1992年開始寫這本書，當時是中美關係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最密切的一個時段。

這個題目受汪熙老先生所託，當時老先生正在主編一套《中美關係研究叢書》，這是一篇命題作文。當時他以為我會寫從1949年到1979年，沒想到我從晚清一直寫到1992年。他看了以後，很驚訝。在當時出版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汪先生去拉贊助，把這本書印出來了。法蘭西國際廣播電台做了個專題報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教授也寫了三萬多字的書評，日本、香港、內地也有幾個。據朋友們說，美國國會，尤其是參議院一些外事委員會的議員，人手一本。

這本書的反響超出了汪熙先生與我的預期。最近也有修訂的想法。但修訂涉及到很大的工作量，因為原來比較單一的：中國人怎麼看美國。我想再補充一些：中國人的美國觀，用比較的角度立體化。也就是說中國人在看美國的同時，怎麼樣看英國，怎麼樣看法國，怎麼樣看日本，怎麼樣看俄羅斯。

抱柱：從1996年到現在，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您覺得有哪些變化？

楊玉聖：變得多元了。因為在1992年之前，還沒有互聯網，1996年出版的時候，互聯網剛剛興起，跟日常生活還沒有關係。1997年重印，互聯網興起，特別是博客，後來是微博、微信，意味著有小學以上文化的人，都可以在自媒體上發表言論。因此，對美國的看法，眾說紛紜，沒有一個主流的觀點。

央視、人民日報或者環球時報，發表一個對美國引導性評論，網民們立即就會七嘴八舌，眾口難調，再歸納中國人的美國觀就難了。我寫《中國人的美國觀》就非常簡單，從晚清以來，它是精英言論，而老百姓的言論發酵不出來，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了。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這20年以來，中美民間交往大範圍地擴大了：留學、移民、老人去看孩子、偷渡的、旅遊的。過去能夠到美國的主要是精英：記者、學者、領導、商人……老百姓去不了。現在買一張機票一張簽證，說走就走。

第三個因素，越來越多的好萊塢大片，在中國市場上大行其道。有的大片在中國大陸掙的錢比在美國本土還多，所以好萊塢的電影，就會故意加點中國元素。

第四個因素是音樂、體育，影響中國人的美國觀。你比方說有多少人，因為NBA對美國改變了看法。多少人因為邁克爾·傑克遜對美國人改變了看法。老百姓看中的是實惠實用。

第五個因素，高官要麼移民，要麼把妻子孩子安排在美國，它是影響到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的。你要說美國真的是像過去說的那麼腐朽、反動、沒落、落後的話，這些領導們為什麼不把子女送到朝鮮、古巴、柬埔寨、非洲去？另外央視在很多事情的做法，其主觀意圖與客觀結果不是很吻合。

抱柱：美國的一舉一動目前不僅受到官方關注，普通民眾也非常關注。去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國人不僅興緻勃勃地關注選戰動態，甚至對支持希拉里還是特朗普爭論不休。這個事情非常意思，您認為折射出了哪些方面的問題？

楊玉聖：選舉是民主的一個基本形式。可能全世界除了美國人之外，只有咱們中國人對美國的大選這麼關注。當然話說回來，這其實也是不忘關注我們自己的選舉的一種表現，是不是？

很多人對於誰來當選美國總統特別關注，我個人覺得美國的政治經過兩百多年的演變，已經很成熟了，在美國出現不了斯大林、希特勒這樣的人，這是它的框架決定的。我們過去有一種誤導，以為美國總統是全世界權力最大的人，其實完全是誤解。

從美國的憲法角度來講，從現實的實踐角度來講，美國總統就是行政分支的首腦、軍隊總司令，但這個總司令在非戰爭時期是顯不出來的。在美國的政治權力、體制設計安排裡面，橫向上它有國會代表的立法權，還有最高法院代表的執法權，總統只是行政權的首腦；縱向上，美國除了聯邦政府之外，更多的是州政府、市政府、縣政府，所以在這種縱向、橫向權力分割治理的體制中，誰當上總統也改變不了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走向。

有人說誰誰誰對中國好，誰對中國不好，實際上，美國總統對中國的態度首先取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取決於地緣政治利益，取決於美國的全球格局利益。所以你看布希總統對中國是非常友好的，當時中美邦交之前是代辦處，他就代辦處主任，但當總統之後，他還是以美國利益為重。柯林頓總統對中國也很好的，那也不是在他任期內炸了中國駐南使館嗎？所以不要寄希望於誰來當美國總統，就可能對中國更有利。

中美兩個大國，鄧小平有句名言：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基本格局還沒有改變，如果我們走出去，必然在美國的利益攸關的地方產生衝突。那有衝突怎麼辦？

兩個大國打不起戰爭來，一是兩個都是核大國，美國能夠覆蓋全中國，中國的遠程導彈也能覆蓋全美國，沒有勝利者。第二，美國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人這麼多在美國移民的、經商的、留學的，怎麼打？打不起來。

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中國人有大量的親屬在美國，那是我們一個親戚家，雙方之間有摩擦是正常的。

抱柱：有時候網友們也是操心過多了（笑）。

楊玉聖：那是因為別的不讓操心。我覺得網友們操心是好事，是公民社會公民意識的體現。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高官移民，是國人的恥辱

抱柱：現在移民的人越來越多，您怎麼看待移民現象？

楊玉聖：有一句話叫「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就個體而言這是個正常現象。在近代以前，我們中國也有移民的傳統：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近代以前的移民是內部移民，哪怕下南洋，最後也是落葉歸根，這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海路打通以後，新大陸大洋洲出現了一個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缺少勞動力的狀況，加上便利的交通條件，於是就出現了洲際移民現象。有的是被動的，比方說黑人是被奴隸被販運到新大陸，都促進了不同文明、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

那麼現在的移民可能是指投資移民、婚姻移民、生子移民。

年輕的朋友，花上20萬到30萬到美國生孩子，孩子生下來就是美國人，雖然等到18歲，他可以再選擇。實際上，這也屬於移民的特殊形式。

投資移民，更多的還是一個投資環境，我的一位初中同學，做開發的工作。在濰坊，他有種不安全感，後來投資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今天上午，我接待一個朋友，她說要辦投資移民。她在小區業主維權的過程中表現積極，只是做了攝像工作，但被關了6個月。在美國，在沒有犯罪的情況下，這種行為，國家要付出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賠償。

被關的這半年對她影響有多大？可想而知。她在監獄、拘留所里遭受了人格侮辱：脫光檢查。那女孩很漂亮，現在也是。她說這也太侮辱人了。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宣判之前，他還是一個正常人，要給予最基本的尊重，更別說是一個合法公民了。

所以投資移民，我覺得商人逐利很正常。如果國內環境好，他自然會再回來。

第三類移民就是留學的。大家知道，北大、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北大、清華最優秀的本科生，無論是公費、自費，到美國等國家留學，都不回來。這種智力移民造成的是國家財富最大的流失。

他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他就是美國人。國內正在實施「千人計劃」，要引進1000個高端人才。每年給100萬的現金，工資高額保障。但這些人大多數時只服務一個月到三個月，只是來兼職拿這份錢。什麼時候文化環境，讓留學的年輕學子發自內心地覺得就應該回來，而不是在美國服務了幾十年之後，退休了再被高薪吸引回來。

我覺得，智力移民是首先應該考慮的，因為那部分群體都是高端人才。

而高官移民的問題，中央出個紅頭文件就可以解決。比如說：級別到一定程度，就不能私自出國。為了防止一去不回頭的現象，可以用房產抵押。高幹或其子女的移民更多是出於一種不安全感，來自於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有些涉及到刑事犯罪。他與投資移民不同，人家是憑本事吃飯。那些涉嫌有違法行為的人移民就是敗壞中國人的形象。

第一批移民美國的人，是廣東、福建人。有些人做廚師、理髮師，甚至修太平洋鐵路，沒有中國人根本不會那麼快修好。在加州工會組織很發達，強調最低工資、8小時工作制什麼的。但是我們中國人不在乎這些，曾有一幅「長辮子中國人吃老鼠的」漫畫影響非常大。我們的前輩闖蕩美國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吃飯。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唯獨對中國人頒布了一個排斥法令，這是美國人的恥辱，但也反映了中國人的吃苦耐勞。現在的高官移民完全是不勞而獲，坐吃空山類型的。

* 不日將發布楊玉聖專訪（下），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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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心 視頻：蝸牛不是牛 版式：阿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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