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記憶｜1997，香港回歸及我的個人志

1997年的三月，北方依然寒冷，我在小城裡循規蹈矩地讀書。

那時候我們剛剛十幾歲，正是活蹦亂跳的年紀，而這所學校卻以紀律嚴格而著稱。從睜開眼到上課，從掃除到晚自習再到熄燈睡覺，永遠有人在旁邊盯著作記錄。做好事不加分，做錯事要扣分，0.5起扣。這是一種被稱為「學生自治」的制度，學校號稱個人扣到12分時就滾蛋。

當然學校不是這麼說的。學校說的是「勸退」。

我每天準時上課下課，埋頭走路，有空了就往廣播站里鑽。

廣播站是我當時最喜歡的地方。我寫稿投稿，沒事時就坐在調音台師兄身邊聽他放歌曲。那個不大的辦公室里其實也暗藏嚴格的秩序：部長的位置最佳，副部長次之；另一側主位的主編師姐不高興起來，大家就都得陪著，包括平時最潑辣的播音員。而我這種一年級的小白丁，屬於需要時刻給任何人讓座的透明人物，毫無存在感。

我並不介意，或者說也並不十分通這些世故，仍然整天過去聽歌。因為只有在廣播站，我才能接觸到最新的流行音樂。

小城裡音樂的風向其實是由盜版磁帶店老闆控制的，我們每隔兩周就樂此不疲地過去挑新貨，留給師兄選用。作為回饋，我們偶爾可以指定直播中使用的曲目。

除了這裡，另一處可供視聽的，是每班教室里的電視機。但是它只供看新聞聯播用，其它時間都要上鎖，私自打開扣2分。

後來有些事情悄悄起了變化。這一切最先是從音樂開始的。

在新聞聯播前僅有的時間裡，我看到電視里那英剪了短髮染了顏色，和劉德華一遍遍唱著羅大佑的《東方之珠》。

小河灣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東方之珠我的愛人

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我盯著屏幕呆住，那英怎麼變成這樣了。

更多的歌唱起來了。《香港別來無恙》、《公元1997》，令人目不暇接。

四月，冰雪消融，樹木不斷抽出綠枝，時日漸長。我和同學合夥出校園甬路兩旁的黑板報。上周課間查宿舍時我因為床線沒拉直被扣了0.5分，害得我們班綜合排名落後了一位。我很緊張，只好自告奮勇出黑板報將功補過。

我拿紅色的粉筆描著紫荊花蕊，同學就在旁邊抄寫著香港區旗的含義。團支書歪著脖子幫我們校正水平線，順便幫我們拂去身上的粉筆灰。

一個月以後，廣播站開始一遍遍播放香港百年，「回歸」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我心中很是得意，因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我編輯的。為了偷聽自己的作品，我傍晚佯裝不知情地走在操場上，一邊慢騰騰挪著步子，一邊在心裡暗爽。

1997年，我對寫作的熱愛已經初見端倪。

六月中旬，班長在班會中大聲嚷嚷：學校說了，允許我們在班裡看電視直播香港回歸！

班裡一陣騷動。將近一年的半軍事化生活，讓「午夜在教室里看電視」變得格外令人躍躍欲試。男孩子們商量著可以買點啤酒、女孩子們琢磨著要穿件長袖免得夜裡涼。

大家太過興奮，對能做點與眾不同的事的期待，已經超過了觀禮本身。

6月30日，星期一。晚自習之後大家誰都沒有離開。所有人圍坐在小屏幕前等待那一刻。

夜深了。

我從新奇中冷靜下來，開始有種奇妙的感覺是從發現中英兩國儀仗隊禮節的不同開始的。英國儀仗隊的軍人雙臂高揮，而並不像我們握拳擺到胸前。我開始意識到這件事很不尋常，因為對方與我們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文化。以此之前，我只為正步只有我熟悉的一種走法。

周圍漸漸安靜，大家凝神盯著電視機。攝像機掃過人群，在場的白人神色戚戚。我很不理解：這不是慶典嗎，為什麼他們如此不高興。直到英國國旗降下來，直到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升上去，我仍在狐疑之中。看著查爾斯王子和彭定康泫然欲泣的樣子，我甚至覺得他們不夠體面。

而我方鏡頭裡的領導人和官員，全部神色莊嚴。尤其是，當鏡頭給到鄧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女士時，她的表情有種波瀾盡閱後的從容。在一兩秒的鏡頭裡，我努力想多看出些什麼。幼稚如我，即使當時思緒如潮，卻全部都是亂糟糟的沒有章法，只能從人們各自的神情中揣測這一切。

但是所有的疑問都沒影響我們在儀式結束之前大聲地鼓掌。掌聲也從其它班級傳出來，開始是爆裂式的，然後便形成了奇妙的節奏彼此呼應。我們漲紅了臉，彼此擁抱著微笑著祝賀著。

我同桌碰了碰我，神秘地說：老師交代了，下周黑板板要重出，改成談回歸感想，要有真情實感的。

以我不多的經驗，老師要求的「真情實感」顯然具有特定涵義，比如句式上的排比，以及情緒的滿溢。想到後面要費的一番功夫，我立刻覺得眼前的一切索然無味了。

你的真情實感是什麼。我悄悄問同桌。

澳門快點回歸，我想半夜在教室看電視。

有道理。我立刻精神了。

儀式並不長，甚至讓我覺得須臾之間就結束了。我們僅僅被允許看完交接，生活部的學長學姐們就來催我們回宿舍。同學們鬧轟轟地走出教室，略略交談便即散去。隔壁班的同學跑過來，遞給我一罐啤酒說：慶祝今天沒有晚檢查，明天也沒有早跑步！

我抿了一口。真難喝啊，迸裂的氣泡中帶著苦澀的味道。怎麼會有人迷戀這滋味。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酒精。

回去的路上，天空掛著一彎殘月，與星星相映成輝。不知名的小蟲子叫著，天微微地涼。我們三人一夥兩人一串拖拖沓沓地住回走，男孩子拿冰涼的柳葉往某個女生脖子里塞，害得她尖叫起來，人群中就有人起鬨；還有人踩掉別人的拖鞋，引得一陣追打嬉笑。

1997年7月1日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了。

時間在熱鬧和嘈雜中飛速逝去。我們不緊不慢地生活著、快樂著、傷心著、笑著鬧著無所畏懼，7月1日也很快淹沒在所有忙碌而無謂的生活中。那時的我們在小城南部的一方天地里，想的全是自己的那點高興和煩惱，對國家大事和世界格局毫不關心，甚至預料不到自己有一天會從這裡走出去。

1997年6月30日，英國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一片風雨飄搖中離開；7月1日零時，中華人民國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升起。之後又過去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中，我對那個遙遠城市的概念，通過港片、粵語歌、茶餐廳這些文化符號亦真亦幻地建立了起來，在歲月間留下了陰晴不定的投影。香港，它在與我們愈走愈近的過程中，不再神秘。

後來的時光里，我開始更頻繁地寫作，也嘗到了更醇香的啤酒。我看過很多次別人喝醉、長夜不眠或相擁哭泣。有一天我明白了為何他們會那樣眷戀那滋味。

如同我喜歡寫作，它們，都令我們嗅到了自由，即使在大多數時間裡，那只是虛假且短暫的幻象。

20年前的那場儀式我永不能忘記。一邊是凄風苦雨如喪考妣，一邊是滌凈陰霾昂然而立。兩個國家代表不同的表情形成了微妙的對比。

我們這些小孩子也在那一天里高興著、呼喊著，卻完全是因為另一些理由。對我來說，1997年7月1日更意味著那個掙脫拘束的午夜，意味著黑漆漆天上閃亮的星星，意味著酒精發揮作用時奇妙的眩暈，以及對新世界滿懷期待的少年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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