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以後，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中國！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經過八國聯軍蹂躪之後，北方一片斷壁殘垣。未曾想，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國人還沒來得及喘口氣，一場更大的災難消無聲息地降臨，如死神般收割著脆弱的生命。

它，有個令人聞之色變的名字——霍亂！

明朝滅亡，與霍亂流行關聯甚深。清乾嘉之際，霍亂再度流行，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皆有多次爆發，尤以1902年為最，持續近一年時間，沿著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水陸交通網，迅速蔓延至全國，北至黑龍江，南抵海南島，東達東南沿海，西至湖廣山陝。

霍亂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傳播速度快，死亡率超高。正如張劍光在《三千年疫情》中所言：

「這次爆發的瘟疫最大的特點是傳染速度極快，在短短的十多天時間內，全城都出現了疫疾病例，並且快速地向城外擴散。得病者僅在一二天內就不治身亡，因而活著的人心中都惴惴不安，有朝不保夕的感覺，不知自己一覺睡後還是否起得來。」

當真是：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個會先來。儘管各地疫情存在差異，但僅溫州一府就死亡3萬人，其恐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那年的中國，宛如地獄。

感染霍亂的癥狀為急性腹瀉，即：「得病後下瀉如白凍者即不可救。」由於此病威力過於猛烈，所以有的地方志將霍亂稱之為「虎疫」或「虎烈拉」。《張北縣誌》記載：

「七月間，發現虎烈拉傳染病，傳染迅速，壯年人得之最多。病之初來，吐瀉轉筋不過數小時即可殞命。能治癒者十無一二，以至各城市棺槨均售一空，有裝木櫃者，有裝磁缸者，有裹炕席者，足證當時傳染病之劇烈。死人之眾多，不待言而喻矣。」

對於死去的人，大部分地區採取傳統辦法，有的用棺材，有的用炕席，有的直接投入井中，反而使疫情惡化，甚至出現全家死亡而無人掩埋的慘狀。山東境內最早爆發霍亂的是濟南，時人記載：

「霍亂疫起，縣境村莊無一倖免，城西關家家戶戶傳染死亡，甚有一家盡死無人葬埋者。」

這場大規模霍亂同樣威脅到北京、天津地區，包括皇宮裡的嬪妃也難逃此劫：「京津瘟疫盛行，近聞大內嬪妃中亦屢染時病且患目疾者尤多。太后慈躬亦連日進藥餌以防疫氣，故太醫院各官每日皆有宣召雲。」

那麼，最要緊的問題來了：為什麼會在這一年爆發如此大規模的霍亂呢？

俗話說：大亂之後，必有大疫。對於這場瘟疫的大爆發，八國聯軍發動的侵華戰爭難辭其咎。戰爭必然造成民眾流離失所，生存環境遭到破壞，衛生條件十分惡劣，尤其是難民的大範圍流動，都極易造成傳染病的迅速傳播。其實，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各地已有霍亂出現，但僅是零星現象，而戰爭過後，疫情卻蔓延開來，二者之間存在必然聯繫。疫情十分嚴重的廣西，同樣伴隨著較大規模的地方動亂。

其次，氣候異常。霍亂往往藉水而生，而1902年恰恰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不同程度的水災。水災過後，旱災又緊隨而來，導致食物短缺，人們身體免疫力下降。這些，也是該年霍亂橫行的重要原因。

再者，人口密度大，生存環境差，飲食習慣壞等，同樣是這場大災難背後的重要推手。為時14年的太平天國讓清朝人口大幅度下降，但隨後的洋務運動帶來了更快的人口增長。此次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人口密度都相當高。即便是不適宜疾病傳染的東三省也未能倖免，正是因為清廷對「龍興之地」開禁，大量華北人民湧入導致的。至於中國的衛生狀況，即使在大城市也不容樂觀。來華的外國人對此深有體會：

「省城街道湫隘，人煙稠密，居民每以穢物任意堆積門首，以致穢氣熏蒸，釀成瘟疫之症。」

「中國市鎮更易受到疾病的襲擊，原因在於過於擁擠、貧窮、髒亂的環境。」

「在不需要肥料時，這些糞便積存數月。到了春天和秋天，糞便通過運河用船裝運走。而在運河中，當地人卻在那裡洗菜洗米。我曾經看到一個婦女在一個離糞船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洗菜洗米。在運河的岸邊，也是交通最繁忙的地方，有一個供應外國人的牛奶場，牛奶場職工也在運河邊刷洗器具。每一項必要的預防霍亂傳播的衛生措施在這裡被完全忽略了。」

面對如此兇猛的霍亂，普通民眾一般採取「驅鬼辟邪」的舊方法，而政府當局在處理上則顯得更為科學。尤其是在大城市，幾乎都採取了隔離審查、稽查食物、禁賣魚蝦以及修建公共衛生設施等措施，取得一定效果。對此，創刊於1902年的《大公報》都有詳細記載。比如：

「以魚蝦等類其味腥臭，易召時疫，乃出示禁止，市中不得售賣魚蝦等鮮物，而業漁者亦遵諭歇業矣。」

《大公報》的創辦人是英斂之（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創刊號，名稱取「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之義，以「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宗旨。

有鑒於此，在整個霍亂爆發期間，《大公報》都致力於宣傳西方現代醫學以及健康、衛生理念，希望能改變國人的陳舊觀點。有些話，今天看來仍然有警醒作用。比如：

「中國貧窮軟弱，不足為憂，可憂的就是糊塗，沒有真見識，專信那異端邪說，牢不可破，這就是大阻擋長進的一個關口。」

「前幾天我講的，我們中國人妄信異端邪說，就是最阻撓我們長進的一個大關口……這幾天更聽見新鮮事了：有瘟氣，不知道想正經法子躲避，搭著個姜太公像，滿街游。在他們想，這是很大的聰明人出的主意，因為有一句話說，姜太公在此，諸神退位。」

儘管上述論調與英斂之的天主教背景有一定關係，折射出中西方宗教信仰之間的巨大張力，但正是在《大公報》的宣傳下，新的衛生觀念才開始慢慢建立起來，不僅注意清道排污，而且成立了自來水廠以及專門的官廁、糞廠，同時形成報喪制度。

1902年底，《大公報》收到一則「來函」，內中云：

「某君來函雲竊查泰西衛生之道，精益求精，其保衛之有方，蓋以民生為至重耳。自天津設立都署以來，即安設衛生總局以除污穢，以潔街衢，法至良，意至美也。今夏疫氣盛行，朝不保夕，而衛生局竭力保護，講究衛生。凡有益於民者，莫不剴切而曉諭之；凡有害於民者，莫不出示以嚴禁之，衛生有術，故能癘疫潛銷焉。」

文中提到的衛生局，是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成立的。1902年8月，袁世凱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後，在列強要求下保留了衛生局，並制定《天津衛生總局現行章程》等規章制度。但是，保留下來的衛生局職責範圍大幅度萎縮，只負責清潔街道。這說明，當時中國人尚未建立起現代衛生制度，直到霍亂大爆發後，才開始意識到其重要性，並在幾年後如火如荼的清末新政中成立了中央級別的衛生機構——衛生司，「掌核辦理防疫衛生、檢查醫藥、設置病院各事」，並逐步推向全國。

需要指出的是，這套制度模仿的對象，是日本。

祥說：一場席捲大清朝的瘟疫，竟意外改變了中國人的衛生觀念。只是，這一改變，未免代價太大。然而，哪一次社會大轉變，不伴隨大事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