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馬克思背後的男人回來了

根據新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很大一部分，是與從今天的時代危機（經濟的和生態的）中演化出來的那種新的、激進的生態實踐相共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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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譯者：王立秋

編輯：Catherine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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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治與智識的搭檔，能與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匹敵。眾所周知，他們不僅在1848年共同寫作了《共產黨宣言》，並雙雙投身那年的社會革命，還合作完成了兩部更早的作品——1845年的《神聖家族》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當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者最終能夠比鄰而居、朝夕相處、互相切磋的時候，他們經常在馬克思的書房裡走來走去，各自站在屋子的一邊，討論著他們形形色色的觀念、計劃和方案，在一次次踱步轉身中，他們的鞋跟，也在地板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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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與恩格斯，圖片來源：red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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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經常把自己正在寫作的作品中的段落讀給對方聽。在他的《反杜林論》（馬克思也為這本書貢獻了一個章節）出版前，恩格斯就曾給馬克思讀過整部手稿。馬克思給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過導言。在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後，根據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也是恩格斯。如果說恩格斯——他是第一個對此供認不諱的人——站在馬克思的陰影中的話，那麼，儘管如此，他本人也還是一個智識與政治上的巨人。

一、馬克思主義背鍋俠的誕生

然而，數十年來，學界一直在暗示，恩格斯貶低、扭曲了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科學家約翰·斯坦利在其身後出版的《主流馬克思》(Mainlining Marx, 2002)中批判地評論，分離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他們是兩個有不同興趣與天資的不同個體的分離——的嘗試越來越多地以拋棄恩格斯，視恩格斯為馬克思主義中一切應受指責的東西（實際上出自馬克思）的來源，認為恩格斯不過是個典型的開明文人，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形式來進行。

大約四十二年前，1974年12月12日，我參加了戴維·麥克萊倫在華盛頓奧林匹亞常青州立學院舉行的一次關於《卡爾·馬克思：其聲譽的起伏》的講座。一年後，麥克萊倫出版了《卡爾·馬克思：他的生平與思想》，我曾細緻地研讀過這本書。但麥克萊倫在那頭給出的信息卻是——簡而言之——卡爾·馬克思並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要發現本真的馬克思，把馬克思的麥子和恩格斯的穀殼分開，是必要的。麥克萊倫堅稱，是恩格斯，給馬克思主義引入了實證主義的東西，而這些實證主義的東西，導致了第二和第三國際，並最終導致了斯大林主義的出現。幾年後，麥克萊倫把這些批評中的一些，寫進了他為恩格斯撰寫的簡短傳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後來成為西方學院左派鮮明特徵的反恩格斯觀，這種觀點與作為一個獨特的哲學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西馬本身就是與官方或蘇聯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西馬的一大公理，便是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或者，就像格奧爾格·盧卡奇所說的那樣，「單純的客觀辯證法」——的拒斥。

對絕大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辯證法是一種同一的主觀客觀關係：就我們創造這個世界而言，我們也可以理解它（在此基礎上前進退後一步都不行，我們不可能理解不是我們創造的世界，我們也不可能不理解我們創造的世界）。這種批判的見解構成了人們喜聞樂見的，對實證主義的拒斥——人們一般認為，實證主義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部分內容，而且，實證主義也在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中變得合理化了。然而，它也會帶來這樣的影響：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更加唯心主義的方向，使人們拋棄長久以來，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不僅與人文和社會科學——當然還有政治學——也與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相關的那個傳統。

於是貶低恩格斯在學院左派那裡變成了一件流行的消遣活動，一些人，如政治理論家特雷爾·卡弗甚至把它變成了自己整個事業的基礎。而貶低恩格斯的一種常見的方法，是以恩格斯為工具，把馬克思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出來。正如卡弗在1984年寫到的那樣：「卡爾·馬克思否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重複了馬克思的評論卻沒能領會他的觀點。的確，如今顯然恩格斯是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這點也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即，恩格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發明了馬克思主義。」對卡弗來說恩格斯不僅犯下了發明馬克思主義的大罪，更是犯下了其他無數諸如推廣准-黑格爾主義、唯物主義、實證主義和辯證法的罪行。而據說，所有這些東西，「離馬克思辛苦達成的折中主義十萬八千里」。

認為馬克思有「一種方法論」的觀點，也被歸給了恩格斯，因此，這一觀點也被宣告為錯誤的。在脫離了與恩格斯的聯繫，並從所有決定論的內容中剝離出來之後，馬克思被這些人輕易地打造為一個願意接受現狀的智識上的先行者。正如卡弗近來不帶任何明顯的諷刺色彩評述的那樣，「馬克思曾是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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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恩格斯的大多數批評，已經轉向了他在《反杜林論》和他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中所謂的科學主義。麥克萊倫在自己寫的恩格斯傳記中說，恩格斯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使他強調一個唯物主義的自然——而非歷史概念。」他被指責把「物質的概念」帶入了馬克思主義，而物質的概念是「完全外異於馬克思的作品的」。恩格斯的主要錯誤在於，試圖發展一种放棄了「辯證法的主觀方面」的客觀辯證法，而這一嘗試，使「馬克思的觀點逐漸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所同化」。

「不奇怪」，麥克萊倫指控道，「隨著蘇聯政權的鞏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庸俗化（表述）也成為了蘇聯教科書的主要哲學內容。」在馬克思越來越多地被呈現為高雅的知識分子的同時，恩格斯也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粗俗的普及者。因此，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話語中，恩格斯起到了一個便宜的替罪羊的作用。

二、科學家的反擊戰

然而，恩格斯也有自己的仰慕者。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逆轉他日漸頹喪的命運的第一個真切的跡象，是隨歷史學家E.P.湯普森1978年出版的《理論的貧困》一起出現的。湯普森的《理論的貧困》主要反對的是路易·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這裡，湯普森在一種與一切歷史主體分離、與所有經驗的參照點分離的抽象而實在化的理論面前保衛的，是歷史的唯物主義。在此過程中，他大膽地——我認為，他的這一舉動，是二十世紀末英國文人為數不多的壯舉之一——挺身支持「弗里德里克·恩格斯」這個「老笨蛋」，而後者是阿爾都塞大部分批評指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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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都塞，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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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湯普森認為，一種辯證的經驗主義——這是他在恩格斯那裡最欣賞的東西——對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幾年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奇的《馬克思主義四講》開頭就大膽地重申恩格斯的辯證法進路及其對機械論和還原論的批判的重要性。

但真正恢復恩格斯作為與馬克思並列的偉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聲譽的改變，不是來自歷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而是來自自然科學家。1975年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在寫作《自然史》的時候，公開讚美了恩格斯強調勞動作用的人類演化論，把它描述為維多利亞時代對人類演化發展的最先進的構想——預見了二十世紀關於非洲南方古猿的人類學發現。

幾年後，1983年，古爾德在《紐約書評》上拓展了他的論證，指出所有的人類演化理論都是「類-文化共同演化」理論，而「十九世紀支持類-文化共同演化的最好論證，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於1876年寫作的那篇著名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這篇論文是在他身後出版的，最初刊載於《自然辯證法》）中提出的，」

同年，醫學社會學家和醫學博士霍華德·維茨金在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病》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恩格斯作為一名社會流行病學家扮演的先鋒角色，展示了當時年僅二十四歲的恩格斯是如何在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的同時，以種種預見到後來公共衛生領域的發現的方式，來探索疾病的病理學的。兩年後，1985年，理查德·列萬廷和理查德·雷文思寫出了如今已是經典的《辯證的生物學家》，書中有這樣一句深刻的獻詞：「獻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很多時候錯了，但在關鍵的時候，他是正確的。」

三、恩格斯歸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見證了馬克思主義中生態社會主義傳統的誕生。在生態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以泰德·本頓的開創性工作為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被批評沒有給馬爾薩斯主義的自然限制以足夠嚴肅的重視。然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續的討論迎來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此階段以保羅·柏克特的《馬克思與自然》（1999）為始，力圖探索在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古典基礎中可以找到的唯物主義與生態主義要素。

這些努力一開始以馬克思為焦點，但也把恩格斯在生態方面的貢獻納入考慮。這一傾向為新的MEGA（馬恩全集）計劃所強化，在新的馬恩全集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科學筆記第一次被出版出來了。結果這成了理解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的一場革命，根據新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很大一部分，是與從今天的時代危機（經濟的和生態的）中演化出來的那種新的、激進的生態實踐相共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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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恩全集，圖片來源：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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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步承認恩格斯對科學的貢獻，這反過來又使人們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其他與自然科學相關的作品產生了新的興趣。我自己的研究，從2000年開始，就一直以恩格斯——即其他受恩格斯影響的人——與一種生態辯證法的形成的聯繫為焦點。在這方面我並不孤單。政治經濟學家和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埃爾馬·阿爾特瓦特最近也出版了一本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德語書（《發現恩格斯》）。

支持「在我們的時代，恩格斯對於批判資本主義來說必不可少」的論據主要在於他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著名論題：「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這個論題經常遭到嘲笑。然而，恩格斯的論題——這一論題反映了恩格斯本人深刻的辯證法與生態分析——必須按今天的說法改寫成：生態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今天很少有人會否認這個命題的重要性。以這樣的方式來思考，要看到為什麼恩格斯在當代生態社會主義的討論中佔據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很容易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都會把他在《自然辯證法》中那個著名的警告引作其主旨：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對恩格斯來說，就像對馬克思來說那樣，社會主義的關鍵在於理性地調整人類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以此來最充分地發揮人類可能具有的潛能，同時又保障後代人的需要。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正在見證恩格斯的回歸不足為奇——他，和馬克思一起，繼續影響著我們的鬥爭，並激起定義我們自己這個充滿危機的、且必將革命的時代的希望。

[注]作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每月評論》的編者，也是俄勒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著有《馬克思的生態學》等多部作品。

原文鏈接：

譯自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turn of Engels」,

The Return of E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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