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肖特：論《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城與邦

譯者：石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研究生二年級，研究興趣：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洛克研究）

校者：笑忘客（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研究生二年級，研究興趣：中國近代社會史）

譯者志：在這篇書評中，晚年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方法和觀點兩方面對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兩卷本）提出了質疑，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兩代政治思想學人銳利而深刻的交鋒。奧克肖特的這篇書評最早發表於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3, No. 2 (Jun., 1980), pp. 449-453. 後收入The Vocabulary of a Modern European State: Essays and Reviews 1953-1988, Edited by Luke O』Sullivan, Andrews UK Limited, 2011. 本文譯自前者。

正文

　　在本書中，斯金納教授將兩項任務編織在一起，並對其中每一項加以歷史的理解。一項任務著手於敘述晚期中世紀和近代早期關於「政治」的著作，範圍從13世紀至16世紀。另一項則計劃用這些著作「去說明一個更加普遍的歷史主題」，即「一種公認是現代的國家概念之諸要素」的興起。[1]雖然這兩項任務連續不斷地彼此關聯（此書選擇13到16世紀為被編年界限，是因為新的國家概念出現在這一時期），但它們卻又有所區別，必須分別考慮。

▲　何謂國家？何謂政治？

　　第一項任務被謙遜地描述為對「晚期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政治思想的主要文本作一項概述」；當然，它絕不止於此。作者有意地沒有隻關心所謂的「經典文本」，而是運用儘可能精確的歷史理解。其中每一篇著作都是過往時代存留下來的一種言說：我們所關注的被指向一個有記載的過去。每一篇都被認定為「事實」（res gesta，或譯「確切之事」，「既成之事」），被認定為一項思想行為，它要麼回應人類行為中引發的情境，要麼回應想像的、希求的事物狀況。因為這些處境是行為或計劃（而非自然發生之事），所以它們激發理由（reasons）而非原因（causes）。斯金納筆下的作者們所回應的絕大部分是就統治者的職權、他的權威和應由一人還是多人掌權而言所做的主張，偶爾還涉及到被統治團體的特徵。構成其回應的理由（或者它們中吸引斯金納的）屬於一種特別的中間理由，被認為是潛藏在道德的、神學的和法律的術語之中的這些主張的辯護或者反駁。

　　這包含著明確的歷史研究主題：這些著作（斯金納勇敢地稱它們為「意識形態的」）關乎宣稱或者闡明統治者行為與計劃的適當性（propriety），以及立志成為統治者的人所做出的，或代表他們的訴求的適當性；或關乎反駁這些行為、計劃和訴求的適當性；或（在更普遍的意義上）關乎就職權的特徵與職責的表現給予統治者以建議；又或關於思考對統治者恰當的教育。在斯金納所關注的這幾個世紀里，此類文獻大量湧現，斯金納用了數頁具有啟發性的篇幅來說明為何如此。但如果說關於這些話題的思考全部由「政治思想」組成，未免言過其實。這既沒考慮到致力於行政才能的工具性反思，也沒考慮到涉及對不同於統治者一時一地的（circumstantial）訴求的辯護與反駁的另一類理由的哲學反思。這段時期，馬爾西里奧和博丹兩位作者——斯金納給與他們相當多的關注——的著作有時超越了僅做辯護的層面而到了哲學反思的高度；但是斯金納明智地選擇了忽略那些，而不是將這些論點一併看作是作者的「意識形態」信念（commitments）。

　　斯金納的任務在於辨認出他筆下作者的「意識形態」言說的歷史含義。這意味著什麼呢？作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斯金納提出兩個明顯合適的想法。第一，每一個這類言說（比如馬爾西里奧的、熱爾松的、巴特魯斯的或貝扎的）都企圖解決某一特定（circumstantial）的問題；怎樣為一個已被執行的或計劃的行為辯護，怎樣反駁一個不適當的主張。另外，歷史地理解言說需要儘可能全面而精確地理解它所處的情境，以及這一情境在其中成問題（或被認為成問題）的環境。第二，在任何一段時期，都有普遍認為有效的特定思考範圍（斯金納稱之為「規範辭彙」）可以在這些辯護的或者諮詢的事業中加以運用。這一思考範圍固然是可以增加的，但要讓一個全新的想法贏得認可卻是困難的；即便一個複雜精巧（Heath Robinson）[2]的結構（就像其中一些作者所發明的）也將被發現是由似曾相識的部分組成的。可供這些作者們利用的觀念庫是多樣的，但也是有限的。這一觀念庫從諸如君士坦丁的法典、羅馬共和政府的傳統和制度、西塞羅、斯多葛派哲學、《舊約》與《新約》、奧古斯丁神學、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想像的「古代憲制」、「哥特式」往昔的傳說等之中而來。斯金納將這些來源收集，編排入少數意識形態資源的風格或學派：羅馬法的、奧古斯丁的、經院哲學的、古典共和主義的、人文主義的等等。唯獨沒有「新教的」風格。並且，斯金納認為，對於這些著作歷史的理解不僅需要精確地定位它們發表言論的情境，而且還需要鑒別它們的風格，即思考在任何特殊場合意識形態武器被選擇的原因，辨識正在表演著的舞蹈，無論可能出現怎樣的新奇之處，都由這些挑選出來的相似舞步組成。繼而，他指出一種反饋，也即統治者（或將要成為統治者的人）往往裁減其訴求以符合可利用的「規範用語」，從而確保其適當性。簡而言之，一種歷史的理解（就像其他的理解一樣）是有條件的，這在我看來是關於起源的出色描述， 就此而言，這些著作才可能被歷史地理解。但是如果認為歷史的理解是唯一的理解方式，無疑是荒謬的。舉例來說，歷史的理解就不是那些作者理解彼此的著作時所有的方式。

　　那麼，斯金納展現給我們的這幾個世紀的政治思想圖景來自於聰明的，見多識廣的作者們，他們中的其中一些人實際上參與了政治革新，力圖為他們的經歷辯護，但其中更多的作者則受命捍衛僱主們的計劃，或者屬於關心當下政治行為適當性的自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理解這幅圖景需要依據作者們可加以利用的規範觀念庫與那個時代政治上不受約束的傾向（disposition）之細節。作者們所處的情境必定更為複雜，但這和普通法的法庭上一位從業律師所處的情境沒什麼不同：在一項勸導性的，有時是不講道德的論辯事業中，按照契約為你的僱主（他可能是一位尋求從皇帝或教皇所聲稱的權利中解脫自己的君主，可能是一個從君主處尋求減輕繁重義務的共和主義的或胡格諾派的小團體）盡其所能。正如一位法庭上的律師可能考慮的：財產權的法規使我一籌莫展，讓我試試《債權法》；或者合同不奏效，嘗試訴諸侵權行為法；所以這裡，「讓我提出建議：拉羅謝爾（La Rochelle）的地方行政長官（很幸運，是胡格諾派）應該被視作為掌握著人民保民官或斯巴達監督官的獨立職權」，或者「我們認為，教會或君主國是一個法人團體，那麼，我們能對教皇或君主的職權和權威做出什麼論斷呢？」，諸如此類。這些喋喋不休被諸如法國入侵義大利北部、聖巴托洛謬大屠殺（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和施馬爾卡爾登戰爭（Schmalkaldic war）這樣的插曲打斷。

▲　對歷史的理解不純粹是學人的史識。

　　有關斯金納在這項任務上的成就我將不再贅述。總的來說，這項任務歷史地理解這些著作，指出為什麼（對我們而言）裝點自身的牽強附會的類比和天馬行空的想像總是對它們的受眾具有說服力，並且說明智識前沿上的轉變怎樣源於環境上的轉變，如此種種問題的解答都極其出色而周密。每一位讀者都將遇到讓他困惑的段落（舉例來說，為何被古怪地命名為「路德的先驅們」的這一相當雜亂的章節緊隨著「路德教義的原則」一章？），或者遇到一個感到疑惑的解釋、一個灰暗不清或過於明晰的圖景、一個他想了解卻被斯金納遺漏的作者（弗朗西斯?培根）或者一個不完全處理的主題（「國家理性」）。而且，為什麼「德性」（virtue）這個詞，無論它出現在何處（比如在馬基雅維利或者博丹那裡）都必須被理解為西塞羅式的、「人文主義的」風格的侵入？但至少，我傾向於接受這本書展示給我們的，這裡有太多內容令我心存感激；其中一些已經廣為人知，一些則很是新奇，所有這些都得到融會貫通，並娓娓道來。如果歷史理解這份斯金納贈與我們的禮物使我們在迄今被忽視的關係上有機會了解一段過往，並且能夠新穎地，更真切地想像它，那麼這將是顯著的史學成就。

　　然而，斯金納卻還有另外一個抱負，它塑造了本書的出發點和框架，並且在標題中得到了表達。這個任務乃是從這些流傳至今的言說中推導出一段已經不復存在的往昔：在這些作者的思維歷險中了解一個總體的特徵與方向。這是（或可能是）一項真正的史學抱負；取決於它是如何操作的。

　　斯金納關心國家「概念」的興起，我覺得他應該把這一興起和經常討論的所謂「現代歐洲國家的誕生」區別開來。他對於他所關心的這些著作的其中一個看法是，直到16世紀，政治思想「轉變」（shift）的跡象已經催生出「一個被認為是現代的國家概念」。這一「轉變」被描述為從「一個維繫其地位的統治者的觀念」變為國家作「一個公共權力形式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開，並且在邊界明確的領土內構成最高政治權威」的觀念。[3]對於這一看法，我能說的很少，因為我很不理解它：我既困惑於這一所謂「轉變」的起點，也困惑於據說是由這一轉變所帶來的產物。毫無疑問，這13到16世紀中有些作者確實認為政府乃是「一位維繫其地位的統治者」（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講的那樣？），但若據此認為，13世紀的政治思想從此踏上全新之旅，則未免過於古怪。雖然以上描述的這類抽象觀念無疑在很久以後出現在法國，特別是德國的作家中，但它還是有幾分古怪。例如，這一觀念從未在英國落地生根，這也許是因為缺乏一個明顯的憲法概念，以及任何激發國家作為非個人權力機構這一概念的，類似於「官僚制國家」（beamtenstaat）的東西出現得太晚。我很懷疑它是否可以被正當地稱為「國家的現代概念」。

　　然而，我認為斯金納還有另一種看法，它更容易掌握；這就是，這些作者安置了一種概念的「意識形態基礎」，在這基礎上，國家被理解，證成為一個人與人彼此相關的獨立的聯合體，這一聯合體並不依靠共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追求任何共同的實質目標，而是根據一種它自己的法律，由一個政府（以某種基於同意的的方式組建）進行統治，這一政府的職權乃是作為法律的監護人維護「和平」與聯合體的安全，與此職權掛鉤的權威乃是「主權」（sovereign）；也就是說，在聯合體的領土內外，沒有更高的權威讓人服從。並且，本書認為政治思想的「轉變」乃是從一位「維繫他的地位」（State）的統治者的觀念轉變為這一所謂的「國家的現代概念」。

　　這種「國家的概念」確實興起，並且廣布現代歐洲，這毋庸置疑。憑藉16世紀「政治方案」（politique）作為法國問題的解決方案[i]，[4]這類概念中的一些東西有些不情願地，有限制地受到了歡迎，並謹慎地得到了支持。我也不懷疑（特別是在斯金納寫了這些之後）能夠在博丹才華橫溢，洞若觀火的想像中找到這種概念更加經過深思熟慮的，成型的形式。但認為它是一座建築物，矗立於馬爾西里奧、巴特魯斯、馬基雅維利、貝扎等人所鋪設的「基礎」之上，這難道不是「非歷史的」、時代誤置的嗎？這些作者沒有在鋪設基礎；他們是決疑的（casuistical）道德家和法學家，摸索著一時一地的論據去支持他們的僱主對抗妨礙或者威脅他們獨立的新舊主張。在一個概念分析的成分和使其浮現的歷史環境（這一環境是有偏差的，時常在邏輯上不相關的）之間，難道不存在令人困惑之處嗎？毫無疑問，這些概念是承諾將它們系統闡述的產物；但歷史地來看，它們乃是各種各樣觀念的局部遭遇的副產品，而並非所有觀念都導向它的方向。並且，以14世紀義大利王國（Regnum Italicum）諸城市的處境作為故事的開篇，寫道「巴特魯斯和巴爾杜斯一同建立了現代國家理論依託其上的整個法律基礎」，這從歷史的觀點上來看難道不有些古怪嗎？的確，在這個故事中，他們反駁早已過時的皇帝對於這些城市的訴求，這作為一個情節被拿來與各種各樣對教皇訴求的意識形態反駁進行對比，但這些作者從未鋪設過基石。他們傳播一種過分的，相當可疑的概念，有關對歐洲絕大部分地區都沒有用處的羅馬法，卻在特定情況下對他們的僱主有利。這故事難道不應該以對皇帝和教皇在法國、英國和卡斯提爾的訴求的早期處理和部分處理作為開篇嗎？

　　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上這些作者中的許多人——如路德、加爾文、一些人文主義者與技術官僚——在促進所謂的被認為是現代的國家概念之興起上所做的少之又少。當然，他們都悉心於為統治者和將要成為統治者的人對「主權」權威的訴求進行辯護，就像和其他作者一樣，他們對於憲法事務的觀點無論如何都服務於他們的目的。但涉及政府的職權，雖然都認為需要一個比僅僅維護被統治聯合體的和平與安全更廣泛的職權，但他們的言論是非常不同的。這一職權可能是為了真理（他們的真理）而發號施令，或者是出於「虔敬」或「德性」的要求，並且聯合體的成員被認為彼此相關地追求種種不同的目標和事業，作為「神聖共同體」的「誓約人」，作為被強迫至少與神的旨意保持表面一致的反叛者，或者作為對地球資源神定的協作利用上的聯合者：絕非只是為了非工具性的「和平」這一個目標。簡言之，這幾個世紀的政治思想的結果並非是一個單一的「被認為是現代的國家概念」的興起，而是多種迥然不同的概念，它們後來不斷地復興，重塑。在這種多樣性中，斯金納「現代國家的概念」（被發現由馬爾西里奧提出，但也能夠在更早的著作中找到，比如奧古斯丁的）的位置未免難以確定。但這裡不存在「轉變」，沒有什麼不可挽回地消失不見，也沒有什麼毫無疑問地被確立起來，甚至不存在一個國家的政府權威應該是「主權的」這一要求。當然，現代歐洲的諸國家本身就是多種多樣的，東拼西湊的（ramshackle），正如它們在16世紀一樣，正如它們先前的王國、君主國和共和國一樣。

譯者注

1. 這裡指16世紀法國宗教戰爭時期出現的一種關於宗教和國家的主張，它被溫和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派信徒一致呼籲。這種主張認為，政府維護國家的穩定和安康要比維護既有宗教的大一統重要。統一的信仰（天主教）是重要的，但為此所帶來的殺戮和內亂是致命的，因此宗教寬容可以作為解決這種混亂局面的工具。詳見：The Foundations (Volume 2), pp.249-254.

2. 參考：The Foundations (Volume 1), pp.XI-X.

3. 英國漫畫家，擅於畫荒誕複雜的機器，而這些機器卻只是為了達到簡單的目的。後在英文中用來指多餘而複雜的東西。

4. 參考：The Foundations (Volume 2), pp.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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