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 | 寒門女子的上升通道在這裡

范雨素的原文被刪除了，在我的意料之中。2017年了，農民工的孩子仍然沒學可上；村裡的土地2萬一畝被強征；京郊住著土著、狗以及人不如狗的務工人員……你這不是赤果果的抹黑么？

對於范雨素的走紅，《人民日報》讚揚她在困境中保持了對文學的熱愛。和菜頭諷刺，一個文學青年首先需要是一名弱勢群體，以滿足中產階級腫脹的淚腺。騰訊新聞哥質問：追捧范雨素的人到底是被她的文字吸引，還是被可憐的人設吸引。

都不是。

我欣賞范雨素，一不為文字，二不為同情。我甚至不認為誰有資格可憐她，這位底層婦女骨血中展現出的帶有鈍感的生命力和不甘心令我及至佩服。在某種意義上，她實現了自己的詩和遠方。用俗氣的話說，她找到了上一條通道，儘管這通道並不是很長。n

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打動我的不是模仿自席慕容的「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這種顧影自憐的哀嘆，不是結尾時「擁抱每一個弱者，傳遞愛和尊嚴」這種嘹亮的號角，而是范雨素母女從襄陽農村出走到北京後的生活變化。或許作者本人並不承認，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勵志故事。

范氏母女的經歷告訴我們，底層婦女擁有的資源太少，可奮鬥的地方不多。在寒門難出貴子的今日，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離開愚昧野蠻，註定凋敝的家鄉，走向大城市，投奔北上廣。在這裡，你的勤奮，你的才華，你的容貌，你在窮鄉僻壤有價無市的一切都能賣得出價錢。或許你要忍受僱主遞來的一次性筷子，但這種感受不會比被文盲丈夫毆打更糟。或許你只租得起皮村的八平米，但在這個苦力聚集的貧民區，仍然設有免費的圖書館和電腦房。或許你的女兒仍然沒有機會上學，但社會為她提供了各種技能進修機會。

在這個足夠流動性的時代，越是底層之人越需要大城市的保護。在范雨素44年的人生中，改變她命運的在於以下幾點：

以書為媒，拓展眼界

范雨素從小喜歡看小說，有些格調不高，比如知青文學，比如《金光大道》；有些則是藏諸名山的傑作，比如《孤星血淚》，比如《神秘島》。不過對於范雨素來說，文字的審美遠沒有文中的信息來得重要。通過看小說，她開始了解世界歷史與地理，構架起了一個不復扁平的世界。n

我特別注意到在少女時代的書單中，她提到了狄更斯的《孤星血淚》，這部又譯為《遠大前程》的小說也是我的最愛。我幾乎可以確認是書中那背井離鄉，投身倫敦的小小少年皮普給了范雨素無窮的暗示和想像，不然她一個襄陽農村的貧婦最多也就是去到武漢，怎麼會拖著女兒們來到北京呢？這不禁令人想起電影《巴爾扎克與小裁縫》中的結尾的一幕。知青陳坤攔住走向大山之外的村姑周迅不解的問：是誰改變了你？她回答：巴爾扎克。

在閉塞的環境中，讀書人往往會走上兩條迥異的路。有些人會因為書本變的更加迂腐，荒唐，眼高手低，不切實際，讀書給他們帶來的一場災難。比如范素雨差兩分考上大學的哥哥，他以文化人自居，不適應勞作，過著孔乙己一樣的日子，一心要寫出傳世名篇。在看了一篇民科報道後，他又相信如果可以買到零件自己就能造出飛機。

少女范雨素必然也有過「文青」的階段，不然她不會自作主張把名字從菊人改成了瓊瑤味的雨素。幸運的是，生活沒有給予范雨素做夢的機會。她仍然喜愛閱讀，只是不再把自己的人生寄託於其上。因此，在接受採訪時，她說：不相信文字能改變生活，習慣了靠苦力謀生。

在查建英發表於《紐約客》的一篇禁文中，她提到當自己的知青哥哥整整兩年沉浸在偉人的離去中不能自拔之時，是他的妻子將家裡的紅旗拆了做成被面兒並果斷帶著孩子回到北京。必須承認，比起男性，女性，尤其是當了母親的女性，總是清醒得多，堅韌得多。

書籍帶給范雨素不只是文字的雕琢，更是一個廣闊的世界，令她知道遠方的存在。雖然這遠方朦朦朧朧，看不真切，但數年後，當她遭遇絕望的婚姻時，是潛伏在腦海中的不甘心和不安分引領她帶著兩名幼女一路走到了北京。對於像范雨素這樣的底層婦女來說，著實是最好的結果。

不是娜拉，更要出走

曾任《人物》雜誌特稿記者的鯨書是一位從鄉下考到川大的90後妹子，她們班上考出來一共有三個人。她考大學的同一年，初中同學中17個已婚，13個有了孩子。在同齡人為高考憂心忡忡時，這些早婚的少女已經學會了怎麼給孩子包尿布。

雲南金平縣，一半的孕婦是未成年人，14歲的產婦隨處可見。這裡的分娩死亡率高居不下。女孩子說：我們都覺得小學一畢業就要結婚。n

在四川，在雲南，在湖北，有著無數如此一般遊離於現代文明以外的村莊和小鎮，這裡的女人從16歲到60歲都支持把小三當街扒光；這裡的家長會把被強暴的女兒順勢嫁給強姦犯；這裡離家出走的少女等同私奔，要被毒打一頓趕出家門，留下來的人只有枯萎，等死。

范雨素採訪中說：「我覺得在婚姻中，我主宰了。我覺得我生活不下去了，我就走開。很多女人她不主宰，她湊合。我不能湊合。」這種獨立精神和抗爭的勇氣別說其它的農村婦女，就是很多知書達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都不具備。

90年代開始，農村婦女自殺率大幅下降，因為務工潮讓大家有處可逃。

2015年，英國《金融時報》採訪了一位在上海收廢品的安徽婦女曹秀珍。在一棟簡陋的建築中，租客們共用水管和爐灶。這裡的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將廢品收集，分類，送到收購站以賺取幾分錢的差價。47歲的曹秀珍始終掛著微笑，她說：「上海太好了，真的很好，在這賺錢很容易。」她的月收入是3000塊，解決了自己和女兒生活外還能負擔兒子的大學生活費。

身在北京范雨素仍然是底層人士，她每天六七點起床做工，她做保姆的月薪有6000元，房租是300塊，應付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有餘。不僅如此，下班後她會看小說，在手機上聽古詩吟誦，去皮村的文化中心在老師的教導下寫作，甚至可以跟人談談羅素，做些與吃飯無關的事。范素雨說自己有社交恐懼症，看到這我幾乎笑了，這可是典型的城市病。一直稱自己為弱者的她也承認，皮村的溫暖的小家，義工的服務令她心安，有安全感，這片光支羽的自由，在家鄉永不可得。

去那人多自由的地方

在范素雨的自白中，最讓我覺得激勵人心的是是她大女兒的故事。因為民工子女求學難，這個97年的姑娘只上過幾年小學，之後媽媽去做育兒嫂，她就在家中照看小妹妹。正是這位幾乎沒受過正經教育的妹子，通過比對電視上的字幕學會了識字。經過自學，她考到了好幾個手藝活兒的資格證書。現在20歲的妹子在一家上市公司做打字速記，年薪9萬。相比小姑娘的超低起點，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又或者說，只有在北京，她才能獲得這個逆襲的機會。要知道，在沒什麼產業的三線城市，一個高速公路收費員的職位尚要搶破頭。

在文章中，范雨素回憶起自己作育兒嫂時看護3個月大的孩子，半夜起床時想起自己的女兒無人照管忍不住淌下淚來。是的，從人性關懷的角度看她和她的孩子們的確經歷了骨肉分離的痛苦。但是如果大家抱在一起死守在襄陽又會是什麼後果呢？

在那些亘古不變的僻壤，女兒八成會像自己的媽媽一樣嫁給酗酒，家暴的男人；或者像做鄉村中學教師的小姨一樣，被投奔上海的戀人拋棄；或者像洋槐花般樸實的舅媽一樣，嫁給一個因為窮和自私，堅決不讓離婚的妹妹回家的舅舅。

最終腐爛在荷花香，蘆葦長的家鄉。

相反的是，在北京，在一個資源充沛，信息豐富，流動性強的環境，范雨素沒上過學但有著強烈求知慾和焦慮感的大女兒得以充分利用一切免費資源進行自我教育。她只需精通一門技能，自有人願意接手買單。

范雨素說，希望孩子們的求生方式可以體面點。如今，大女兒已經達到了她的期盼。在這一點而言，范雨素的出走成功讓後代避免了厄運的輪迴，即便還沒翻過中產的矮牆，起碼也是實現了自己跟自己比的逆襲。

我不敢用雞湯的句子結尾，因為不能用虛假的溫情遮飾血淋林的殘酷。但在范素雨身上，我真不願意施加以同情和可憐。一個12歲時獨自流浪到海南坐在樹下吃木瓜的女性，絕不會如自己所形容的那般弱小。事實上，我認為她根本就是生活的強者，她的掙扎並不犀利，但充滿鈍感的力量。

這也是改革開放後，很多農村女性的共同選擇，離開農村，奔向城市，奔向人多，自由的地方，儘管她們並不如范雨素一樣為人們所注視。

與其評判范雨素的文學價值或是投以隔山觀火式的同情，我倒是更願意反思下自己，在同樣的環境中，我是否能夠比她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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