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多少都不夠，北京怎能不讓人難過？ | 你我正經歷「角斗場焦慮」

作者：爪賽賽

在古羅馬角斗場中，奴隸進入角斗場，最終只能有一人活到最後——而北京似乎正在變成這樣的角斗場。

對於這件事，之前有了這樣一篇文章，《最近有點為北京感到難過》，不知是否同樣波及了你的朋友圈。

儘管文章的論據不算新鮮，但下面這一段平實描述，似乎打中了許多人：

「和朋友告別聊天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地聊到了焦慮，似乎這已經成為了目下的一種流行病。每個人都在不停地焦慮著，每個人都被不同的慾望所催促著。各種媒體和信息彙集到腦子裡的，永遠是那句：你要得到最好的，你需要不斷努力……聽起來這似乎快成了一個無解的死循環，然而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焦慮的人們大都相似，焦慮本身卻各有不同。對於當代北漂的這種心神不寧，或許就可以用「角斗場焦慮」來描述。

所以，角斗場焦慮還有哪些具體表現？主觀臆斷一下，大概可以衍生出這四點：

• 覺得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沒人在意，人生驅動力變成向外界證明我比其他人都強，由此被永恆的不安全感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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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斗場外的世界提不起興趣，也偶爾因不知歷史會走向何方感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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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人最終落入超額消費、過度夜生活、無意義性愛等陷阱自我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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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會幻想自己可以搬到大理、京都或是加州小鎮度過田園牧歌的下半生，但下一秒就會自責不切實際而立馬打消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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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看上去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人，但我和我的老闆於困困都是角斗場焦慮的受害者。

我的角斗場焦慮，主要表現在工作不思進取，每日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心上班；成天嚷嚷要回里斯本，三年過去了還沒走成；沒有感情生活只有卧室生活，平均每倆月擔心一次自己是不是要當單身媽媽——它還有另一種說法，叫做「喪」。

於困困總會數落我的喪，經典句型是「我特別受不了人放棄自我成長，我跟你這麼大的時候都出過兩本書了」。每每聽到這句，當然都會氣得要死，經常瞪了她一眼就揚長而去，有時候還要重重摔門。

但睡一覺起來之後我又總會想：從一個每日觀察人類思考人生的文學女青年，眾人口中國內最好的特稿作者，到把有限精力全部放在研究商業和資本規則的創業公司CEO，深處的險境和壓力我難以想像。還要每天假裝自己元氣滿滿幹勁十足，偶爾要拿我撒氣也不足為奇了。

角斗場焦慮緣何而起？隱藏在角鬥士焦慮背後的，其實是排行榜思維：不再去思考你實際的生活狀況，而只關心自己的相對排位。

而這個排行榜是如何生成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具體數字可參考了。有了數字，自然就有了榜單。

首先，我們所有的職業表現都有具體分數和數字化指標可參考，而這套體系在20世紀前是不存在的。對此，我們需要感謝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的美國工程師：泰勒先生在19世紀末期發明了泰勒制，首先提出可以通過記錄每個工人的工作時間、對每個工作制定標準工作量來提高生產效率——KPI的雛形就這麼誕生了。

對於管理者來說，泰勒制的意義是開天闢地的，它的確大大提升了企業的生產效率；但對於普通人來說來說，當泰勒制發展到如今走火入魔的程度，便開始變得有些泯滅人性了。KPI不在乎你的熱情，只看最後數字結果。而當你的收入和生活質量只和KPI掛鉤時，你必須強迫自己接受這套別人強加於你的規則，並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開始為這種數字化體系辯護。

你以為愚蠢的人類會就此打住嗎？並不會，數字化思維入侵職業生活還不夠，現在連工作外的私人生活它也要攪和。從前你可以底氣十足得說自己的生活很棒，覺得自己今天這身衣服挺漂亮，旅遊目的地美到讓你窒息……你根本不需要別人的意見。而現在這一切最重要的參考指標，變成了在朋友圈可量化的點贊數。

在一個數據化排行榜體系下，誰第一誰第二誰最後一目了然。於是當代社會最絕妙的諷刺發生了：數據化本是一種理性表達，如今卻激發出了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獸性。我們突然擁有了一個合理合法的武器，來欺壓自己的同類。

擺脫角鬥士焦慮，你需要一些阿Q精神。

如何克服人類本性里的獸性，我是不知道的，在此做過多的討論也並不會帶來實質幫助。

但即便我相信人性本惡，卻也同時感覺到生活里還是有很多東西是無法被量化、被數據化的，否則我們和機器人有什麼兩樣？

可惜數字化一切的趨勢並沒有停下的意思，留給我們的選擇已經不算多了。

在此之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或許可以算一個：與其讓別人和數字定義你的成功，不如別去在意世俗規則，單方面宣布自己過得挺好；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熱情，並讓它成為你的生命驅動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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