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情侶，新年派對的請柬與更多的無辜者

　　當年夏天我在戈德索普事故之後首次回到了諾里奇監獄。誰也沒對我們說什麼，但是這次監獄方面換了一位看守來陪同我們，上次那位年輕看守則不見了蹤影。我趁著人少的時候問我身邊的獄警那傢伙去哪裡了，他們告訴我他突然被調往達特茅斯了。

　　這趟令我返回英格蘭的工作是一場雙人行刑：兩位年輕的工人謀殺了他們的懷孕女友。兩起案件中的兇手有相似之處，但是案件本身並沒有聯繫。之所以對兩人一起行刑只是因為方便。這兩人分別是22歲的丹尼斯.摩爾與24歲的阿爾弗萊德.雷納德。

　　摩爾勒死了自己的未婚妻，24歲的依琳.庫倫，行兇地點是諾里奇郊區坎通鎮的一座牛棚。這起案件的情節有些古怪。兩人只差兩周就要結婚了，謀殺發生當天兩人一起出門，先去找大夫對依琳的懷孕情況進行了檢查，以確定一切正常，然後就去購買婚紗去了。回家後兩人又一起出門散步。期間兩人發生了爭執，因為依琳拒絕與摩爾發生性行為，他就動手殺了她。摩爾本人將警察領到了自己殺人的牛棚，並且在警方還沒反應過來時就一下撲到死者身上，哭喊著：「我愛你！我愛你！」

　　依琳.庫倫遇害5天後，雷納德在德瑞漢姆槍殺了自己的女友，19歲的艾倫.路德金，因為他發現她懷孕了，但是死者的父親卻禁止他們繼續交往。

　　雷納德聲稱兩人結成了自殺協議，對於他與死者的最後一次會面他做出了令人心碎的陳述：他趁她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來到她家中，兩人一起走到了一間自行車棚里。他告訴她自己打算開槍自盡。她說：「先打死我吧——你不能拋下我一個人。我們一起死好了。」

　　雷納德將槍上膛，對準了自己的頭，但是她將槍接過來，指向自己的臉說：「先打死我吧。」

　　兩人對面站著，看著對方。然後她說：「再見了親愛的，守住你的承諾。」然後她就扣動了扳機。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不過就算姑且先不考慮他為什麼要帶著槍支與子彈跑到女朋友家裡去，在這場悲劇當中還是有一兩個小問題值得商榷。首先，正如公訴方一開始就指出的那樣，那支槍的槍管太長，槍口與扳機之間距離太遠，死者根本沒辦法用那支槍指著自己。其次，如果說兩人之間有自殺協議，那麼協議的執行情況明顯十分糟糕——他還活得好好的。雷納德解釋道他當時已經往槍膛里填裝了子彈，但是最終沒有開槍，因為他要告訴人們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就我看來這個解釋有些難以服人。

　　遭到謀殺指控後雷納德稱：「我想和她一起去。我不想等了。」等到開庭的時候他的頭腦明顯清楚了許多，決定自己還是等一等的好。實際上他根本就不想去。不過陪審團只花了40分鐘就決定他不去也得去。

　　我受邀參與摩爾的行刑，皮埃爾珀恩特擔任首席行刑室，另外兩位助手是曼城的哈利.艾倫與第一次參與行刑的萊斯利.斯圖爾特。有趣的是，艾倫與斯圖爾特在皮埃爾珀恩特退休後都成為了首席，並且分別在1964年的利物浦與曼城監獄同時處死了兩名犯人，這也是英國最後的絞刑。這一次我們沒出任何問題就處理掉了摩爾與雷納德。這次行刑毫無特別之處，我對此謝天謝地，諾里奇監獄方面無疑也是這麼想的。

　　當年秋天我又收到兩份工作邀請，但兩起案件中的犯人最終都改判了死緩。然後隨著年關將近，我收到了伯明翰監獄的一封來信，邀請我在元旦那天前去行刑。這次行刑的安排一如常規：我們要提前一天到監獄裡報道，因此我們要在監獄裡度過新年夜。我們在家裡一般也不會大肆慶祝新年夜，一般開一瓶雪利酒就算了。因此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次協助絞死霍瑞斯.卡特的工作。

　　我希望在前文中已經反覆表明，死囚行刑過程十分冷靜，沒有任何指向死囚本人的情緒，無論他犯下了怎樣的罪行。從我一開始入行時這一點就為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所有的同行、監獄官員以及死囚的陪同看守——基本上參與這個司法過程的每一位個人都是這樣表現的。警探們偶爾會對我們談起某一件特定的案件，但即便這種事也很少發生。在我的經歷中上述這些規則唯獨僅有一次例外——就是卡特這次。他遭到絞刑判決是因為姦殺了一名11歲的女學生。

　　希拉.阿特伍德住在伯明翰金斯坦丁的卡文夏姆路，30歲的勞工卡特也住在這條路上。某一天剛入夜的時候它用糖果把被害人誘騙進自己家裡，帶到樓上卧室強行姦汙，之後恐怕事情敗露又殺人滅口。小姑娘死得很慢，也很慘。甚至連兇手本人在口供當中也承認了這一點。

　　「我用膝蓋壓住她的雙臂，從她腦袋底下抽出枕頭按在了她的臉上。她掙扎了一會兒。為了更快了結她，我又用手掐住了她的脖子。之後她就不再掙扎了，但還在呼吸，於是我決定用繩子。要不然是我力氣小或者下不了手，要不然就是她命太硬……反正她還有氣。我就拿了幾件衣服與我的手帕……堵住她的嘴與鼻子……把她臉朝下按在床上。這樣她終於死了。」

　　卡特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來，然後將被害者的遺體拋棄在了頂著自家院子一頭的空地上。第二天早上有人發現了屍體。

　　被捕之後卡特告訴警察，「我為我的所作所為感到極為抱歉，我活該上絞架。」

　　在伯明翰恐怕找不到對這句話有異議的人。皮埃爾珀恩特與我在幹活之前來到鋼屋路警察俱樂部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烈歡迎。我簡直數不清究竟與多少人握了手，有多少人告訴我他們很高興見到我。

　　一位負責偵辦此案的警探告訴我，「要說有誰弔死也活該，那就是這個玩意兒。」

　　「趕緊打發了這個王八蛋。」另一個警察插嘴道。

　　希拉謀殺案激起了人們的高漲情緒。他們給了我一份在驗屍官辦公室里流傳的傳單。

　　「新年夜。」

　　「敬請知悉，1951年12月31日周一，牛頓街驗屍房將舉行特別活動，自晚11點開始。以下節目經過精挑細選，將於本次活動中進行表演，如有意觀看請提前預約。」

　　「太平間搬運工將合唱『小洞不補』，病理學家將獨唱『我將肢解你』。」

　　「驗屍官男聲合唱團將由約翰.威爾遜.雷奇擔任主唱，表演『啊，死亡，你的毒鉤在哪裡？』」

　　「驗屍房內有冰箱與空調。屆時可以在室內吸煙。」

　　「活動現場為各位『陪審員』提供了種類繁多的『判決』，此外每位完成『陪審』義務的到場者均能分到一份裱花精美、香甜可口的『報告書』」

　　「活動結束時將會進行抽獎，獎品為骨灰一罐。」

　　「活動期間會分發各種刺激性物質。」

　　「因門票數量有限，獲取入場門票需事前提交書面申請。」

　　卡特是我的職業生涯中遇到的唯一一位虐殺兒童的兇手，我也再沒遇到過民憤這麼大的案件。這傢伙怎樣都活該。我毫不懷疑監獄裡也有著同樣的想法，而且不僅在牢房外面如此。但是無論人們對卡特有著怎樣的看法，我們都不能流露出來。

　　我們在準備絞架之前先去看了看卡特，然後我們就開始度過行刑前的新年夜。這天晚上並沒有多餘的啤酒，與平時一點區別也沒有。我們在晚上十點就上床睡覺去了。第二天早上我與皮埃爾珀恩特以及我們的陪同看守握手致意，把「新年快樂」的賀詞憋在肚子里。9點鐘的時候我們絞死了卡特。這次行刑沒有計時，不過大概也就在8到9秒左右。卡特臨死前一句話也沒說。

　　行刑結束後我們去了警察俱樂部，直到這時我們的新年慶祝活動才算真正開始。到處都流淌著酒水，而且不止是啤酒。一位貝貝查姆牌啤酒的旅行推銷員之前來到了俱樂部，聽說我們也要來，特地留下來等著我們並慷慨地拿出了自己所有的樣品酒水，我們把這些酒也全都喝光了。我醉醺醺地回到家裡，一路上只覺得背包特別沉。到家之後打開背包才發現裡面裝滿了印著貝貝查姆商標的酒杯與煙灰缸，還有幾瓶酒樣。肯定是警察趁亂拿了那個推銷員的東西並且塞到了我的包里。真是人心隔肚皮啊！

　　幾周之後我又好好地笑了一通。當時有一位所得稅核查員要見我。這位傲慢的官員穿著條紋西裝，戴著夾鼻眼鏡，對我反覆盤問。他的目光從眼鏡上方掃到我的臉上，說道：「據我們所知，呃……登利先生，你是一位個體經營者。」

　　「不是啊。」

　　「不是嗎？」他的嘴角浮現出一絲嘲諷的微笑。

　　「不是。我沒有自己的買賣。我是個電焊工，在舍伍德煤礦工作。」

　　「但據我們所知你的確有個人經營的業務。」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要是知道的話咱們還兜什麼圈子？你告訴我不就行了？」

　　「你出於商務用途為自己安裝了一部電話。」這位身穿條紋西裝的奇葩說道。

　　那幫該死的電話工簡直非得害死我不可。「啊。你要是這麼說的話我也可以算是有自己的個人業務。」

　　「那麼究竟是什麼呢？登利先生？」他念我名字的語氣總讓我感覺自己低他一等。

　　我直視著他的雙眼，微笑著說：「我是一位絞刑師。」

　　哈哈！哈哈！他全身一滯，夾鼻眼鏡就從鼻子上掉下來了。他差一點才在眼鏡摔在桌面上之前接住。他的舌頭也不聽使喚了。「你——你說什麼？」

　　不過很快我就笑不出來了——這幫傢伙把我的每一筆報酬都收了稅！

　　稅收人員無疑會十分欣慰的得知我在接下來的財政年度里將會非常忙碌。4月份的時候我有一個雙人絞刑，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也是業務不斷。雙人絞刑的執行地點是利物浦的沃頓監獄，而且這次行刑從始至終都深陷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嘈雜聲音當中，就算行刑結束之後依舊沒有停止：人們聲稱我們絞死了兩名無辜的男孩。

　　這兩位「無辜男孩」受控在利物浦犯下了一樁可怕的謀殺，受害人是一位離群索居的52歲寡婦愛麗絲.芮默，住在韋弗特里區的克蘭伯恩街。芮默夫人整天呆在家裡不工作，而且——就和老高斯案件一樣——有傳言說她丈夫為她留下了一筆錢，就藏在她的房子里。案發當晚芮默夫人很晚才回家，她剛走進正門就被早已闖入的劫匪襲擊了。她遭到了劇烈的毆打，頭部多處受傷，然後劫匪就扔下奄奄一息的她離開了。她過了好幾個小時才死去，但是周圍鄰居都沒有聽見一點聲音，也一直沒有人過來。直到第二天晚上她的兒子才上門，敲門不開之後他從信孔向里看去，看到了她倒在血泊中的屍體。她穿著外套，身邊還灑落了一大捧鮮花。

　　謀殺調查最終挖出來了兩個曼城小混混，愛德華.代弗林與阿爾弗萊德.彭斯。代弗林22歲，彭斯21歲。兩人拒絕承認自己與芮默的死亡有任何聯繫，他們堅稱案發當晚兩人正夥同了另一名同夥在曼城某工廠實施盜竊，他們所提到的這名同夥也持相同口徑。

　　代弗林與彭斯雖然年輕，卻已經是兩根前科累累的老油條了。他們一心要維護自己的硬漢形象，因此在法院審理過程初期刻意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架勢，在被告席上笑罵不止，極力刺激警察與監獄官員，看上去很有些混不吝的派頭。公眾對這次審判抱有極大興趣。為期十天的開庭期間每天法庭里都擠得水泄不通，法院方面不得不把擠不進來的旁聽者們鎖在法庭門外。庭審最後一天，早上7點就有人在法院門口排隊，上百人全天都在法院門外等待著最終結果。

　　至於代弗林與彭斯，兩個人根本不打算讓有罪判決毀了自己的形象。代弗林在總結陳詞中攻擊法官斷案不公，而彭斯則向陪審團開火，說他無法理解陪審團的有罪判決是怎麼做出來的，「到了上訴法庭上一切就都會水落石出了。」他放言道。

　　這話他可說錯了。在一審判決下達之後，辯護方發動了激烈的司法活動，但是上訴法庭拒絕了被告的上訴請求並且決絕聽取關於「新證據」的信息。辯方律師於是就將新證據提交給了內政部，內政大臣大衛.麥克斯韋爾.費弗爵士指派了一位著名的皇家司法顧問阿爾伯特.吉拉德，在蘇格蘭場警司哈羅德.霍克亞德的協助下展開了對本案的調查。

　　上訴法庭發還有罪判決之後，我接到了來自沃頓監獄的來信，詢問我是否做好準備參與代弗林的處刑。處刑原定日期是1952年3月18日，但是由於辯方上訴這個日期遭到了撤銷。我收到的第二封信給出了一個新日期，4月18號，但是內政部又將這個日期延後了一周，以便吉拉德可以完成調查報告並充分考慮報告意見。

　　在死囚牢里代弗林與彭斯還在逞英雄，把自己當做曼城與利物浦黑道上的頭號硬漢。彭斯甚至還開始計划出獄之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出獄——如何報復控方的證人們。他在兩個人當中的確是比較強硬的那個，因為此時代弗林已經在不斷增加的壓力之下開始崩潰了，而彭斯則一直硬到了最後——差不多最後。

　　最新確定的行刑日期是4月25號星期五，在截止日期到來以前吉拉德提交了他的調查報告：代弗林與彭斯有罪，本案司法裁決並無失當。內政部長決定行刑如期進行。

　　代弗林與彭斯依然在通過信件與探監者來聲稱自己的無辜與斷案不公。包括涉案律師在內，很多人都對判決結果感到不太舒服。兩位人犯的親友發動了拯救他們性命的最後一搏。隨著行刑日期的來臨，各種活動越發熱烈，監獄外面圍滿了守夜與示威的人群。在我周四晚上離開曼斯菲爾德伍德豪斯的時候，那裡已經群情鼎沸了。

　　我事先領取到了直通利物浦的車票，但是我坐到曼城就下了車，直奔打拚者酒館去找皮埃爾珀恩特。幸虧我這麼做了。皮埃爾珀恩特告訴我監獄外面很可能會出亂子，他打算開車過去。但他又擔心自己的汽車讓人認出來，甚至或許還有人知道他的車牌號。所以他打算把自己的車停在別處，並乘坐計程車抵達監獄。監獄方面承諾允許他乘坐的計程車直接駛入監獄內部。我問皮埃爾珀恩特怎麼看本案的種種爭議，他說他在曼城警察局裡的一個朋友告訴他這兩個傢伙絕對有罪。

　　在前往利物浦的的路上我們也曾暫時松過一口氣。當時一輛警車攔住了我們，一位年輕的警察走過來對皮埃爾珀恩特說：「我認為您超速了，請把駕照與車輛保險拿出來。」

　　「好的。」皮埃爾珀恩特說著就將證件遞了過去。

　　警察打開駕照，瞄了一眼駕照上的名字，接著立刻大驚失色地又仔細看了一遍，然後立刻就啪地一聲把駕照合上了。「請便，皮埃爾珀恩特先生！」

　　超速的問題他連提都沒有再提。

　　到了利物浦之後，我們把車停在一家炸魚薯條店的後面（我總覺得這家店是他們家親戚開的）。店主人送給我們一份炸魚薯條當午餐，並且在我們要走的時候預先打電話叫了計程車。事後證明這種謹慎做法很有必要。

　　「我倒！」接近監獄的時候我忍不住叫了出來。「這麼多人啊！」

　　距離監獄大門幾百碼之內的街道上已經擠滿了人。

　　「要是有人問咱們是來幹嘛的，就說是來探監的。」皮埃爾珀恩特叮囑道。

　　我儘可能地蜷縮在車子的角落裡不敢冒頭，但是計程車司機最後還是見縫插針地開了進去，沒有惹出什麼麻煩，也沒有人注意我們。進了監獄之後我們見到了斯圖爾特與另一位我不認識的名叫史密斯的助手。我們得知監獄方面並沒有為他們進行任何特殊安排，他們必須自己解決問題。萬幸的是誰也不認識他們，因此他們也順利地穿過了人群。

　　我還從來沒見過監獄門口這麼熱鬧。但是當天下午的情況與第二天相比只能算是熱身。監獄方面向我們通報了一部分監獄外面的情況，事後我也找來了所有進行了相關報道的報紙。鑒於我在行刑期間從來沒有中途離開監獄的經歷，這些報道還是很引人入勝的。

　　行刑當天監獄門口很早就擠滿了人，據估計足有一千人左右。在差幾分鐘不到9點的時候，十幾名婦女跪倒在了人行道上開始祈禱，其中就有代弗林與彭斯的親屬。9點鐘聲響起時外面一片死靜，接著一名婦女就嚎啕起來：「上帝憐憫這兩個無辜的孩子吧！」

　　根據報紙的報道，9點過十分的時候，兩名監獄官員走出來將行刑告示貼在了監獄大門上的玻璃櫥窗里。幾位代弗林的家人首先湊了上來閱讀告示。代弗林的一位阿姨尖叫道：「他們怎麼能這麼干？為什麼要出這種事？」

　　他們散開之後，彭斯的母親也走了過來，然後尖叫一聲就癱軟下來，被人架進了等在一旁的車子里。死囚的家人離開以後，圍觀者們立即一擁而上，等著閱讀告示的隊伍排出了150碼。

　　行刑並沒有阻止代弗林與彭斯的家屬們繼續為了清洗他們的罪名而活動。但是一篇周日報紙上的報道令他們遭到了五雷轟頂一般的打擊，報道聲稱代弗林與彭斯在受刑之前承認了自己的罪名。這篇新聞被人捅到了下院，內政大臣對此進行了極為字斟句酌的回復：「典獄長並未就文中提到的內容進行任何公開聲明，我肯定任何監獄官員均未與報界就這一問題進行過任何接觸。」

　　那麼監獄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代弗林與彭斯究竟認罪了沒有呢？

　　行刑前我們得知儘管兩名犯人有著死硬到底的名聲，但監獄方面並不認為他們會故意找麻煩。有一名看守悄悄告訴我二人尚未認罪，依舊一口咬定自己的清白。

　　當晚在醫務室里，我們不可避免地討論起了這兩個人明天的表現，他們會不會鬆口，會不會帶著清白的良心進入墳墓。皮埃爾珀恩特對此不置可否。我意識到假如他們真打算留下遺言，也肯定是當著神父與看守的面說話。一旦我們進入死囚牢，他們就再也沒有開口的機會了。

　　第二天早上我全身上下綳得很緊。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在行刑之前用鋒利的剃刀為自己修面，因為我的手止不住哆嗦，費了吃奶的力氣才沒有把自己的臉皮割成碎片。皮埃爾珀恩特看了我一眼就樂了。「我要是你就在家裡把自己先收拾好，希德。」他建議道。

　　為我們端來早飯的看守告訴我們監獄門外的人群正越聚越多。但是從醫務室里一點噪音也聽不到。

　　行刑時刻來臨之前，那些婦女紛紛跪倒在地的時候，我們也在死囚牢所在的走廊上各就各位。典獄長站到了行刑室門前，皮埃爾珀恩特與我站在代弗林的門前，史密斯與斯圖爾特站在彭斯的門前。我們事先得到通知，就算他們兩個真的開口說話，我們的動作也不能放慢或中斷。

　　我們步入死囚牢之後，代弗林轉過身來對著我們。報紙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很帥氣，也很強悍。但是我們眼前的他一點也不強悍，更不用說帥氣了。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一絲血色也沒有。他並沒有反抗。但是當他開始走過皮埃爾珀恩特身後的時候我還是出了一口氣。押解彭斯的另外兩人只比我們慢了一點。沒出什麼大事。但是我為代弗林的腳踝紮上束帶之後還有時間看他們進來。彭斯的左右兩邊各有一位看守，以防他有什麼異常舉動，但是報紙上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已經消失了。他的臉色和代弗林一樣慘白，看上去魂不附體。彭斯一站到活板門上就直勾勾地盯住了他的夥伴，此時後者的面目已經被頭罩遮住了，脖子上也已經掛上了絞環。我看著他接受行刑前的最後準備並仔細聽著。兩人誰也沒說話。皮埃爾珀恩特很快就扳動了槓桿，兩人就這麼死了。到頭來他們誰也沒有認罪……不過也沒有聲稱自己的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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