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聊天，一旦討論到「什麼事情是正確的」這個問題上，那麼接下來就是見證撕逼的時候了。而面對這種情景，韓寒同學倒是早早地為不少人準備好了一句說辭：「小孩子才分對錯，成年人只看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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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也要再追問一句：真的是這樣嗎？難道我們真的越長大就越不辨是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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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如果脫離了情景去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也會陷入到曠日持久永無止息的爭論之中。所以，不如來看看，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產生了這種「小孩子才分對錯，成年人只看利弊」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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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兩難：評測和訓練道德發展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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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需要評估一件事情，自然需要一個合適的標尺。而談到評估道德發展水平的工具，就無法繞開道德兩難問題。道德兩難問題故事法起源於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對兒童道德發展的研究。他用對偶故事法對兒童的道德發展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把兒童道德分成兩個階段: 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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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柯爾伯格在1958年最初撰寫學位論文時，在皮亞傑的研究基礎上，使用了「道德判斷訪問」的方法。他在大約45分鐘的「半結構式訪談」的錄音中，選用虛構的短篇故事，描述主人公如何作出道德抉擇。參與者被提問一連串的開放式問題，例如什麼是正確的行動，以及為何某個行動是正確的或錯誤的理由。然後對這些回答的形式與結構（而不是內容）評分；通過一組多重倫理困境，評出全面的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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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道德兩難問題，就是指陷於幾個道德命令之間的明顯衝突。回答者如果遵守其中一項命令，就必將違犯另一項命令。在這種情況下，回答者無論怎麼選擇自己的行為，都可能與自身價值觀及道德觀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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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有軌電車難題（撞廢棄鐵道上的一個人還是正常鐵道上的五個人），就是一個經典的道德兩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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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柯爾伯格使用的各種道德兩難困境中，流傳最廣的就是「海因茨偷葯」問題。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海因茨的妻子罹患了一種罕有的疾病，瀕臨死亡，唯一的希望是一個藥劑師剛發明的藥物， 但是價格高昂。這種藥物的成本只有200美元，藥劑師卻要賣2000美元。但海因茨舉家只能拿出1000美元。他把所有錢都給了藥劑師，然而藥劑師還是拒絕了；海因茨請求能否以後再支付餘下的，卻仍遭到藥劑師的拒絕。絕望中，海因茨開始考慮偷葯。海因茨應為他的妻子進店偷葯嗎？這樣做是錯誤的嗎？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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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柯爾伯格關注的並不是受訪者回答問題的內容（也就是在面臨道德兩難困境時具體的做法），而是他們如此做的原因。他根據受訪者解釋的原因不同，將人的道德發展階段劃分為了三個水平，六個階段。這六個階段大致上是根據年齡發展而逐漸往後發展的，但也有人即使成年之後依然停留在比較早期的發展階段，或是在達到了比較後期的發展階段後又因為各種原因退回到更早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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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爾伯格對人性的基本觀點是人的天性願意交流，有推理的能力，以及期望去理解周圍人。柯爾伯格的道德發展階段模型屬於定性的道德推理，因此不能直接理解為讚揚或責備人的某些行為或特質，它僅僅只是一種對客觀存在的描述而已。所以，即使人們認為後期的發展階段是更為成熟的階段，也不代表早期的階段就是不應該存在或者需要修正的，這只是一種客觀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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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就以「海因茨偷葯」這個道德兩難困境為例，逐一闡述柯爾伯格所描述的道德發展的三個水平和六個階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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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習俗水平：非黑即白，對我有利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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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習俗水平的道德推理對於兒童非常普通，有時成人也會表現出這種水平的道德推理。通俗來說，道德發展處於這個水平的人，是最容易產生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思維的。前習俗水平的道德推理，是根據行為的直接後果來進行推理，前習俗水平包括道德發展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處於這個階段的人，都純粹只是關心自己，表現出利己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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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人們關注的是行為的直接後果與自身的利害關係，也就是他會因此得到獎勵還是懲罰，如果會得到懲罰，那麼這個行為是「壞」的；反之如果他能夠得到獎勵，那麼這個行為就是「好」的。此外，處在這個階段的人不能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觀點差異，因此非常容易服從權威，所以這個階段也被稱為權威主義階段。

代入「海因茨偷葯」的困境里，處在這個階段的人傾向於認為如果海因茨會受到懲罰，那他就不該去偷葯；而如果他有方法能避免受到處罰，那他就應該去偷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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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階段，人們開始理解到他人和自己的差別，但是關注的重點依然是自己能否得到利益。在這個階段，人會開始表現對他人的關心，但這個關心與社會習俗（這是第三階段以後的事情）或者社會契約（這是第五階段以後的事情）無關，僅僅只是因為把這視為一種利益交換而已。在這個階段，人無法接受普遍意義上的倫理道德標準，因此也被稱為道德相對主義階段。

代入「海因茨偷葯」的困境里，處在第二階段的人認為海因茨是否應該去偷葯取決於他和妻子的關係如何。如果他的妻子對他非常好，那麼即使冒著坐牢的風險去偷葯也是值得的；但如果他的妻子對他不好，那就不值得去偷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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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水平：按照大家認同的去做准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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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進入青春期之後，一般道德發展也會隨之逐漸由前習俗水平邁入習俗水平。道德發展處於這個水平的人，他們對行為進行道德判斷時，會將這些行為與社會崇尚的觀點與期望相對照。通俗來說，就是「大家平時怎麼怎麼認可的，那就怎麼做好了」。但是細究起來，處於這一水平的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雖然都開始尊重社會習俗和道德法律，但他們具體的道德推理依據依然存在很明顯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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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第三階段的人，他們關注其他人對自己所持的贊成或反對的態度。他們會努力做一個「好孩子」，實現他人對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期待。一個「好孩子」階段的人如果要對一個行為進行道德判斷，他們會根據這個人的實際行為對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後果進行評價，看他是否得到了他人的尊重、感謝和互惠。

代入「海因茨偷葯」的困境中，處於第三階段的人判斷是否應當偷葯的依據取決於他們更認同哪一個社會角色：認同「好丈夫」角色的人會支持偷葯挽救妻子，而認同「好公民」角色的人則會因為偷葯將帶來社會輿論的譴責而選擇放棄偷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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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的道德發展達到第四階段的時候，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遵守法律和社會規範，因為法律和社會規範對於維持社會有效運轉非常重要。在這個階段，人們開始認為社會的要求勝過個人的要求，開始注重道德、公序良俗和法律的正常運轉。道德發展到第四階段，人們對於道德兩難困境的判斷就變得越發艱難起來，因為他們需要考慮的東西變得多且複雜起來了。

代入「海因茨偷葯」的困境當中，處於第四階段的人明顯會比前三個階段的人要糾結一些。他們要麼支持海因茨為了不對妻子見死不救（這是一種美德）而去偷葯，隨後到警局自首投案；要麼支持海因茨為了遵守法律不去偷葯，再想其他更多的辦法去解決妻子的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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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習俗水平：降下「無知之幕」，我們來談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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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些明明處於前習俗水平的人會聲稱自己已經進入了後習俗水平（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道德的發展階段是無法跳躍式發展的，只能漸進發展）。會讓他們產生這種誤解的一大原因，正是因為當一個人的道德發展水平進入後習俗水平後，他們又會將自己重新從社會環境中分離出來，讓個體成為獨立於社會群體之外的單獨實體，並且把個人自己的觀點放到了社會的觀點之前。這種思維特徵與第二階段的道德相對主義非常相似，因此經常會進行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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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區分後習俗水平（特別是第六階段）和前習俗水平對個人的態度不同，最好的鑒別工具就是「無知之幕」。基於無知之幕假定，通過審慎思辨得出的思考角度，通常是來自後習俗水平；而基於自己當前所處的社會地位，僅通過利己主義的得出的思考角度，通常來自於前習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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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之幕是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里加以闡述的，對特定道德問題進行判斷的方法。也就是，讓一個人或一群人處於一個對自己所擁有的技能、品味、和地位於當社會的情況一概不知的情況下，讓他們對權力、地位、和社會資源通過一定的原則分配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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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之幕的好處在於，在一個想像中的社會裡，一個人知道自己是否聰明、富有或者出生在優等階級。但一旦被無知之幕擋住，這個人可能會出生在社會中的任意位置，這驅使人從社會最不幸的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設計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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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道德發展第五階段的人，認為個體應持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因此，在他們眼中，法律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契約，而非鐵板一塊。那些不能提升總體社會福利的法律應該修改，應該達到「給最多的人帶來最大的利益」。而要實現這一點，要通過多數決定來達到，以及不可避免的妥協。

代入到「海因茨偷葯」的道德困境中，處於第五階段的人要考慮的東西就更加複雜一些。一方面，他們認同藥劑師的研究和勞動應當得到尊重，不應該因為漫天要價就要蒙受經濟損失（不贊成偷葯）；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與經濟利益相比，人的生命權更為重要（贊成偷葯）。

如果讓這些人來針對這個困境進行決策，他們可能選擇制定指導價避免藥劑師囤積居奇漫天要價，或者鼓勵研製仿製葯打破藥劑師的壟斷行為，或者通過社會層面對買不起葯的海因茨給予社會援助使他能夠買得起救命葯……總而言之，到了這一階段，人們的決策因素不再是簡單的「對」或「錯」，所做出的選擇也會更加複雜多樣，不好一概而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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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第六階段，人們的決策依據就是降下無知之幕之後，基於普世價值所進行的抽象邏輯推理。即使是哲學大家，或是宗教先知，也鮮少有人能夠抵達這一階段。因此，這一階段可以視為是一種僅存在於理論中的假想階段。如果有一個人試圖聲稱自己達到了這一階段，那麼相信我，他一定連第五階段都沒達到。

不過儘管只是一個理論階段，我們也還是可以假設有人抵達了這個發展階段。到了這一階段的他如果代入「海因茨偷葯」的困境中，他可能會認為每個人的生命權是平等的，其他人也可能需要這個葯，海因茨不能因為一己之私而選擇偷葯；也可能會認為人永遠只能成為目的而不能成為手段，因此無論如何拯救一個人的性命都是值得而且應當選擇的。但到了具體的實施層面，也許他們也會像第五階段的人那樣，坐下來，通過協調各方利益和權衡，得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可能也是所有人都各退一步之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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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錯只是相對，利弊才是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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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我們的生活中，即使是「兩條平行線就是永遠不會相交的直線」這種純粹客觀的科學事實，都有可能因為參照體系的不同而變成一種相對的論述——譬如平行線在非歐幾里得幾何學體系下就有可能相交。更何況很多生活中的問題，就像「海因茨偷葯」一樣充滿了道德兩難困境，在這些問題面前，我們所做出的任何一種選擇都可能有我們自己的道理，也都可能被其他人用他們的道理加以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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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應該劫富濟貧？救老婆還是救老媽？保大還是保小？結婚是不是一定要買房？……等等等等，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對於我們每個人而言，都會有我們自己的答案，沒有哪個答案可以真的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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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到我們一開始的話題：為什麼小孩子會去分對錯，而成年人只會看利弊了呢？看完了道德發展的六個階段，這個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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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正確答案」或是「錯誤答案」。只有當我們還沉浸在徹頭徹尾的自我中心時，才會把自己的對錯觀念視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標準。通常來說，這種時候的我們基本上還處於前習俗階段，是純粹而且不自知的利己主義者。所以我們會試圖找到一個絕對的對錯標準，然後用這套標準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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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理性有限，還不太懂得抽象思維的兒童來說，這種簡化之後的思維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個成年人依然堅持著絕對的對錯觀念，並以此要求自己和他人的話，這要麼是懶，要麼就是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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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們發展出了理性思維，能夠對他人進行換位思考之後，我們就會開始意識到我們原先所堅持的對錯觀念可能只是相對於我們自己而言。由於每個人的立場、觀點、出身、地位……等等因素的不同，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也可能千差萬別，最終會採取的選擇也可能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成年人無法通過強制力將自己的好惡判斷強加給所有人，他們最終只能通過協商和談判，得到一個絕大多數人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無論是道德還是法律，無一不是這樣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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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我們而言，判斷對錯，真的不如尊重他人和自己的利益來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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