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如何既有活力又宜居

《解放日報》專訪

　　「越是將歷史拉長了看，我越是相信，決定人類發展軌跡的是普遍規律，每個國家的特色只會在普遍規律下開花結果。」

　　《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作者陸銘，在書的扉頁，寫下這樣的題記。

　　既在象牙塔里做學術研究，又參與了一些關於城市發展的公共政策的討論，陸銘希望通過書寫，把自己所知道的邏輯事實和國際經驗加以推廣，以拓寬公眾的思路。

　　大國與大城

　　讀書周刊：書以《大國大城》為名，氣勢磅礴，為何人類從古至今都有大國情結？

　　陸銘：我常以歐盟為例。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希臘等五國爆發債務危機，這場危機越演越烈，到2015年，希臘成為第一個主權債務出現違約的發達國家，就在歐洲富國糾結於要不要救希臘時，英國又投票「脫歐」了。可以說，近十年里，歐洲諸事不順。

　　有人會問：各人過各人的日子不好嗎？為啥非要綁在一起，痛苦地維持歐盟這個體系？其實這麼做，歐洲各國是想抱團成為「大國」。

　　作為大國，有很多好處。先從前現代經濟講起。古代中國分分合合，但總的趨勢是統一，動力在於古代皇帝無非想三件事：一是收稅，那國家自然是越大越好；二是分散風險，同樣一場地震，對於小國的打擊可能是毀滅性的，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卻可以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三是安全，大國在提供國防、保護國家安全方面有規模效應。

　　這種大國具有的規模經濟到了現代仍然重要，甚至更重要。比如分散風險方面，在古代，風險主要來自自然災害，而在現代，技術、金融、政策、國際環境都可能給經濟帶來風險，而大的經濟體經濟波動相對較小。而且，現代經濟結構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規模的重要性比前現代時期更強了。比如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三個地方有足夠大的市場滿足發展大飛機產業所需要的規模：美國、歐洲和中國。

　　另外，由於市場規模大，很多細小的技術創新都能在市場上得以生存和發展。你看我們的互聯網企業，雛形大多來自國外，但在中國的發展，幾乎都超過了母體，因為中國的市場大，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根據市場規模和中國特色，加以微創新，就能掀起巨浪。

　　往深里說，大國和小國的貨幣地位也是不同的，足夠大的國家才能使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讀書周刊：那麼大城呢？城與國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陸銘：我用兩張圖來說明在經濟發展方面，大城的重要性，以及城與國的關係。

　　圖一是根據美國的衛星數據製作而成的世界夜晚燈光地圖，從圖中可以看到，在國與國之間，燈光亮度基本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韓國和朝鮮，一明一暗，對比非常明顯；而在一國內部，例如美國，夜晚燈光亮度主要取決於經濟和人口的集中程度，人口高度集中的東海岸連成片的都市帶和西海岸的狹長地帶都比較亮。

　　圖二是美國GDP分布圖，圖中面積佔比極小的橙色城市貢獻了美國GDP總量中的50%，剩下的藍色部分，全部加起來也只佔了另外的50%。

　　藉助這兩張圖，我們看到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全球的經濟活動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也就是大城市周圍，這種現象叫作空間集聚。可見，城市的發展關係著國家的發展。

　　總量與人均

　　讀書周刊：書的副標題是——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這是否在提示讀者，您認為當代中國的發展存在著市場不統一、不平衡之處？

　　陸銘：繼續以歐債危機為例。

　　歐元區是怎麼走入當前困境的？很多人認為，歐債危機的產生是因為那些南歐國家有大量的社會保障支出，需要借債融資。這麼想不能說錯，但至少是不夠深入的。你應該接著問一個問題：如果政府需要融資，那可以發展經濟，然後借稅收來融資，為什麼一定要借債？

　　從經濟邏輯出發，歐洲債務危機的主要根源在於市場分割。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如果包括人口在內的資源是自由流動的，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就會趨同，但是，歐洲國家多，從語言、文字到宗教、文化，都存在很多差異，導致歐洲內部人口的流動是不充分的，結果就形成了國家間的人均GDP差異，法國、德國的人均GDP大約是希臘的兩倍。

　　但恰恰是在這樣一個存在市場分割的區域，貨幣卻是統一的，各個成員國失去了自己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當希臘出現經濟衰退時，希臘政府無法單方面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或者本幣貶值來刺激經濟。歐債危機觸及了歐元區的深層次矛盾：當結成歐元區的國家存在巨大的發展差距時，統一貨幣的弊病就盡顯無遺了。

　　讀書周刊：這對於我國城市發展來說，有何啟示？

　　陸銘：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這是我反覆說的一句話。通常，人們很難理解集聚怎麼會帶來平衡，這是因為，人們通常在腦海中想的平衡是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均勻分布。當我們講到地區差距和區域間平衡發展的時候，一定要區分兩個概念，一個是總量的差距，一個是人均的差距。我們需要的是人均意義上的增長和平衡，不是總量意義上的差距縮小。把全中國每一個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樣大，沒意義，也違反經濟規律。真正有意義的是將地區之間的實際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差距縮減到最小。

　　美國經濟和人口的集聚程度遠高於我國，為什麼美國沒有出現巨大的城鄉差距？因為人口集中的地方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地廣人稀的地方搞規模化農場。美國農民富裕是因為農民數量少，原來的農民人口分流出去了。

　　讀書周刊：將經濟活動的均勻分布理解為平衡的結果之一，是形成你有的我也要有的認知，具體表現是不是就是各地的同質化建設？

　　陸銘：過去十多年裡，一些欠發達地區的土地供應在全國占的份額越來越高。這些土地到哪兒去了？一是造工業園，二是建新城。中國幾乎每個縣都有一個以上的工業園。有一次，我做演講，台下有來自全國各地的500名聽眾，我問在座各位哪一個人的家鄉沒有工業園的，500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舉了手。

　　再說新城。我自己收集的大約500個新城的數據表明，這些規劃中的新城如果全部建好，可以容納約2億人口，而實際上新城的數量是我收集的數據的幾倍。新城的規劃是嚴重超標的，證據是全國已經有很多新城建好後變成了「空城」和「鬼城」。

　　高密度與低密度

　　讀書周刊：即使集聚能夠走向平衡，但集聚也帶來現實的憂慮，比如擁擠、污染和犯罪等「城市病」，對此您怎麼看？

　　陸銘：就以交通為例，對於現代城市居民而言，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到底是「生活在城市」，還是僅僅「活在城市」，這涉及兩種城市發展模式。

　　第一種模式，城市裡有很多窄馬路，同時有個別寬敞的主幹道。在這樣的模式中，主幹道是行車的，而一旦出現交通擁堵現象，車也可以開到窄馬路上進行分流。我們往往認為寬馬路可以緩解擁堵，但事實上當馬路太寬時，馬路的條數會相應減少，於是，寬馬路的堵塞因為缺少小馬路的分流而得不到緩解。

　　這種模式的另一個好處是窄馬路適合人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高，進每一家沿街商鋪的人口就多了，這樣既發展了商業，也滿足了附近人口的消費需求，人們不需要開車去遠處消費。

　　第二種模式則都相反，建的是寬馬路。

　　世界銀行有個研究中國城鎮化的報告，這份報告統計了世界上6個代表性城市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的數量，在都靈、巴塞羅那、巴黎這樣的歐洲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交叉路口逾百，東京銀座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達到了200個。相比之下，中國城市偏愛大路，上海浦東、北京城北每平方公里十字路口只有十幾個。

　　讀書周刊：規劃的不同，源於城市發展理念的不同。

　　陸銘：國內很多城市醉心於打造花園城市。如果將花園城市理解為花團錦簇、綠樹成蔭，這還不算錯，問題在於，很多地方將花園城市理解為低密度和寬馬路，特別是在新城建設中，盲目追求寬馬路、大廣場和大綠化帶，這就錯了。低密度和寬馬路的模式適於開車，不適於行走，這就導致馬路兩邊的行人達不到服務業所需的進門人口。很多城市在建設新區的時候都追求低密度，結果發現服務業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區發展得更好；另有一些城市，連舊城改造也追求低密度和寬馬路，結果，很多老建築和窄街道被破壞，市中心的消費型服務業失去了發展空間。

　　低密度導致服務業供給不足，進一步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們需要更多地開車去消費，造成低密度社區與市中心的通勤壓力；另一方面，低密度社區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沒有活力。

　　讀書周刊：您為何如此強調服務業，尤其是消費型服務業？

　　陸銘：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必然帶來對消費型服務業的需求。服務業發展如何，影響城市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城市宜居，人們才願來。

　　高科技產業和製造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對服務業的需求。美國一項研究發現，城市中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崗位，可以帶動五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兩個相對高端，比如醫生和律師，另三個則集中在消費型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高低技能的勞動力配比大致是1比1。如果一個城市對進入的勞動力技能進行挑選，很有可能造成的結果是，城市缺少低端勞動力，導致生活成本高且不便利，最終影響高端人才的引進。

　　讀書周刊：在書的最後，您有一封寫給未來的信，讀來令人動容。

　　陸銘：我相信，每一點努力都能夠改變一些，哪怕只是改變一個人，讓他拆除心裡的樊籬。

　　我的書分上下篇，上篇《大國之難》，下篇《大城之解》，上篇提問題，下篇更注重給出解決之道。今天中國的改革面臨著一些困難，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些困難遠超今天。世界是美好的，未來是美好的，這是我所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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