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晚年的丘吉爾

　　當丘吉爾於1951年重返政壇之時，這一切都尚未發生。在經歷了6年前那場粉碎性的失敗之後，舊秩序重建自身的速度之快令許多人都始料未及。而且舊秩序的「舊」字也不是隨便說說而已。如果要評選當時健在的最偉大的英國人，丘吉爾可謂當之無愧。但是時間現在已經不在他這邊了。他的最後一任首相任期開始兩年之後，有一天他正在唐寧街十號給一群來訪的義大利人發表演講——酷愛歷史的丘吉爾對這群義大利聽眾滔滔不絕地介紹著當年駐紮在英格蘭的羅馬兵團——說著說著突然一頭栽倒在地。他得了中風。人們趕緊把他抬到床上。不過第二天他就強支病體前往議會主持會議，儘管在會上沒說幾句話。但是他的病情惡化程度如此之快，醫生們都以為他肯定挺不過這一關。他的左臂已經失去了控制，說話含糊不清，而且根本站不起來。底下人趕緊把他送回了查特韋爾大宅。兩個月後，他居然康復了。這是個令人稱奇的故事，表現了丘吉爾驚人的意志力與毅力，他不僅從死亡的邊緣一路掙扎著爬了回來，而且在發病幾個月之後就在托利黨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又參加了下院的例行質詢。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時全國上下都不知道這件事。含糊其辭的小道消息自然難免，但是首相的病情得到了嚴格的保密，只有寥寥幾名圈內人士知道詳情。最終還是丘吉爾本人把這件事捅了出來，這時事情已經過去了兩三年，因此也就不大要緊了。

　　中風之前以及之後，各位大臣們都覺得這頭老獅子實在是令人窩火。無論是在演講中還是在談話時，他都不缺乏靈光閃現的時刻。但是他現在已經成了一座會說話的紀念碑，時刻提醒著人們他曾經有多麼偉大，而且一開口就沒完。其他內閣成員的回憶錄里提到他的時候經常冠以「老邁」、「昏憒」、「日薄西山」之類的形容詞，所有關於他的記述都充滿了愛恨交加的感情：有時他話說到一半就會忘記自己剛才說了什麼，有時甚至就連外國領導人——比如杜魯門總統——也對他長篇大論的講話風格表示厭倦。但是最生氣，最受傷以及最沮喪的還是艾登本人，他總覺得在托利黨上層等待了整整十年之後，現在再怎麼說也該輪到他來掌權了。但是首相十分戀棧。丘吉爾無數次向艾登許諾自己馬上就要回家養老，但就是死活不走。他會一次又一次對大臣們進行洗牌，把艾登打發到不合適的崗位，與他唇槍舌劍一番之後再把他的希望高高舉起又一把摔碎在地。

　　如果這兩個人不是當時英國權力最大的人，如果這一過程不是這麼殘酷，那上述的一切看上去幾乎有點滑稽。丘吉爾越來越懷疑艾登究竟是不是干首相的料，因此喋喋不休地教育他要和美國人保持一致，對他的意見嗤之以鼻，還跟自己的朋友抱怨說他不認為「安東尼能幹這一行」。當其他手段都不管用時，丘吉爾一如既往地講起了笑話。當一位大臣的父親去世時，丘吉爾接見了一個前來勸說他下台的代表團，他以憂鬱的語氣提到了死者：「他太年輕了，今年才九十齣頭呢。」*7* 高齡與疾病也是托利政府的主題之一，就像艾德禮政府晚期那樣。艾登有膽管炎的毛病，一次不成功的手術進一步惡化了病情。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終於成功上位的時候，他的體力已經基本耗盡了。麥克米倫後來說他好比一匹為了1938年賽馬會而訓練出來的賽馬，結果卻被人在起跑馬廄里一直關到1955年。那麼丘吉爾為什麼死活不走人呢？毫無疑問，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撒不開手。但是這並不是全部答案，丘吉爾還有一個更為高尚的動機。

　　丘吉爾的一生都與戰爭結緣。他出身於軍人世家，從小就受到戰爭故事與紀念品的耳濡目染。他曾在蘇丹打過仗，還作為戰地記者參加了布爾戰爭，遭到俘虜並成功逃脫。一戰期間他成為了極富爭議的海軍大臣，之後又去法國當了一名上校。戰後作為作戰部長，他竭力扼殺布爾什維克革命，並發動了一場徹底失敗的西線戰爭來支持白軍與列寧為敵。他作為英國戰時領袖最為偉大的歲月無疑是在二戰期間抗擊法西斯。許多批評他的人，從牢記他曾派遣坦克鎮壓罷工的社會主義者到一心只想過小日子的英國本土主義者，都攻擊他是個天生的戰爭販子。因此很有趣的一點在於，他畢生的最後一戰就是為了避免核戰爭。無論是出於年齡帶來的智慧，還是作為世界級政治家所特有的虛榮，總之丘吉爾成為了反戰分子的領袖。他的演講詞中回蕩著關於未來災難的陰暗警告。早在1950年競選當中，他就在愛丁堡的一次講話里首次使用了「峰會」這個詞來號召西方各國領袖與俄國和談。氫彈的問世進一步加強了世界範圍內的恐慌情緒，丘吉爾（以及中國人）都曾十分擔心美國會用核武器來攻擊位於朝鮮的中國軍隊。

　　他此刻正置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他理解核武器的威脅，但理解的方式又極為傳統。1951年他剛剛重新成為首相就憂心忡忡地命人就俄國空降兵可能在倫敦降落的戰略性地點整理一份報告，還讓人評估不同種類的核打擊可能給英國帶來怎樣的傷亡。總之，丘吉爾認為如果核威懾是真實的，那麼英國的威懾力越大越好。1951年12月，他批准了英國第一次核試驗，地點是澳大利亞的蒙蒂貝洛島。熬過戰爭，又在拆船大潮當中倖存下來的普利姆號驅逐艦，被英國第一顆原子彈蒸發得一點不剩。然後在1954年，他又無可奈何地批准了對於氫彈的研製，他認為這是「保持頂級玩家身份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對內閣說，「如果美國人真想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我們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來避免有可能削弱英國對於美國影響力的行為。」*8* 要想讓美國聽得進自己的意見，英國自己也必須入局成為一名玩家。「無法迴避的事實是，除非我們擁有熱核武器，否則就將失去在國際事務當中的地位。」這番言論聽上去有些歇斯底里，但是對於丘吉爾來說這卻是精心計算之後的舉動，因為他的真實目的是促使資本主義西方世界與馬克思主義東方世界達成新一輪和約。

　　倫敦與華盛頓在核武器問題上一直意見相左。美國人曾斷然拒絕興國人分享自己的核機密。到了五十年代早期，英國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大。由於蘇聯的飛機此時還飛不到美國，因此英國的美軍基地與皇家空軍基地勢必成為第一批遭受蘇聯核打擊的目標。對於傷亡人數的可能估計令白廳上下冷汗淋漓。但是對於美國人來說，核戰爭依然是發生在國外的事情。斯大林的死亡在丘吉爾眼中成了與莫斯科重敘舊誼的絕好機會。儘管他積極反共的立場從未動搖，但是他還是擔心現任美國總統，他當年的戰友艾森豪威爾在反俄的立場上過於死板。丘吉爾認為「艾克」的腦子不夠用，無法理解核武器作為最新軍事技術之外的巨大意義。這是兩種認知角度之間的不同。艾森豪威爾相信核武器只是常規武器的延伸，很快也將成為另一種常規武器，因此他與國務卿杜勒斯對丘吉爾的言論很有看法，認為他晚節不保，蛻變成了一個綏靖主義者；不過丘吉爾在談到東西方關係時的確經常使用「緩和」與「諒解」之類的詞語。丘吉爾一次又一次遊說艾森豪威爾，希望他能理解超級大國峰會的好處，還希望能獨身一人親自前往莫斯科——當時美國人踏上蘇聯領土根本無法想像。杜勒斯對此敵意十足，丘吉爾也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那個混蛋」。口是心非的艾森豪威爾剛剛鬆口說可以考慮在中立國與蘇聯進行接觸，操之過急的丘吉爾就火速向莫斯科發去了邀請，這一手使得內閣立刻就炸開了鍋，而丘吉爾的構想也最終破滅了。在所有大國領袖當中，當時只有他真心希望促成和平，其他人都在忙著研發下一代核武器，他們的思路更像軍人而不是政治家。早在美蘇和解前20年丘吉爾就提出了這方面的呼籲。當然，這一切都很可能有著更為自私的動機，他很可能想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再取得一次了不起的個人成就。但是就眼界與遠見來說，一位八旬老翁能做到這一步也的確難能可貴。

　　丘吉爾的其他海外事務說出來就沒這麼好聽了。他知道大英帝國行將就木，儘管他以年輕的伊麗莎白女皇以及即將到來的新伊麗莎白時代為題寫了很多富有神秘氣息的散文。如果真正的衝突來源是蘇聯及其盟國，那麼英國其他的後帝國時期承諾價值幾何呢？難民正不斷湧入巴勒斯坦試圖定居，猶太恐怖分子正在這裡殺害英軍士兵，控制此地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希臘王室民怨鼎沸，共產主義叛亂一觸即發，完全仰仗兩頭受氣的英國從中支撐，這樣做是否值得？很快，英國也將在埃及與伊朗遇到類似的問題。一份十分有趣的備忘錄揭示了白廳的小算盤，當時美國人剛剛加大了核競賽的賭注，試爆了第一顆氫彈，這份備忘錄記錄了高級官員與內閣委員會的通話。內閣的文件對於英國的位置十分坦率：「顯然戰後我們的所作所為超過了自身實力的極限——於此同時我們剛剛勉強逃過一場經濟危機。」

　　在歐洲問題上丘吉爾一向喜歡作驚人之語。他曾在1940年戰局最為黑暗的時候建議合併英法兩國的公民身份。戰後他也並不反對西歐的政治一體化，儘管他認為大英帝國不能成為歐洲大家庭的完全成員。丘吉爾重新掌權之後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就是英國是否應當參與早期西歐政治一體化的進程。1950年時，搖搖欲墜的工黨政府沒怎麼考慮就否決了這一想法。當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1）宣布要與西德分享煤鐵主權，用工業努力將兩個舊日仇敵團結起來時，他等於是給英國下了一道最後通牒。艾德禮當時不在國內，貝文則早已病入膏肓，他毫不誇張地形容自己此時已經「半截入土」。只剩下了赫伯特.莫里森管事，他必須給出一個迅速的答覆。當時他正在劇場里看戲，報信人在倫敦考文花園的常春藤餐館找到了他。在一間堆滿椅子的儲藏室裡面，莫里森聽取了這個將在未來發展成歐盟的計劃。*9* 他想了一會兒，搖頭說道：「這樣不行，我們不能這麼干，達勒姆的礦工絕對不會容忍這種事。」對於許多旁觀的托利黨來說，這是災難性的失策。麥克米倫此時正身在斯特拉斯堡，住在貝文剛剛搬出去的飯店房間里，他認為這是個災難性的決定。他後來對選民稱這是「英國的黑色一周」，社會主義者治下隔絕於歐洲之外的英國將為自己的失策付出「慘重的代價」。*10* 因此人們大多認為托利治下的英國將會改弦更張。

　　這樣做的理由十分充足。大英帝國正在土崩瓦解，英美關係因為原子彈問題以及巴勒斯坦與希臘的爭端遭到了嚴重破壞。有這麼一會兒，托利黨也想過更換胯下的坐騎，加入年輕的歐洲俱樂部。不過丘吉爾沒這個打算。當加入歐洲共同防禦體系的機會擺在面前時他嗤之以鼻，令麥克米倫以及許多年輕托利黨員倍感失望。他對參與歐洲事務毫無興趣，他是最後一個帝國主義者，相比他勸說義大利、比利時與法國組成反共同盟的呼籲，他為了「英語民族」而發表的演說更能打動人心。華盛頓在他的世界裡遠比巴黎乃至於布魯塞爾重要。他希望召開關於氫彈的峰會，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擁有一席之地，不想與幾個蝸居在角落裡、慘遭戰火洗劫過的地區性國家有太多瓜葛。剛剛安頓下艾登的外交部對於與歐洲糾纏過深也持反對態度——這也不奇怪，與遍及世界各地的華麗使館相比，鋼鐵協議不過是蝸角之爭而已。但是丘吉爾在歐洲問題上的決策方式依然令他的當代人憂心忡忡。這些問題從未在內閣得到認真討論，更像是拍腦袋式的決定，從來未曾公布，從未經過商榷。他的決策方式和常春藤飯店裡發生的情節沒有本質區別。或許就像核武器問題一樣，此時還不到做出決定性舉動的時候。但是丘吉爾最後一任政府無疑給人以大失所望的感覺。世界正在飛速改變，新的領袖紛紛登台，而英國卻似乎被無休止的返場謝幕糾纏住了手腳。

　　（1）t羅貝爾·舒曼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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