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途乘客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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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星火西路回家之前的幾個小時，我和唐老師約在了眉州東坡吃飯。唐老師經過46天的環球之旅剛剛回來，而我在北京的霾中，渾渾噩噩地度過了整個12月，2016年的結束，2017年的第一個月。我們交換了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吃了一頓飯，然後就在飯店樓下的黑暗中用閃光燈照相。

我正在試圖掌握這種方法——突然在很近的距離用入侵式的強光照亮人像。我還不敢把它用在陌生人的身上。街飯店裡，服務員們騎著摩托車、電動車、滑板車、自行車陸續地離開他們的工作場所。那一天我沒有開車，也沒帶錢包，手機只有10%的電，我用那些電打車。在手機還剩下5%的電的時候，一輛比亞迪出現在我面前。

我給司機師傅照下了一張照片。然後聽他說了他的故事。在二十公里的路途中，我逐漸決定給每一個願意拍照的網約車司機拍照。

郭師傅是河北人。十幾年前來到北京。他並不害怕被拍。他說：「我在酒仙橋國營照相館幹了很多年。」他說：「曝光不能太強了。」

據郭師傅說，他放棄了一個房管局的工作。那一天如果去房管局工作，能拿三百多元工資，可是去照相館當學徒，能拿七百多。他說誰知道北京的房會變得那麼貴，如果當時分了房，現在誰還要開車呢。他的師傅，是一個能把眼神光打成唯一一個圓形的老師傅。這是了不起的技術，讓人眼中的高光只有一個，而不是好幾個，這就是他們師傅的本事。而他也不賴，他能把十六張一版的底片記得又快又好，每四個一換行，男人、女人，一家人，換版。他很快就掌握了不浪費每一張膠片的訣竅。

他有一個同鄉，和他年齡相仿。在大山子照相館當學徒。他們兩人經常聊天。後來，他們都覺得干攝影學徒不掙錢了。郭師傅覺得自己沒有學歷，後來考了一個車本，就去朝陽環衛開了環衛車。他的同鄉也說，這是國營的攝影買賣，沒有發展。他開了自己的照相館。他們留下了對方的電話號碼。郭師傅再給同鄉打電話的時候，發現他留的是老家的電話號碼，於是，兩個人失去了聯繫，至今為止也沒有再遇見對方。

在路上，郭師傅遇見了朝陽環衛車隊的一輛水車。他朝水車按了按喇叭。他說他們互相都認識，畢竟在一個車隊十幾年了。五月後，郭師傅也許不能再開快車了。他說，到時候再看吧，反正還是開車。

任師傅是內蒙人，他的眉毛很長，不擅於說話。他不願意說話，直到我誇他的相貌能當演員。他不停靦腆地笑。我注意到他有一個毛主席掛飾，便告訴他我想把他和毛主席照到同一張照片里。他從內蒙來到北京最開始開的是小巴。在車站附近拉人的長途車，就是那種總是告訴你還差一個就走的長途車。我告訴他原來去天津還有人坐小巴或者拼黑車，自從有了高鐵，這門生意也就消失了。然後我們就開始聊高鐵，聊從北方到更北方和更南方的距離。我告訴他了一些關於美國懸浮高鐵的諮詢，他驚呆了。他不知道，十幾年後世界上也許會有每小時一兩千公里的懸浮列車。到時候，從北京到內蒙只需要一會兒的功夫。從紐約到北京，也只要幾個小時。那時候，人們的生活就完全變了。

年會的那一天，領導竇哥連續喝了三杯紅酒。我給同事們和朋友們拍照。竇哥說，應該湊齊364張司機的照片。「不是365張，就是364張，那樣才有意思。」領導們繼續去第二場。我在寒冷的、無人的國貿街道，打了四十分鐘車也沒有打到一輛車。快要過年了，許多人已經離開。

孟師傅是年輕的專車司機。他認為打專車的人比打快車的人素質更高一些。不會斤斤計較。如果我想要給專車司機照相，很簡單，不需要一整年的時間來打車。我只需要在國貿這找某一條街道。然後就會看見很多穿著黑色衣服的人。然後我只要和他們商量，去給他們照相就行了。所有的專車司機，都有共同的特點——他們要麼穿著黑色的羽絨服，要麼穿著西服，一定穿著白襯衫。我們逐漸開到了沒有路燈的路上。在黑暗中持續向前。孟師傅轉過身來給我看了看他的黑色羽絨服裡面，的確是一件白襯衫。孟師傅不擔心五月份後的新政策，因為他有自己的買賣。

他說，按規定我是得給你開門的，我就不給你開門了，祝您旅途愉快，請帶好隨身物品。

年會後和團隊吃飯的那一天。我沒有帶相機，也沒有拍照。在路上有這樣兩個瞬間：其一是我知道了辣椒（一隻貓）已經養在了不知道誰的家裡了。他是我喜歡的一隻貓。其二是在回程的快車上，電台里突然傳來了一首歌，是Fleetwood Mac的Dream——女聲唱「Thunder only happens when its raining,. Say』 women』 they will come and thy will go. Players only love you when they』re play. When the rain washes you clean you』ll know.」那一瞬間我不記得這首歌是誰唱的，它的歌名是什麼。我聽過它，又忘了它。我只是讓司機把收音機開大聲一些。而我寫下它的時候，一星期後，我通過搜索引擎找到了正確的信息。我這才想起來我有這張黑膠唱片。我聽著這首歌，讓這一刻重現了。我再次聽到了它，我將會再次忘記。

在過年前的一個星期，我請下年假準備回家過年。周日的下午，去機場的路上我遇到了非常容易被逗笑的李師傅。李師傅他見面對我說：「您有點像黃渤！」我仔細看了看李師傅：「你比我更像黃渤！」他笑得不行：「你他媽別逗我啊！」我說我想給李師傅照相後，李師傅變得太靦腆了，一邊不好意思地大笑著，說不行絕對不行，我這個人不太愛照相。

李師傅是一個不關心明星的人。但是他拉過明星。他第一眼就把明星認出來了。那個喝醉了的明星，要去工體西門一進去那間酒吧，消費並不低。這個明星真的喝多了，和李師傅說了說自己的代表作。李師傅覺得這個明星還是挺摳門的，都已經快喝醉了，一毛錢車費也沒有多給。我說：「那也不能是明星就到處撒錢吧。」李師傅覺得很有道理，明星也不願意天天被人覺得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李師傅堅決不同意被照相，就像是別人勸酒的時候，意志特別堅定的那種人。所以我也沒有堅持給李師傅拍，一點都不像是酒桌上勸酒的那種人。

幾個小時後我就從北方到了南方。在新春的氛圍里，街道的兩旁紫荊花在樹上盛開著，巨大的紫色的花瓣，等待著春天的時候的第一場雨，以及雨後的凋零。從灰色的北方到南方，會感覺到這些變化：天空是藍色的，碎片狀的雲，巨大的植物，著裝風格並不一樣的人們，更年輕的快車司機。

為了去一個地方和家人們聚餐，我坐上了郭師傅的車。他發現了我在拍他。我沒有用閃光燈。他說，還是相機拍照好，手機拍照就是不行，像素不夠用。我告訴他三千元以上的手機拍照已經很不錯了。他沒有，他的手機是一千多的。王師傅在擁擠的街道中穿行著，艱難無比。他說真應該把路邊的綠樹都給「拆除」了。這樣馬路就能寬敞一點了。王師傅錯過了左拐道，又猶猶豫豫地走了很久，終於找到了一個地方掉頭往回走。

由於一個人帶著孩子，我坐在了後排。葉師傅非常年輕。他說他是假期來開車的。我很驚訝，問他是否是一個大學生。他也很驚訝。他說，開快車應該沒有學歷要求吧。原來他說的假期和我以為的假期不一樣。我以為的假期是大學生的寒暑假，而他說的是春節假期。他是一個兼職司機。他好奇地問了一些關於在北京開快車的收入問題。我告訴他，雖然起步價更高，但是由於北京更堵車，因此每天不能多賺多少。他馬上舉出在廈門開快車能賺多少的例子，發現相比北京和廈門，如果在廈門拉更多單，應該能獲取比北京更高的收入。看來，快車的收入和起步價的關係較小，主要還是取決於每天能拉多少單，還是一個汽車的利用率問題。

晚上九點多的時候。我們把自己借的車停在停車場，然後我回到家，打車出門。在坐郭師傅的車去吃飯的那一天，妻子把結婚戒指拉在了飯店，也許在桌子底下。我們打了電話，收到了飯店人員並不清楚的回應。所以我決定回去再找一找。

戒指綁在一個黑色的橡皮筋上，當時給孩子玩，後來在混亂的哭鬧的場面中，終於忘記了是否收起來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已經遺落在飯店了。我坐上了賴師傅的車，去飯店的包廂里找戒指。賴師傅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司機，至今為止最年輕的一個司機。他是89年的。他並不害怕被拍，並且覺得自己的這張側面相還不錯。他說，這已經是九零後的天下了，八零後只是在這個世界混著。我很快到了飯店，走進了那個沒有開著燈的房間，打開燈，用手機的手電筒照了照地面，地面非常的乾淨，一點雜物都沒有。戒指不在那裡。郭師傅在飯店的門口等著我，他說，就像是等一個紅綠燈。

賴師傅一直試圖安慰我。他說，相機什麼的，這些精密的光學儀器，都非常貴，一個鏡片也貴，太貴了。他又說，在北京搞藝術的人比較多吧。我告訴他我最終沒有找到丟失的東西，他說，這個飯店太次了。

其實這個飯店挺有意思的，在飯店大堂的最高處，掛著一個噴繪展板，從二樓看能看得比較清楚。展板上寫著「我們的願景」。這個飯店的願景是十年內再開三家分店，以及一些連鎖經營店。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資助著解決至少三名分店高管的車、房問題。」多麼實際的問題。在一瞬間，我一直在想這三名高管莫非就是分店的經營者？這資助又是怎麼樣的標準呢。

想不明白。這一天，我確認我們的結婚戒指丟了。

去大錦山的盤山公路並不長，是一條單行道。窗外的雲是碎片狀的，樹木繁茂，雜草叢生，一叢叢地叢裸露的紅土山坡上的防泥石流的網格中長出來，並不漂亮地長出來。盤山公路偶爾能經過毫無植物遮擋的段落，這時我們才能看見遠處墨綠色的山巒。說不定，那些山上也是一些雜草，只是我們離得足夠遠，看起來才是均勻的綠色。

這是我第一次登山這座山。在過去幾十年里，這裡一直未被開發。而這幾年它也被開發商開發了。山腳下出現了一些別墅區，一些高層建築。雖然它總體上看起來還是一片荒地和一座荒山，但是聽說姑姑已經買了山腳下的新房，今年上半年就會交鑰匙。而今天開車帶我上山的是小舅子俊傑一家人。俊傑比我略長兩歲，生在這座城市並且從未離開。和我不一樣——我家本來就不是本地人，定居在這個城市完全是因為上一輩人，戰爭、饑荒、機緣巧合。我在天津度過了六年，把戶口也落在了天津，在北京又度過了六年，我在每個城市都是一個戶籍制度所造就的的外地人。

俊傑說其實這個也是他第一次登上這座山。我們行駛到半山腰，看到了很多租用的自行車。我幻想著可以從這裡騎自行車一路下坡到山底。山腰上有一個小亭子，卻因為過於繁茂的樹木而看不見任何景觀。所以我們繼續前進，又路過了一個又一個小亭子。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哪個觀景亭是最後一個，它們看起來都是太小了，並不像是這座山上最高的建築物。有一次我們停下來了，通過微信問別人，這是否已經是最高處了，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後我們才敢繼續紮下那看上去像是下坡的路。果不其然，一百米之後又變成了上坡。

在山路上，我突然有了一種錯覺。把去內蒙的一段路、在北京郊外的一段路、在香格里拉的一段路和在麗江的一段路、在泰國的一段路和在沖繩的一段路以及在名古屋的一段路混合到了一起，都是這樣的蜿蜒而狹窄的。在那些路上發生的事情突然涌動著，幾乎就在眼前或嘴邊，我又把它們擋住了，讓它們繼續以記憶的形式存在。

我們最終在一個兩層樓的亭子停下來，停留了五分鐘。我分別用相機和iPhone照下了一張城市的全景圖。看見這個角度的城市，沒有一座建築是我認識的。然後我們繼續向前走，希望能到達最終的山頂。突然道路一分為二，向上的道路被路障擋住了，一條向下的道路提示著我們：歡迎下山。這是唯一的選擇。活動路欄打開，車輛排隊通過，向下。俊傑說：「看來沒有回頭路了，我們就這樣下山了。」一車人都開始笑，沒有向上的道路了，也沒有更大的亭子了，還好按了幾下快門，照了一張全景圖。這簡直是蘇格拉底的麥穗故事的另一個版本。

俊傑雖然不是網約車司機，不過我按動快門，決定把他也記錄在其中。也許就和每一個都嫌不夠大的亭子一樣，並沒有這麼多有趣的司機等著我。我決定拓寬我的限制，把他也拍進來。

在萬達廣場外，有幾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第一是這裡的星巴克並沒有馬克杯式的城市杯，只有列印版的隨行杯的城市杯和馬克杯式的中國杯。畢竟這是一個三四線城市吧。我在這家星巴克享受了當地店員的手沖咖啡，中國產區的咖啡，很濃，苦味比酸味強烈很多倍。

這家星巴克的門外，停著許許多多電動遊戲車。有一種是Daft Punk配樂的電影《創：戰紀 TRON》式的低矮的摩托車。被LED燈帶勾勒出簡潔的、現代的車身線條。另外還有一些電子大炮，以及最奇怪的結合了美少女戰士和米奇妙妙屋造型的老爺車。孩子們在這裡狂歡著，成年人們在每輛電動摩托車的后座上，車的旁邊緊跟著。歡樂而幼稚的音樂不停歇地奏響。另外，有一塊展板顯示這裡正在出售最後三席商鋪，價格好像還不錯，是否應該在這裡買個商鋪呢？

因為沒有開車出來，我們又要打車回家了。沒有開車出來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從大年初一到初三出了太多次小剮蹭和意外撞擊停車樁把玻璃水箱和左霧燈給撞裂了的問題。也不是因為本命年會丟失戒指、諸事不順的迷信——我不願意自己是一個迷信的人。主要還是我們沒有去過大錦山，所以才坐了俊傑的車。而從山上下來，喝完了咖啡，吃完了不正宗的川菜以及坐遍了這些電動玩具車後，俊傑需要送其他人回家了。我們打車回家，打開滴滴軟體熟悉的界面，四分鐘後也沒有一輛車搶單。這下好了，可以選擇就是繼續等待，或者坐上路邊高價的三輪蹦蹦車。滴滴快車的報價是11.4元，三輪蹦蹦車其實是一輛有棚的三輪摩托車，要30元才能到家。

雖然太貴了，並且無比顛簸，讓人感覺還不如去坐一輛玩具TRON摩托車。雖然窗外是濃濃的汽油味，並且感覺這輛車隨時都有可能散架。不過我們帶著孩子，一個迷迷糊糊地睡著前，正抱著奶瓶喝著星巴克提供的六十度溫水沖泡的歐洲奶粉狂吸的女兒。我們沒法在南方並不寒冷的夜裡走路回家了，也沒法坐著總之歧視我不是本地口音，而要多收我兩塊錢的摩托車，從風的縫隙中穿過了。

我調整了心態，安慰了自己。在蹦蹦車的車廂里，給司機的後腦勺照了好幾張照片。看來真的是過年了，連快車司機也去走親戚串門、回老家喝酒了。滴滴的獎勵，對他們沒有任何吸引力了。只剩下蹦蹦車們才是這個城市的最穩定的交通工具了。我把蹦蹦車拍下來了，這是今天的收穫。

到家之後女兒醒來，因突然斷片式地離開了萬達廣場門外的樂園，來到這熟悉的黑暗中而憤怒。而在那杯手沖黑咖啡的作用下，我三點半都沒有睡著。刷著知乎，關掉所有App，努力閉上眼睛，什麼也不想。第二天八點半，我又醒過來了，繼續坐上俊傑的車，去另外一座山裡。從那裡回來之後的半夜，我寫下了這些文字。

這個春節如同其他節日一樣迅速地走向結束。在來回超市採買路途中的食品，或者從火車站回到北京家中的路上，也有幾次打車的經歷。有一次是我因為生活的瑣事又陷入了無趣的冷戰，肚子疼，感覺渾身沒有力氣，蹲在路邊等著一輛車載我們去超市。我掙扎著想要讓此刻的感覺變得好些，但是既沒有帶相機，也沒有和解的勇氣。她說：「你不舒服就回家去吧。」我不得不站起來。我永遠地忘記了那個司機的樣子，就和生命中大部分被忘記的司機一樣。

上班的第二天是一個限號日。其實自從這個計劃開始進行後，我甚至有些期待打車而不是開車上班的日子。因為這意味著似乎會發生什麼，而我準備好了記錄下什麼。

所以在周二的早晨，我見到了羅師傅。羅師傅是北京人，戴著一頂真皮棒球帽，車子也是乾淨利落。今天是節後的第二天出車，感覺也沒有什麼事，所以一早又出門了。我告訴羅師傅，他是我最近遇到的第一個北京司機——羅師傅笑了笑，隨口就說出了市長的名字，以及北京的政策，不愧為一個北京師傅。

一上車，羅師傅就強調了自己是隨便開著玩玩，畢竟他每個月還有五千元的工資可以領。他是國資委的公務員，已經退居二線。我問羅師傅能不能拍照，他說絕對不行。至於為什麼不行，他說，這是因為他是北京司機。

「北京人就不該當司機了？」我問他。

「也不是這個意思。」

「怕我是記者？」

「我沒違法沒犯罪的，有什麼好怕的！」羅師傅說。

總之，羅師傅是不同意被人拍照的，但是允許我拍下車上的裝飾品——毛主席和蔣介石的玩偶。我對羅師傅說：「很少有人把蔣介石放在車上。」羅師傅說：「國共合作嘛。」我想要順著話和他聊聊政治，就像是大部分指點江山的計程車司機那樣。羅師傅又什麼都不說了。

在快要下五環的時候，羅師傅又試圖總結北京人為什麼不能拍照。「我覺得，北京人嘛，比較低調。」他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了這個詞。「以後你肯定會坐上更多北京人開的車，你再問問他們，是不是都和我一樣，絕不想被人拍照。」

10.

夜色中，黑色大眾的迎客燈非常明亮。我問李師傅：「您這車真可以當專車了。」李師傅說，當專車太麻煩了，上車擺擺礦泉水，下了車還得擺礦泉水，還得把照片上傳系統。本來就想省點事，才來當快車司機，天天上班打卡一樣給礦泉水照相，煩不煩——還好，系統給這車，能比普通的快車多點，算起來掙得和專車也差不多了。

李師傅比我還小几歲，他不介意照相，也不介意我一路上都在實驗閃光燈。他有一個五歲的女兒，以前放在他的河北老家。就在幾個月前，他還有一份物流管理的工作。經常要加班，也看不到孩子，所以他辭掉了這份工作，把孩子、妻子和父母接到了北京，買了這輛新車，加入了滴滴快車司機的大軍。他說：「我幹得晚了，看來是掙不到錢了。」

我和李師傅聊了什麼，現在已經有些記不清了。大體上關於幼兒園的費用，養育的煩惱。老人和年輕人的觀念不同。李師傅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他並沒有提出什麼自己的觀點。在這平凡的、每一同一個起點和終點的旅途中，沒有任何新奇的事情發生。我告訴李師傅，如果我不照下他的樣子，今天又會如同昨天一樣過去。在臨近下車時他說，他已經找到了一份工作，四月份就該去上班了，但是那個單位還沒有給他發通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