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疼痛究竟有多痛？
脹痛、酸痛、陣痛、灼痛、劇痛、絞痛、痛不欲生……我們試圖用盡一切詞語來形容和描述「疼痛」，可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疼痛？當一個人向你描述他的疼痛時，你又是如何理解的？通常對方描述的疼痛你可以想像嗎？疼痛的「設身處地」往往因人而異。在英國，那些中產階級的男人可能很難想像除了牙痛和網球運動拉傷以外還有更加劇烈的傷痛。而當了媽媽的女人可能會在生過孩子以後，將別的疼痛都界定為3級或4級微痛。
之前寫過關於疼痛的知識和止痛的方式。但是，對於痛感本身的研究一直從未停止，本篇文章會給我們新的認知和不同的視角。
作者：John Walsh
原文地址：http://mosaicscience.com/story/how-much-does-it-hurt-pain-agony-acute-chronic
五月的一個深夜，我妻子突然從床上坐起來說：「這可疼死我了。」她緊緊捂住下腹部，面容憔悴。「真是疼得要命啊。」迷迷糊糊中我看了一眼表，凌晨兩點。我問她是哪種疼法。「就像有個東西一直在咬我，一刻不停啊。」她說。
「堅持一下，」我睡眼惺松地說，「馬上就好。」我遞給她兩粒止痛藥和一杯水，她一口灌下去，然後緊緊攥著我的手，希望疼痛就此消解。
一個小時過去了，她再次坐起身來，這一次更加痛苦異常。「這會兒疼得更厲害了，更嚴重了，」她說，「快幫我叫醫生吧？」我們的家庭醫生在凌晨三點奇蹟般地接聽了電話，聽她講了癥狀之後，醫生說，「可能是闌尾。你之前切除過闌尾嗎？」沒有。「那應該是闌尾炎，」他猜測，「不過如果是急性的，肯定比你現在疼得厲害得多。明天一早再去醫院吧，現在先吃點撲熱息痛，盡量睡一會兒吧。」
僅僅半個小時後她就撐不住了。她第三次被疼痛驚醒，這一次疼痛更加劇烈難忍，她像被倒吊在篝火之上受盡酷刑的女巫，凄慘地哀嚎。來不及在她耳邊講幾句安慰的話，更容不得半刻拖延，我打電話趕緊叫了附近的計程車，然後胡亂披上衣裳，給我妻子裹上睡袍。不到凌晨四點，我們一路殺到帕丁頓的聖瑪麗醫院。
這一陣子的手忙腳亂要是能幫她分散一些注意力，減緩一點疼痛就好了。我們在醫院坐了幾個小時，這期間醫生拿來表格，給她量血壓，還做一些測試。一位住院醫師將針頭刺進妻子的手腕，問她，「這樣疼嗎？這樣呢？現在呢？」然後感嘆道：「不可思議。你的痛閾值（疼痛刺激引起應激組織反應的最低值）非常高。」
劇痛來自膽結石引起的胰腺炎，妻子體內的膽結石從膽囊中異常脫離，跑到別處去了，好比一群跑路的犯罪分子，在胰腺中尋得了棲身之所，於是引起了劇痛。我妻子服用了一個療程的抗生素，並在一個月後做了膽結石手術。
「這是微創手術，」外科醫生輕描淡寫地說，「所以你很快就會恢復的。有些人做完手術自己就能坐公交車回家，完全沒問題。」他的樂觀主義選錯了對象。我的愛人由於自身超高的痛閾值不得不在醫院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拎著一兜止痛藥回家了；不過當藥效消失後，她又疼得滿地打滾。三天後，她給專科醫生打了電話，卻被告知：「這不是手術本身所引起的不適——而是手術前為了將器官分隔開而向體內灌進的空氣引起的。」所有外科醫生都是這樣，一旦一個手術測試成功，就根本懶得理會可能帶來的副作用。
術後恢復期內，我總是看著她痛苦的模樣，時而咬緊牙關，時而任憑疼痛帶出的淚水划過臉龐，止痛藥和可待因組合服用很久以後總算止住了疼痛，這時，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好幾個疑問。第一個就是：醫療從業人員中有沒有人能夠權威地界定疼痛？從家庭醫生到外科醫生，每個人的診斷和建議看上去都是那麼猶豫、籠統和無知，也充滿潛在的風險：在醫生對我妻子痛閾毫不了解的情況下就斷定她疼痛的程度聽起來不像闌尾炎，這樣做對嗎？他應不應該建議我妻子冒著闌尾炎惡化成腹膜炎的風險繼續卧床休息呢？外科醫生怎麼能將病人術後的劇痛隨意揣測為簡單的「不適」呢——更何況由於對手術失敗的擔憂，我妻子的痛苦又不知更添了幾層呢？
我還想知道有沒有一些約定俗成的慣用辭彙，能夠幫助醫生準確地理解病人的疼痛。我想到了我父親，他是一位全科醫生，那時候正是上世紀60年代，我父親在倫敦南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內任職。他那時常常驚嘆，人們對於疼痛感的描述竟然可以如此五花八門：「疼得我好像被訂書機訂住了」；「我的脊椎上像有一群兔子在上躥下跳」；「好像有人在我的生殖器上撐起了一把雞尾酒小傘……」父親告訴我，這些描述很少能跟醫學教科書里所講的對應起來。那麼他該怎樣診療呢？亂猜一通還是直接開阿司匹林？
人們對於疼痛的不同探討和理解似乎永遠有一道鴻溝。我想知道醫護人員是如何理解疼痛，如何用語言解釋它——這種肉眼無法看到，只有通過患者的主觀描述來加以判斷，只有中世紀流傳至今的鴉片衍生品才能治療的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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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疼痛程度通行的基本診療程序就是向病人發放「麥吉爾疼痛問卷」（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這份問卷於上世紀70年代制定而成，作者是來自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的兩位科學家：羅納德·梅爾扎克博士（Ronald Melzack）和沃倫·托格森博士（Warren Torgerson）。這份問卷至今仍然是全世界臨床治療中測試疼痛等級的重要工具。
梅爾扎克和來自倫敦聖托馬斯醫院的同事帕特里克·瓦爾博士（Patrick Wall）早在1965年就在疼痛研究領域率先發聲，提出了重要的「閘門理論」（gate control theory），開創性地解釋了心理狀態如何影響人體對於疼痛的感受。1984年，兩位繼續寫就了《瓦爾與梅爾扎克的疼痛教科書》（Wall and Melzack』s Textbook of Pain），這部疼痛醫學領域最具綜合性的參考書目。這本書前後歷經五次再版，如今已有超過1000頁的篇幅。
70年代初，梅爾扎克開始著手記錄病人們形容疼痛的詞語，將它們分為三類：感覺型【包括發熱、壓力、「陣痛感（throbbing）」或者「重壓感（pounding）」）、情感型（情緒性痛感，比如「厭倦（tiring）」、「厭惡（gruelling）」、「可怕（frightful）」或者「恐怖」）】以及最後一種評估型【與某種體驗產生共鳴——比如「討厭（annoying）」、「麻煩（troublesome）」還有「可怕（horrible）」、「無法忍受（unbearable）」和「折磨（excruciating）」】。
不用找語言天才，普通人也能一眼就看出這份詞語大雜燴中的不少缺陷。比如，一些情感型和評估型的詞語可以進行互換——情感型中的「可怕（frightful）」和評估型里的「可怕（horrible）」根本沒有區別，「厭倦（tiring）」和「討厭（annoying）」也是。更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詞語聽上去更像是一位公爵夫人在抱怨一場令她大失所望的舞會。
不過，梅爾扎克這份記錄疼痛的表格為後來的麥吉爾疼痛問卷奠定了基礎。病人們聽著醫生念出一串「疼痛解說詞」，然後告訴醫生每個詞語是否能夠形容他們的疼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還要給這種感覺評定一個強度。接著臨床醫生們會查看這份問卷，在適當的地方畫個勾。這樣會得出一個數字，或者一個百分比，醫生們由此可以知道，後來的治療是否減輕（或者加重）了病人的痛感。
後來出現了與麥吉爾疼痛問卷類似的版本，就是國家疼痛控制計劃提出的「疼痛質量評定量表」（PQAS）。病人需要按從1到10的等級確定自己幾周以來的疼痛有多「劇烈（intense）」——或者「急劇（sharp）」、「灼熱（hot）」、「遲鈍（dull）」、「寒冷（cold）」、「敏感（sensitive）」、「柔和（tender）」、「發癢（itchy）」等等。
這種方法的不足在於1到10級的衡量並不精確，這裡面，10級代表「想像中最劇烈的痛覺」。一個病人怎麼能「想像」出世界上最疼痛的感覺，怎麼能給自己的疼痛分級呢？更何況是這幫制定規則的人。
我問過一些朋友他們認為最劇烈的身體疼痛是什麼。不出所料，他們只能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最不幸的一些遭遇。一個朋友說是痛風。他想起有一次自己躺在沙發上，把那隻得了痛風的腳搭在枕頭上放鬆，這時來他家做客的姑媽從他旁邊走過，姑媽戴的絲巾碰巧滑落，輕輕地碰到了他的腳。那是「難以忍受的劇痛」。我的一位姐夫說是後根管牙痛——他說，這種痛和肌肉痛、腰酸背痛不同，不是活動活動換個姿勢就能減輕的。這種痛「毫不留情」。一位男性朋友向我坦言，他做了痔瘡切除手術之後就新添了腸易激綜合征（持續或間歇發作，以腹痛、腹脹、排便習慣和大便性狀改變為臨床表現，但是缺乏胃腸道結構和生化異常的腸道功能紊亂性疾病），每天的痙攣讓他覺得「就好像有人拿著滅火用的手搖泵朝我屁股里塞，然後玩了命地往裡面抽氣」。他說，這種痛感「無窮無盡，好像永遠也停不下來了，我的肚子早晚就會炸了」。還有一位女性朋友想起有一次，丈夫褲子的褲腿邊勾住了她的大腳趾，指甲被扯得乾乾淨淨。她用音樂作類比，描述了當時的情形：「我生過孩子，也摔斷過腿——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它們不過是低沉的呻吟，就像大提琴的音色；而指甲裂開的痛卻像小提琴，厲聲高亢，振聾發聵，像得了失心瘋的尖叫，這種痛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或者經歷過的。」
我還有一個朋友是一位小說家，他也是一戰史方面的專家，經他推薦，我看了斯圖爾特·克魯齊（Stuart Cloete）的回憶錄《維多利亞之子》（A Victorian Son，1972），書中記錄了那一時期他在野戰醫院的見聞。據書中描述，士兵們受傷後表現出來的清心寡欲令作者感到震驚不已：「我聽到了躺在擔架上的小夥子們虛弱的哀吟，而那時他們想要的卻只有一杯水或者一根煙。只有一個例外，那個士兵被刺穿了手掌。當他收縮手臂肌肉，感覺就像在拉肢刑架上被五馬分屍，我想這便是這裡最痛苦的傷情了。」
果真如此嗎？來看看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Matthias Grünewald，譯者註：德國畫家，晚期哥特藝術大師）創作的《伊森海姆祭壇畫》（1512-1516），你會發現基督的十指全部痛苦地扭曲著，兩個手掌被巨大的釘頭釘在木樁上——噢，天吶沒錯，這下你信了吧，絕對是真的。
說起來，這些生動的描述被麥吉爾疼痛問卷簡化為「陣痛」、「劇痛」這樣的詞語實在是一件憾事。不過，問卷的作用也只在於給痛感賦一個值——幸運的話，隨著治療的深入，患者再次回答這份問卷時，疼痛指數還會下降。
史蒂芬·麥克馬洪教授（Stephen McMahon）並不看好這種方法，他就職於倫敦疼痛研究聯合會（London Pain Consortium），該組織成立於2002年，旨在推動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疼痛學研究。「測量疼痛的等級會帶來很多方面的問題，」他說，「我認為設置疼痛指數是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疼痛並不是一維的。並不是只能通過刻度衡量——疼痛或多或少都會帶來別的包袱，比如：疼痛來得有多緊迫，有多讓你心神不寧，疼痛對你集中精神有多少影響。那些執意要將疼痛等級化的人一定是那些認為只有藥效能夠解釋藥品的監管者。而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從來不喜歡對生活質量進行評估；他們只鍾愛於生硬的數據。所以，我們才被迫為疼痛評級。這有點兒像無用功，因為我們所關注的只有疼痛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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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市中心的蓋伊與聖托馬斯醫院設有疼痛管理與神經調節中心，是歐洲最大的疼痛研究中心。中心負責人阿德南·埃爾凱西博士（Adnan Al-Kaisy）曾在伊拉克巴斯拉大學學習醫學，後來又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研究中心專攻麻醉學。
他收治了哪些病人，他們又經歷了什麼樣的病痛呢？「我有55%到60%的病人患有下背痛，」他說，「原因很簡單，很多人對於坐、立、行等等生活習慣上的要求毫不在意。我們在電腦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身體很大的重量都壓在背部小小的關節上了。」據埃爾凱西估測，在過去的15到20年里全英國下背痛的發病率已經大幅上升，「誤工日的經濟損失總計約為60至70億英鎊」。
除此以外，診所還收治了許多患有嚴重慢性頭痛和在事故中造成神經系統損傷的病人。
他們還在使用麥吉爾疼痛問卷嗎？「很遺憾，是的，」埃爾凱西說，「這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測量方法。但是，疼痛感有時可能會因家裡人幾句爭吵或者工作中的一些瑣事而被放大，所以我們嘗試去了解病人的生活——比如他們的睡眠習慣，站姿和走姿，胃口好不好。我們要看的不僅僅是病人的病情，還有他們的生活環境。」
而困難就在於如何將這樣的信息轉化為科學的數據。「目前我們與倫敦南岸大學生物機械學院院長雷蒙德·李教授（Raymond Lee）合作，看能不能用一種客觀的標準衡量由病痛造成的殘疾。」他說，「他們正在嘗試改良一種和加速度測量儀差不多的工具，能夠準確地反映病人健全或殘疾的程度，也能夠告訴我們病人的坐立習慣對於他們的疼痛有怎樣的影響。我們真的希望我們能做的不僅僅是詢問病人你的痛到底有多痛。」
有些病人的病痛要比下背痛厲害得多，他們需要特別的治療。埃爾凱西講述了他的一位病人的例子，我們暫時叫他卡特吧。卡特患有嚴重的髂腹股溝神經痛，他的腹股溝處有劇烈的灼痛感和刺痛感。「他的睾丸處曾動過手術，腹股溝神經也被切除了。他忍受著異常的痛苦：他剛找到我們的時候每天要吃四五種葯，止痛藥的用量非常高，此外還有抗驚厥藥物，類鴉片貼，撲熱息痛和鎮痛葯。他的生活完全陷入混亂，而且面臨失業。」病入膏肓的卡特後來成為埃爾凱西治療最成功的病患之一。
2010年，蓋伊與聖托馬斯醫院推出了一套寄宿方案，為那些在其他診所治療無效的慢性痛病患提供幫助。病人搬到這裡居住4個星期，遠離他們習以為常的環境，由眾多心理醫生、理療醫生、職業保健專家和護理醫生照看，他們共同策划了這個方案，教給病人處理疼痛的方法。
很多方法可以歸為「神經調節」的一部分，這個詞在疼痛治療行內家喻戶曉。簡單解釋一下，就是轉移大腦的注意力，讓它不再糾結於身體「神經末梢區域」不斷傳來的疼痛信號。而轉移注意力有時要靠部署一次精妙的電擊。
「我們是全世界最先使用脊髓電刺激的研究中心，」埃爾凱西自豪地說。「疼痛發生時，高度活躍的神經將刺激感從神經末梢傳遞到脊髓，再從這裡傳遞給大腦，就這樣疼痛感出現了。我們向硬腦膜外區域插入電線，嘗試給脊髓導入微量的電流。只有一兩伏的電壓，所以病人的痛處只會有種麻酥酥的感覺，而不再是劇烈的疼痛感。兩周後，我們給病人體內換上配有遙控裝置的動力電池，這樣一來，一旦感到疼痛病人自己就能啟動裝置，病人也就可以繼續正常的生活。這種裝置實質上相當於一個起搏器，發起低於痛閾值的刺激來抑制神經的過度興奮。除了疼痛感減弱，病人不會產生其他任何反應。同時身體也沒有產生創口——我們通常當天就能送病人回家了。」
用於治療疼痛的植入裝置
當卡特，這個備受腹股溝疼痛折磨的小夥子對其他治療均不奏效走投無路時，埃爾凱西使出了他的絕活兒。「我們給他用了背根神經節刺激這種療法。這個裝置就像一台小接線箱，我們把它放在病人的一塊脊柱骨下方。它讓脊椎產生極度的興奮，並向脊髓和大腦發出了刺激。我提出依靠一台外部的動力電池向神經節插入導線的新方法。10天下來，劇烈的疼痛感就下降了70%——這是病人自己的估測。他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郵件，說我改變了他的生活，還說那時他的疼痛完全不在了，他的生活很快就能完全恢復了。他的工作保住了，婚姻也成功得以挽回，還有，他特別想像以前一樣做運動。我告訴他，『慢慢來哈。目前你的情況還不能去攀登珠峰。』」埃爾凱西滿面笑容。「這樣的成就是令人矚目的。其他療法絕沒有這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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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紐菲爾德學院臨床神經科學學院院長艾琳·特雷西教授（Irene Tracey）認為，疼痛評估領域近期最重大的突破在於人們理解了慢性疼痛是獨立存在的。她解釋說：「我們總是把慢性痛當作是持續不斷的急性痛——而且如果慢性痛只是急性痛的加長版，那麼當我們解決了急性痛的病因，慢性痛也應該隨之消退。而事實證明這是大錯特錯的。如今，我們把慢性痛看做一種病症以不同形式向其他癥狀轉變的中間階段，最終發生的事情涉及基因變異、化學釋放、神經生理學和栓結術這些領域。我們如今掌握了所有這些研究慢性痛的新角度。這是疼痛研究基礎理論範式的根本變化。」
特雷西被一些媒體評論員冠以「疼痛女王」之稱。她從前一直是納菲爾德學院麻醉學教授，也是探索大腦疼痛反應的神經影像技術方面的專家。儘管被別人起了這樣的外號，特雷西本人卻一點也不咄咄逼人：她50多歲，明眸善睞，熱情洋溢，工作時繁忙而有序，她從個人的角度談起了疼痛。特雷西的個人經歷完全可以解釋「終極疼痛」的定義，也就是麥吉爾疼痛問卷上的10級：「我曾經三次生產，我的10級痛和前一次生孩子時的10級完全不同。我在那些標準之外開闢了新的刻度。」那麼，她是如何向沒有生過孩子的人形容她的終極痛的呢？「我會說，『想像你的手被車門猛砸下去——這是10級痛。』」
她用個人的經歷向我們解釋了知覺和環境如何改變了我們對疼痛的體驗，還有「快樂反彈」現象——也就是將疼痛感從一種負面感覺轉變為一種你並不在意的東西。「我參加了今年的倫敦馬拉松。這需要進行大量的訓練，跑步後你會感到肌肉痛，第二天渾身酸疼，不過這是一種美妙的痛苦。我不是受虐狂，不過，我把肌肉的酸痛感和一些積極的心理暗示聯繫到一起，比如『我這麼做有益身體健康，』『我在鍛煉』，『一切順利』。」
我問她為什麼醫生和病人對於疼痛的理解似乎有著天壤之別。「這很難解釋，因為傷口處的身體系統受到損傷，連帶著神經，神經將信號送入脊髓，脊髓將信號傳到大腦，大腦再把信號送回去，所有環節都會帶來可怕又重大的變數。所以我的病人可能會說，『我這裡特別特別疼，』而我就會試著找出疼痛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同時，這裡還存在一種誤解，因為你既看不到任何傷口又沒有任何出血的跡象。所以我們會說，『來吧沒事，你肯定是誇大其詞了，沒那麼糟糕的。』這樣就錯了——這是我們習以為常，置若罔聞的一種文化偏見。」
她說，最近關於大腦參與疼痛感知過程的研究呈現一種爆炸性增長的態勢。她解釋說，神經影像能夠幫助我們為主觀的疼痛感受與對這種感受的客觀理解建立聯繫。「它填補了我們所見與病人所述之間的空白。我們可以跨越這一鴻溝，進而可以解釋，為什麼即使你從X光片或者別的什麼上都看不出來，而病人還是連連喊痛。你可以幫助這些深陷痛苦卻不被相信的可憐人，還他們以真相和信任。」
不過，或灼痛或刺痛不是簡單地顯示在你面前的這台屏幕上。「大腦成像技術已經使我們掌握了大腦的體系，以及它們是如何工作的，」她說。「這不是疼痛測量設備。這台設備會從解剖學、生理學和神經化學角度帶給你關於你自己身體情況的獨到見解，還能告訴我們為什麼你會患有這種疼痛，還有醫生應該從何處著手治療。」
她說，有一些治療的切入點需要非常直接的手工操作——就像埃爾凱西的脊髓刺激線一樣。「現如今有一些設備可以直接連在頭部，這樣我們可以直接操縱大腦的部分區域。人們可以像戴游泳帽一樣佩戴這些裝備。這種大腦刺激設備十分便攜，從倫理觀上講也沒什麼問題。病人使用起來十分簡便，臨床試驗的成功很快可以證明這種設備對中風的康復很有意義。在電子遊戲產業也有類似的產品，孩子將設備佩戴在頭上，就能通過意識控制球的運動。遊戲從業者為了娛樂效果，運用了類似的原理，也就是當我們用腦時會產生腦電活動。隨後他們改進工藝的步伐走得非常迅猛，那麼同樣，我們也可以將其運用在醫療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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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疼痛研究協會對疼痛的定義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感覺與情緒體驗，隨之可能產生了實際或潛在的組織損傷，或依照這種損傷所進行的描述」。這個定義很泛泛，也暗示了疼痛的總體屬性，以及疼痛程度可能影響我們對疼痛判斷的情況。如果說疼痛的起因並不完全是身體上直接出了問題，那麼標準的藥物治療就永遠不能擊中要害。
加州斯坦福大學人類疼痛研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正在鑽研個人對疼痛的反應，更好的理解了這一點，就更能對症下「葯」。這個實驗室由來自麻醉學部馬丁·昂斯特博士（Martin Angst）於1995年創立。成立後首項研究之一就是發明一種能將疼痛量化的更靠譜的方法。後來，昂斯特（在助手瑪莎·廷格爾博士的協助下）開始研究麻醉劑藥理學方面的問題，比如人體對藥物產生耐受性的難易程度問題。
在美國，疼痛研究已經成為醫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原因很簡單：受慢性痛病困擾的美國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每年由於誤工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5000億美元，因此，這方面的醫學研究也吸引了大批財團的捐款和政府撥款。
目前，實驗室有好幾個研究計劃正在進行——研究領域涉及偏頭痛、纖維組織肌痛、面部疼痛和其他癥狀——不過最大的項目還是背部疼痛。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撥款1000萬美元專門用於研究針對下背痛的替代性非藥物療法。詳細的治療方法有：心智覺知訓練、針刺治療、認知行為療法和實時神經反饋。看上去這項計劃可能僅限於加州全州範圍以內，實際上實驗室對這方面非常重視，還徵募了一大批病人，建立了大型的資料庫。
他們計劃用5年時間監測400例耐痛閾，對象既包括無疼痛病情的志願者，也包括慢性痛病的「資深病友」，他們可能從前也找過其他專家，但病痛卻沒有得到緩解。被測試者全都被召集起來，首先進行篩選試驗（排除那些有異常服藥史或者「自殺傾向」明顯的人），隨後進入幾輪定量感覺檢測：被測試者們收到指示，光腳踩進一桶冰水中，直到感到疼痛；接著把一隻手臂放入「接觸導熱誘發電位模擬器」中，小口徑神經纖維不斷加熱直到病人感到疼痛；然後他們將「壓力針頭」刺向皮膚表面，確保不會扎破的情況下一直向下，直到病人提出皮膚出現不適。
上面的三個測試，原理都是要找出人們對於疼痛的中檔忍耐點（病人感覺到痛時需要為其評級），從而確定一個通用的基線值。接著，病人會接受一系列無創治療——心智覺知訓練、針刺治療等——然後再次被施以同樣的刺激，看這一次在讀取了基線後，病人對於疼痛的忍耐值會有什麼變化。兩次實驗過程都通過核磁共振成像，這樣，醫生就能通過觀測不同區域流向大腦血流量的變化舉一反三。
評估過程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病人的心理狀態也被納入評分的範疇：這個測試可以為病人的沮喪、焦慮、憤怒、生理功能和疼痛行為評定等級，還可以表明疼痛對病人生活的影響程度。這樣一來，醫生就可以根據這些信息施以具體的治療。所有數據都保存在一個叫做CHOIR的「信息平台」中，CHOIR也就是健康成效信息協同註冊表（Collaborative Health Outcomes Information Registry）。歸檔在冊的已經包括15000名患者信息，54000次門診記錄以及40000次後期跟進複查。
人類疼痛研究實驗室的大當家是斯坦福大學的肖恩·麥基·雷德里克博士（Sean Mackey Redlich），他是麻醉學、圍手術期處理與疼痛學、以及神經科學與神經病學教授，而他的學術背景是生物工程。在他的管理下，斯坦福疼痛治療中心曾兩度被美國疼痛協會評為優秀研究所。麥基博士身材高大，為人親善，平易，常常有律師事務所的人找上他，請他為當事人是否患有慢性痛上庭作最後陳述（所以完全可以享受缺勤補貼啦）。他的回應令人大吃一驚。
「2008年，我被一家律所請到亞利桑那州為一樁工傷案作證。有位可憐的老兄上工時把熱氣騰騰的瀝青潑在了手臂上，他申訴為神經性燒傷。原告方請來一位認知科學家，為他的大腦做了掃描後得出結論，說他患有慢性疼痛。辯方律師請我發表意見，於是我說，『一派胡言，大腦掃描不是用來干這個的。』」
「沒過多久，我再次發言，向大家解釋了疼痛、神經影像與律法，以及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因為疼痛存在巨大的個體差異，腦掃描技術並不能足夠明確地感知與呈現。不過我總結時說，『如果你非要這麼做，那麼就要使用現代的機器學習處理，就像那些用於衛星偵察的設備，可以幫助辨別衛星檢測到的是一輛坦克還是一輛民用卡車。』但是他們設計了實驗，並且發現使用大腦成像技術準確預測病人是否存在灼痛感的概率為80%。」
最終麥基博士發表了一篇關於這次實驗的論文。那麼它的發現對於法庭判決有什麼影響嗎？「沒有。很多辯護律師也問過我，我總是說，『既然2016年的法庭上沒有它的一席之地，那麼2020年也不會有的。』人們想引導我說出這就是鑒定疼痛的客觀的生物指標。但是這項研究是在經過嚴格控制的實驗條件下進行的。我們不能把所有人籠統地歸為一談。我告訴律師，『這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我覺得法庭上或者大多數臨床表現中適用的疼痛測量計其實並沒有很大的臨床實用性。」
麥基講述了他最近對疼痛含義的新思考。「現在我們都知道疼痛是來自身體各部位上行的信號與大腦下行的抑制系統形成的平衡。我們把這些上行的信號叫作『傷害性感受』（nociception）——這個詞來自希臘語的『nocere』一詞，意思是傷害或者受傷——也就是感覺神經系統對於體表受到的潛在損傷性刺激的反應，信號傳送到脊髓，以疼痛的感覺對大腦進行刺激。下行系統是抑制性或者說是過濾性神經元，它的存在是要過濾掉無關緊要的信息，把上行的疼痛信號『調小』。疼痛最主要的作用是作為一種很強的激勵因素，告訴你要更加註意，留心。馬丁做疼痛實驗的時候，我們還不知如何處理這兩個動態系統，現在我們知道了。」
麥基對他的CHOIR大數據非常自豪，這個資料庫記錄了人們的耐痛水平以及治療的作用。目前，麥基與全國的理論醫療中心合作，他的資料庫已經作為「社區資源平台」向其他疼痛診所免費開放，「這樣的效果就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不過他還是相當謙謹地表示，科學絕不可能告訴我們哪裡才是病人最大的痛苦。
「背部疼痛的發病率最高，達到28%，不過我知道，手部、面部、生殖器和腳部的神經纖維密度遠遠高於其他部位。還有一些情況下，病人不堪疼痛最終自我了結：比如帶狀皰疹後神經痛，就是帶狀皰疹發作後引發的神經灼痛，那種感覺驚天地泣鬼神；還有就是叢集性頭痛——有的患者曾經為了緩解疼痛，想要拿電鑽狠鑽自己的腦袋。」
和艾琳·特雷西一樣，麥基也對經顱磁刺激情有獨鍾（「想像你的頭皮被一台9瓦的電池鉤住」）不過，當他被問及最成功的病例時，他卻講了一個很簡單的故事。「入行一開始，我總是特別關注表皮部分，也就是疼痛的表象。我設法進行干預，有的病人出現好轉，但是大部分人並沒有。於是我開始注意聆聽病人們講述他們的恐懼、焦慮以及和恐懼焦慮如何鏖戰，這樣我漸漸變得很關注病人大腦的狀態。我發現如果你膝蓋的神經運行不暢，那麼你的整條腿有可能都有灼痛感，不過如果你只在膝蓋實施局部麻醉，整條腿的疼痛都會消失。」
「這位年輕的女士找到我時，手部有著嚴重的灼痛感。她的手總是浮腫著，別人要是碰一下就疼得難以忍受，她說感覺就像電工的噴燈。」麥基注意到了她此前的腕管綜合征手術留下的一道傷疤。於是他猜想這就是病人手痛的根源，於是他在刀疤處注射了肉毒桿菌，一種肌肉鬆弛劑。「一周後，她又來了，緊緊地抱住我說，『兩年了，我第一次能抱我的孩子了。她從出生到現在，那是我第一次抱她。』浮腫全部消失了。這件事告訴我疼痛並不完全在於身體，也並不完全在於大腦。而是要兩方面綜合起來考慮。」多麼違反常理的發現呀，我們使用鴉片治療疼痛幾個世紀以後，心理意識竟然可以和嗎啡一決高下了。
大家都有過什麼撕心裂肺的疼痛經歷呢，在下方留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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