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和「害國主義」——究竟是誰在批評魯迅？【原創】

提起「愛國主義」,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上到學界泰斗，下至販夫走卒，幾乎沒人敢質疑這一點。但是說到什麼是愛國主義？什麼樣的人才敢叫自己是愛國主義者？這樣的問題時卻頗有點各說各話的意思了。

開門見山的說，筆者認為在廣大的或是自封或是被封的愛國主義者（簡稱愛國者）的人里，有部分確實是真正的愛國者，但也潛藏許多「披著愛國主義皮的利己主義者」，他們不但徒有虛名，甚至還能誤導輿論，是不折不扣的「害國主義者」；相反的是，在一些常被人批評、詬病，甚至謾罵的人里，卻潛藏著一些不被常人所理解的真正愛國者。

這馬上就涉及到了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是愛國者的問題。首先問一問大家：一個經常批評社會，指出社會和國民存在的缺點的人，能不能算一個愛國者?可能很多人心裡猶豫了——這樣的人也算愛國者？但筆者要說的是，這樣的人裡面不乏真正的愛國者，我們可以把他們叫做「批評型的愛國者」。

首先，你要想，他們為什麼哪怕是面臨千夫所指，卻還要批評。是寧肯自己身敗名裂，也要讓中國社會變得更糟？筆者不這麼認為。之所以要批評，恰恰是因為這些「批評型的愛國者」是深愛這片土地，所以看不得它有一點不好。他們希望借著自己的直言不諱，拚死敢諫，引來更多人的關注我們的不足，好讓大家能夠齊心協力，讓這片土地和住這裡的人民的未來變得更好。

那麼這樣的人現實中為什麼往往被大家「圍剿」呢？除開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有意抹黑外，恐怕大多數人還是覺得自己那顆「膨脹的民族自尊心」無意間被這些「愛國者」給傷害了而已。假設，如果這些所謂「批評型愛國者」真是心存惡意的話，那他們大可趨利避害，面對這個社會存在的缺點避而不談，甚至是大唱讚歌，那樣不但不會引人批評，甚至還能以此有利可圖，這何樂而不為呢？

那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批評型愛國者呢？有，魯迅便是其中一個。魯迅早年在日本仙台學醫，無意間看到教室里播放著，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日軍當眾處決疑似給俄國人當姦細的中國人時，旁邊站立著的國人那麻木、漠視的神情，以及自己身邊那邊喝彩，邊山呼萬歲的日本人的場面，內心深受刺激，遂決定棄醫從文，想憑一己之力，喚起國人的自強與自尊

然而回國後，面對億萬群眾的昏昏諤諤、麻木不仁，他退卻了。他深深的懷疑，單憑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喚醒這四萬萬的同胞嗎？他於是止步不前，安然去教育部做了公務員。心中這才有了那個「黑屋子」的比喻，也對這麻木的四萬萬同胞灰心失望到了極點。

幸運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恰巧爆發，無知無畏的青年文人錢玄同找到這位「隱居」的大師，像其討教、請其出山，架不住這三請五請，魯迅內心的火終於被激起，毅然扛起了「民族革新」的大旗出來，同時，也註定了自己後半生的槍林彈雨。

我們都知道，魯迅出山後，文章犀利，直指時弊，批評好不畏忌，對國人的劣根性痛心疾首。於是乎他不但得罪了那些「表面愛國」的文人們，也得罪了當局，被排擠、被打壓也就成了家常便飯。終於他在北方待不下去了，便去了廈門，後來又去了上海。

魯迅是個愛國者，這一點恐怕今天沒人懷疑，連毛主席都曾加以肯定。但在當時的情況呢？恐怕和大家的想像完全不一樣。下面是一部分當時著名的文人對魯迅的評價：

天一：「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機關，而每個內山書店的顧客，客觀上都成了內山的探伙，而我們的魯迅翁，當然是探伙的頭子了。」〔載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會新聞》七卷１６期〕

實秋（即梁實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點恩惠。《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至於如何可以到×××去領盧布，這一套的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也許事實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經有可能領金鎊或盧布的資格了，但是我實在不知道到哪裡去領去。關於這一點，真希望「有經驗的人」能啟發我的愚蒙。」〔載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陳源（筆名西瀅）：「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載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報副刊》〕

蘇雪林：「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藉此沽名釣利罷了。左派之企圖將魯迅造成教主，將魯迅印象打入全國青年腦筋，無非藉此宣傳、醞釀將來反動勢力。...... 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載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濤》半月刊（漢口）第一期〕

「魯迅的性格是怎樣呢？大家公認是陰賊、刻薄、氣量褊狹、多疑善妒、復仇心堅韌強烈，領袖慾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載《傳記文學》）

當然，這些只是時人對魯迅的批評和攻擊的很小一部分，要論當時對魯迅攻擊最猛烈，後來名氣也最大的，就要數建國後頂著各種榮譽頭銜的郭沫若了（郭的頭銜包括但不限於：科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詩人、作家、劇作家、評論家、中科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說魯迅的那段著名的「雙重反革命論」就是他提出來的。

1928年6月1日，郭先生曾化名「杜荃」，刊文《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對魯迅大扣帽子，說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該文對魯迅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人身攻擊，並且試圖以此宣判魯迅在中國文壇上的「死刑」。

而魯迅對郭的評價也很簡單：「他太聰明，所以就不可靠」。

不出所料，郭在後來歷史中的表現，果被魯迅言中了。

早年間，郭是擁護蔣介石「革命」的，蔣也給了郭總政治部副主任一職。但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二屆三中全會中，蔣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郭此時見蔣大勢已去，立馬向武漢國民政府及中共倒戈。並在南昌朱德住處作《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

郭在1927年8月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期間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入黨的。1927年，郭見南昌起義失敗後，又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半年後他又自動脫黨了。這時蔣還在發通緝令捉拿郭，無奈於1928年2月27日郭逃亡到了日本。

1931年7月20日，魯迅演講了《上海文藝之一瞥》，科學地評述了1928年革命文學運動興起的社會原因及其功過，然而在日本的郭卻歪曲理解魯迅中肯的批評，在寫《創造十年》時，加上了一篇《發端》，再次對魯迅發起全面攻擊，把魯迅寫成是一個獨霸文壇的「總司令」。

1937年郭再次回國，周恩來要他去延安，他拒絕了，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即命駕」。不僅如此，他還主動請求吳稚暉介紹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並「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該文對蔣大加讚許，文雖不長，但卻三次描寫了蔣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給人一付卑躬屈膝的樣子。然而，恰恰相反，這時周恩來正在上海，他卻未與謀面。

後來，隨著魯迅在中國共產黨內地位的提高，特別是1940 年 1 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魯迅, 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性格......」郭對魯迅的評價也一改已往，他說：「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壞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的盡致......」

後來因為郭寫了迎合政治的劇本《屈原》，又寫了政治需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把他的文章作為政治材料在黨內印發學習，逐漸郭成為了「自魯迅以後的，無產階級革命陣營的旗手」，其政治地位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建國前夕，郭當選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並陸續發表了一系列詩作：

《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內容自己去百度一下）

——原載1949年8月《光明日報》

1949年11月，他也為時任蘇聯最高領袖的斯大林寫了詩：

《我向你高呼萬歲》

我向你高呼萬歲 史大林元帥，

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壽辰，

我向你高呼萬歲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郭還在1950年《人民日報》發表《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一文，號召大家向外蒙古人民告罪，不要跟隨美帝國主義抨擊前蘇聯。

等到了文革，江青在黨內的權勢升高，郭就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討論會上當眾朗誦了自己寫的口號詩：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節選 ）

轉瞬間，十年文革結束，「四人幫」被捕，剛剛在1976年5月12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賀詩的郭先生，僅過了僅短短五個月零九天，就又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的罪惡......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好了，說完這些，我們回看那個直言不諱，抨擊國民劣根性，反被時人「圍攻」，被郭先生批為「雙重反革命」的魯訊；再看看有著上述種種作為的「人民學問家」郭先生，怎不令人感慨萬千。

說話開頭所講的，一個自詡愛國，天天大唱讚歌，今天抗美、明天反日，以滿足國人自尊心和虛榮感的為自身謀利的人不一定就愛這個國家，相比國家他們可能更愛自己；而一個處處批評、直至時弊的人、進而被人攻擊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愛這個國家，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他們可能只是愛的更深。

羅崢明

於清華荷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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