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的魂魄 - 5：通天徹地的神物（中）— 「王」者歸來

為什麼研究玉崇拜的我們卻總跟蘑菇和酒較勁呢？因為我們需要從「玉」字的甲骨文字型出發來建立論點。甲骨文是最早的可信資料，關於龍、鳳、玉的本源，本專欄的文章都不可能脫離甲骨文的證據來立論。而為了引出「玉」，我們要以「王」的字型邏輯為前導，而它就與致幻劑和通神活動有關。

一定有人會提醒：「王和玉的字型雖相似，但純屬偶然，邏輯沒什麼關聯哦」。其實這正是我們要破除的迷思。對這兩個字的甲骨和金文字型的解讀，目前是兩筆糊塗賬。看似「偶然」是因為我們對其中規律不甚瞭然。一旦明白了造字者的本來用意，就會明白兩字的相似是必然的，其背後有著統一的邏輯。

王的甲骨和金文字型是這樣的。

關於這個字，流行的觀點認為是「斧鉞」的象形。但世上的事，最怕的就是認真。稍微仔細推敲一下，就會看出此說的不妥。最原始的甲骨字型，反而是最不像斧鉞的。如果你說有些個別的金文字型有一點像的話，不妨看看商代真正的青銅鉞是什麼樣子的。

商代青銅鉞

上圖底部的青銅鉞高40厘米，出土於安陽殷墟，應當是一件禮儀用具。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鉞

很顯然，甲文、金文的「王」字都不是斧鉞的象形。如果其原型是斧鉞，無論如何不會簡化成「三橫一豎」的樣子。如果一定要說有些甲骨字形像一把農民劈柴的斧頭的話，筆者也沒辦法。但其實那不是劈柴斧頭，是「人」字漫漶造成的。「王」的甲骨文有一部分就是「地上一人」的造型。至於金文，他們下面那一橫的圓弧狀和卷勾，是一種裝飾紋樣。看過殷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有二里頭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的似龍似「物」的祖神像，你就知道「王」字的這種寫法就是一種筆划上的美化和神化而已，把它與斧鉞聯繫上實在是發揮得太遠了。

「斧鉞說」其實是現代學者開始「向西看」之後，對古羅馬的權威象徵物——「法西斯」（fasces）的一種比附。所謂「法西斯」就是一束捆紮起來的木棒包夾著一柄斧頭。但即使在古羅馬它也是各級軍政長官都可以用的東西，不能視作王權專有符號。中國更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中國上古三代的政治權威，是以神權為依託的，不是「斧鉞」這種簡單的人間暴力可以代表得了的。實際上，即使在三代之後，中國王權的自稱法理基礎也是所謂「天命」，其符號是龍和玉，其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二里頭出土的綠松石龍。斧鉞可以代表軍事指揮權，例如婦好墓就出了一件，但那也許能代表婦好的權威，但絕對代表不了商王的權威。自古及今，中國的王權都是以「通神權」和「天命」為根本特徵的，從沒有用簡單的暴力符號代表自己的現象。如果中國境內哪個古文化里發現了這個現象，那它一定不是「最早的中國」，而是被後者翦滅的對象。

其實對「王」字的解讀，中國古有成說。《說文解字》中許慎引用了漢代大儒董仲舒的話：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叄）通之者，王也。」

又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可見中國古人的觀念是：「王即是貫通天、地、人三界的人」。在有些現代學者們看來，這似乎是迂腐空洞，大而無當，完全不「科學」的說法。需要引用西方歷史上的觀念來重新詮釋。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前文論述了中國先民的原始信仰與薩滿宇宙觀的共通之處：宇宙是分層的，天、地、人三個大層次是基本結構。薩滿就是最善於溝通天地的人。在較為落後的氏族部落社會（比如前文介紹的科爾亞克人）中，不僅薩滿可以吃毒蘑菇，可以通神，每個人都可以，不過是能力有大有小罷了。《國語-楚語下》：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就是指這一歷史階段。

但中國先民的社會在大約四千多年前的時候，發生了重要的演進。階層的分化導致了以《國語》記載的顓頊「絕地天通」事件為代表的「神權獨佔」的變革。統治階層為加強自己的權威而壟斷了通神的權力。從此中國的政治權力就與神權結合在一起，成為三代國家之王權的來源和基礎。

上古的統治階層即傳說中的「賢者、智者」，都是通天通地的巫者。而王，就是最大的巫。所以陳夢家先生說：

「由巫而史，而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袖，同時亦為群巫之長。」

關於夏代的第一個王——夏後啟（開），《山海經-大荒西經》說：

「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賓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郭璞注云：

「（九辯、九歌）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

郝懿行注云：

「蓋謂啟三度賓於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

看來傳說中的夏後啟（開）就是有登天本領的一位人王。又《海外西經》：

「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

他又以一位「以玉事神」的舞者形象出現，顯然夏後啟也是一位神巫。

商代的第一個王——商湯，因為連年大旱而欲自焚於桑林以求雨，也說明他自己就是巫，當時就有焚巫求雨的風俗。但張光直先生說：

「可能商代專職的巫才稱巫，而王室和官吏雖有巫的本事，卻不稱巫。」

可謂洞見，最大的巫顯然不稱巫，而是稱「後」、稱「王」。

啟的父親大禹是不是巫呢？從他招牌性的「禹步」可略窺一二。「禹步」相傳是大禹的神非同步態，後世巫道作法時為顯示神通，多要模仿「禹步」。先秦典籍中多有禹「偏枯」、「竅氣不通」、「步不相過」的說法。儒家學者的解釋是治水積勞成疾所致。但《荀子-非相》說:「禹跳，湯偏。」高亨註：「跳、偏，皆足跋也。」，可見商湯也有同樣的毛病，這就不像是治水導致的了。其實這些上古人王的神異特徵都是其巫師角色留下的痕迹。禹的祖父就是那位「絕地天通」的顓頊——神權壟斷的始作俑者，《山海經》說他「死即復甦」。可見上古這些人王都兼有神巫的角色，而且是神巫中的魁首。

可能有的同學對用薩滿和巫來類比古代的聖賢和王者不太習慣，其實王者的這個角色也完全可以從我們中國人熟悉的祖先崇拜的角度得以解釋。「王」是三代時的「國人」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架構的金字塔尖上的人物，是各宗族的總族長，自然是祭祖儀式的主持人，是與祖先溝通的主要人物。其他各宗族分支的族長也是其輔助者。所以「公爵」、「伯爵」這樣的貴族稱呼，就來自於祭祖儀式上喝酒的專用器具「爵」。祭禮上的飲酒行為是神聖的通靈儀式，只有貴族才有參加的席位，而主持者——王——自然是最首要的通神者。後世的皇帝自稱「天子」，承天命，每年親自主持祭天和祭祖廟的儀式，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酒作為通神儀式上的致幻劑和興奮劑，在三代的神權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青銅酒器就是禮器的中心。 《論衡-語增》：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

「文王」就是相傳演《周易》，作八卦的那位周文王，顯然也是周族中最大的神巫。他酒喝得多也就不足怪了。《孔叢子》：

「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

從青銅酒器的重要地位來看，這種遺諺絕不是空穴來風。

據許宏的觀察，二里頭文化與中原土著的龍山文化乃至陶寺文化的重大區別就是大量酒禮器的出現。對酒器的重視，是從二里頭、偃師和鄭州商城、殷墟直到周代的華夏文化一以貫之的特徵。而這個特徵在二里頭文化（和它的前導——新砦文化）崛起之前在中原並不存在。

中國早期文化越來越清晰的面目，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三代的祖先崇拜，加上貴族對與祖靈交流的壟斷，使政權與神權合二為一，成為以共同血緣為紐帶的大範圍政治整合的強大力量。強固的組織力加強了軍事能力，在此基礎上才讓文化影響力得以發揮。這正是「最早的中國」在東亞諸多族群中脫穎而出，形成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原因之一。在西周中期以後，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華夏社會慢慢剝離了濃重的宗教氣氛，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務實和「人本主義」的文化特徵。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上古中國先民的「神本主義」傳統，這就像吃到第三個餅吃飽了，不能說前面兩個餅就沒吃過或者不應該吃一樣。

以這樣的認識為基礎，回頭來看董仲舒關於「王」就是溝通天、地、人三界之人的論斷，是不是就具體和可信得多了？ 筆者多次提到過：關於先秦古事漢儒固然多有所失，但他們所知仍然遠多於我們。上古的知識大部分是口耳相傳的，形諸文字又被我們所見的只是冰山一角。董仲舒冒出來的這句話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它與孔子的「一貫三為王」可為呼應，正是對甲骨和金文中的「王」字的造字邏輯的正確解讀！

「王」字的三橫就是對天地人三界的指事，對此甲骨文中也有旁證。比如，甲骨文的「雨」字是這樣的：

「雨」的甲骨文寫法

「雨」字最上面的一橫就代表「天」。至於「王」的最下面那一橫代表「地」，就不煩舉證了。「王」字還有個獨特的寫法，就是甲骨文字型圖中最後那個「頂天立地的一豎」，也是「貫通上下」之義，連三橫都省略了。

把「王」弄明白了，我們就可以順藤摸瓜，破解「玉」的造字邏輯。進而揭示整個玉崇拜的真相。

「玉」的甲骨字形是這樣的：

關於這個字，王國維先生認為是「繩子穿起一串玉片」的象形，上面的「丫」形是繩子的「束扎」。儘管不難看出這裡的蠹測成分，由於王先生在甲骨學上的開創性地位這個解釋依然影響深遠。張光直先生曾經對古事渺茫導致的類似困境有過很實在的評論：「後來學者，想不出更好的解釋，只得從之。」用在王先生這個解釋上面，再貼切不過。

先不說繩結為什麼難以理喻地只打在上面，無論傳世之物還是出土之物之中人們還都沒有見過這種「成串的玉片」。王先生指出「朋」是一串貝，可能是正確的。但顯然古人沒有用「朋」來指代「貝」，而是專造了「貝」字。那古人為何要「一串玉」來指代玉呢？這於理不合。但無奈的是，後人們確實找不到更好的解釋。

如果說在對「王」的解讀上我們還可以援引漢代人董仲舒的話，在「玉」的問題上，我們已經進入了「前不見古人」的境域了。不破不立，石頭布要立新說，必須跟100年前的王國維先生剛正面。為此，我們就得拿出更多的、可靠的、成系統的證據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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