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兒童的書

關於兒童的書

文/周作人

我的一個男孩，從第一號起閱看《兒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間斷。我曾問他喜歡那一樣，他說更喜歡《小朋友》，因為去年內《兒童世界》的傾向稍近於文學的，《小朋友》卻稍近於兒童的。

到了今年這些書似乎都衰弱了，不過我以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處，總還不至於有害。但是近來見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國貨號」，便忍不住要說一句話，——我覺得這不是兒童的書了。無論這種議論怎樣時髦，怎樣得庸眾的歡迎，我以兒童的父兄的資格，總反對把一時的政治意見注入到幼稚的頭腦里去。

我們對於教育的希望是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而現在的教育卻想把他做成一個忠順的國民，這是極大的謬誤。羅素在《教育自由主義》一文上，說得很是透徹；威爾士之改編世界歷史，也是這個意思，想矯正自己中心的歷史觀念。日本文學家秋田雨雀曾說，日本學校的歷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訓都是顛倒的，所以他的一個女兒只在家裡受教育，因為沒有可進的正當的學校。畫家木村君也說他幼年在學校所受的偏謬的思想，到二十歲後費了許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凈。其實，中國也何嘗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來明白的反對罷了。去年為什麼事對外「示威運動」，許多小學生在大雨中拖泥帶水的走，雖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傷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員真可以當得「賊夫人之子」的評語。小孩長大時，因了自主的判斷，要去冒險捨生，別人沒有什麼話說，但是這樣的糟蹋，可以說是慘無人道了。我因此想起中古的兒童十字軍來；在我的心裡，這衛道的「兒童殺戮」實在與希律王治下的「嬰兒殺戮」沒有什麼差別。這是我所遇見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三年前，我在《晨報》上看見傅盂真君歐洲通信《瘋狂的法蘭西》後，曾發表一篇雜感叫《國榮與國恥》，其第五節似乎在現今也還有意義，重錄於下：

中國正在提倡國恥教育，我以小學生的父兄的資格，正式的表示反對。我們期望教育者授與學生智識的根本，啟發他們活動的能力，至於政治上的主義，讓他們知力完足的時候自己去選擇。我們期望教育者能夠替我們造就各個完成的個人，同時也就是世界社會的好分子，不期望他為販豬仔的人，將我們子弟販去做那頗侖們的忠臣，葬到凱旋門下去！

國家主義的教育者乘小孩們腦力柔弱沒有主意的時候，用各種手段牢籠他們，使變成他的嘍羅，這實在是詐欺與誘拐，與老鴇之教練幼妓何異。……

總之我很反對學校把政治上的偏見注入於小學兒童，我更反對兒童文學的書報也來提倡這些事。以前見北京的《兒童報》有過什麼國恥號，我就覺得有點疑惑，現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國貨號，我讀了那篇宣言，真不解這些既非兒童的復非文學的東西在什麼地方有給小朋友看的價值。在我不知道編輯的甘苦的人看來，可以講給兒童聽的故事真是無窮無盡，就是一千一夜也說不完，不過須用理知與想像串合起來，不是只憑空的說幾句感情話便可成文罷了。鹿豹的頸子為什麼這樣長，可以講一篇事物起原的童話，也可以講一篇進化論的自然故事；火從那裡來，可以講神話上的燧人，也可以講人類學上的火食起原。說到文化史里的材料，幾乎與自然史同樣的豐富，只等人去採用。我相信精魂信仰（Animism）與王帝起源等事盡可做成上好的故事，使兒童得到趣味與實益，比講那些政治外交經濟上的無用的話不知道要好幾十倍。這並不是武斷的話，只要問小孩自己便好：我曾問小孩這些書好不好看，他說：「我不很要看，——因為題目看不懂，沒趣味。譬如題目是『熊和老鼠』或『公雞偷雞蛋』，我就歡喜看。現在這些多不知說的是什麼！」編者或者要歸咎於父師之沒有愛國的教練，也未嘗不可，但我相信普通的小孩當然對於國貨仇貨沒有什麼趣味，卻是喜歡管「公雞偷雞卵」等閑事的。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們本來也不好怎麼反對，但須登在「國民世界」或「小愛國者」上面，不能說這是兒童的書了。

在兒童不被承認，更不被理解的中國，期望有什麼為兒童的文學，原是很無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當然的。兒童的身體還沒有安全的保障，那裡說得到精神？不過我們總空想能夠替小朋友們盡一點力，給他們應得的權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個弄科學、哲學、文學、美術、人類學、兒童心理、精神分析諸學，理解而又愛兒童的人，合辦一種為兒童的定期刊，那麼兒童即使難得正當的學校，也還有適宜的花園可以逍遙。大抵做這樣事，書鋪和學會不如私人集合更有希望；這是我的推想，但相信也是實在的情形，因為少數人比較的能夠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至於容易的被裹到群眾運動的渦卷里去。我要說明一句，群眾運動有時在實際上無論怎樣重要，但於兒童的文學沒有什麼價值，不但無益而且還是有害。

在理想的兒童的書未曾出世的期間，我的第二個希望是現在的兒童雜誌一年裡請少出幾個政治外交經濟的專號。

一九二三年八月

原載1923年8 月17 日《晨報副鐫》，收入《談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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