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辦婚禮，因為我不願意演一場戲給別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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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名印度裔朋友最近舉行了婚禮。身著紅色和銀色沙麗、手臂上繪著精美紋飾的她出落得美麗動人，身著傳統服飾的親友熱熱鬧鬧地歡聚一堂，所有的一切看起來都美好極了。我自然也遠程送上祝福。
「婚禮一定很棒。」我順便恭維道。
「哎……別提了……It』s like a war.」她回應說。
她的父母定居美國已久，她出生在美國，除了家裡習慣食素以外，一切已與我們別無二致。但他們的婚禮依然要按照傳統舉行，不同的種姓還必須有不同的規模與儀式，有的甚至要持續三四天。對她來說，這一切繁瑣而勞頓，同時又令人有些困惑。
我很有共鳴。和伴侶在一起七年之久，被人問到最多的問題，莫過於「你什麼時候『辦事兒』」？每當此時，我都會非常誠懇地回應道，「我們已經結婚了，但是不辦婚禮……我們都不想弄得太複雜。」
其實我的內心是「婚禮蠢極了，婚紗照比婚禮更蠢。呵呵。」
誠然，在家人和朋友的「祝福」中舉行儀式，能算得上人生中的一個里程碑或者美好記憶。但讓我很難受的是，現在大部分的婚禮，就是一個摻雜著權力結構的、「中西合璧」的怪胎，將每一對新人搞得疲憊不堪，不得不用「真愛」來為自己催眠。
? 把我們的婚姻，塞進社會規則里
一提到婚禮二字，年輕人眼中一定會有「盛大」「浪漫」「夢幻」乃至「奢華」等幻想，但實際上，這些對於所謂「西式婚禮」的刻板印象，都源於近幾十年來媒體與社會中消費主義的渲染。
傳統的西式婚禮，指的是基督教婚禮，通常在教堂中舉行，強調的是宗教上「以上帝之名」的承諾。婚禮的儀式由神職人員（一般是神父或者牧師）主持，也與教堂里舉行的彌撒（Mass）有相通之處。我也曾有幸參與過一名朋友在真正的教堂里舉行的儀式，整體氣氛與其說是「浪漫」，不如說是「莊重」——在過去，宗教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不可忽視，接受洗禮、參與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都是社會化的一部分，而婚姻，自然也需要「上帝的見證」才能合理合法。
實際上，「浪漫愛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在西方一直要到維多利亞時期才被普遍強調起來。當時的新興中產階級逐漸脫離了宗教和家庭傳統，注重個人生活，所謂「羅曼蒂克」的意向開始走入婚姻與關係中。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和丈夫阿爾伯特的婚禮上，選擇了一襲象徵「純潔」和「獨特」的白色婚紗，一時成為上流社會推崇的標杆，「White Wedding」一時風行。白紗象徵的「純潔」，作為一種傳統被保留下來，並被賦予了浪漫的意象，究其根源，是當時對於性別角色和婚姻的認知。
後來，婚禮的消費主義之風隨著改革開放刮進了國內，其中影樓和酒樓可謂是其中的急先鋒。對浪漫婚姻的想像，取代了過去的「為革命而結合」的敘述。
在沒有教堂、缺乏公眾空間的中國大小城市，酒店和酒樓成為了為數不多能夠「聚眾」的場所，由婚慶公司安排主持的流程成為了流水線產品，嫁接了「宣誓」「交換戒指」「親友見證」甚至「父親把女兒交給丈夫」等在西方影視作品中頻頻出現的浪漫橋段，並配備了服裝、道具、音響乃至攝影等一切必備的要素，生產出了一整個套路。
婚禮就彷彿一場設計好的表演，是一種拼貼了各種元素的自我發明，一切的目的都在於宣告：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婚姻，按照世人的想像，塞進默許的社會規則里，並接受人們的承認。
? 演一場符合「性別想像」的戲
所謂「中西合璧」的婚禮上對於性別角色的演繹，無不充斥著流水線的簡單粗暴，這種對於「傳統」的淺薄詮釋每每被穿上「愛情」「責任」「浪漫」的外衣，簡直是在侮辱這些美好的辭彙。
之前不知道哪個男明星娶女明星的時候說過一句，「在辦婚禮這事兒上，我沒有預算，必須全心全意給她最好的」。多少少女心爆棚的女生紛紛點贊，並暗示自己男友，需要用一場「盛大而浪漫」的婚禮滿足自己對於城堡和教堂的想像。但是這背後的隱喻是危險的：男性用物質的投入來體現對女性「佔有」和「收買」。
即使不能一擲千金，人們也會用其它的形式，給予這種秩序一種讓人不快的隱喻。
我曾經在一場密友的婚禮上，見證了「伴郎團」為了幫新郎闖進新娘的房間「接親」，而受盡了「伴娘」們的折磨——狼狽的撞門，詢問尷尬問題，被灌下不知道什麼的飲料，然後一身筆挺西裝的新郎，被迫趴在地上尋找新娘被藏起來的婚鞋。我在旁邊看得好不尷尬，但每個人看起來都十分入戲——「不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怎麼能夠把新娘抱回家呢？」
我在一旁和一名朋友說，如果有婚禮，我倒寧願帶著姑娘們，騎著自行車去接新郎。朋友說，「你老公肯定不願意，哪有老婆接老公的，太尷尬了。」可趴在地上找新娘的鞋就不尷尬么？！為什麼必須有這種將折磨合理化為「英雄救美」的劇情？
婚禮上對於性別秩序的想像，多到難以忍受；願新娘做個賢妻良母早生貴子，願新郎事業有成撐起家庭云云，尚且不提；甚至有時候並不僅僅是新郎新娘，這種性別秩序也投射到了伴郎伴娘之上。傳統上擔任伴娘的都是未婚的年輕女性，她們堂而皇之地以「陪嫁」之名（即從前的媵或者女眷），被男賓灌酒、戲耍甚至是猥褻，頂著「傳統」行粗鄙而驚悚之事，演成了帶著物化女性色彩的下三濫戲碼。
所有這些，與其說是給新人的「儀式」，不如說是新人通過做這些在常人看來是傳統的事情，演給賓客一場帶有社會秩序隱喻的戲。所有的參與者都在這場表演中看到了心理預期中的橋段，甚至參與其中、成為現有秩序的一部分，從而找到一分融入的安心感。
於我而言，我和伴侶之間從來不存在英雄救美，也不存在夫唱婦隨，我沒辦法違心地將我和伴侶之間並不存在的關係，演給我的朋友和家人們看。
但是，「他們要看」，卻是許多年輕人們需要面對的難題——包括我自己。
?「終身大事」的家庭和社會權力
其實，決定不辦婚禮，我和伴侶也並不是沒有遇到阻力。特別是男方的母親堅持要辦，不然「沒法跟親戚朋友交代，我兒子怎麼能這麼『不聽話』，隨隨便便就把婚結了呢？」
即使現在父母無法插手子女具體選誰結婚，但遵循父母之命辦一場事兒，依舊是家庭內部權力的體現。父母需要子女在儀式上的敬茶答謝，需要在表演中向親戚朋友確認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誠然，在傳統社會的視角中，婚姻更像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子女在婚姻中從屬父母和家族，而這種關係必須在儀式上得到確認。
在一些地方，婚禮更是家庭間權力和關係的體現。「辦事兒」是親屬和有社會關係的人之間進行聯絡甚至物質交換的場所，更是社會地位的直接體現。在哪兒辦，辦多少，無不是這個家庭的經濟實力、慷慨程度和社會網路的具體體現。把自己的孩子終身大事給解決了，更是父母在社會壓力下的任務之一。
物質方面——表達心意的結婚禮品，在西方是由新人在百貨公司開列「禮品清單」，由參與婚禮的親友購買；而在國內，理所當然地變成了「份子錢」，用於 cover 婚禮的開銷，甚至變成了流通於社交圈的物質媒介。在這個社會網路中撒出去的「份子錢」，對收入一般的家庭來說，不得不說是巨大的開銷，也必然要靠自己辦事兒「回收」。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這種秩序已經將人裹挾進去，投入的沉沒成本，也只有靠屈從才能收回。
恐怕，這才是某些婚禮即使 low 到不忍直視，也一直存在並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 期望脫離原生家庭的我們，怎麼辦？
我和伴侶來自不同的省市，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相遇；與我們相同情況的年輕人不在少數：即使他們在北京、按自己的心意舉辦了溫馨走心的儀式，但也不得不各自回到老家，按各自的路數演一套俗不可耐的戲碼。每一場儀式都是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折磨與應付，以及時間與金錢的極大消耗。
我們與原生家庭的羈絆依舊存在，也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對抗秩序的精力和決心。有的時候，我們選擇妥協，或者尋找一種折中。即使婚禮是充滿糟糕隱喻的粗陋戲碼，是家庭和社會權力的殘酷體現，但最後，也是我們「逃離」原生家庭的困難、與無法真正逃離的無奈。
我們當然希望一個只屬於我們的「儀式」、留下美好回憶，但又不願裹挾進原生家庭和親情社會中。這就像我們希望婚姻為浪漫關係樹上里程碑、肯定對彼此的承諾，但又不得不忍受「婚姻並不是個人的事情」的現實，以及前現代社會加諸於個人身上的倫理枷鎖。
許多發達國家的年輕人選擇了逃避婚姻本身。這種裹挾著傳統的 commitment，或許太沉重——即使有，他們也會在婚禮前夜的 Bachelor Party（單身派對）中盡情放縱、不醉不休。或許，這也是一種極盡個人精神的表達方式吧。
? 而我和伴侶呢？
我們很幸運——離家很遠的我們至少不必忍受催婚禮、催娃、催二胎的耳邊風，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叛逆讓他們接受的詫異目光，可能多多少少對父母是一種傷害。但我們相信，會有其它方式去彌補、去體現對他們的關愛，比如幫他們買他們捨不得買的東西，帶他們旅遊，或者在他們轉發養生雞湯和謠言的時候、忍住吐槽的衝動，耐心多解釋幾句。
不辦婚禮，也並不代表沒有家人和朋友祝福——除非你把祝福定義為湊成吉祥數的現金。我們依然相信，不要婚禮的叛逆是對於我們的關係最正確的選擇，也是對這個我們並不喜歡的秩序的一種力所能及的對抗。或許等到我們的兒女結婚的時候，無論他們怎樣結婚、同誰結婚，我們都能真正不帶任何目的地送上美好的祝福。
浪遊者 | 李子 現居倫敦，博物館重度沉迷者，科學和人文觀察者體育文化愛好者，非資深球迷。
一群浪遊在「 別處 」的人，行走列國，洗滌三觀，捍衛開放社會，熱愛並嘲諷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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