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科普| 「So，what about the Stockholm syndrome」 ？

——Nietzsche

最近，一場由李安導演執導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引起了眾多朋友們對戰爭、軍人待遇的熱議。往往在提到戰爭這個關鍵詞，就可以聯想到其代表著對人類文明「毀滅」與「重塑」的雙重作用。

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前所未有的大災難進行的統計顯示，在四年內死了超過800萬的男性。在這場人為的浩劫過後，歐洲有四個帝國滅亡，許多西方文明賴以維繫的重要信念也隨之動搖。

經過這場戰爭的蹂躪過後，連續暴露在戰場壕溝之中，處於極端恐懼的狀態之下，使得面臨精神崩潰的軍人數目大增。受困的絕望、不停地遭受來自死亡的威脅、還要被迫目睹戰友的殘廢與死亡而沒有任何可以救助的指望。這一切使這些軍人彷彿回到了「恐怖蠟像館」一般的癔症時代，並奇怪地罹患了類似歇斯底里的神經症：他們開始失控地尖叫和哭泣，行動僵硬且無法移動、變得沉默和沒有反應，好似也失去了記憶與感覺的能力。產生這類精神癥狀的軍人數量如此龐大，以至於需要大量的醫院來容納他們。這無疑迫使英國國內增加了醫學界對此類問題的研究，並迫切地將研究此類精神崩潰的癥狀的器質性因素提上議程，並把這種精神崩潰的癥狀稱為戰爭所致的創傷性神經症（即戰爭性神經症）。而在2016年的今天，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它以一個重新被世人皆知的新名字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現代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界不僅將創傷後應激障礙單純用於對戰爭的研究和理論解釋範圍，更多地將其應用於由於重大創傷事件引起的心-身問題。就好像哈特曼創建了自我心理學使精神分析學從病理的角度擴展到正常的角度一樣，創傷後應激障礙這個名詞現今充滿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創傷」問題，即：（1）挫折；（2）衝突與（3）壓力。

現在對於「創傷」的研究已經成為了一條線段，按照嚴重等級來劃分，「最輕微的一端可以由生活中相對的極小的創傷事件造成，最嚴重的一端則相對性地具有特別的壓力性，因為此應激源的強度極大，通常個體的應對風格和技能都沒能起到作用」。比如：衝突劇烈的離婚、慘烈的自然災害以及受傷或生病之後，出於心理內部系統或者外部因素的要求，都會使個體對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進行困難的再適應，從而導致危機或創傷。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只有負面心理事件才會給個體帶來應激性」。如果在贏得了渴望的升遷或者準備結婚這樣的積極變化，都會對我們自身產生新的要求，從而賦予應激性。所以我們遵循對於應激方面的規則是：「改變越快，應激強度也就越大（二者存在正相關性）」。

儘管通常出乎意料新的調適需要出現，且我們沒有現成的應對策略可用時，都會將個體置於嚴重的應激之下，但個體也同樣存在對應激源的知覺同個體的應激耐受性的心理策略。

對前者而言，個體可以掌握對心理社會環境中可能有害的應激狀況的了解，就是我們俗稱的「心理準備」。理解應激情境的性質，為此做好準備，並知道它會持續多長時間，這都會減輕應激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而對後者來說，不能應對不斷改變的生活環境的個體，對最輕微的挫折或壓力都會特別敏感。與那些總體上感覺自信與安全的個體相比，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價值和能力的個體更有可能會體驗到威脅。應激耐受性這一術語主要是指耐受應激而不會受到嚴重損害的能力。當然，這會與一定的人格特質具有相關性：「有些人看上去天生比別人『脆弱』，對最輕微的改變也難以應對，其身體耐力不是很好，面對應激或應激情境時容易疲勞和生病」。在應激應對的總體能力上，個體的學習經歷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雖然應激障礙的人格研究表明了一些個體存在的易感性確實在面對應激創傷方面表現頗高，但這並不能作為嚴格衡量個體應激發展（由急性應激狀態到慢性應激狀態）的重要指標。事實上，即便有些個體會表現出應激層面較為嚴重的適應困難，但大量的證據表明：「積極的社會關係與家庭關係可以調節應激作用於人的效應，甚至可以減少疾病與早期死亡所造成的風險（Monroe&Stener，1986）」。與之相反，個體在應激狀態下越是缺乏外在支持，無論是人際支持還是物質支持，都會使一個給定的應激源所造成的危機或是創傷加強，從而進一步削弱個體的應對能力。所以，古語「家和萬事興」這句話在應激狀態下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就好像那句：「人際關係可以治病，也同樣可以致病」。綜上，當生活並未按照我們所想的那般行進時，個體（在應激狀態下）被迫使去做出何種心理決策，與是否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都將成為後期健康適應的重要指標。

So，what about the 「Stockholm syndrome」 ？

在針對創傷後應激障礙做出相應的創傷心理問題研究時，在百度上鍵入「stockholm sydrome（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為關鍵詞，就會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那句著名台詞：「人，是可以被馴養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影視題材（例如《他來了，請閉眼》等）介紹刑事犯罪中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心理現象，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也逐漸被大眾廣泛認知。但創傷心理研究對斯德哥爾摩效應的解釋還缺乏準確的臨床描述。基於此現狀並結合精神分析視角進行研究之後，我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解釋歸根於一種「心理退行」的機制。並嘗試運用MargaretS·Mahler的「分離-個體化」理論的「和解期」為主來闡釋。

一直以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令人著迷卻又困惑不解的地方就在於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患者的親犯罪者行為。在歷史的調查研究中，精神醫學專家們就開始對集中營的戰俘、囚犯、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進行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方面的統計，統計結果表明，在這些個體中，大多數都存在了或多或少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心理體驗，即「最終會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

在這樣的行為背後，事實上病人是一種退行到了Mahler所提出「和解期」的心理層面的體驗。犯罪者更多地打破了病人曾經所擁有的「客體永久性」（即認為能給予愛的能量的主要個體始終存在的一種心理體驗），將其通過暴力手段重置到病人兒童時期的心理狀態。於是，在這個基礎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發生的契機出現了，病人的雙重自我狀態也隨之誕生了。這種極為矛盾的雙重自我狀態的出現（對於雙重自我概念，並非是指諸如DID的解離性心理障礙，而是一種為了保持真實自我不致於遭到毀滅的第二個頗具適應創傷情境的自我狀態），正是在長期處於慢性、高強度的（可威脅到生命的）應激狀態下的一種新的保護系統的建立。

正如描述所顯示的那般：「並不是所有的受虐個體都可以迅速掌握一種具有適應性和保護性的能力，而即使掌握了這種保護性的適應能力，個體也不可能在長期應激下始終有效地應用它」。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創傷性的心理狀態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派生的最主要目的是：保護。

所以，深諳「分離—個體化」 時期的精神分析同仁與臨床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在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個體出現的行為癥狀學觀察結果上不難發現，患有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病人個體，都極為類似地表現出了Mahler提出的兒童和解亞階段的「shadowing pattern（尾隨模式）」同「darting pattern（離棄模式）。」 一方面，尾隨模式代表著兒童想要回歸到愛的（或可依賴的）客體身邊的願望，放到斯德哥爾摩問題上來講，則是暴力手段如此可怕，已經切斷了和曾經愛的客體的聯繫，加之自身所處的環境類似於待宰的羔羊一般，犯罪者的身份逐漸作為新的、畸形的愛的客體出現。而另一方面，離棄模式是代表兒童害怕再回到與母親融合的狀態而不能獨立的一種焦慮情緒，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病人，更多地是想在尾隨模式的被動建立情況下，保證自我不受到來自犯罪者的徹底侵蝕（離棄模式）。

綜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患者，其實是又一次經歷了早年的、帶有病理性質的分離-個體化時期。對於心理治療師來說，如何陪伴，如何促進他們的成長，幫助他們體驗到安全，是極早幫助他們擺脫慢性應激的良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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