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11：老朋友，新起點（上）

攝影：郜華欣 朱朝暉

張立憲：大家下午好。感謝朝陽區文化館為我們提供這麼有年代感的場地。我父親退休前是在縣裡的文化館工作，所以見到這裡的徐偉館長也是非常親切。

去年，我做了一次測試，從五個維度來了解自己，諸如外向度，在集體場合中的「人來瘋」性格；合作度，你和團隊其他人協同、協作的能力；開放度，指接受學習新事物的能力。這三個字眼聽起來很相近，其實差別很大，有的人並不外向，但合作度很高，有的人非常悶騷特別宅，但非常樂於接受新鮮事物。這幾個維度一一測過，就能夠對一個人的性格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可能比星座的解釋更準確一點。

還有一個是勤奮度，乍一聽是褒義詞，但過於勤奮的人也容易事倍功半，費力不討好。另一個是焦慮度，這個詞大家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焦慮是如今出現頻次很高的一個字眼。勤奮和焦慮也並不是等量齊觀。有的人勤奮但不焦慮，有的人焦慮卻不勤奮，都是有的。

這五個維度，每一項的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5分，正常的範圍是1.9到4.2分之間。低於1.9或高於4.2的，當然也是正常人，沒有到看心理醫生的地步，只是需要提醒一下自己。

我的焦慮度是1分。

一開始看到自己是1分，多少有點得意。瞧瞧，一點兒都不焦慮，心寬體胖，不著急上火，吃得香睡得香。在現在這種世道，多難得啊。

一起做測試的朋友問我：你為什麼不焦慮？是啊，如何讓自己不焦慮？我試著回答一下這個問題，聽起來像心理輔導課。

第一，真正做起事情來你會發現，不高興、抱怨、憤怒是最沒有用處的。你只要不高興，馬上就會變得沒頭腦；也只有沒頭腦的人才習慣於不高興，這種人唯一的本事就是不高興。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是你通過生氣、抱怨能得到解決的，除非是對你的家裡人、下屬發脾氣，但那不是真的奏效，只不過是情感綁架和威脅，你才能讓自己的憤怒得逞。明白這個道理之後，自然就沒有那麼多氣可生了。

第二，有一個老笑話。天上下雨了，大家都急匆匆地跑，一個傻子還在雨中慢條斯理地走。有人提醒他走快點兒躲雨，他說，前頭也是雨啊。這聽起來很傻，但確實永遠有做不完的事。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中年心態，對我來說，很多活壓在心頭，經常被各種工作、各種事情追著屁股跑，甚至被追得很狼狽，但心裡頭已經著急不起來了。

第三，凡他人承受的，必會落在你身上。這是另外一個非常沉痛的人生體會。很多天才、學霸級的人，年紀輕輕就功成名就志滿意得，慢慢也會明白：人這一輩子，其他人要承受的傷痛、挫折、迷茫、無助、絕望，你也一樣都少不了。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明白這一點後，就很難焦慮起來了。

第四，也是讀庫這些年的一種經營理念：冰山。冰山露出那一小部分就行了，更大的部分潛藏在水下。對於我們來說也是這樣，不用把所有的錢在一天之內都掙完，不用涸澤而漁，透支明天，要給以後留一些機會，留一些資源，留一些事情做。

第五，有時候你還沒想清楚就很倉促地去做事情，這種情況下，執行力越強，越容易出事兒，越容易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所以有時候也要提醒自己一下，當你興沖沖、急匆匆地想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內心不妨停一下，慢一點兒，再想一想：是不是非得這樣做？有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這些年，有一些事情我們做得很慢，最後很慶幸當初沒有那麼快得逞。

第六，阿別林現象。這個說法我是上「組織行為學」的課聽到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美國一所大學的一位老師訂婚了，暑假就和女朋友一起回娘家——廣袤荒涼的德州。這一對年輕人和女孩的爸爸媽媽，一共四個人住在偏僻寂靜的農場，幾天下來特別無聊。那個時代沒有更多可消遣的娛樂，天又很熱。於是有人提出：咱們去吃烤肉吧。其他人都贊成，這四個人就開車去吃烤肉。廣袤荒涼的德州，離他們最近的一家烤肉店也有幾十公里遠。在這樣炎熱的夏天，四個人開著車一路顛簸——那時候的公路狀況很糟糕，塵土飛揚，車裡像悶罐頭一樣，趕到這家叫「阿別林」的烤肉餐廳，汗流浹背地吃了一頓飯。吃完烤肉又回去，來回折騰了好幾個小時。

這是很尋常的一件生活瑣事，大家也沒什麼意見，只是在回家的路上出現了一段短暫的沉默，過後幾個人都不願意再提這次晚餐。新郎本身就是研究行為學、心理學的，他想，整件事從一開始，提議的人和附議的人都是出於好意，但是最後卻導致了一個大家都不舒服的結果。組織行為學就為這次事件起了一個名字：阿別林現象。

讀庫的團隊和我們的讀者、作者之間，會不會也有這種情況出現呢？大家都很寬容善意，會不會沒有帶來一個本來可以做得更好的局面，反而出現一個彼此都不舒服的結果？

這六條的主題是，怎麼能夠做到不焦慮？但去年當我測試到自己的焦慮度只有1分的時候，我忽然焦慮起來了。

老師提醒說，這種非常不焦慮的心態，說明你的心理動力不足，這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從去年的讀庫十周年年會後，我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人生目標，就是必須讓自己焦慮起來。

這麼說好像很矯情、很刻意，沒病找病。其實不是這樣。去年我們在電影資料館向大家彙報工作的時候，其實已經出現了一些隱性或顯性的危機、煩惱和困惑，所以這種焦慮不是無中生有、無事生非，而是真實存在的。下面，向大家彙報一下目前讀庫所面臨的一些情況。

第一，讀庫已經從作坊變成了公司。作坊其實很好操作，並且我們的作坊時段非常長：從2005年開始做，一直到2014年才有了自己固定的辦公室。現在不一樣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已經大到、多到靠一個小作坊無法勝任，所以必須要做公司，往公司正規化轉變。那麼問題就會出現，對我自己的考驗也來了。

並且讀者也變了。作坊時期，讀者非常寬容，就算出現一些錯誤，不管是編務上的還是客服上的，大家不僅不追究，甚至還反過來安慰我們。這其實是大家把我們當成一個需要幫助、需要同情、需要體諒的相對弱勢的對象來看待的。但不能永遠這樣下去，我們也更樂意看到大家可以嚴格、平等地對待我們，而不是老從體諒的角度來溺愛。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原來覺得無所謂的讀者現在極有可能會失望，會對現實與自己預期的差距產生不滿。這個危機已經切切實實地存在了。

第二個危機是我們這個小團隊。這些年讀庫團隊人數逐漸增加，到現在為止，我們大約有六十六個人。原來人少時，很多時候不需要說話，一個脈脈含情的眼神就夠了，哼哼一聲或打個手勢比劃一下，對方就能明白是什麼意思，就可以貫徹執行。但是現在已經有這麼多人，還有很多新人加入，其中有經驗豐富的人，他們身上會帶有原本的職業痕迹和工作習慣；也有新入行的菜鳥。怎麼把這個團隊建設好，確實是非常大的一個難題，我內心充滿惶惑不安。

第三，從串列到並行。原來要做的事情少，線性流程、循序漸進就可以，做完這個再做那個。現在必須是並行了，很多事情平行推進，多線程、多任務的管理，其實考驗非常大。我們經常顧此失彼、按下葫蘆浮起瓢，撿了芝麻漏掉西瓜，或者以為它是西瓜，但發現那個芝麻也很重要，諸如此類，經常出現狼狽不堪、灰心喪氣的情況。

第四，我是一個編輯，血液里流淌著編輯的基因，但是現在不得不讓自己成為一個管理者、運營者。這個轉化也非常難，我甚至經常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夠格，是不是能夠勝任、能夠順利完成這種轉變。

相比於現在，原來的日子確實很好過。編稿子雖然也會熬夜，但要做的事情其實並不複雜，其他事你都不用管，它自然而然就有了。讀庫頭幾年，推廣、營銷、廣告都不用做，我記得只做過一件事。我和六嫂有一次去吃火鍋，火鍋店的牆上有很多人留言，其他人都是表情達意，六嫂在上面寫了一句：「《讀庫》真好看啊！」希望以此來釣魚。這可能是讀庫早年間唯一的一次地推活動、戶外廣告吧。現在如果只是靠去火鍋店刷標語，已經不夠了，要增加很多運營的成分，確實是非常大的考驗。

第五，從增益到止損。原先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真的是掙一分錢就多一分錢，掙十塊錢就多十塊錢，每天的快樂就是數錢，數錢數到手抽筋，然後就自然醒了。現在想的更多的是怎麼止損，不讓一件錯誤拖累其他做對的事情。你做的事情體量越大，你的判斷失誤導致的風險也越大，極有可能會把之前辛辛苦苦掙來的那點錢全給搭進去，多少年積累的品牌毀於一旦，多少人多少年的心血可能一夜之間就沒了。

第六，我們一直得意於「成本沒有上限，時間沒有下限」，但事實上「時間沒有下限」常常成為我們無能、低效、拖沓的借口，本質上是你沒有管好自己，沒有做好時間控制。這也是近一兩年來非常沉痛的體會。今年讀庫的很多書沒有按時出來，並不是今年造成的，而是此前一兩年種下的因。老是慢條斯理做一些事情，自己還挺得意——沒事兒，我就這麼慢慢打磨、精雕細刻吧，導致這兩年我們屢屢失信，失信於我們的作者，失信於我們的讀者，說起來非常沉痛。

今年一位老人去世，她的書稿在我們這裡也有好幾年了，但是因為我們管理不善，導致直到老人去世，這本書也沒有做出來。那天聽到噩耗後，我真是羞愧難當，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偽君子，答應別人的事情沒有做好。

那一刻，我是真的焦慮起來了，覺得再也不能這樣活。

這六個因素都真實存在著。還有一個——我去上了長江商學院。據說很多企業原本經營得好好的，他們的管理人員讀商學院後，結果企業就倒閉了。

商學院本身是實踐性很強的一種教學體系，一線經營的人已經做出來了，再去總結成理論，並讓其他人參考對照。開始上課後，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如何來判斷，如何將學到的這種很新鮮的、聽起來非常讓人興奮的經營管理知識和自己實際要做的事情對接、匹配起來。對我來說，這方面的知識本身就是非常嚴重的短板，所以上課也很認真，如饑似渴地學了很多東西。但是怎麼學以致用，同時還不學歪了、用歪了，也是非常大的考驗。我大概明年畢業，希望那會兒讀庫還在，要不然商學院可就多了一個反面案例。

蘇阿姨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叫「用戶畫像」。遺憾的是，雖然大數據那麼方便，但我們一直沒有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到精細化。

亞馬遜這樣說：「只要用戶產生了和客服溝通的行為就意味著產品功能的不盡完善，只有全程靜默而無須求助於人的狀態才是程序美學的最好表彰。」我看到這個說法之後很激動，尤其對我們悶騷的天蠍座來說，如果大家都一言不發就把錢交給我們，該多好。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看一下我們所做的事情，有可能和讀者之間一言不發嗎？有可能沒有溝通和交流嗎？當然這個溝通並不是服務中的細節，而是其他方面的交流。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之。

讀庫有很多群落，不管是網上的還是生活中。讀庫QQ群的口號叫「除了讀庫什麼都說」，我非常喜歡這句話。其實，我在和各地的作者、讀者交往時，基本上也不聊讀庫，除非聽他們提幾句意見，吐槽幾句。這些年下來，彼此處得像親戚一樣，每到清明節前後，就能收到茶葉；每到十一月份，就會有一封手寫信……這成了書之外、生意之外的一種來往。

前些年，成都的一位讀者——因為我們都是吃貨嘛——經常給我寄一些成都的小吃。2008年，她問「你愛不愛吃辣醬」，我馬上說「官人我要」。過了幾天接到一大包很重的辣醬，當然是快遞到付。打開一看，是一小袋一小袋包紮得特別嚴密、特別周到的辣醬。糟糕，現在說到這些辣醬，我還是忍不住要流口水。四川、重慶的辣椒好吃也是在情理之中，我就給她打電話，說辣醬確實很好。當時我並沒有注意看快遞單上的發件地址，其實那不是四川的，經她糾正，才知道這是她媽媽做的，從銀川寄來。原來寧夏的辣醬也那麼好吃。

到第二年夏末秋初的時候，她又問要不要辣醬。我說不要再麻煩老人家了。她說不麻煩，這樣可以讓媽媽有事干，她也很高興。既然這麼說了，我就順坡下驢，「官人我還要」。聽她介紹說，寧夏的辣椒多是出口到阿拉伯國家，很少在國內銷售，整體做法和我們常見的也不太一樣。

我這個人很像恐龍，反射弧很長、反應特別慢。都吃了兩年辣醬，還這麼好吃，我才想起來，能否大規模製售？我一面為自己的商業奇想得意，一面給她打電話，說有沒有可能讓咱媽入股，我們來做一個辣醬廠？她說不可能，因為這辣醬只有某一塊地里的辣椒才能做出這樣的效果，產量非常有限，只供親戚朋友享用。

每次收到辣醬，我多少有點心安理得，自己的口欲得到了滿足，老人退休後想做事的慾望也得到滿足，但還是應該打電話給老人家表示感謝。我就要了老人家的電話。打過去才知道，阿姨姓蘇，是寧夏大學附屬中學的退休人員。然後就聊起來。

一聊才知道，蘇阿姨雙側股骨頭壞死，她的辣醬是自己拄著雙拐做出來的。

第三年再收到辣醬的時候，又打電話過去，才知道蘇阿姨不僅僅拄著雙拐行動不便——這個反倒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她雙目近乎失明，視神經萎縮，從醫學角度來說是盲人級別。

這一包包辣醬，原來這麼做之不易。

我打電話到成都，說辣醬以後真的不能再要了，這太難為老人家了。她說，沒關係，反正媽媽每年都要做。然後給我大致講了一下自己母親的情況，也鼓勵我多跟蘇阿姨聊聊天。

這幾年間，我每年夏末秋初都會收到辣醬，也斷斷續續、或長或短跟她打了許多次電話，逐漸拼湊出蘇阿姨的人生經歷。

蘇阿姨的父親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經濟，1949年前後在銀行工作。她的媽媽在南京大學讀書，一開始學醫學，但醫學生花費比較多，讀不起，就改學生物。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所以她就去做家教，家教的人家就是合肥四姐妹。從《合肥四姐妹》那本書里我學會一個詞叫「乾乾」，這是安徽人的說法，將家裡的阿姨、幫傭稱作「乾乾」。那本書里特別讓人有感觸的是，這些乾乾和大家族裡的人員並不是主僕關係，很多時候是同吃同住，很多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在這個家族裡。後來風雲變幻，張家也有倒霉的時候，反倒是這些傭人們去接濟他們。蘇阿姨的媽媽因為做家教，就和四姐妹結為金蘭之好。據說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戀愛，她起到了很大作用。按照蘇阿姨的說法，後來歷史書上把這個功勞歸給胡適，那就不跟胡適爭了。

蘇阿姨的媽媽是盧作孚的學生，畢業後被盧作孚推薦去上海，在虹口中學教生物。她父親本來在銀行工作，為追隨太太，就去了上海第六十中學教地理。他們有三個孩子，蘇阿姨是最小的。到1957年反右，他們毫無懸念地被打成右派。1958年，一家要被下放到寧夏。三個孩子中的老大已經考上了北大地質系，夫婦倆帶著蘇阿姨和她二哥，四口人去了寧夏。

她的父母到了寧夏，先是修路，住在工棚裡頭，然後被安排在靈武縣，先是小學老師，後來又在一所中學執教。蘇阿姨就跟著父母，從銀川到靈武。

蘇阿姨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中考的時候是靈武縣第二名，但因為出身問題，沒有被錄取（五十年後才知道是被人頂替），所以她的學歷就是初中畢業。她原來志向很高，因為大哥是學地質的，學制六年，她就非要超過哥哥，說要學八年。媽媽告訴她，學八年的只有醫科大學，所以她一直是想考中國醫科大學。但這個初中畢業生卻要上山下鄉，到林場去勞動。她十四五歲的時候，身高只有一米四五，已經進入青春期，卻有很嚴重的婦科疾病，因為她自己一點生理衛生知識都沒有，直到幾年後跟媽媽交流時才知道。患闌尾炎，她被送到銀川醫院，因為治療不及時，醫護手段也落後，所以又是腸粘連。她這一輩子一直在和各種疾病糾纏。

出院後，林場卻回不去了。林場的人告訴她：你在銀川治病花的錢，都超過你為國家做的貢獻了。她被退回靈武，很多紅五類的子女都沒有工作，她這種黑五類的子女就更沒戲。1968年，蘇阿姨結婚，嫁給一個運輸公司的司機，生了三個孩子，兩兒一女。她的工作就是在運輸公司做車工、鈑金工。

恢復高考的時候，她第一年考了三百零五分，據說這個分數可以上北大、清華，但政審沒有通過，第二年還想再考，已經超齡。

父母平反，落實政策，退休後，她得以頂替父母的崗位，到靈武中學當老師。但學校不允許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教初中，所以讓她教小學。她又自學電大，來與自己的工作相配。

蘇阿姨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福。1982年，她得了系統性紅斑狼瘡，到上海瑞金醫院治療，治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上海再回到靈武，丈夫委婉地提出離婚。

關於家庭生活的是非曲直，我們不好判斷，也涉人隱私，不便多說。蘇阿姨告訴我，她在上海治療的時候，瑞金醫院的醫生跟她說：「你的治療效果非常好，如果照料得好，大概還能活十二年。」她就想，我不能離婚，否則三個孩子怎麼辦。她決定熬過去，假裝沒聽懂，不就十二年嘛。

到1987年——蘇阿姨跟我說的是：「已經說出這種話來，不離也得離了。」——她在這一年離婚，獨自帶著幾個孩子。

蘇阿姨離婚後，不願意再在靈武生活，就想辦法調到銀川的寧大附中。她沒有教職，是圖書館管理員。

治療紅斑狼瘡要用激素，所以她的腎功能衰竭，患上尿毒症。女兒因為要照顧她，學業沒有顧上，高考落榜。

蘇阿姨得尿毒症後，在北京找到一家民營醫院，就在301醫院後面。女兒正在復讀，半年後高考，她沒有讓女兒跟她一起來北京。

蘇阿姨每天晚上在北京的病床上祈禱：不要讓她死那麼早。如果死在北京，女兒肯定又考不上了。最好再給她幾年時間，等女兒畢業，不要讓她上學期間成為孤兒。

這次治療後，醫院宣布她還能再活五年。這一年是1992年。

後來，蘇阿姨陸續雙側股骨頭壞死、視神經萎縮，但她一直活到現在。

蘇阿姨的故事，我是幾年之間，陸陸續續聽她說的。她似乎從來沒有抱怨過，就像在說另外一個人的事情。她刻苦鑽研辣醬的生產技術，購買小設備，後來還用上了新的辣椒品種，由辣椒和枸杞嫁接而成，辣醬中就有了甜味。她每年買幾百斤辣椒做醬，能夠做到第一批和最後一批的口味一樣，質量穩定。

三個孩子都在其他城市，蘇阿姨一個人生活。她對我說，她每天吃飯也是有菜有湯的，標準一點兒都不能降低。她是一個活得很講究、很體面的人。有一天中午，我給她打電話，聽到電話里傳來鍋碗瓢盆的聲音，原來她在做臘肉飯。門鈴響，進來一個人，她就讓對方把臘肉飯打包帶走。為什麼打包帶走呢？一個原因是對方經常幫助她，另外一個原因是，她說他們家不會做飯，就要給人家做。

是的，在銀川這座聽起來很偏遠的城市，生活著一個身高一米五幾的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拄著雙拐，雙目近乎失明，因為看不清樓梯和馬路牙子而經常摔跤。一位退休的中學圖書館管理員。

我享受蘇阿姨的辣醬七八年了，還是像恐龍一樣反應遲鈍，後來才意識到應該給她一點錢。我給她發簡訊說，今年我們又收到辣醬，和同事們分享了，大家一致建議應該給您一點錢。蘇阿姨就給我發來一個賬號。我給她匯了一筆錢。她說：匯款太多，去掉一個零就可以了，怎麼退回。我說：不用退回，以後還要接著吃呢。她就不再多說。

跟朋友講起這段故事，他非常欣賞蘇阿姨接受錢的這種態度。這種一點兒也不膩膩歪歪的感覺，我也非常喜歡。生活中的那種算計、推讓和顧慮，我覺得反倒不如和蘇阿姨之間的這種關係。這種清爽、明快，真的是太好了。

兩年前我發過一條微博：老太太八十多歲，老犯心臟病，每次去醫院，都不通知兒女，自己去自己回。在醫院期間，要能下床打飯就自己去，動不了就請護工或病友幫忙。她對兒女們說，我是去看醫生的，你們又不是醫生，來也沒用，干好你們自己的事情吧。我要是真的不行了，醫院也解決不了，那你們來一次就夠了。

這是另一個退休老師的故事，是聽蘇阿姨講的。當時非常有感觸，就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這個故事，有的讀者非常贊成這種老太太的剛硬，也有人覺得這對兒女們來說太折磨人了。我想，可能只有蘇阿姨這樣的人，才能認識這樣的老太太，才能和她成為朋友。真的是人以群分。

蘇阿姨不是我們的讀者。但是因為有這種來往，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夠有幸被歸為和她同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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