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四章 德國與義大利的干涉

第十四章n德國與義大利的干涉

西班牙軍隊和保王派在謀劃推翻共和國之初，就考慮到了向法西斯義大利求援的可能性。共和國趕走了王室，它與教會的關係仍不穩定；儘管保王派和天主教徒對共和國的意見並不一致，但他們都同意向義大利求助。他們在原則上並不一致，卻有共同的利益；換句話說，他們都必須找一個強國來為自己撐腰。

幾年前，他們與義大利進行了第一次接觸[1]。安薩爾多，一九三二年的桑胡爾霍叛亂與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亂的主謀者之一，曾在一九三二年與巴爾博會面，後者向他保證，義大利會支援他們。桑胡爾霍叛亂失敗後，安薩爾多和卡爾沃·索特洛在一九三三年一起逃到了羅馬。

同年，納粹黨奪取了德國政權。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亂髮動前不久，桑胡爾霍前往柏林，向希特勒求援。德國政府內部有一些人主張支持叛亂，但德國的羽翼仍未豐滿，德國政府似乎只有在叛亂髮生一段時間後才願意向叛軍提供援助。儘管義大利政府和德國政府都想在西班牙扶植一個親近自己的政權，但它們顯然還在估算失敗的風險有多大。n由於葡萄牙緊鄰西班牙，左派在西班牙進行的宣傳，給薩拉扎爾獨裁政權造成了很大的危險，所以薩拉扎爾非常希望看見西班牙共和國消失，儘管如此，葡萄牙依然要遵守一定的形式。桑胡爾霍乘坐的飛機不得不在一個臨時構築的簡易機場降落，是這位叛亂頭目身亡的原因之一。

義大利的干涉

儘管如此，義大利還是比較認真地援助了叛軍。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法西斯義大利的代表與西班牙保王派領導人簽訂了協議，承諾向後者提供支援。當叛軍剛剛取得局部勝利時，義大利很快就按照協議提供了援助。

叛亂剛剛爆發，義大利就迅速進行了大規模的干涉。義大利為了幫助弗朗哥打贏內戰，可謂不遺餘力。法西斯義大利的領導人實際上把西班牙叛軍的冒險當成了自己的事業。墨索里尼想利用干涉西班牙來展現自己的統帥才能。他頻頻出席軍事會議，並向義大利海軍下令：「潛艇應阻止軍艦抵達赤匪港口。」他的親生兒子布魯諾[2]是飛行員，在巴利亞里群島表現突出。

義大利政府認為，在西班牙能否打勝仗，關乎自己的顏面。西班牙內戰給義大利軍隊提供了一個機遇，使它有機會與阿比西尼亞部落之外的敵人交手，並能趁機奪佔地中海的戰略要地。因此，義大利的政策具有兩重性質：它企圖在巴爾幹和西班牙擴張勢力，也就是要向地中海西岸和東岸擴張。義大利對西班牙的干涉如此之深，不能用意識形態上的考慮來解釋。當然，西班牙正在進行著「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義大利干涉軍的士兵也被當成了「為理想而戰的十字軍戰士」。但這僅僅是表象。對墨索里尼而言，地中海的霸權才是至關重要的。德國一再保證，自己對地中海沒有野心，所以義大利才會與德國結成羅馬—柏林軸心。

對西班牙的干涉事關重大。雖然法西斯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哄騙義大利人民，但人民卻並不買賬。就連海軍大臣卡瓦尼亞里[3]這樣的高官也對此態度冷淡。儘管法西斯主義全身心地投入了西班牙的冒險，但義大利人民卻不願追隨它。

派往西班牙的義大利干涉軍有部分是志願者，他們主要是現役軍官。《齊亞諾日記》記載道：「庫皮尼[4]問我，能否幫他安排一下，讓他去西班牙當個指揮官，我當場就給了他一個滿意的答覆。」然而，義大利干涉軍的正式名字——義大利志願軍——卻充滿了諷刺意味：它的士兵都是在軍隊辦公室和法西斯黨黨部里招募的，他們在那裡得知自己將被派往阿比西尼亞或「未知地點」。被派往西班牙的士兵多半是從訓練有素的部隊中選拔出來的；最早的一批人主要出自參加過阿比西尼亞戰爭的老兵。

總之，義大利干涉軍絕不是零散地前往西班牙的一批批志願者，而是一支真正的遠征軍，它有自己的軍旗和統帥。義大利干涉軍的首任司令是羅亞塔將軍；在比斯開戰役期間他被巴斯蒂科[5]接替，巴斯蒂科後來被貝爾蒂[6]接替，貝爾蒂最後又被甘巴拉[7]接替。儘管義大利干涉軍在戰鬥中總是接受薩拉曼卡總參謀部的指揮，但它始終是一支獨立的部隊。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前，義大利士兵並未大舉進入西班牙，參與干涉西班牙的義大利士兵的數量僅維持在可以確保國民軍迅速獲勝的程度。但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義大利加大了干涉西班牙的力度。十二月二十九日，哈塞爾[8]報稱三千名黑衫隊員和一千五百名技術人員已經前往西班牙。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哈塞爾宣稱義大利又派出了四千援兵。與此同時，義大利還在準備派遣一個師，這個師預計將於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出發。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前，有四個訓練有素、裝備齊全的師，合計五萬多人，被運到了西班牙。此後，義大利干涉軍的數量略有減少。一九三八年一月，墨索里尼告訴戈林：義大利干涉軍有四萬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德國大使報稱，義大利干涉軍的人數為四萬〇七十五人，幾天後還將派出八千援兵，共計近五萬人。如果我們把尚未披露的技術人員的人數也算上，再考慮到參加了瓜達拉哈拉戰役的四個師後來削減為二個師，我們就能得出：義大利干涉軍人數最多的時候是一九三七年三月，當時義大利干涉軍的兵力不少於七萬人。艾登提供的數字為六萬人，但這明顯低於真實數字。考慮到弗朗哥和莫拉當時能投入前線的兵力不超過二十五萬人，義大利干涉軍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

如果沒有操作航空設備的技術人員，弗朗哥在叛亂之初就不可能越過直布羅陀海峽。當時時間非常緊迫，根本沒有時間來訓練西班牙飛行員。義大利不但給叛軍提供了運輸機和轟炸機，還派自己的飛行員來駕駛這些飛機，這些飛機和技術人員先是被運往摩洛哥，然後又被運到了塞維利亞。可以肯定的是，義大利派來的這些飛機數量比較多——在塞維利亞機場上一次就停著六架卡普洛尼轟炸機[9]——此外，還有幾艘義大利潛艇也參加了運輸摩洛哥部隊和西班牙外籍軍團的行動。

而且，當政府軍進攻馬略卡島時，國民軍在駐紮在巴利亞里群島的義大利飛機的幫助下，擊退了政府軍——政府軍雖然裝備很好，卻根本沒有防空能力。從此，馬略卡島就成了義大利「軍團」的飛機的主要基地，這些飛機並未移交給國民軍，仍歸義大利干涉軍指揮。墨索里尼曾向里賓特洛普[10]指出：義大利干涉軍在馬略卡設有三個機場，還有幾艘軍艦長期駐紮在那裡。對瓦倫西亞的日間轟炸任務，以及從一九三八年起對巴塞羅那的日間轟炸任務，幾乎都是由這些飛機執行的。墨索里尼和齊亞諾確信：佔據了馬略卡這一戰略要地，就能極大地加強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勢力。然而西班牙卻從未考慮過割讓馬略卡島；相反，弗朗哥還一再強調指出：他絕不會容忍外國侵佔西班牙領土。這一開始無疑就是個誤會，所以許多義大利人才會抱怨：他們給西班牙國民軍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對方卻忘恩負義。

另外，義大利提供的不只有飛機——卡普洛尼轟炸機與薩伏伊—馬爾切蒂轟炸機，菲亞特戰鬥機與阿拉多戰鬥機，總計七百多架——這些飛機固然十分寶貴，但光靠它們並不足以保證弗朗哥軍隊的勝利。在叛亂遭到挫敗後，義大利海軍也給叛軍提供了積極的支援。在這方面，義大利的援助顯著增加：根據《齊亞諾日記》的記載，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義大利海軍有兩艘潛艇和兩艘驅逐艦參加了對西班牙的干涉，到了九月又增加了四艘潛艇，等等。要想準確計算出國民軍究竟接收了多少軍援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各方資料往往相互矛盾；不過，可以參考維瓦爾迪（Vivaldi）上校提供的數字：一千九百三十門野戰炮、一萬多件自動武器、九百五十輛坦克。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後，裝甲車和火炮隨著士兵一起，源源不絕地運往西班牙。

義大利干涉軍參加的軍事行動

在一九三七年頭幾個月里，義大利干涉軍把幾個師集中在塞維利亞，然後派它們截斷馬德里與南方各戰線的聯繫。德國駐薩拉曼卡大使法烏佩爾[11]在一月七日記載道，在塞維利亞有四千名黑衫隊員；還有二千人正在前來會合。他預計這些部隊將在半個月內抵達。實際上，他們來得遲了一些，在義大利干涉軍首次參戰時，羅亞塔能動用的兵力，只有南方總參謀部的五千人。這次行動只是一次小規模的局部機動，最後義大利干涉軍在一月十五日佔領了馬拉加地區的艾斯特波納（Estepona），在十七日佔領了馬爾維利亞（Marbella）。原定對馬拉加發動的主攻不得不推遲，但也沒推遲多久，因為法烏佩爾在一月十八日報稱塞維利亞一帶已經集結了兩萬名士兵、兩個炮兵連和一千八百輛卡車。

義大利干涉軍在南部配齊了武器裝備，它本應接受凱波·德·利亞諾將軍的指揮，在整個戰爭期間只參加這一帶的大規模作戰。然而，儘管這一帶地形崎嶇，但在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開始擬定的作戰計劃中，似乎沒有考慮到會遭遇任何重大困難；因此，對羅亞塔的部隊而言，這次作戰是一個絕好的考驗。馬拉加守軍司令比利亞爾瓦[12]中校手下的部隊組織混亂，缺乏武器，尤其缺乏火炮，儘管如此，叛軍南方集團軍還是為進攻馬拉加做了極其慎重的準備工作。叛軍原本打算直搗莫特里爾（Motril），一舉包圍馬拉加的守軍，這個野心過大的計劃被放棄了，改為分進合擊的計劃：西班牙部隊沿著海岸前進，而義大利部隊兵分三路，分別從羅亞塔的司令部所在地安特克拉（Antequera）、洛哈（Loja）和阿拉馬（Alhama）三處出發，從內陸向馬拉加進軍。兩艘巡洋艦「迦納利群島號」（凱波·德·利亞諾將在這艘船上指揮作戰）和「巴利亞里群島號」將支援進攻。由羅亞塔指揮的部隊仍然只有三個義大利團、兩個混成團和兩個坦克連，他們會得到駐紮在塞維利亞的飛機的支援。

叛軍在進攻馬拉加時動用了機械化裝備，所以馬拉加戰役也許可以算是閃電戰最早的成功戰例之一。進攻始於二月三日，但在二月五日之前，雙方都沒有發生真正的交戰，這也表明共和軍的防線是何等的空虛。二月五日下午，裝甲部隊已經深深地切入了安特克拉—馬德里公路。儘管糟糕的天氣影響了作戰，使飛機在作戰初期未能投入戰鬥，但叛軍還是很快就贏得了勝利。二月八日早上，首批叛軍攻入了馬拉加；二月十日，叛軍佔領了莫特里爾。共和軍潰不成軍，幾千人被俘，成千上萬的難民堵塞了道路，義大利軍趁機大殺特殺，獲得了令人鼓舞的戰果。馬拉加是一個「紅色」城市，也是一個重要的供應基地，它的淪陷在政治上產生了巨大影響。義大利干涉軍現在有了一個位置更好的供應基地，它的幾個師正在向馬德里進軍。

義大利干涉軍的規模如此之大，要想把義大利正在向弗朗哥提供物資與人力支援的事情給隱瞞下來，已經幾乎做不到了。總之，在攻佔馬拉加之後，義大利政府就公然撕下了「不干涉」的偽裝。相反，義大利政府強調指出，這些作戰行動是由「志願者」進行的，坦克和義大利步兵在攻克馬拉加之後，就撇開城市，繼續進軍。即使是在謹慎的英格蘭，《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都斷然宣稱馬拉加戰役是義大利的勝利。

三月九日，叛軍開始向瓜達拉哈拉地區進攻。參加這次戰役的部隊，除了四個完全由義大利人組成的師之外——這四個師的師長分別是羅西將軍、柯皮將軍、努沃洛尼將軍和貝爾貢佐利將軍[13]——還有「黑箭」旅和「藍箭」旅[14]，這些旅的軍官和士官是義大利人，士兵是西班牙人，這種由義大利人指揮的西班牙部隊一直存在到戰爭結束。它們與義大利干涉軍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它們甚至併入了義大利干涉軍。

在瓜達拉哈拉戰役開始時，柯皮和努沃拉里的兩個師先行投入進攻，支援他們的是由莫斯卡爾多指揮的一個師，另有以輕型坦克為主的大量裝甲車支援。另外兩個義大利師留作預備隊。但戰局擴大後，整個義大利干涉軍都投入了戰鬥，參加進攻的坦克多達二百輛。結果眾所周知：義大利干涉軍徹底潰敗；這一失敗的軍事意義不應誇大，但它確實給義大利干涉軍的士氣造成了沉重打擊。墨索里尼曾對義大利干涉軍給予厚望，他在寫給曼奇尼的信中寫道：「戰勝國際部隊，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與軍事意義。」三月二日，法西斯主義大委員會以為勝利在望，便大肆吹捧道：這次勝利將會「終結布爾什維克在西方的一切計劃」。三月九日，義大利人還在嘲諷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你們怎麼用了好幾個月才打下一座空城？」

義大利干涉軍的士兵以為等著他們的將是一場勝利的進軍，然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還用小冊子和擴音器發起了廣播，義大利干涉軍的士氣沒過多久就一落千丈。三月十六日，義大利干涉軍的軍官接到通知，要求他們重視自己的責任：「部隊缺乏幹勁」，「往往高估敵人」。必須告訴士兵，敵人都是「法西斯黨在征服義大利的道路上打倒的那些人的兄弟」，從而「提振士氣」。但才剛過了幾天，情況就愈加惡化。一些黑衫隊員為了逃避戰鬥不惜自傷；還有一些人乾脆開了小差。「就連最優秀、最勇敢的部隊當中都有懦夫。」此時已經不可能阻止他們逃跑了。義大利干涉軍司令部請求弗朗哥派兵救援。

在這次戰役之前，義大利領袖曾自吹自擂，然而這次慘敗卻使他們大丟臉面，就連他們的盟友都取笑他們；薩拉曼卡的德國人說，國際縱隊第XI旅的士兵儘管都是猶太人和共產黨，但他們打起仗來跟德國人一樣狠，打得義大利人哭爹喊娘。莫斯卡爾多的士兵唱道：

「瓜達拉哈拉可不是阿比西尼亞。

西班牙人就是當了赤匪也還是勇敢的。

這兒的卡車更少，炮彈更多。」

但是，還有比各種諷刺歌曲或西班牙人與義大利人的衝突（三月二十六日，雙方在丹吉爾人就發生了衝突）更嚴重的事情。瓜達拉哈拉是法西斯主義的一次慘敗。這次失敗使人們發現：義大利人並不打算為墨索里尼的野心去送死。

義大利最高統帥部對這次失敗深感失望，同意對遠征軍的進攻力量加以限制。四個義大利師當中，只有「利托里奧」師和「三月二十三日」師[15]留了下來；黑箭旅和藍箭旅也留在了西班牙。重組後的義大利干涉軍具有更強的防禦力。無用或無能的人不再被派往前線充數。此後，除了補充損失之外，義大利就不再向西班牙派遣大規模部隊了。義大利干涉軍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在瓜達拉哈拉有一千五百多人傷亡。在戰爭的頭二十個月里，義大利干涉軍在西班牙共有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人死亡、負傷或失蹤[16]。總共死亡六千人。

失敗本身就是苦澀的，而沉重的傷亡，又給它雪上加霜。本以為能在西班牙迅速取得重大勝利、因而鼓吹大規模干涉西班牙的義大利軍政首腦，開始對是否繼續干涉西班牙產生了懷疑。他們把這些錯誤全都推卸到了西班牙叛軍的司令部頭上。齊亞諾說：「我國的將軍們憂心忡忡，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17]」墨索里尼自己也難掩焦躁之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後，他曾數次談及撤出干涉軍。不過這多半是在逞一時口舌之快。義大利的利益與此牽涉極深，它不可能不干涉西班牙。結果，直到內戰結束時，義大利干涉軍始終沒有撤出，「作為義大利的全力支持的證明」[18]。

義大利的債務

弗朗哥的勝利也是義大利的勝利。但義大利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不僅遭受了重大的人員傷亡，損失了大量的重裝備，還投入了大筆的金錢。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法烏佩爾在報告中寫道：「曼奇尼告訴我，義大利已經為西班牙問題花了八億里拉。[19]」墨索里尼在同戈林談話時指出，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開支已高達四十五億里拉[20]。到戰爭結束時，開支共計一百四十億里拉。國民政府在戰後償還了部分費用，但沒有全部償還。當時義大利以為能夠從未來的經濟發展中獲得補償。然而情況卻令人失望。一九三七年初，曼奇尼抱怨說，義大利「可以說沒有從西班牙撈到半點油水」[21]。

義大利與西班牙的貿易關係逐步發展起來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齊亞諾滿意地寫道，義大利軍事工業獲得了它急需的十萬噸鐵。其它的補償也是可以設想的：墨索里尼說：「這也是一個政治問題。[22]」按照義大利的設想，「沒有義大利和德國的援助，西班牙國民政府就不可能得救，它應該與意德體系保持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這個問題的財政方面也與政治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只有讓西班牙留在我們的體系內，我們的付出才能得到徹底的回報。」這個體系就是德意軸心。因此，墨索里尼希望西班牙國民政府參加《反共產國際協定》。

但是，義大利政府與西班牙國民政府的政治談判卻只取得了很少的實際成果。義大利曾企圖在西班牙的戰略要地建立基地，但它的希望破滅了。義大利取得的唯一一個重大成果，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協定，這個協定的正式目標是「加強與深化」兩國關係。這個協定首先規定：兩國在西地中海採取共同的政策，彼此相互支援；其次，雙方互不侵犯，並承諾在一方陷入衝突時，另一方採取善意中立的立場；最後，雙方承諾簽訂經濟協議，並互相給予特惠關稅。值得注意的是，義大利在簽署這個協定時，首先承諾它將「為了保衛包括本土與殖民地在內的西班牙的獨立與完整，全力支持西班牙」。因此，義大利對西班牙的干涉尚未得到回報，就放棄了以獲得領土作為補償的企圖。一九三八年三月，齊亞諾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為西班牙獻出了熱血。可這點回報值得嗎？」其實，義大利還付出了大筆的金錢，然而並沒有什麼用。

德國的干涉

法西斯義大利政府未經深思熟慮，就一頭扎進了西班牙；至少在這方面，德國的謹慎態度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然，德國在地中海的直接利益要比義大利少得多，對於德國政府而言，弗朗哥的徹底勝利也不是絕對必需的。毫無疑問，德國政府並不指望在西班牙取得任何政治進展，因為德國政府對於在西班牙建立納粹主義制度並不抱有幻想，德國領導人對弗朗哥只抱有非常審慎的同情態度。德國政府里還有人認為，同西班牙籤訂一個條約，使西班牙政府趕走極左派，並阻止西班牙同西方國家結盟，這種方法更可取。出於同樣的考慮，有人擔心西班牙內戰會暴露出義大利和法國之間由來已久的敵意。

另外，德國軍方對於弗朗哥以及他的將領的軍事素質並沒有多少信心。在這方面，義大利總參謀部和德國總參謀部意見完全一致，他們直截了當地向西班牙國民政府提出建議，但後者卻很少注意這些建議。總之，德國國防軍認為干涉西班牙的前景不妙，不太樂意派大部隊參加。

當然，納粹政府對於弗朗哥能否取得最終的勝利十分關心。但它派遣的兵力並不多。據施佩勒[23]將軍記載，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有六千五百名德國干涉軍抵達了加迪斯。但是，這樣的大規模派兵卻僅此一次。參加干涉西班牙的德國人從未超過一萬人。他們主要是專業人員與幹部。為了訓練以長槍黨徒為主的西班牙人幹部，德國專門選派了一批軍官和士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法烏佩爾從薩拉曼卡寄出了一封信，這封信證明了這一點：「請儘快將所有會說西班牙語的軍官和士官都派到這裡。請解除馮·伊森多夫（Von Issendorf）少校的騎兵指揮官的職務，將他派到這裡訓練長槍黨。另請調西班牙—美洲研究所[24]的退役少校馮·弗蘭齊烏斯（Von Frantzius）到這裡擔任步兵訓練學校校長、請調退役少校西貝爾（Siber）來這裡訓練情報部隊。」這些幹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抵達了西班牙，隨他們同去的還有少量援軍，弗朗哥為此專門向義大利政府和德國政府致謝。

上面提到的這些軍官在西班牙部隊中服役。但大部分德國技術人員被編入了專門的部隊——禿鷹軍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當共和軍殊死抵抗時，禿鷹軍團成立了；它主要是由高射炮兵和飛行員等技術人員組成的。德國政府同意出兵，但提出了嚴格的條件：德國部隊的司令官必須是德國人，在事關德國部隊的問題上，只有他有權向弗朗哥建言。事實上，德國人在塞維利亞的瑪麗亞—克里斯蒂娜旅館裡設立了一個指揮部，由瓦爾利蒙特[25]上校領導。於是，一支具有戰鬥力的部隊成立了，它主要由航空兵組成：一個轟炸機大隊、一個戰鬥機大隊和一個加強的偵察機中隊。此外，還有三個高炮團、幾個通信連、幾個水兵連和四個裝甲連（每個裝甲連有十二輛坦克和一個工兵排）。禿鷹軍團的前後兩任司令官都是飛行員：第一任司令是施佩勒，第二任是馮·里希特霍芬[26]。

德國干涉軍的招募工作進行得非常謹慎。在柏林有一個由空軍將軍維爾貝格[27]領導的「W特別處」（Sonderstab W）。禿鷹軍團的人都是被上級派往西班牙的，但他們得到的好處——優渥的薪水與冒險的誘惑——往往是他們接受委派的關鍵原因。飛行員加蘭德[28]講述了他被選調派往西班牙的經過，他和許多同事一樣，突然就消失了，在長達半年的時間內不見蹤影。有人要他到W特別處報道，那裡負責派遣「志願者」，並給「志願者」提供平民服裝、文件與必要的資金。飛行員離開W特別處時，打扮成和平的旅客，然後通過「快樂工作」組織[29]送往西班牙。他們的收信地址仍在柏林。加蘭德雖然不是自願前往西班牙的，但他對自己的命運仍很滿意，而且似乎對於參加西班牙內戰興緻很高。抵達西班牙後，他再次穿上了橄欖色的軍服，被分派到了禿鷹軍團。根據戰局的需要，他隨著戰鬥機大隊在各條戰線來回穿梭，往來於戰況最危急的地方：德國飛行員打趣說，他們是「弗朗哥的救火隊員」。弗朗哥也欣然承認他們的重要性；在送別禿鷹軍團最後一任司令馮·里希特霍芬的儀式上，弗朗哥在致辭中特地提及了德國飛行員的貢獻。德國提供的援助，在數量上不如義大利；它的效果，主要體現在精湛的組織與提供給國民軍的物資的價值。

除了禿鷹軍團的裝備之外，德國顯然還提供了大批的軍火。其實，國民軍的物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國貨。弗朗哥在柏林安排了一個可靠的代理人，專門負責提供有關國民軍所需的武器彈藥的具體細節。起初，這些裝備是通過加利西亞的港口，或是通過被國民軍控制的南方，或是通過葡萄牙運進來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有人在葡萄牙目睹了「卡梅倫」號（Kamerun）和「維格貝特」號（Wigbert）兩艘輪船[30]。在宣布對西班牙實行武器禁運後，甚至有人建議取道荷蘭發貨。但是，這種迂迴的運貨路線會帶來很多麻煩，而國民軍又在反覆請求德國政府儘快把它急需的軍火運給它。弗爾克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寫道：「擁有物質優勢的一方將贏得勝利。」於是，運輸軍火的貨船走了一條更直接的路線。儘管如此，據施佩勒將軍報告，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手下僅有一個Ju52轟炸機中隊、一個He51戰鬥機中隊、一個海因克爾水上飛機中隊和一個八十八毫米高射炮連；各個航空大隊（每個大隊有四個轟炸機中隊，每個中隊有十二架轟炸機；一個戰鬥機中隊，有十二架戰鬥機；還有十二架偵察機）、工兵連、重型高炮連和探照燈部隊都是後來才到位的。

在戰爭的頭幾個月里，這支部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當蘇聯的援助開始運抵西班牙時，它的作用就不那麼顯著了。禿鷹軍團使用的第一批飛機速度很慢，在西班牙內戰中，它們不但不如蘇聯飛機，甚至還不如義大利的薩伏伊—馬爾切蒂飛機。不過，當加蘭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抵達西班牙後，沒過多久，德國就派來了新型飛機：He111轟炸機和Do17轟炸機，還有Me109戰鬥機，這種戰鬥機是西班牙內戰中速度最快、操縱性最好的飛機，它使國民軍獲得了全面的空中優勢；在波蘭戰役和法國戰役期間，這些飛機再次大顯身手。

西班牙—摩洛哥運輸公司

在整個西班牙內戰期間，德國一直在源源不斷地把物資與軍火運給叛軍，只有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因捷克斯洛伐克危機而短暫中斷過一段時間。一些德國人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賺錢，他們成立了一家企業。當然，支援西班牙叛軍的工作是由希特勒親自指導的，重要決策都是由他做出的；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也是這麼做的。不過，希特勒下達的命令，具體是由外事部[31]來執行的。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德國情報機關「阿布維爾」（Abwehr）的首腦卡納里斯[32]將軍，但在西班牙的負責人是一個住在摩洛哥的德國商人、外事部成員約翰內斯·伯恩哈特[33]。為了更方便地向弗朗哥提供物資，伯恩哈特成立了西班牙—摩洛哥運輸公司（簡稱西摩有限公司[HISMA Ltd.]），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公司開張後的第二天，它就做成了第一筆業務：將摩洛哥部隊運往西班牙。

在赫爾曼·戈林的幫助下[34]，在德國成立了一家叫「原材料與日用品採購有限公司」（Rohstoff- und Wareneinkaufsgesellschaft mbH，簡稱ROWAK）的出口公司，專門同西班牙的西摩公司接洽業務。有了西摩公司與ROWAK做掩護，弗朗哥與莫拉在柏林的代表的交易活動就不會顯得過於明目張胆。從此以後，運給弗朗哥的每一船物資都是由這兩家公司經手的。西摩公司主要負責將軍事物資運往裡斯本和被國民軍控制的各個港口。這家公司發展迅速，它很快就把業務擴展到了海運之外的範圍。戈林有一個可靠的代理人叫馮·雅格維茨[35]，他為外事部工作，負責經營ROWAK，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在柏林的哥倫布大廈[36]包下了十二個房間，設立了辦公室。此後，該公司就擁有了一支船隊。

無論是在柏林還是在西班牙叛軍內部，伯恩哈特都擁有重要的影響力，他的影響力與西摩公司的能力，使西摩公司駐西班牙代表完全按照德國利益行事。實際上，德國政府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提醒弗朗哥：別忘了你欠了多少錢。一九三七年十月，馮·施托勒爾[37]計算了德國截至當時為止的支出，並向國民政府遞交了賬單：「德方的支出為九千萬馬克；提供給西班牙的各項物資另計，價值七千萬馬克。」戰爭快結束時，副部長維茨塞克[38]重新計算了開支。把禿鷹軍團的維持費用也算上的話，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人事費用共計七千五百萬馬克；物資與裝備方面的費用要高得多：累計為一億九千萬馬克。這個估測數值似乎遠低於真實數字，因為薩巴特（Sabath）在一份文件中估計德國的總開支高達五億馬克[39]。

此時，德國政府只要求弗朗哥承認這筆債務。德國想讓弗朗哥償還這筆債務，但不一定要用貨幣支付。而且，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九年根本無力償還它欠義大利和德國的債務。弗朗哥政府只好接受分期償還債務的原則，實際上它已經在分期償付欠德國的債款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在這方面撈到了比義大利多得多的好處。

實際上，柏林的野心是巨大而模糊的。它企圖「在西班牙恢復崇尚德國的精神」。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馮·施托勒爾在一份文件中總結了德國對西班牙的滲透的成效：雙方簽訂了警務協定；一九三九年一月雙方簽訂了文化協定，使雙方都得到了可觀的好處；成立了由財政資助的文化機構；西班牙的德國學校頒發的文憑，具有相當於德國中學畢業證的效力；雙方定期交換學生、教授和教師，進行文化合作；雙方均可在對方國家設立廣播電台，發行電影，但因政治原因而在一國被禁的作品，在另一國也不得發行。

這份文件表明，德國對西班牙的滲透取得了較好的進展；其中還包括這些成果：弗朗哥政府承諾，被逐出西班牙的德國人在返回西班牙後，可獲得優待，能夠恢復原來的工作；西班牙—德國友好條約，這個我們以後再談；西班牙參加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是德國與義大利共同的成果。

在經濟方面，西班牙和德國沒有就匯率達成貫徹整個內戰時期的協定。現有的協定已在一九三六年年底到期，到期後雙方僅續約一年。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談判都要根據一份文件來進行，這份文件就是範圍廣泛、意義重大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議定書。由德國大使法烏佩爾和弗朗哥政府的外交部長約爾達納[40]簽署的這份文件解釋說：「兩國政府真誠地希望，在提供原材料、食品，以及對於進口國而言具有特殊利益的加工成品與半成品等方面彼此互助。兩國政府也將同樣地儘力關注出口國的利益。」這些條文十分曖昧。西班牙關心的主要是通過向德國出口農產品，維持財政平衡。

德國與弗朗哥政府簽署礦業協議

德國政府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西班牙的德資採礦公司，它們可以提供德國軍事工業必不可少的原料。自從內戰爆發後，德國就對西班牙和西屬摩洛哥的礦產資源——銅、鎢和青銅——垂涎不已。一九三七年一月，德國政府指出：梅利利亞附近的澤根根（Zeghenghen）鐵礦正處於德國人的管理之下。佔領里奧·丁托銅礦和阿斯圖里亞斯之後，德國駐西班牙機構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處理西班牙的礦藏。

一月二十日，法烏佩爾寫道：西摩公司承諾，它將獲得里奧·丁托銅礦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礦產。一九三八年年初，伯恩哈特編纂了上一年向德國出口礦石的記錄，這份記錄表明：在一九三七年，有二百五十萬噸礦石被運往德國，其中有一百六十萬噸鐵礦石，這些鐵礦石中有一部分是從畢爾巴鄂運出的[41]。這些數字十分可觀，但要維持這樣大規模的進口，德國政府不僅需要得到西班牙政府關於出口的保證，還需要由德國人親自監督生產。因此，伯恩哈特代表西摩公司，同弗朗哥政府進行談判，要求成立由德資控股的採礦公司。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經濟滲透遭到了頑強的抵抗。在一批西班牙技術專家與財政人員[42]的壓力下，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頒布了一道法令，阻止了德國的經濟滲透。內戰爆發之後，弗朗哥政府在礦業方面做出的讓步，全都被這道法令給一筆勾銷了。弗朗哥政府宣稱這道法令的目的是譴責瓦倫西亞當局做出的讓步。其實它是沖著德國去的。這道法令規定，外資在採礦企業中的股份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弗朗哥政府也許是受到了英美在這段時間裡提出的建議的影響，才頒布這道法令的（內戰爆發前，西班牙的大部分礦產都是運給英國的）。

德國政府隨即試圖訴諸弗朗哥政府的友誼。我們發現伯恩哈特在報告中寫了這麼一句話：「在經濟戰中，我們有權要求西班牙立即提供供應品」[43]。為此伯恩哈特建議，應該成立一家私營公司，叫西摩—蒙塔尼亞公司[44]，控制各家採礦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這樣一來，德國就能控制採礦公司的開採了。伯恩哈特寫道：「為了獲取經濟上的支配地位，我們必須動用自己在外交、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影響力。」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西摩公司官員對那道有關採礦公司的法令提出了抗議。此後，德國為了獲得各家採礦公司的至少百分之五十的股份，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十月二十日，約爾達納與西摩公司的兩位代表帕什（Pasch）與克林根貝格（Klingenberg)舉行了首次會談；德國方面提議，雙方實行「互惠待遇」，但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伯恩哈特與秘書長尼古拉斯·弗朗哥[45]舉行了會談。西班牙方面向德國方面提出了兩個補償條件：第一，布爾戈斯政府承諾在真正的政府成立後會認真考慮西摩公司的要求[46]；其次，西班牙方面建議德國方面立即向布爾戈斯政府提出要求，請求布爾戈斯政府批准正在進行的採礦活動，布爾戈斯政府會對此做出有利的答覆。

然而西班牙與德國的關係此時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階段。就連馮·施托勒爾大使也無法從弗朗哥那裡獲得堅實的承諾。此外，德國對西班牙的出口也遭遇了一些障礙[47]，弗朗哥政府拒絕發放進口許可證。主張使用強硬手段的戈林便把馮·雅格維茨派往薩拉曼卡，讓他「用手槍頂著弗朗哥的胸膛」。事實上，由於戰爭曠日持久，弗朗哥對物資的需求又很大，德國政府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準備，無法一下子滿足弗朗哥的胃口。

因此，德國與弗朗哥政府的談判，便分兩路同時進行：一邊由代表西摩公司和ROWAK的伯恩哈特進行，另一邊則由新上任的馮·施托勒爾大使進行，馮·施托勒爾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的才幹很適合這種工作，但他是一個傳統的密謀型外交官[48]。十二月二十日，伯恩哈特與馮·施托勒爾同時求見弗朗哥，這表明「西摩公司與帝國代表其實是一回事。[49]」在這次會談中，弗朗哥的態度並不太熱情，他說：「我設立西摩公司是為了管理貿易與付款，現在西摩公司卻想悄悄地獲得採礦權，這讓我很驚訝。」不過，弗朗哥還是同意雙方共同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相關問題。

最後，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通過了新的法令，准許德國開採礦物。這項法令規定西班牙採礦企業中的外國股份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不過，外資要想增加持股，也不是不能考慮。伯恩哈特說：「這道法令通過後，我們就完全可以參加西班牙地下資源的開採了，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

但是，根據這道法令的規定，德國人要想獲得採礦企業的過半或部分股份，必須要得到西班牙人的同意。於是，伯恩哈特提出，應向社會募集百分之二十的資本，這些資本由西摩—蒙塔尼亞公司的西班牙人出面認購。當然，這個辦法要想奏效，除非政府對此視而不見。既然弗朗哥政府的物資供應完全依賴義大利政府和德國政府，只要威脅停止提供武器彈藥，就可以迫使弗朗哥政府讓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家匿名公司獲得了西摩—蒙塔尼亞的採礦權[50]。根據這道法令的規定，德資擁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實際上，德資通過這幾家匿名公司，控制了另外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與此同時，由於採礦法案的適用範圍僅包括西班牙本土，而不包括摩洛哥，西摩—蒙塔尼亞公司便買下了里夫各家採礦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弗朗哥政府也允許德國在摩洛哥成立一家叫「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獨資公司，這家公司的辦公地點設在特圖安。德國和西班牙的經濟談判，使西摩公司通過「被它控制的多家企業」撈到了大量的好處。

新星公司[51]獲得了特殊的地位，它不僅獲得了建設西班牙廣播網的合同，還在西班牙的戰後重建中佔有重要地位，它的經營範圍包括空中武器、陸軍裝備、運輸船和經濟性的防衛任務，它還增加了西班牙向德國的出口，並投資機器製造業，提供機器。

這就是經濟方面取得的進展。德國政府付出了大筆金錢，並提供了大量的物資，不過，這些物資有一部分是可以回收的，剩餘的部分已經過於陳舊，德國國防軍已經用不上了。德國從西班牙內戰中學到的經驗教訓，還從西班牙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礦產，這對於德國的重新武裝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補償了德國為干涉西班牙而付出的金錢與物資。

西班牙參加了反共產國際協定

儘管軸心國與弗朗哥政府簽訂了兩個協議，但它在政治方面的成果卻不如經濟方面那麼好。第一個協議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的協議，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班牙—義大利協議的影響；這個協議規定，雙方要就共同關心的政治問題舉行磋商；彼此互不侵犯；其中一方與第三方發生戰爭時，另一方要保持善意中立。內戰結束後，軸心國與弗朗哥政府簽訂了真正的友好條約，這項條約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有效期五年，它的條文比一九三七年的協議更精準、更具體。不過，這並不等於雙方建立了無條件的同盟。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義大利、德國和日本三國的大使，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約爾達納在布爾戈斯簽訂了一項備忘錄：西班牙參加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七年的願望實現了：西班牙參加了軸心國的同盟體系。無論盟友之間會發生什麼樣的爭吵，出現什麼樣的困難[52]，經濟上和道義上的債務都把弗朗哥和他的同夥綁在了一起。

[1] 關於這些接觸的信息主要來自利薩爾薩的《納瓦拉密謀回憶錄》與胡安·安東尼奧·安薩爾多的《一個西班牙保王派的回憶錄》（Mémoires d』un monarchiste espagnol，摩納哥，1953年）。——原注

[2] 布魯諾·墨索里尼（BrunonMussolini，1918年4月22日——1941年8月7日），義大利法西斯黨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之子。1935年參加義大利空軍，1941年因事故身亡。——中譯者注

[3] 多梅尼科·卡瓦尼亞里（DomeniconCavagnari，1876年7月20日——1966年11月2日），1934年至1940年任義大利海軍參謀長兼副海軍大臣。——中譯者注

[4] 拉涅利·庫皮尼（RanierinCupini，1904年3月3日——1983年5月11日），生於盧卡（Lucca）。1923年參加義大利空軍。1937年參加西班牙內戰。二戰期間晉陞為準將。二戰後繼續在義大利空軍服役，1952年退役。——中譯者注

[5] 艾托雷·巴斯蒂科（EttorenBastico，1876年4月9日——1972年12月2日），生於博洛尼亞（Bologna）。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28年晉陞准將。1932年晉陞為少將。1935年擔任黑衫隊第1「三月二十三日」師師長，1935年擔任第3軍軍長，參加了侵略衣索比亞的戰爭。1936年晉陞為中將。1937年擔任義大利干涉軍司令。1939年回國後擔任第2集團軍司令。二戰爆發後，擔任被義大利佔領的多德卡尼斯群島總督。1940年晉陞為上將。1941年7月擔任北非軸心國軍隊司令。1942年晉陞為義大利元帥。1972年死於羅馬。——中譯者注

[6] 馬里奧·貝爾蒂（Mario Berti，1881—1964），生於拉斯佩齊亞（LanSpezia），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在1937年擔任過義大利干涉軍司令。二戰爆發時擔任義大利陸軍參謀長。義大利投降後退役。——中譯者注

[7] 加斯托內·甘巴拉（GastonenGambara，1890年11月10日——1962年2月27日），1938年11月被任命為義大利干涉軍司令，他是義大利干涉軍最後一任司令。二戰期間曾在法國、利比亞和南斯拉夫等地作戰。由於他在南斯拉夫犯下了累累罪行，南斯拉夫政府在戰後曾要求引渡他，但未能成功。——中譯者注

[8] 克里斯蒂安·奧古斯特·烏爾里希·馮·哈塞爾（Christian August Ulrich von Hassell，1881年11月12日——1944年9月8日），貴族出身。1909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德國駐羅馬大使。二戰期間參加了反希特勒的密謀活動，1944年7月29日因涉嫌「七·二〇」事件被捕，9月8日遇害。——中譯者注

[9] 出自德國領事德萊格爾（Draeger）的報告。——原注

[10] 烏爾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約阿希姆·馮·里本特洛普（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納粹黨主要領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擔任納粹德國外交部長，二戰後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中譯者注

[11] 威廉·弗萊赫爾·馮·法烏佩爾（WilhelmnFreiherr von Faupel，1873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一戰中在德軍總參謀部任職，1919年至1921年間曾任右翼軍事組織「自由軍團」（Freikorps）領導，後來曾在阿根廷和秘魯擔任軍事顧問，1936年至1937年間曾任德國駐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晉陞為中將。1945年5月1日於柏林自殺。——中譯者注

[12] 何塞·愛德華多·比利亞爾瓦·魯維奧（José EduardonVillalba Rubio，1882—1960），生於托萊多一個著名軍人世家。1904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908年獲少尉軍銜。參加過里夫戰爭。內戰爆發後，他的幾個兄弟全都投靠了叛軍，但他依然站在共和國一邊。1937年1月擔任馬拉加城防司令。馬拉加失守後因涉嫌叛國而受審，但最後無罪開釋。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50年回國。1960年死於馬德里。——中譯者注

[13] 艾德蒙多·羅西（Edmondo Rossi）准將、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 Amerigo Coppi）准將、路易吉·努沃洛尼（Luigi Nuvoloni）准將和阿尼巴雷·貝爾貢佐利（Annibale Bergonzoli）准將分別擔任黑衫隊第一「神旨」師（1a Divisione CC.NN. "Dio lo vuole"）、黑衫隊第二「黑火」師（2anDivisione CC.NN. "Fiamme Nere"）、黑衫隊第三「黑羽」師（3anDivisione CC.NN. "Penne Nere"）和陸軍第四「利托里奧」步兵師（4anDivisione fanteria "Littorio"）的師長。——中譯者注

[14] 「黑箭」（Flechas Negras）混成旅與「藍箭」（FlechasnAzules）混成旅是由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組成的混合部隊，軍官和技術人員為義大利人，士兵為西班牙人。——中譯者注

[15] 1937年10月，黑衫隊第一「神旨」師與黑衫隊第二「黑火」師部分人員整編為黑衫隊第一「三月二十三日」師（1a Divisione CC.NN. "23 Marzo"）。——中譯者注

[16] 其中有2352人死亡，196人失蹤。——原注

[17] 《齊亞諾日記》。——原注

[18] 義大利干涉軍參加了多次軍事行動：它在北方戰線參加了進攻畢爾巴鄂和桑坦德的戰鬥；在特魯埃爾戰役中參加了突破北方防線的戰鬥；還參加了艾布羅河戰役。請參閱1938年3月的義大利報刊上的報道，安德列·雅克郎（André Jacquelin）在《西班牙與自由》（Espagne et la liberté，巴黎，Kérénac，1945年）一書中引用了這些報道。

[19]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20] 1937年11月，墨索里尼與戈林舉行了會談，齊亞諾記載了會談的經過。——原注

[21]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22] 轉引自齊亞諾。——原注

[23] 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1885年2月7日——1953年4月2日），生於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1903年參加德國陸軍，一戰爆發時參加德國陸軍航空隊，一戰結束時任德國第7集團軍航空隊司令。戰後曾參加自由軍團，鎮壓德國革命。1935年參加了新成立的德國空軍。1936年擔任禿鷹軍團司令，干涉西班牙內戰，1937年10月回國。二戰爆發時擔任第三航空隊司令，1944年8月被解職。1953年死於慕尼黑。——中譯者注

[24] 法烏佩爾在1934年被任命為西班牙—美洲研究所所長，然後才被調任駐西班牙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最早是在官方機構里招募間諜的。——原注

[25] 瓦爾特·瓦爾利蒙特（WalternWarlimont，1894年10月3日—1976年10月9日），生於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1913年參加德國陸軍，1914年獲少尉軍銜。一戰結束後曾參加自由軍團鎮壓革命。在魏瑪共和國國防軍內曾擔任多種職務。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曾擔任德國駐弗朗哥政府的軍事代表。二戰爆發時擔任國防軍作戰部副部長。二戰後被判處無期徒刑，1954年獲釋。——中譯者注

[26] 沃爾夫拉姆·馮·里希特霍芬（WolframnVon Richthofen，1895年10月10日——1945年7月12日），生於西里西亞一個貴族家庭。一戰期間參加德國陸軍航空隊。1920年退役。1923年重新參加國防軍。1933年參加德國空軍。1936年11月參加禿鷹軍團，干涉西班牙內戰。1937年1月擔任禿鷹軍團參謀長，施佩勒回國後接任禿鷹軍團司令。二戰期間曾任第8航空軍軍長、第4航空隊司令和第2航空隊司令。1944年退役。1945年死於奧地利。——中譯者注

[27] 赫爾穆特·維爾貝格（HelmuthnWilberg，1880年6月1日——1941年11月20日），1899年參加德國陸軍。1913年參加德國陸軍航空隊，是德軍首批軍事飛行員之一。一戰期間曾擔任第11野戰航空大隊大隊長和第4集團軍航空兵司令。一戰結束後在德國國防軍擔任過多種職務。1933年德國空軍成立後，在德國空軍的建軍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1937年設立「W特別處」，負責為禿鷹軍團招募人員，干涉西班牙內戰。1938年晉陞為空軍上將。二戰爆發後負責領導空軍的訓練工作。1941年在德累斯頓附近因飛機失事身亡。——中譯者注

[28] 阿道夫·約瑟夫·費迪南德·加蘭德（AdolfnJoseph Ferdinand Galland，1912年3月19日——1996年2月9日），1929年進入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1932年參加國防軍，1934年轉入空軍。1937年參加禿鷹軍團，干涉西班牙內戰。回國後擔任空軍教官。二戰爆發後曾擔任過戰鬥機聯隊長與德國空軍戰鬥機總監。二戰結束後擔任阿根廷空軍的顧問，五十年代中期回國經商。1996年死於雷馬根。——中譯者注

[29] 「快樂工作」（Kraft durchnFreude）組織是納粹黨的勞工團體——德國勞工陣線（Deutsche Arbeitsfront）的一個下屬機構，負責組織工人的業餘娛樂活動。——中譯者注

[30] 「卡梅倫」號與「維格貝特」號是德國貨船，德國用這兩艘船把軍火運往裡斯本，再經過陸路將軍火運給弗朗哥叛軍。——中譯者注

[31] 外事部（Auslands-Organisation）是納粹黨負責處理國外事務的機關。——中譯者注

[32] 威廉·弗蘭茨·卡納里斯（WilhelmnFranz 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參加德國海軍，一戰中即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十一月革命後，任陸軍部長副官，參加過自由軍團。1920年參加了卡普暴動。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國軍事情報機關「阿布維爾」（Abwehr）首腦。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維爾機關首腦的職務。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軍軍官企圖暗殺希特勒並發動政變，事敗之後，卡納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並於1945年4月9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33] 約翰內斯·艾貝哈德·弗蘭茨·伯恩哈特（JohannesnEberhard Franz Bernhardt，1897—1980），一戰期間參加德國陸軍，一戰結束後參加自由軍團，鎮壓革命。1919年至1924年在漢堡經商。1936年8月，成立西班牙—摩洛哥運輸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藉此向弗朗哥叛軍提供軍事物資。——中譯者注

[34] 戈林親自處理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一切事務，包括空中支援與經濟談判。——原注

[35] 艾貝哈德·馮·雅格維茨（EberhardnVon Jagwitz，1887—1945）是伯恩哈特的舊友，1934年起在納粹黨外事部工作。——中譯者注

[36] 哥倫布大廈（Columbushaus）是一棟位於柏林波茨坦廣場的商業建築，1932年竣工。——中譯者注

[37] 艾貝哈德·馮·施托勒爾（EberhardnVon Stohrer，1883年5月2日——1953年3月7日），生於符騰堡一個軍人家庭。1909年進入外交部工作。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在馬德里擔任觀察員，負責監視共和國政府的活動。1937年8月擔任納粹德國駐國統區的大使。——中譯者注

[38] 恩斯特·海因里希·馮·維茨塞克（ErnstnHeinrich von Weizs?cker，1882年5月25日——1951年8月4日），生於斯圖加特。1900年參加德國海軍。1920年進入外交部工作。1938年至1943年擔任納粹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相當於副部長）。1943年至1945年任德國駐梵蒂岡大使。1947年在紐倫堡被捕，1949年被判處7年徒刑。1950年獲釋。——中譯者注

[39] 當然，外交顧問薩巴特的文件中還補充說，這個數字把直接運給叛軍的各項物資所產生的「單利與複利」也算進去了。——原注

[40] 弗蘭西斯科·戈麥斯—約爾達納·索薩（FrancisconGómez-Jordana y Sousa，1876年2月1日——1944年8月3日），生於馬德里一個軍人家庭。1892年參軍。曾參與鎮壓古巴革命。1915年至1919年任西屬摩洛哥總督。1923年參加了普里莫·德·里維拉政府，主要負責鎮壓西屬摩洛哥的獨立運動。1928年至1931年再次擔任西屬摩洛哥總督。1937年6月出任國家技術委員會主席。1938年1月擔任弗朗哥政權的外交部長。——中譯者注

[41] 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畢爾巴鄂就運出了90000噸錫；由摩洛哥運出的貨物共有十萬噸。——原注

[42] 其中包括比斯開礦業的經理薩瓦拉（Zabala）。——原注

[43] 伯恩哈特關於蒙塔尼亞項目的報告，1937年11月4日。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44] 蒙塔尼亞公司（Monta?a S.A.）是西摩公司的分公司，專門投資採礦業務，1937年開始營業。——中譯者注

[45] 尼古拉斯·弗朗哥·巴蒙德（Nicolás FranconBahamonde ，1891年7月1日——1977年4月15日），法西斯獨裁者弗蘭西斯科·弗朗哥的哥哥，在內戰期間曾擔任弗朗哥政權駐義大利和葡萄牙的大使。——中譯者注

[46] 真正的政府在兩個月後成立了。——原注

[47] 請參閱馮·施托勒爾在11月27日的報告。——原注

[4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擔任德國駐馬德里大使館一秘，由於涉嫌參加反對羅馬諾內斯伯爵的陰謀，而被調離。——原注

[49]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原注

[50] 這五家公司是：托洛薩（Tolosa）的阿拉拉爾採礦控股公司（LanCompa?ía de Explotaciones Mineras Aralar）；奧倫塞（Orense）的加利西亞礦山開發公司（LanCompa?a Explotadora de Minas Montes de Galicia）；比戈（Vigo）的桑塔特克拉礦業研究與開採控股公司（La Sociedad anónima de Estudios y Explotaciones Mineras Santa Tecla）；薩拉曼卡的格雷多斯礦山公司（La Compa?ía de Minas Sierra de Gredos SA）；塞維利亞的蘇爾礦山公司（LanCompa?ía Minera Monta?as del Sur）。——原注

[51] 新星公司（Nova S.A.）是西摩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分公司，它壟斷了德國的通信設備與運輸設備的銷售業務，由ROWAK出口到西班牙的武器也由它負責銷售。——中譯者注

[52] 1939年5月，戈林準備出訪西班牙，與弗朗哥舉行會晤，由於西班牙與德國關係出現了一系列困難，戈林最後沒有成行，伯恩哈特因此被德國政府召回國內。——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