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來自晝夜廚房與愛，卻囿於江河山川以及湖海

邁入二十四歲的門檻時，胡林翼似乎已經得到人生所能賜予生命個體的一切。該年，他高中進士，並授庶吉士，進入翰林館任編修，晉身帝國知識分子的巔峰階層。而在五年前，十九歲的他已經迎娶了時任兩江總督陶澍的千金愛女陶靜娟，並得到岳父的欣賞乃至寵溺。在那些浪跡舊都南京的歲月里，和所有荷爾蒙旺盛的男青年一樣，他流連秦淮河邊的一座座秦樓楚館，樂而不歸，期盼著在某個轉角遇到自己的瑪格麗特小姐與李香君，渾然不顧嬌妻在家中苦苦候門，公務文書如雪片般堆滿堂後的書案，傳遞著衰朽帝國「架子雖沒很倒，內囊也盡上來了」的警訊。

但胡林翼最終沒有成為十九世紀的王全安，因為岳父兼上司陶澍以驚人的口吻，寬恕了他的惡行。從空中俯視歷史長河，那與其說是度量，不如說是老官僚對人事的出色洞察力。他說：「潤之之才，他日勤勞將十倍於我，後此將無暇行樂，此時姑縱之。」陶澍看到了一種事實：每個人來到世上，都有自己要肩負的那一份歷史責任，有人來勢洶洶，挾帶山海，卻最終將沉浸於廚房與愛的漫長懷抱。另一種人則天生要以山川江河為最後的歸宿，即使反覆在夢中尋覓上蔡與南樓的晝夜冷暖，所有努力也終將歸於徒勞。胡林翼顯然屬於後一種人，和多年後在祁門大營內動輒一覺睡到日上三竿的青年李鴻章一樣，冥冥中的存在給他們開了玩笑，令他們用一生的辛勞與寂寞去償還年輕時代的片刻慵懶與燦爛。

如果知道日後李鴻章將會承受多少國運繫於一肩的不眠之夜，曾國藩可能會後悔自己每天按時將這個聰明但懶惰的幕僚從被窩裡早早拖起，而不效仿陶澍對胡林翼那樣，給年輕人們沉溺於晝夜廚房與愛的機會。無論如何，出現在他的視野里時，胡林翼已經是成熟、沉穩的成年人，是他在東南戰場值得依賴的同僚與臂助。在殘酷慘烈的安慶攻防戰中，胡林翼一直致力於調和爛成蜂窩的湖北官場，並積極向安徽戰線轉運後勤資源。他最後在這一過程中耗盡自己最後的生命之火，未及戰終，便嘔血死於武昌湖北巡撫任上。

僅在安慶戰役中，即使以最保守尺度估計，滿清與太平天國，雙方非正常死亡的軍人與非武裝人員的數量也達到數萬之眾。在銀河系超然的觀測者看來，那隻不過是獵戶座小旋臂一隅的蝸角之爭，但對於傳遞決定的個體來說，那意味著以無數生命為賭注的天平，以及個人的肩膀無法承擔的沉重責任。我無意對任何一方加以歌頌，事實上我發自內心地厭惡這一切的一切，即使沉湎於故紙堆的歷史學家們已經對戰爭的性質爭論了很久。但有一點是我們可以確信無疑的：無論胡林翼們在歷史上留下的行為是對秩序的維護，對邪惡的鞭笞與肅清，抑或對現代化的阻撓，對腐朽的強行延續，那些都不是當事人可以在先驗意義上決定，並加以主動追逐或規避的範疇。山川江海以凝固的形態出現在後人面前時，它們氣勢磅礴，奪人心扉，但個人縱使能在操作層面上指揮千軍萬馬，也只不過是受數百年來積沙成塔的社會觀念與經濟形態滋養而形成的一滴水，或者一顆石子，僅此而已。廣西鄉間的窮山惡水中不會走出胡林翼李鴻章，正如北京的翰林院里不可能存在陳玉成石達開，這一切都在遙遠的時間線上早已被註定。

湘軍從湖南出師時，曾國藩在檄文中將矛盾焦點集中在太平軍的宗教形態上，他試圖以此喚醒漢族基層自治組織保衛文明的意識，從而徹底動員隱藏在廣袤領土中的力量。在這裡，歷史再次戲弄了自作聰明的螻蟻們，但我相信他們並非故意遺忘，數百年前，他們所援護翼衛的政權正是以殺戮者的身份出現在漢族文明面前。只是，當昨天一旦成為昨天時，它便從能把握的實體坍縮隱沒為模糊的光點，人們在今天勉力伸出雙手，想要接近它們，卻僅僅勉強觸摸到光芒能照耀到的邊界。對昨天實際發生的情況，人們事實上一無所知。

而且，正像《1973年的彈子球》里所說的一樣：「此刻？那也只不過是與我們擦肩而過罷了。」

數百年前，在年輕的胡林翼浪遊濫情，流連忘返的金陵，復社的成員們正站在最後一個漢人王朝的末尾上守望，飲酒，作詩，結社，沉浸於他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正是他們奠定了秦淮風流的底子，胡林翼之輩不過跟在後面沾光撿瓜落而已。作為在明末政治上想有所作為，而又最終只能被無奈邊緣化的文學組織，陪都金陵極度符合這一團社的氣質。因此，復社的活動常以金陵為核心，同時輻射吳中區域，乃至遠及北方的京師。

正是在這些地方，人們迷失於短暫的晝夜之交，試圖擁抱某種永恆的寧靜與和平，尚未察覺到這些短暫的宴樂在數年後就會像彼岸的綠燈一樣一去杳然，渺無蹤影。而今天把酒言歡，討論文學與音律的年輕人們將各自收拾行囊，融入為自己準備的那條河川，消失在歷史的海平線處。有人出仕新朝，大搖大擺留起金錢鼠尾；有人經過反覆的流亡，最終走向無法逃避的絞索與鬼頭刀；有人隱匿山林，留下幾篇斷簡殘碑，成為後人尋章摘句消磨時間的材料。但無論林中那條路的終點最終指向何方，人們已經在分岔口為他們準備好了各式各樣的標籤，「清談誤國」「大節無虧」「黨同伐異」，林林總總，不一而同。總而言之，評判標準已經變成了他們所代表的群體，變成了整條河川的流向，而非生命個體本身。我們似乎無法對這種態度多加指責，畢竟既然走出廚房與愛的狹小天地，選擇被更廣大的存在所禁錮，則必將同時承受外部世界的評判標準，那是嚴苛，冷峻，有時盲目的，但最終，它們將以相對穩固的形式凝結在個體的碑文上，我們通常將它們統一稱為汗青。

當然會有人以汗青之外的形式被留存下來，傳諸後世。桃色事件的當事人們在這一點上具備先天優勢，他們的故事成為話本唱詞，在人們的口耳中流傳，從而得以保留早年生活的一隅，令我們看到他們在囿於江海之前生活的斑駁剪影。悲哀之處在於，這種剪影終究無法脫離江海的流向而單獨存在，個體一旦投入社會洪流的懷抱，就將註定被禁錮在一種價值體系下接受審視。《桃花扇》中的侯方域便是最俗套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孔尚任原作中，他與李香君出家修道，了此殘生。在近代救亡時期，歐陽予倩重寫劇本時，則放大他應清朝鄉試的歷史事實，設計李香君斥責他仕二主的情節，以此譏諷汪兆銘以下的南京政府。

我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上怒斥侯方域順治八年應鄉試的行為。南明朝廷已遠遁南澳，昔年交遊的僚友風流星散，雖然自己該年僅三十四歲，但該跌的跟頭全都跌過，不該踏入的漩渦一個也沒有失約，在無望的未來前垂首放棄，對於個體來說，本來是人之常情。但無論斥責他也好，辯解他是從政治遺民轉化為文化遺民也罷，總歸是把他劃歸到一類人中去討論問題。這樣的評判或許嚴苛，他可以叫苦，可以稱委屈，但這終究是他應該得到的，因為個體一旦選擇匯入歷史長河，便默認簽下魔鬼的契約。籍籍無名換來安穩，要在史冊上留下事迹，就必須承受庸人不能承受的評判——無非是如此。

在短暫生命的盡頭，侯方域意識到這點，他已不是復社時期的少年，需要接受歷史的審判。他寫下表達懺悔的文章，又殷殷懷念金陵時代的好友方以智。厚道的後者從遠方為侯方域寄來禦寒的衣物，候則終日把這些衣物穿在身上，並禁止家人洗滌，似乎憑藉此舉可以維繫與往日的微弱聯繫一般。但終究他們是都回不去了。

方以智本人也同侯方域、冒辟疆、陳貞慧一同身在金陵四公子之列，但同剩餘幾人相比，他顯得聲名不彰，大概因為缺乏和南京漂亮女孩的糾葛經歷。事實上，在茫茫明末遺民中，無論是思想還是身體上走出的距離，他都堪稱此中佼佼者。這大概和一般觀念對於南京復社的看法有關。不如雲間的幾社那樣，盛產陳子龍、夏允彝這樣慷慨悲歌的壯士，也不如吳中浙東的復社分舵那樣，哺育出黃宗羲、顧炎武這樣的思想巨子，作為復社核心，金陵的地位一向尷尬。人們容易對活動中心在金陵的復社成員有軟弱、沉湎虛幻的刻板印象，縱然方以智最後在文天祥被俘的惶恐灘頭投水自殺，用沉甸甸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

不僅在大眾視野中，一生坦蕩的方以智僅僅成為「四公子」中的模糊背影，成為金陵「隔江猶唱後庭花」群體中的平庸一員，即使在當時，他也被群體刻板印象的枷鎖所束縛。崇禎十七年，他脫離李自成控制下的北京，千方百計流亡南下，意圖在弘光朝廷有所作為，但在闊別已久的南京，等待他的卻是殘酷的審查、甄別與閉門羹。個人心志本身在這裡無關緊要，即使方以智本人無意黨爭，但在政治世界中，決定性因素是個體身上的標籤，而非個體本身。不是復社東林就是馬士英阮大鋮，不是從賊就是忠臣，並無中間道路可以苟且。這與其說是方以智一人的悲劇，不如說是生命個體的悲劇：在享受江河湖海庇護的同時，也必須放棄個人的意志，而與龐大的存在共始終，共同承受它的榮耀與失落。

處於這樣的境地下，方以智顯然無比懷念自己回不去的年輕時代。他寫《獨往》，在其中拿離群孤雁做比喻，說：「死生容易事，所痛為知音」。抵達南京後，他因為被強加在北京的「從賊」劣跡，先是受夾刑兩次，就職不久後又遭迫害，被弘光皇帝下詔逮捕。他不得已逃亡，經浙閩而轉入兩廣，隱姓埋名，過著倉惶饑寒的生活。最後的沉江自殺，對他來說更像是一種極度疲累之後的解脫，辛勞之後的休憩。

和小布爾喬亞氣質濃重的復社群體不同，作為南明冷硬派士大夫的代表，黃道周看待生死的態度是冷峻的，在受刑就義前，他在絕命箋中對家人寫：「有隕自天，捨命不渝」。年輕時，他也曾去過金陵，但那裡的氣氛和他格格不入。當地接待者請來聞名遐邇的秦淮名妓顧媚作陪，但黃目不直視，和衣而卧，讓顧媚由衷欽服他的正派。但即使是這樣意志剛強、精力旺盛的存在，也會有某種頓悟與痛悔的時刻。在為被崇禎定案處死的至交好友鄭鄤寫墓志銘時，他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這件事上已經犯了無可挽回的重大錯誤。之前，他曾上奏疏為下獄的鄭鄤鳴冤，自以為以自己正派的作風，會對輿論起到積極作用。但他的舉動客觀效果是加速了鄭鄤的死亡，因為崇禎對臣下結黨的氣息一向敏感到極致，溫體仁、楊嗣昌之輩則將鄭鄤看成在黨爭中攻擊黃道周本人的工具，反而將鄭鄤擺到漩渦的中心。多年後，黃道周因此而痛悔，在鄭鄤的墓志銘中字字沉痛地寫道：「殺余者遂欲先殺峚陽以成其事，己卯八月之故，余心欲解之，不意其速之也。」

青年時期，黃道周和鄭鄤在毗陵交遊，另一位同游者便是著名的徐霞客。崇禎三年，黃守孝期滿，在上京路程中路過毗陵，拜訪鄭鄤。此時，由於魏忠賢的倒台，他們心情愉快，幼稚地以為前方是廣袤無垠的山川湖海，卻渾然不知喪鐘終將為自己而鳴。黃離開毗陵後，徐霞客後腳抵達毗陵，聽鄭鄤說黃道周幾天前剛離開後，又急匆匆雇船，沿水路去追黃道周，兩人在丹陽相會，「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雖然酒精暫時讓人忘記現實，但第二天在舟中醒來後，徐霞客將會留在屬於自己的廚房與愛里，黃道周則將踏上另外一片未知的旅程——那是一個獨善其身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冷暗世界。

雖然被清廷殺害時官至隆武小朝廷的兵部尚書，但黃道周和復社的那群文學青年一樣，骨子裡就無法熟悉廟堂的遊戲規則。在鄭鄤事件上，他的處理方式極度直接，也同樣極度幼稚。在他自己心裡，為鄭鄤辯護完全出於多年交往的友情構成的充足了解，相信鄭鄤不會如政敵構陷的那樣不忠不孝，但一放到檯面上，這樣的行為就立即構成了朋黨的罪名。在朝廷的角度，一面禁止臣下私相互通聲息的行為，一面縱容真正的朋黨，讓後者將「朋黨」作為打人的棍子，把正常的個人關係拉到渾濁的政治角斗場中，大家和光同塵，那麼相對正直的存在必定要吃苦頭。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崇高的名義下暗涌的一種必然的邏輯，是個體無法走出的時代迷宮。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左翼知識分子蕭軍陷於類似的困境之中。由於對王實味的辯護，他也被拉入被批判的行列，遭到冷遇。這年年初，蕭紅已在香港去世。沒有材料顯示蕭軍有激烈的感情波動，倒是蕭軍的現任妻子王德芬痛哭一場。但對蕭軍來說，這不是當下最緊要的話題，適應延安的氣候，對他來說是舉步維艱的任務。據他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他曾多次和毛談到延安知識界的宗派問題，上海左聯時期的爭鬥部分在延安得到延續，這讓他感到困惑。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世界上並無烏托邦存在。所以，在一個唱著肅清宗派調門的環境下，沒有宗派可能意味著更大的危險，正如他在延安與之後的東北遭遇的一樣。

和他小說中的很多形象一樣，蕭軍天生是個流亡者，永遠在尋求其歸宿之地。左翼文藝革命是讓他能施展才華的天地，卻又反過來束縛住了他。歷史的安排自有其玄妙之處。在黃道周、方以智們生活的年代，來自東北的入關者讓江南的文學青年們四處流亡，居無定所，擔憂著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與流離。而在屬於蕭軍的啟蒙救亡二重奏年代中，一切反了過來，他與他代表的東北流亡作家群體倉惶入關，紛紛輾轉到滬上，尋求心中燈塔魯迅的提攜與庇護。駱賓基、端木蕻良以下的東北作家群都曾得到過魯迅的幫助，而最受他青睞的仍屬蕭紅、蕭軍這對情侶。

在延安，魯迅的重視成為蕭軍最寶貴的政治資本之一。他選擇在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會上挑起和丁玲的衝突，很難說這其中沒有某種「這裡是我的主場」般自矜自得的心態。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已經身處完全不同的空間里。延安鬥爭的殘酷性不再是上海的咖啡廳和哈爾濱的商市街可以相提並論的，正如蕭軍也不再是那個蕭紅筆下「受凍受餓的犬」一般，卻擁有愛情與年輕的心理，從口袋掏出二十元票子，和蕭紅一起喜笑顏開的年輕人了。

婁燁在接受訪談時曾說，愛情是世界這棵樹木上的一片葉子，看到了葉子上的紋理，就看到了整個世界。從對待蕭紅的態度上看，蕭軍對左翼革命的投身與沉浮其間的命運已可見其一斑。在這段關係中，他對蕭紅始終有不切實際的指望與幻想，這種幻想就像他從城市流民的角度出發，對本土化左翼革命的幻想一樣滑稽可笑。八十年代寫回憶蕭紅的文章時，他再次把魯迅的話搬出來，給自己在感情中的不忠誠做背書，說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無妻性，譏諷蕭紅之意溢於紙面。一方面期望蕭紅做個新女性，「會超過於普通女人那樣的範圍」，另一方面卻以「妻性」這樣封建語系下的辭彙去規束蕭紅，潛台詞無非是希望她寬恕自己在感情中的不忠誠。很遺憾，這正是上世紀舊式大家庭出身的激進主義者身上共存的局限性。他們錯誤地將激進思潮等同於解放自身慾望的一把萬能鑰匙，卻沒有意識到當革命制度化、組織化時，這些事物也會反過來成為枷鎖。如果無法看見革命觀念與革命實踐間巨大的鴻溝，無法正確丈量自己在社會洪流中的正確定位和核心價值，那麼最後的結局無非是像橫渡海峽的年輕人一樣驕傲地滅亡，概無例外。

當然，我始終願意相信蕭軍是具有樸素正義感，甚至出色洞察力的人。在「講話」出台前後，他已經對延安文學與政治互動的生態有了準確的體察，除了丁玲、艾青這樣的極少數天資聰穎的異類，這已經領先了絕大多數懵懵懂懂的同輩人。在沒有任何利害衝突的情況下聲援王實味，出言反對對他的無限上綱式迫害，也是相當閃耀的生命剪影。但蕭軍乃至蕭紅最深刻的弱點也蘊藏在這樣的善良背後：這是一種建立在自我意識上，缺乏共情能力作為長期支撐的善良。他們早早把自己當成薪柴與水花，投入燎原的火海與拍岸的浪潮中，卻在這一過程中丟失了某些更寶貴的存在，那些作為年輕的寫作者更應該珍視的，在晝夜間，廚房裡共度的片段。

晚至八十年代，蕭軍依然在回憶錄里耿耿於懷蕭紅的軟弱，說後者在日本被蚊子叮了一個包，都要寫信來抱怨一番，令他無法理解。共情能力差到這種程度，簡直令旁觀者不可理喻。這一特點在蕭紅身上表現的更為悖謬，理論上說，作為文學才華還要勝過蕭軍的職業作家，她應該是共情能力極為出類拔萃的人。鄉土小說中的牛馬尚且被她以極度溫柔的眼光相待，少年時期門前的一條小黑狗也出現在她多年後的散文里，被她殷切地回望。而正是同樣一個蕭紅，卻對連續兩任親生孩子表現出令人咋舌的冷酷。那的確有複雜的原因，包括個人健康與社會影響。我們不可能直接指責蕭紅是涼薄虛偽的人，只能遺憾地說，那也許是那一代人的共同宿命：還未體驗過晝夜廚房與愛的充分滋養，就要匆匆踏上山川湖海的未知明天，用有限的經驗去處理複雜的世界。那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正如救亡壓倒啟蒙，黨爭取代游宴一樣，美好的事物總宿命般消逝，少年最終要面對黑鐵世界的遊戲規則。在這樣的演進中，個人的生命可能受到不可逆的傷害或磨難，但藉由他們在浪潮中扮演的特定角色，整體歷史總能前進微弱的一小步，從而最終匯成後人看到的洪流。

但大部分人終將站在原地，目送他們遠去。無論是在八大胡同里浪跡不歸，終將有一天死於軍務勞累的新晉翰林；還是在秦淮河邊觥籌交錯，評詩論文，即將被歷史沖刷到天涯海角，廟堂刑場的文學青年們；亦或在哈爾濱劣質旅館角落裡狼吞虎咽地吃著黑麵包，總有一天會背叛對方，又各自在文學史上寫下名字的年輕情侶。走出共度的那些晝夜廚房與愛後，他們終有一天會在厚重的史冊里再次相見。當然，那中間要跨過無數的江河、山川，以及湖海。那是一條漫長，無法回頭的道路，但在他們看不到的身後，終將有人為他們祝福。

Farewell, wish you guys the best of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