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長宜放眼量」 - 東亞玉文化的起源地在哪裡？（上）
對一種石頭的這種廣泛、持久、深沉的情結是一種很獨特的精神文化現象，它的邏輯之源還是個尚待解決的謎團。如果永遠止步於「石之美者」之類的膚淺認識，不僅曲解了玉石的原始宗教含義，也看低了先民們的精神境界。如果祖先在天有靈，我們安能無愧？
破解這個從萬年前延續至今的謎團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挖掘和綜合多方面的線索。在此文中就讓我們先從玉崇拜在地理上的源頭說起。
從地下考古實據來看，中國境內的玉器文化遺存，以東北地區為最早，早至距今9000年前。雖然河姆渡文化（6000-7000年前）遺址也曾一度傳出發現「玉器」，但經正式鑒定均為葉臘石、絹雲母、高嶺石等軟質礦物[2]，並非現代礦物學上的玉石，也不是古代傳統概念下的玉石（包含蛇紋石-岫岩玉之一種）。並且除了製作非常粗糙之外，這些器物皆為裝飾品，並無玉崇拜觀念的載體-玉禮器。
細考東北地區的史前玉器，更見愈北愈早的趨勢。遼西紅山已臻精緻的玉文化距今6500~5000年，而吉林農安左家山出土的玉器距今7000~6500年，吉林鎮賚縣聚寶山玉器距今7500年左右[3]。內蒙古東部的興隆窪文化玉器距今8000~7000年。黑龍江省出土史前玉器的地點多達26處（截止2001年），其中較早的是饒河縣小南山、慶安縣蓮花泡、延壽縣火燒嘴子山、依安縣烏裕爾河大橋、尚志縣亞布力等遺址，考古學家曾根據出土地層關係和伴出陶器特徵判斷其年代皆在距今8000~7000年[4]，但新近出爐的饒河縣小南山的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其古老程度仍然被低估了，小南山玉器的真實年代在距今9100~8500年之間[5]。此前孫守道曾根據8000年前興隆窪玉器已然成組配套和較精緻圓熟的製作水平認為其遠非原初階段的產品，從而推斷東北地區的玉器應該有上萬年的發展歷史[6]，可以說是有預見性的。
東北內部不同地域玉器類別的差異也凸顯了玉文化循序漸進的演化路徑。黑龍江和吉林玉器是三大類共存的局面：
1. 大型工具或兵器（斧、錛、刀）。
2. 玉裝飾品（管、珠）。3. 玉禮器（璧、瓚）。距今7000年以上的吉黑兩省古玉器中，禮器的比重較小，工具類最多。而距今6000-5000年的遼西玉器則是以玉禮器為主，工具類的玉斧、玉錛不多見而且小型化，這個差別體現了由玉質實用工具到玉禮器的演變。從最重要的玉禮器--玉璧來看，其由北向南的傳播脈絡非常清晰。內蒙古東南部的興隆窪文化沒有玉璧，遼西地區紅山文化之前的趙寶溝文化也沒有，中國境內的玉璧最早出現在約9000年前的黑龍江小南山墓葬中，形狀呈不規整的圓形，中間穿孔，外緣和內緣都磨薄，所以璧的剖斷面呈柳葉形，這是東北早期玉璧的共同特點，在這個區域里玉璧的另一個特點是多呈「方形圓角」的輪廓。吉林鎮賚縣聚寶山出土的玉璧距今7500年左右，有類似的特徵。約6000年前同樣特徵的玉璧才出現在遼西紅山文化中。約5000-4000年前，它的演變型--正圓形玉璧廣泛出現於良渚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中，成為後繼的夏商周三代乃至後世的玉璧之濫觴。
南西伯利亞-尤其是貝加爾湖周邊地區的-石器時代考古學遺存非常豐富。在這個地區，玉璧乃至玉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至少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並且在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再到青銅和鐵器時代的兩三萬年的時間裡一脈相承綿延不絕，前蘇聯和俄羅斯學者在從19世紀末至今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在這裡發現了大量玉器。正如楊伯達所說，國內學者不能夠再對這些研究成果「熟視無睹或將其束之高閣而不加一顧」了[7]。
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出土古代玉器的地點分布圖[8]
上圖是俄羅斯考古學家科米薩洛夫（Komissarov）製作的一張從19世紀末至今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現玉器的地點分布圖[8]。遺憾的是它並不完全，科氏在披露這張圖的同一篇文章里還提到了另一處發現玉器的舊石器時代遺址Malaya Syya就(竟然)沒有包括在內。筆者只好以藍色圓點和文字補上。在這張圖裡，位於西伯利亞西部的遺址屬於青銅時代，年代較晚，可以忽略。年代較早的基本都位於葉尼塞河以東（含該河流域）的西伯利亞中部和東部地區。紅色箭頭所指的是三個年代最早的玉器發現地，分別是中石器時代的Ust-Belaya和同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馬爾塔-布列契和Malaya Syya。
貝加爾湖西南方的馬爾塔（Mal』ta）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其文化層年代在距今兩萬三千年左右。在1928-1958年之間長達30年的發掘過程中，不僅出土了近三萬件動物化石，還發現了一萬多件石器，五百多件猛獁象牙和骨角器，其中包括26件象牙制婦女小雕像（或稱女神像），堪稱舊石器時代的藝術品寶庫。
在馬爾塔遺址長長的出土藝術品清單里，有一類引起我們中國人很大的興趣，那就是如上圖所示的第III大類，前蘇聯考古學家將這類物品描述為：「中間穿孔的圓碟狀物(disc)，表面打磨過，由閃玉或者蛇紋玉製成」[9]。
閃玉（nephrite）又稱「軟玉」（但其莫氏硬度也在6以上，比一般石頭的硬度還高），它和輝玉（jadeite，也稱硬玉）共同構成礦物學上的真玉類礦物。蛇紋玉（serpentine）雖然在礦物成分上不屬於真玉，但其外觀與閃玉極難區分，即使是礦物專家也無法單憑肉眼和放大鏡區分它們，只有藉助顯微結構分析手段才可以。所以在文化傳統上蛇紋玉是包含在中國古代的玉石範疇之內的。
馬爾塔遺址出土的這類物品統統被前蘇聯學者歸類為「藝術品」。以中國人的眼光看，它們無論從材質還是形制上看，都毫無疑問是玉璧。可惜的是蘇聯文獻中沒有給出圖示。這些玉璧的年代是距今約兩萬三千年，比中國境內最早的玉璧還要早得多。所以鄧聰、楊伯達、郭大順等學者一直呼籲關注南西伯利亞的史前玉器研究，並倡導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
馬爾塔的玉璧並不是孤例，在它北面12公里的地方，由前蘇聯西伯利亞考古學之父奧克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1930年主持挖掘的布列契（Buret）遺址也發現了由閃玉和蛇紋玉製作的「中心穿孔的圓碟（disc）」。保存於列寧格勒的布列契出土文物在二戰中遭遇較大的損失，目前只有蛇紋玉製作的那件尚存。
玉璧的形制體現的是亞洲先民的原始宗教觀念。薩滿教世界觀中，天分為很多層，各層之間由一個天孔相聯通。中國古人相信天有九重，與此有著共同的源頭。《周禮-大宗伯》：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人所共知，玉璧與中國古人對天的崇拜有關。但到底是怎樣關聯的，如果不點明中國的原始宗教與薩滿教的共同底層，就無法說得清楚。
馬爾塔遺址還出土一件非常著名的舊石器時代文物。它是一塊由猛獁象牙製成的長方形版，上圖中所示是它的正反兩面。據筆者之見，它也與馬爾塔先民對天的崇拜有關。它的一面刻有向心螺旋紋，螺旋中心是一個通透圓孔。另一面橫亘了三條彎曲帶狀物，根據其膨脹的頭部前蘇聯學者認為表現的是眼鏡蛇，並為眼鏡蛇出現在寒帶地區感到困惑。其實這種神秘的蛇未必是真實的生物，可能只是先民對某種天象的想像產物。
在薩滿教的神話中蛇擁有很高的地位，他們認為最初的各層天是不聯通的，是蛇穿洞打通了各層天。蛇是薩滿教中的通天之神。據馮恩學在新西伯利亞博物館所見，其收藏的數十件薩滿作法時所穿服飾上都披掛大量的皮條，有的神鼓上也有。據講解人員介紹不同顏色和粗細的皮條都代表不同的蛇。新石器時代在東起遼西、西到甘青、南起長城、北到外貝加爾的廣大地區內盛行一時的蛇紋陶鬲也是這一崇蛇觀念的一個物化形式[10]。從馬爾塔這件文物來看，東亞神秘的蛇崇拜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兩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
馬爾塔的這件中心穿孔的雕蛇象牙版，無疑也是天崇拜的表現。它與馬爾塔的玉璧都承載著相同的意識形態。除了材質不同，它們的宗教含義完全相同。它方形圓角的輪廓也與新石器時代早期黑龍江和貝加爾湖地區玉璧的輪廓相同。而進入歷史時代之後中國玉璧上常常出現的龍紋，與馬爾塔這件象牙版上的蛇紋可謂異曲同工。
馬爾塔出土的雛形狀態的牙璧
南西伯利亞的玉璧還有另外一個種類，馬爾塔也出土了一件。如上圖所示是它的正反面，夾在中間的是剖面圖。它呈近似三角形，表面精細打磨過，中間鑽孔，三個角呈現旋轉的形態，質地是深綠色蛇紋玉。
Malaya Syya 出土的雛形狀態的牙璧
在葉尼塞河岸邊的舊石器時代遺址Malaya Syya也發現一件類似玉器，是距今三萬四千年前的遺物。質地是淡綠色蛇紋玉，中間穿孔[8]。它的正反兩面如上圖所示。科米薩洛夫認為它是「孕婦雕像」，但另一位蘇聯考古學家拉里謝夫（Larichev）不同意，他注意到它的邊緣上有43道鋸齒刻痕，並據此認為這是與星象日曆有關的工具。但中國人都不難看出它們與中國上古和先秦時代的牙璧（又稱「玉璇璣」）的緊密關聯。下圖是中國出土的兩件史前牙璧。
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牙璧
陶寺牙璧
玉質、中心穿孔、圍繞圓孔的「三牙」或者「兩牙」呈現旋轉的形態。在這些特點上，南西伯利亞的這兩件玉器與中國牙璧完全一樣，但它們都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物，比中國史前牙璧要早至少一萬八千年以上。它們的輪廓更加簡樸和粗放，但所體現的精神內涵卻與中國牙璧是一致的。依筆者之見，馬爾塔和Malaya Syya發現的這兩件玉器應當是後世中國牙璧（玉璇璣）的原始形態。它們與玉璧一樣，都與古代亞洲北部的人民對天的崇拜有關。
在南西伯利亞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之後，其玉器文化有了更大的發展。
（待續）[1] 鄧聰， 蒙古人種與玉器文化，《東亞玉器》，1998.
[2] 聞廣，《中國古玉地質考古學研究的續進展》，《故宮學術季刊》，1993年11月。
[3] 劉國祥，吉林史前玉器試探，《北方文物》，2001年第四期。
[4] 劉國祥，黑龍江史前玉器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2000 年第 1 期
[5]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發掘獲新收穫， 《中國文物報》2016年6月17日，轉載於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發掘獲新收穫
[6] 孫守道：《中國史前東北玉文化試論》，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中文大學，1998
[7] 楊伯達，珣玗琪考， 《北方文物》 2002年第二期。
[8] Sergei A. Komissarov, The Ancient Jades of Asia in the Light of Investigations by the Russian Archaeologists. In East Asian Jade: Symbol of Excellence (《東亞玉器》),1998.
[9] A. P. Derevanko, et.al.,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p.133-134.
[10] 馮恩學,《青銅時代到早期鐵器時代長城地帶對外貝加爾地區的文化影響》，《邊疆考古研究》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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