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阿列克謝.列昂諾夫少將

　　星城，莫斯科，2003

　　自人類出現以來，月球就是所有文明的幻想之源。所有的文化中都有關於我們這位宇宙近鄰的傳說。古希臘人認為月球是靈魂的中轉站，靈魂們在這裡稍事休息之後就向群星之間的天國進發。北歐的獵人們認為月球是一個尋找水源時迷了路再也回不來的姑娘。太平洋上的島民相信月球是仙女手中正在編織的船帆，她將揚起這面白帆橫越天際。

　　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看著月球，相信在那銀色的表面有一位騎手正在馳騁。多年以後我開始深入研究月球，學習區分環形山與月海，了解到了許多神秘而美麗的名字：夢湖，凋沼，虹灣，等等。

　　為了月球任務而接受訓練的這些年裡，我一直關注著月球，以及能帶我登上月球的途徑。但是當我第一次進入太空的時候真正令我感到喜悅與敬畏的卻是我們的這顆行星。從如此遙遠的距離觀看這顆蔚藍色的球體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時空觀。

　　大多數人只是單純地相信地球是圓的，而我卻親眼見過。我親眼見過覆蓋著這顆星球的大氣層是多麼稀薄，就是這薄薄的一層保護著我們不受紫外線與隕石的傷害。這些經歷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將我送進太空的推手是兩大強權、兩大理念之間的競爭。但是當我在太空中第一次回望地球時我就強烈地意識到，人類屬於同一種族，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

　　在70年代中期的阿波羅-聯盟任務之後，國際形勢又一次呈現了東西對峙的嚴峻格局。里根在1980年就任美國總統時稱蘇聯為「邪惡帝國」。兩國之間通過聯合太空項目締結的戰友之情眼看著就消失了。

　　勃列日涅夫的繼任者尤里.安德羅波夫對於世界形勢轉換的趨勢以及我國需要做出的相應改變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倡議凍結核軍火庫，並首次在蘇聯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如果他能早點當選，我們的國家一定早就向正確的方向前進了。但是他年事已高，執政不到兩年就去世了。

　　直到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3月當選蘇共總書記時，美蘇關係才開始真正解凍。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最大貢獻是改善了蘇聯與世界的關係，他也將因此而受人懷念。但是在蘇共政權最後的日子裡，他一手摧毀了我國的經濟，為蘇聯的最終解體鋪平了道路。那些我們原有社會體系中的長處——例如高質量的免費教育和醫療系統以及廉價的公共設施——也一併遭到了破壞。

　　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太空項目並不熱衷。在他的領導下政府對於太空項目的態度也開始惡化起來。這和他的前任安德羅波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這裡沒有算上康斯坦丁.契爾年科，他在1984-85年的短暫任期內沒有為我們的國家做什麼實事。但是安德羅波夫是太空項目的熱情支持者。他曾經鼓勵過我創辦的太空探索者聯盟的成員們，讓他們大膽與其他國家的同行們進行接觸，「這種事不用一味等待政府。」他曾這麼說過。但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太空項目的處境急轉直下。

　　我認為這並非因為戈爾巴喬夫對太空項目不感興趣或者抱有反感態度。他接見航天員時的態度總是十分彬彬有禮。但是很顯然各種國家大事佔用了他的全部精力。我想他的妻子萊莎對這種態度上的改變負有一定責任。她對自己的丈夫很有影響力。儘管她在國外很受歡迎，但是在國內卻口碑極差，主要是因為她特別喜歡干預政府工作。

　　萊莎. 戈爾巴喬夫對航天員隊伍的態度一向十分冷淡。她似乎對我們受到的公眾關注十分嫉妒。她希望這份關注能轉移到她自己身上。比方說，她與瓦蓮京娜.捷列什科娃從來沒有建立過正式的聯繫，而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的妻子都將她視為自己的女兒。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儘管我們一直在強調太空項目的重要性，太空項目的經費還是一減再減。80年代初期我們開始製造暴雪號太空梭，我參與了設計工作。但是我們總共只在1988年執行了一次無人任務，然後項目就被戈爾巴喬夫砍掉了。

　　到了1990年5月葉利欽當選俄聯邦總統的時候，我們僅剩的太空項目就是1986年進入軌道的和平號空間站（Mir space station），嚴重縮水的禮炮-聯盟項目，以及一份僅僅落在紙面上的國際空間站計劃。

　　在阿波羅-聯盟項目之後，我繼續擔任著加加林航天員訓練中心的代理主管以及宇宙國際項目的主管。我逐漸地取消了一些早期航天員選拔時比較嚴苛的體能測試。比方說，我不再要求受試者在高溫密閉室里接受長時間隔離了，也不再要求他們接受離心機測試了，當年很多受試人員都在這項測試中失去了意識。

　　隨著時間推移，航天員選拔的標準也逐漸寬鬆了起來。但是既便如此這些標準依然十分嚴苛，很難找到合適人選。這些年裡的入選人員都沒有像我們那樣見識過二戰的殘酷環境，我管我們那批人叫做「戰爭之子」，和現在的入選人員不能同日而語。

　　1991年我開始與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奧列格. 巴克拉諾夫討論我正式接管加加林航天員訓練中心的事宜。但是這兩人在不久後針對葉利欽的政變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政變失敗後兩個人都進了監獄。事後不久我就接到了強制退伍以及剝奪航天員隊伍內一切職權的命令。

　　事先沒有人警告過我，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正常的內部原則。我向新任的空軍總司令要說法，他說目前是新時期，要啟用新人。我提醒他，不久前我過生日的時候他送來一份官方賀信，讚揚我為創建蘇聯航天員學校所做的貢獻。我感謝他肯定我的工作並強調自尤里.加加林犧牲後我就把培訓新人當成了我畢生的事業。

　　「如果您認為我不稱職，那這個決定我可以理解，」我說道。「不過這話您怕是說不出口吧。」

　　我知道，這完全是政治算計的結果，空談無益。

　　「再見吧，」我說。「我走了。」

　　我的背後被人捅了一刀。我感覺自己被人出賣了。我畢生的努力一夜之間就被人歸零了。航天員隊伍發動了反對這項決策的集體請願，但是於事無補。幾個月之後葉利欽辭去了蘇聯國家主席的職務，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焦頭爛額的葉利欽很明顯沒有多餘的精力來管我的事。

　　在蘇聯的舊體制下，權力過於集中，廣大群眾很難過上體面的生活。國家體製為人們的日常生活設置了諸多限制。在蘇聯的歷史上，我的同胞們為了國家做出了巨大犧牲，但是國家為他們做的卻很少。如果人民貧困，國家就不可能富強。

　　我通過出訪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深刻體會到了一黨制的局限性。但是我國一向有走極端的傳統。所以在新的權力結構建成時，我們得到的不是兩到三個反對黨，而是十幾個新生黨派，這麼多黨派既令人難以分辨也無法產生什麼好結果。

　　總的來說，我們向民主制度的過渡操之過急了。大多數人都沒有做好準備。這個過渡過程是極為痛苦的，西方國家摸索幾個世紀才取得的成果很顯然無法在一夜之間得到複製。

　　不過，幾乎就在一夜之間，眾多新興金融經濟組織就如同遍地開花一般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快其中相當一部分就開始向我提供相當有吸引力的工作機會。首先，一家私人科技公司邀請我去主管他們的太空項目。然後在1992年，由阿爾法銀行主辦的私人投資機構阿爾法資產基金會邀請我擔任主席，我後來擔任了副主席。這兩個組織里都充滿了與舊制度毫無瓜葛的年輕人，在這裡工作十分令人興奮。

　　進入私有機構對我提出了新的挑戰。我一生都習慣了自行解決問題，發揮主動，做出困難但必要的決定。這些技巧在私人領域也發揮了作用。

　　例如，基金會購買了大約200家大型企業，其中包括幾家主要的玻璃、水泥以及食品企業。這些公司的廠長經理們大多與我年齡相仿，而且十分不信任那些幫助他們克服困難重組企業從而向私有化過渡的年輕人。而我在領導太空項目的這些年裡已經習慣了與主要工業的領導們打交道。

　　不幸的是，我必須解僱掉相當一部分廠長與經理。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不愉快的經歷之一。但是我很高興能幫助一家企業扭虧為盈，尤其是那些在我們接手以前已經瀕臨破產邊緣，廠長經理只顧中飽私囊的的企業。很多人搞私有化純粹是為了給自己撈好處。腐敗橫行，黑幫火併要了許多人命。我們只要發現某家企業與黑社會有牽連，就會馬上收手。

　　儘管我在90年代初就離開了太空項目，我依然繼續著我在太空探索者聯盟內部的工作並且一直密切關注著我國在太空領域越來越受限制的進展。太空項目的頹勢是從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的，但是蘇聯的解體意味著中央撥款進一步遭到了削減。現在的項目主管手頭設施殘破不堪，很難吸引到私人資金。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就是和平號空間站項目。

　　按照一開始的計劃，和平號空間站的使用壽命只有5年。結果它在軌道上停留了15年，接待了來自15個國家的近100名宇航員與航天員，完成了20000多項科學實驗，謝爾蓋.阿夫傑耶夫（Sergei Avdeyev）在這裡創下了近748天的太空最長停留記錄。它為未來的國際合作與長期任務打下了基礎，這些任務將在目前在建中的國際空間站上進行。

　　但是和平號空間站的最後幾年實在是多災多難：碰撞，火災，有毒物質泄露和電腦崩潰。隨著人們對國際空間站的興趣與投入逐漸增加，和平號所得到的支持也越來越少。但是希望似乎一直還在，這座千瘡百孔的空間站似乎還有救。作為國際宇航員與航天員聯盟的發起人與聯合主席之一，我與其他幾位朋友在90年代後期給葉利欽總統寫了一封信，提出很多我們認為可以保住和平號太空站的建議。當時我們這些人說話多少還有點分量。但是最終維護和平號空間站的費用還是太高了，政府還是決定要銷毀它。當時最重要的議題已經成了如何能使空間站安全返回地球，不至於造成傷亡。

　　當我看著空間站的殘骸在2001年3月划過夜空墜落在太平洋的時候，感覺就好像一艘巨輪沉沒在了我面前。那景象實在可怕至極。

　　此前的挑戰者號事件也激起過我類似但更痛苦的反應，因為那次出了人命。如同許多人一樣，我滿心恐懼地看著電視上太空梭四分五裂墜落在地的畫面，乘員家人們明白過來以後的的尖叫與哭喊令我心碎。

　　此後人們開始對太空項目未來的發展方向展開激烈辯論。也是在2001年春末，加利福尼亞的富豪丹尼斯.蒂托（Denis Tito）在支付2000萬美金後乘坐聯盟飛船進入國際空間站並在那裡呆了6天。太空旅遊一直飽受批評，但就我看來，蒂托的行為很有積極意義。

　　蒂托的財富是他通過工作換來的，為什麼不能按照他自己喜歡的方式花掉呢？他在心理與生理兩方面都做了充分準備，他在太空中也沒有影響到其他乘員執行任務。他還為我們的太空項目注入了急需的資金。要是每年能有3個像蒂托這樣的遊客，保留和平號空間站根本不是問題。

　　我相信，業餘人士的太空之旅重新激發了公眾對宇宙的興趣。可惜的是，太空探索早期的公眾激情基本上已經消失了。或許未來的火星計劃能再一次使人們對人類力量的極致壯舉燃起激情之火。

　　遲早有一天，我相信人類將會認真著手尋找另一顆可供我們居住的星球，要麼是探索本能的驅使，要麼是受環境所迫。我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我們的星球依然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支持人類繼續發展許多世代。

　　金星環境過於惡劣。火星則較為涼爽，而且在火星表面已經發現了水，有水就意味著有氧氣，這為未來人類的居住帶來了可能。但是相比之下，還是月球更適合人類。

　　例如，月球表面的重力很小，對人體臟器例如心臟帶來的壓力也小。這使得月球很可能在未來成為極具價值的醫療基地。早在1967年我就參與設計了月球居住艙，這種艙室埋在月面以下，不受隕石的衝擊。

　　但是眼下能夠將這種規模的月球艙送往月球的強力火箭已經不存在了。美國人的土星5號火箭早已進入了博物館。我們的能源號助推火箭在完成了暴雪號太空梭唯一一次升空任務之後也被擱置了起來。

　　要實現這樣的月球探險，需要比目前任何有此類意向的單一國家都更為強大的資金支持。許多人相信這種級別的投資只有在人類面臨生死危機的時候才能實現。這也是好萊塢電影多年以來一直津津樂道的題材。我更傾向於關注較為迫切的未來，我相信我們有理由樂觀。例如，國際空間站所涉及的國際合作程度就很令人鼓舞。

　　我一直夢想著一座軌道太空站，中央是複雜的居住艙，四周圍繞著一圈其他艙室，宇航員與航天員們則騎乘著某種太空摩托往來於艙室之間。阿瑟.克拉克早在投身科幻小說創作之前很久就設想出了這種太空站。

　　克拉克在蘇聯有大量的書迷，1978年他訪問莫斯科時，我陪同他參觀了星城。幾年之後他出版了《2001太空漫遊》的續作，書中主要描寫了一艘飛船的旅程，這艘飛船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他還將這本書獻給了我以及知名不同政見者及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

　　這本書出版後不久，就在一份蘇聯青年雜誌上得到了連載。但是連載進行到一半就被突然取消了，然後我就被拖到了黨中央委員會的面前。

　　「你怎麼能鬧出這種事來？」他們質問道。而我還是一頭霧水。

　　「『阿列克謝.列昂諾夫號』飛船上的乘員中有蘇聯的異見份子。」他們說道。

　　「你們這幫人連阿瑟.克拉克小手指頭上的一片指甲都抵不上。」我厭惡地拂袖而去。

　　這種人的心胸之狹窄一直令我稱奇。破壞我們體制的諸多因素之一就是某些黨員的眼界低下以及對天才與創造力的不屑一顧。

　　回顧我的一生，我也有幾許遺憾。我遺憾自己的衰老，自然還遺憾自己沒能踏上月球。當我在夜晚拿起望遠鏡的時候，最能吸引我目光的總是那一輪銀盤。繪畫給我的一生都帶來了極大的樂趣，有時我會描繪太空中的景象，更多時候則是地球上的風景。許多國家都舉辦過我的畫展。

　　儘管我這一生成就很大，有時我依然在想我是否本有可能做得更多。但是每每在這種時候我都會想起尤里當年成為第一個從太空回望地球的人類之後寫下的一段話：「乘坐飛船環繞地球之後，我意識到了它有多美，我向人類呼籲，保護這顆星球，創造美好的未來，不要破壞它。」

　　尤里僅僅繞行了一次地球，但這已足以令他對人類這一概念有了真正的認識。我相信，從那以後的每一次載人航天都進一步加深了這一認識。

　　就我來說，太空飛行的獨特經驗令我對時間的流逝有了自己的理解。千百年來人類對時間的感知都受制於一天之內的最長出行距離，首先是步行，然後是以馬代步，再然後是火車與飛機。但是在一個半小時里繞行地球一圈的經歷使我對時間流逝的速度有了不同於一般人的體會。

　　我依然懷念著當年我父親在加里寧格勒附近的機場修剪草坪時從飛行員那裡聽來的話，他一直把這話掛在嘴邊。

　　「不要到了跑道盡頭才剎閘，也不要到了風燭殘年才去享受愛情。」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 lovi moment!」（只爭朝夕！）我相信，人的一生就應當這樣度過。

　　大衛.斯科特上校

　　倫敦，2003

　　當我們仰望穿越夜空的月球時，無論我們身處何方，無論月球此刻是圓是缺，我們都只能看到月球的近地面。由於月球自轉一圈的時間與繞地球公轉一圈的時間相等，月球表面的深色部分或者說月海——例如靜海、澄海與危海——一直面對著我們，在周圍較高地勢的反襯之下，就形成了我們兒時就熟悉的人臉形象。

　　但是從月球表面回望地球，我們的行星卻無休止地變幻著。從月面看去，地球在漆黑星空中的位置不會改變，但是地球的表面每個小時都不盡相同。地球的自轉顯露了在這顆熠熠生輝的蔚藍球體上，地理特徵與氣候特徵結合得多麼緊密。這種極致之美絕對無法通過二維的照片來表達。

　　《周六評論》雜誌的前主編諾曼.卡森斯曾經在一次關於未來太空探索的國會聽證會上宣稱：「月球探險所取得的最為重大的成就不是將人類送上月球，而是使他們能夠回望地球。」從月球表面來看，我們的唯一家園是如此驚人地生機勃勃，活力無限；但同時又是如此刺目地渺小而脆弱。

　　1971年夏天我在月球表面的3天停留期間，有一次我站在月球艙旁邊，伸手指向月球，豎起裹在僵硬手套里的大拇指，指向黑暗天空中的地球。我發現我的大拇指能把地球完全擋住。就這麼一個簡單的手勢，地球就不復存在了。

　　想到這一點令我心中思緒萬千：從我們一路走來的坎坷，到眼下這一刻的意義，再到未來前進的方向。最為重要的信念是：除非人類愛護這顆行星，否則一切有意義的事物——科學，歷史，音樂，詩歌，藝術與文學——都不會存在太久，就如同整個星球都能被一根手指遮蔽一樣。所有我們這些曾經踏上月球或者曾經進入過太空的人都相信這一點，無論未來我們為自己選擇了怎樣千差萬別的道路。

　　每當我踏上講壇講述我的宇航員生涯時，總會有人問我月球之旅如何「轉變」了我的生活。那究竟是怎樣的感覺？為什麼這麼多宇航員回來以後都皈依了宗教？作為曾經踏上月球的僅有12人之一，我很理解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問我，而我的答案也因人而異。

　　如果是一個小男孩問我在月球上行走感覺如何，我會說「感覺好極了」。我知道這個孩子會兩眼放光地離去，也許當天晚上他會在夢中造訪我們的近鄰。如果聽眾期待較為詳細的回答，我會描述月球上雄偉的山脈，層層堆積的熔岩，或者岩石中透明奪目的晶體。他們有時會因為我的言辭不夠優美而感到失望，但是我擺脫地球引力第一次進入太空是的本能反應依然正確：只有藝術家或者詩人才能真正表現太空的美。我感覺，阿列克謝的繪畫就很好地捕捉到了這種經歷帶來的敬畏之情。

　　說道轉變，或許我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受到了轉變。說到這一點，我有時也會突然想起指揮登月任務的我們這6位指揮官與6位月球艙導航員在任務之後的生活軌跡是如何的大不相同。你可以把我的觀點稱為「左右座假說」。在月球艙里，指揮官坐在左邊負責飛行，導航員則坐在右邊負責監控儀器。

　　對於右座的6個人來說，他們的後阿波羅時期生活軌跡都相當不同尋常甚至困難重重，一般人很難把這種生活與工程師或者導航員聯繫起來。阿波羅11號之後巴茲.奧爾德林與自我的鬥爭早已眾所周知。阿爾.賓在阿波羅12號與一次天空實驗室任務之後轉行做了藝術家。埃德.米切爾在阿波羅14號之後成立了智力科學研究所，投身於對意識和心智的研究。吉姆.艾文在阿波羅15號之後成立了高飛基金會（High Flight Foundation）。查理.杜克在阿波羅16號之後重新成為了基督徒，還成為了一名勵志演說家。只有阿波羅17號的右座傑克.施密特從月球返回之後依然從事他原來的地理專業，不過他還擔任了6年的參議員。

　　這一切可能只是巧合。可能這反映了他們由於無法指揮自己的月球任務而產生的挫折情緒。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不用承擔與指揮官一樣重大的責任，因此更有時間體味我們所共同經歷過的非凡旅程。也許是因為他們現在可以自己做主了。

　　不管理由是什麼，我們這些坐在左邊的人從月球返回後的職業道路要平直得多。尼爾.阿姆斯特朗在阿波羅11號之後轉而從事商業與航空教學工作。彼得.康拉德在阿波羅12號之後參與了天空實驗室1號任務，然後加入了麥道公司的管理層。阿朗.謝巴德在阿波羅14號之後回到了領導崗位。約翰.揚在阿波羅16號之後繼續為NASA工作。至於基恩.瑟南則在阿波羅17號之後投入了商場。

　　我們全體12人從未共聚一堂，因此也就沒有機會討論月球任務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怎樣不同的影響。僅有的12名「月面行者」居然沒有共同成立一個什麼組織可能會令某些人感到驚訝。我們中間有3個人已經去世了。但是儘管我們彼此私交依然深厚，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曾經共同出生入死的兄弟連那樣密切，更像是一群成就超凡之人的鬆散集合。隨著阿波羅計劃的結束以及美國探月項目的擱置，我們也踏上了各自的前程。

　　比方說，我們再也不是鄰居了。我們現在的住址分布在整個美國，從加州到俄亥俄再到佛羅里達，甚至還有人搬到了歐洲。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國航天員在後太空項目時期的生活方式。我曾在星城的郊區親眼看到瓦蓮京娜.捷列什科娃與她的孫子在自家花園裡玩耍，隔壁就是阿列克謝的美麗新家。

　　就我來說，我在NASA做了6年管理工作，最後兩年在德萊頓飛行研究中心度過。1977年底我意識到我的未來在太空領域之外。此時我已經參與監督了十幾項令人興奮的飛行器研發項目，就我看來這是NASA內部最好的工作崗位之一。這些項目中包括太空梭著陸測試，太空梭由改裝過的波音747 搭載升空並釋放，然後降落在空曠的湖床上，這項測試證明太空梭可以像普通飛機那樣著陸。但是所有這些項目都要結束於當年11月。太空科研的預算十分緊張，而且我對頻繁往返於NASA華盛頓中心的旅程也感到了厭倦。這之前一切都刺激而有趣，我也獲得了珍貴的管理經驗。但是現在是繼續前進的時候了。

　　但是我身為宇航員培養出來的技能完全為了一個特定的目標而存在。我不同於職業生涯即將告終的運動員，沒有人請我當教練，也沒有什麼即將開展的探月項目請我去當顧問。為了尋求新的挑戰，我找到了在麻省理工結交的一位老朋友阿爾.普萊斯，他當時負責懷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對比飛行研究中心。我們一致同意辭去公職，開展自己的私人諮詢業務。

　　我們研發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項目，其中包括十分早期的單字串數字記錄系統，這次的客戶是好萊塢切羅基工作室的4位合伙人，其中就有披頭士的鼓手林戈.斯塔爾。此後我們又嘗試用光學全息技術保存數據，還為英格蘭的多家公司提供了技術及管理方面的諮詢服務。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時開始研發一款光電感應器，稱之為結構信息探測器或者SID（structural information structure）可以用來監控與測量微小的震動。後來有人邀請我繼續研究如何利用這款設備來監測飛行器的結構完整性以及橋樑、建築與海上平台可能的結構隱患。不過這時我已經在幾位老同事與技術專家的協助下全盤接手了SID研究項目，因此阿爾決定做全職諮詢顧問，我們於是用擲硬幣的方式來決定公司管理責任的歸屬。

　　也是在這段時間，空軍助理部長找到我參與設計一套絕密訓練章程。空軍自己也在研製太空梭，這套章程就是為了即將成為宇航員並駕駛「藍色空梭」的空軍軍官們預備的。在招募了6位最出色的前NASA阿波羅項目工程師加入載人太空飛行工程師項目或MSE（manned spaceflight engineer）之後，我開始協助選拔訓練頭兩批項目入選人員。訓練在洛杉磯進行，有幾位受訓人員後來成為了「常規」太空梭的駕駛員。但是空軍後來又變卦了，放棄了對載人航天的參與。這不禁讓我想起曾經遭到裁撤厄運的空天飛行器，X-15和載人軌道實驗室項目。

　　不過就在這扇窗口關閉的同時，我又遇到了新的機會。在1984年初，NASA宣布它有意讓私人企業開發一款太空梭的「配套設施」。NASA將向企業購買火箭，從太空梭能夠抵達的近地軌道進行發射，將衛星送到更遠的特定軌道。這為我們將自己關於太空梭的知識和為科研向私人企業籌款的經驗結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商業機會。兩年後，英國宇航公司簽下了合同，完成了第一款全尺寸衛星轉移載具或STV（satellite transfer vehicle）的模型原型機的開發。

　　但是1986年挑戰者事故之後，總統發布敕令，太空梭不能再搭載商業載荷。因此我不得不為STV 尋找新的發射方式。所有商業衛星都要由「消耗性的發射載具」發射，因此第二年我去了兩次中國，與中方談判並簽署協議備忘錄，希望購買6枚長征火箭用來發射裝載衛星的STV並獲得相應技術支持。但是我們的投資人對中國的產品不感興趣，因此STV項目也就告吹了。

　　差不多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公司八年以來的主要貸款銀行開始崩盤。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我們所有的貸款都遭到了追討。我們平白無故地陷入了財務危機當中，我們的主要項目都沒了，資金來源也枯竭了。最後我們的公司被另一家航天諮詢機構合併了。之後我們在我的好友彼得.布倫菲爾德的引薦下為多家英格蘭公司提供過服務，我和他之後又繼續迎接了許多充滿挑戰的新機會。這時空軍又一次找上了我。

　　這次他們希望我協助參與一個演示項目，證明在星球大戰計劃中研發出來的所謂「動能殺傷飛行器」或者KKV（kinetic kill vehicle ）具有和平的科學用途。這種小型自主推進太空飛行器的設計用途是通過撞擊來破壞太空中的物體——例如核彈頭。為了改善這一高度爭議項目的公眾形象，空軍方面做出了各種努力，證明這種飛行器具有和平的科學用途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的目標是將一台標準的KKV——4英尺長，直徑2英尺，由類似於阿波羅及雙子星飛船配置的迷你火箭驅動——改裝成一台可以搭載一到多輛袖珍勘探車的行星登陸載具。我們為此招募了麻省理工著名人工智慧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教授，然後設計了一款6條腿的勘探車——僅僅8英寸長，6磅重——攜帶多種袖珍感測器，由行為控制軟體操縱，就像螞蟻一樣。勘測車可以置於保護罩內部，將普通KKV頂端的感測器組拆除之後就可以安置保護罩。

　　一年之後我們成功地在愛德華基地的一間機庫里舉行了「高新概念結構測試」，展示了我們的原型機。在觀眾們驚異的目光下，我們將一輛4條腿的勘測車裝在保護罩裡面「發射升空」，並使其在一片模擬的月球表面著陸。保護罩自行分裂，勘測車爬了出來，進行了長達幾分鐘的月面勘測。這證明了我們可以通過改造後的KKV將這種勘測車送往月球，火星或者更遠的行星，它們的勘測能力幾乎與人類不相上下——只不過缺乏了人類的冒險精神。

　　在參與這個項目的時候，我經常從家裡出發，驅車兩個小時，途經曼哈頓海灘與洛杉磯前往愛德華基地。這一路上我有很多沉思的時間。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想到一枚昂貴的通訊衛星面臨的兩難處境。這枚衛星是海軍在1993年3月發射升空的，但是沒能進入正確的軌道。衛星本身沒有受損，但是卻毫無用處，結果保險公司支付了18億美元的賠償金。我意識到如果能夠發射一艘「拖拉式」飛行器與衛星對接並利用其自身的推進系統將衛星送進正確的軌道，衛星完全可以重新投入使用。不僅如此，如果飛行器多帶一些燃料，還可以延長衛星在軌道上的停留期限，從而增加其商業價值。

　　在德萊頓工作時我們曾設想過在地下室的控制艙內操縱高風險的實驗型飛行器。這意味著試飛員不必以身涉險「跨越已知安全區域。」如果這一設想能夠應用在「拖拉式」飛船上面，那麼載人飛船帶來的所有成本與風險都可以避免。利用我在德萊頓學到的關於遙控飛行的知識以及在擔任宇航員期間掌握的飛船會合與對接的經驗，我開始投身於這一概念的開發。

　　我意識到這種「遙控牽引式」飛船的商業潛力十分巨大，因為這比重新製造並發射另一顆衛星要便宜省時得多。這將是三贏的局面，衛星客戶可以在預定的運營時間期限內重新獲得他們的衛星，保險公司可以免去原賠償金的一半，而我新成立的公司則可以從保險公司那裡獲得「回收」衛星的報酬。我立刻為這項發明的好幾種形式都申請了專利。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邀請了好幾位當年NASA的同事與太空保險行業的朋友一起改進完善這一概念，並為進一步的研發與運行四處籌款。我的專利最終被一家德國公司買走並繼續發展了下去。

　　在這一階段的初期，有一天我接到了我的朋友、阿波羅13號指揮官吉姆.洛維爾打來的電話。他最近出了一本書，寫的是命途多舛的阿波羅13號任務。他問我願不願意參與改編電影的拍攝。1970年的這次任務中，飛船在前往月球途中氧氣罐爆炸，乘員們歷經九死一生之後才勉強回到地球。任務控制中心所做出的卓絕努力在電視上得到了直播，令全世界的觀眾目不轉睛。當時吉姆住在德州，正忙著宣傳他的新書，而我的住址距離好萊塢的環球影城只有30分鐘的距離。和吉姆聊了幾句之後我來了興趣，這時我又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電影的導演朗.霍華德，他問我願不願意擔任影片的技術顧問並與他和四位主演湯姆.漢克斯 、比爾.帕克斯頓 、 凱文.貝肯和加里•西尼斯一起共事。

　　這是我離開NASA之後最愉快、最興奮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段工作經歷。這是我第一次涉足電影業，因此對自己的工作習慣進行了一些調整。我第一天去片場報道的時候穿了全身西服，結果發現在片場上除了場記之外沒人穿正裝。在拍攝期間，我不但參與了電影製作的各個環節，還結識了許多位好萊塢的傑出領軍人物。

　　在《阿波羅13號》殺青之後不久，湯姆.漢克斯邀請我吃午餐。他即將開拍一部十集電視短劇，《從地球到月球》，從頭到尾地展現從美國早期太空飛行到登月項目結束的全過程。湯姆又一次聘請我擔任技術顧問，但是由於這部片子的時間要長得多，我很快就參與到了影片製作的所有方面：審核劇本，訓練演員的言談舉止，為導演當顧問，甚至還有後期剪輯。阿波羅15號任務佔據了整整一個小時的篇幅，我負責指導扮演我的演員布萊特.柯倫。這部電視劇是我所見過的對美國太空項目的起起落落描寫得最為生動準確的作品，在同年的艾美獎上它贏得了最佳電視短片獎。這個領域與我一向熟悉的政府環境大相徑庭，我度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時光，還在電影業裡面結交了許多朋友。

　　近幾年來我的注意力又投向了環保領域。我和我的好友，物理教授阿瑟.米勒一道提出了利用太空永久處置「高危核廢料」的方法。只要我們能找到比地下掩埋更安全的核廢料處置方式，核能完全可以成為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選擇。商業運載火箭行業的擴張將使人們有能力將核廢料送進太空，飛出太陽系，向黑洞一類的終點飛去。

　　不過除了這些興趣之外，從我在NASA工作到後來離職的這些年來，我還一直關注著我們的冷戰老對手在太空領域的進展。隨著點燃太空競賽的舊秩序隨著共產主義的瓦解而改變，我越來越想念1973年我訪問莫斯科時結識的老朋友，阿列克謝.列昂諾夫。隨著舊日的敵對關係與相互限制煙消雲散，阿列克謝和我感到當年我們在他的畫室里說過的話現在可以公之於眾了。我們將各自對那個年代的記憶匯總起來並兩相對照，結果就有了這部不分彼此的回憶錄。

　　我們兩人經歷的鮮明對比充分表明了登月競賽的政治動機。這是兩大強權激烈碰撞造成的結果，雙方都試圖向世界證明自己的技術與意識形態更為優越，雙方都集中了巨大的資源與最頂尖的人才來爭取最終勝利。用肯尼迪總統的話說，這是「自由與暴政」之間的較量，而自由最終獲得了勝利。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踏出的第一步有力地證明了一個自由社會的技術實力，科研水準，和平的用意與開放的精神。

　　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切物有所值或者利大於弊，有些人認為這些錢應該花在社會福利上面，還有些人認為太空技術終將導致太空戰爭。不管結果如何，毫無疑問登月競賽極為深遠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我堅信，拋開一切政治糾葛，這場了不起的競賽在人類的心中開闢了兩條重要的新前沿。這標誌這人類踏出了探索新世界的第一步，還令我們真切意識到要如何為子孫後代們保護我們的星球。

　　但是展望太空探索的未來，我還是相信太空技術的下一次重大突破將由軍事領域主導。在不太遙遠的未來——也許就在十年之後——我相信美國軍方，可能是空軍，將會建立一支「太空巡邏隊」來檢查、監視與追蹤其他國家的衛星。這些飛行器不太可能是載人的，而更有可能由技術高超的太空飛行員在地下控制中心的模擬艙里操作。本質上它們就是無人戰鬥機，在必要時對威脅性或有敵意的衛星或其他太空物體發動攻擊。與此同時，美國很有可能以某種形式部署星球大戰計劃中的洲際彈道核導彈防禦體系。

　　行星間往來的新型推進方式早晚將要開發出來並投入使用。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化學火箭將依然是離開地球的首選方式。正如早期德國火箭先驅沃爾特.鄧伯格（Walter Dornberger）所說，「人類歷史受到或將要受到三大發明的影響，輪子使人類征服了大地，鉚釘使人類征服了海洋與天空，火箭將使人征服太空並向群星進發。」

　　載人航天的未來則遠沒有如此確定。很難說人類何時才能再次踏上另一顆行星。挑戰者號與哥倫比亞號的悲劇集中體現了太空探索所面臨的風險，儘管太空梭僅僅在近地軌道飛行。儘管悲劇之後NASA依然在研究載人飛行技術，但人們有理由說，即便依靠目前的機器人技術也完全可以避免拿人命來冒險。

　　隨著計算機與機器人技術以及人類行為模擬軟體的顯著發展，人工智慧化的機器人的確很有可能取代人工機器人化的人類（即身著宇航服的宇航員）。阿波羅項目中的宇航員穿著僵硬笨重的宇航服在月球表面跌跌撞撞的形象和機器人的確相差無幾。但是機器人能在通向宇宙的征途上前進多遠還是個未知之數。

　　有人認為規模如此宏大的載人登月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當時的科技已經發展到了與開拓新疆界的需要相一致的程度。其他人認為這是特殊時代機緣際會的特殊產物：某幾個動機強大的個人，堅定的決心以及充足的資源，儘管必要的技術當時還不存在。我相信我們的經歷證明後者才是正確的。

　　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在四十年前著手實施阿波羅計劃時的科技水平實在是極其低下。例如，阿波羅飛船上所有電腦的內存總量只有36K。但是在兩位非凡個人的領導與激勵下，400000名天資卓越的男男女女將有限的技術發揮到了最大程度。約翰.F.肯尼迪總統與韋納.馮.布勞恩，無論面對怎樣的困難、失敗與損失，他們都堅定地向前推進。就阿列克謝與航天員隊伍來說，是他們那位總工謝爾蓋.科羅廖夫的智慧、動力與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決心促使著他們不斷超越。

　　很難說這樣的人如今是否還存在。同樣難說的是如今是否還有哪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有充分的資源、理由與決心重啟載人登月、載人火星探測或者探測其他行星。但回首過往，展望未來，我們人類一貫傾向高估眼前而低估長遠。地月系已經存在了45億年，如果將這段時間壓縮在45分鐘之內，人類在地球出現只是眨眼之前的事情。

　　在我們考慮人類對太陽系其他行星及其衛星進行探索時，我們應當考慮到阿波羅任務的一項特質。科幻小說對載人航天的出現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就我所知，沒有哪個科幻小說作家曾經預言過全世界都能通過電視收看首次登月任務的現場直播。這些強有力的影像在每一位觀眾的心裡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有些觀眾當年還是孩子。幾乎每一個我遇到的人，只要他/她當時年齡已經大到能夠看電視了，都會告訴我他們當年看過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踏出第一步。對於在NASA工作的400000名員工來說，無論他們的具體崗位是什麼，阿波羅項目都是他們職業生涯的里程碑。因此，阿波羅登月就成為了地球上全體其他人類的「共有經歷」。可以說這是「虛擬現實」帶來的經歷，人們通過虛擬方式獲得了這種經歷，然後就成為了他們思想與情感中真實的一部分，這種經歷也就成為了「真實」的冒險。隨著技術的發展，這種「共有經歷」將會越發強大，甚至還會成為促使人類探索其他行星的動因之一。這想法實在令人興奮。

　　當我在月球上時，我做了一個簡單但含義深刻的實驗——同時拋下一枚羽毛和一柄地質錘藉以證明伽利略關於引力場中下落物體的論斷。我覺得，就算伽利略對未來再怎麼憧憬，他也絕不會想到未來將有人在月球表面驗證他的理論。

　　從長遠來看，如果以地球上的情況來打比方，我們現階段的太空探索不過處於哥倫布時代的後期。要是從歷史角度為目前太空探索所處的階段找對應關係的話，現在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剛剛發現新大陸返回西班牙，而人們還在激烈辯論世界究竟是不是平的。費爾南多.麥哲倫首次環繞地球的艦隊尚未啟航離開塞維利亞，而奮進號的船長，偉大的詹姆斯.庫克此刻甚至還沒有出生。

　　在前往新的行星之前，未來的太空探索者們與未來受到我們家園以外的其他奇妙世界激勵的人們將會回想起我們那一代人，那些在太空探索之初奮力拚搏的先驅，他們的冒險征途與沉浮起落。載人航天的雄心與夢想終將回歸。但是，儘管我們要向過去學習，但卻不能沉湎於過去。我們必須夢想未來，但決不能為了做夢而整天昏睡。

　　距離我此生最值得紀念的三天過了三十年之後，有時我在夜晚到海灘或河畔散步，抬頭仰望漆黑的夜空，一輪明月高懸頭頂，我的目光會自然地落在月球表面最大的印記上，也就是雨海。我凝視著雨海的東緣，我曾在那裡降落過一艘飛船。這使我不由感到一陣思鄉之情。在我眼中，月球不是一個冰冷空寂的世界，而是地球的一部分，正是在這輪明亮的天體表面，人類踏出了通向無盡前沿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