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的故事：捲入時代浪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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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作者陳奕雍，首發於犀牛故事APP。

外婆是個很「古意」的人，逢年過節，必然要仔細準備一份份禮品，無論多遠房的親戚，無論什麼樣的朋友，都會考慮到。其實每份禮數無非是幾顆桔子加一包糖果，特別的親戚，或許會加一尾魷魚乾。

這個習慣被我媽完美的繼承了。過年的時候，我便像今天的快遞員一樣，提著一份份禮物，騎著自行車在漳州城的大街小巷中風馳電掣地穿行。「這包有一瓶酒的是給大姨，這包有糖果的是給王老師的，他住在東嶽新村。」臨行前，媽媽會一遍遍的交代，並把相同的袋子做上不同的記號，「千萬不要送錯！」

我第一輛自行車是一輛淘汰下來的女式車，沒有橫杠，輪子也小。70年代的男孩，如果上面是哥哥就幸運一點，如果上面是姐姐，小時候被迫穿一些姐姐淘汰後改一改的衣服都不可避免，何況自行車？雖然是沒有橫杠的女式車，但我也絕對不會從前面上下車，那樣會顯得很娘。父親沒有上班的時候，我就借他的二八大杠，上車時，右腳往後一蹬，隨著車子向前滑行右腳向後盪起一道弧線，胯部順勢穩穩地騎在座椅上；下車時把身體跨到車的左側，並不急於讓車停下來，把右腳懸空，讓車滑行一會兒，再穩穩地剎住，這樣才顯得有男子氣。

不過送禮這件事情，對於剛上初中的我其實還是有些困擾的，親戚還好，一些不很熟的人，還是會感到很不好意思。等人一開門就趕緊用比平時快兩倍的語速說：「我是美卿的兒子啦，這是我媽媽讓我送過來的！」，東西一放，轉身就想走。這時一般會被叫住，「哎呀哎呀，不要急著走啊，讓我準備一些回禮….」。這個時候是最尷尬的，局促不安地等他們窸窸窣窣準備好，我還要假裝推脫一番，然後再接受回禮。

大人這些啰里八嗦的禮數真是煩死了！

其他人也都就罷了，我最討厭的是去老沈家。那會兒，我們住在前鋒新村，老沈家離我家就隔幾棟樓。前鋒新村是漳州最早的的樓房小區之一，每棟5，6層高。住了很多是當地的回遷戶，他們在地被徵用之前就是當地農民，就算住進了小區，卻仍舊保留著原來的生活習慣。

我們家住二樓，樓下就是一個回遷戶，他們一搬進來就弄掉一大片綠化，蓋起一間不小的豬舍，養了幾頭大肥豬，接著當然順便養一群雞鴨。這導致了我家房間常年無法開窗，特別是夏天，一開窗就是一股惡臭。但在八十年代，並沒有什麼物業管理的概念，也只好聽之任之。

老沈住的那棟樓似乎好一些，樓下有柴草間，也並沒有人養豬。但我還是很討厭去他家，他家很臟，而且臭。但不僅是逢年過節要送東西過去，有時家裡祭拜神明或祖先後，還沒吃飯，我媽還先準備一份雞鴨魚肉，讓我給老沈送過去。那時社會條件還很不好，小孩想吃頓好的，只能眼巴巴等過年或祭祖。我老大不願意，憑什麼自己還沒吃上就得先給他送？「他很可憐」，媽媽總是說。

可憐個屁，我心裡想，這個老頭怪模怪樣、神神叨叨的。老沈很瘦很瘦，臉色蒼白，因為瘦，眼珠顯得特別大，眼珠大也就算了，他的眼神總在四下漂移。就算你站在他面前，他也不正眼瞧你，而是不停地左看看右看看，好像總是很不安，似乎你身邊還埋伏著其他人，隨時會跳出來。

獨居的老沈話很少，常常問好幾句都得不到一個回答，也基本不出門，在家穿得很破爛，一年四季破舊的衛生衣，吊著線頭的四角褲衩。他一開門，我就直接把東西遞給他，我一點都不想進他家，有可能還會閉氣，防止吸進那些臭氣。他把食物提進去，嘩嘩地倒進某個盆里，再把飯盒還給我，我接過就走。

我從沒聽他說過謝謝，我媽也沒有。其實我媽去老沈家更多，有時送一點水果過去，有時候是點心，有時幫著收拾收拾房間。老沈總低著頭，水果點心拿起來就吃，有一次帶過去一大串香蕉，沒想到一轉身他竟吃掉大半串！「不能吃那麼多啊！會拉肚子的！」我媽大聲道。老沈停下來，也不看我媽，重新低下了頭。我覺他很摳，並懷疑他其實有錢，但從來不自己買東西，總指著我媽送，哼！唯一一次在樓下遇見，他頭髮很長，我覺得是他不得已要去理髮了，他看了看我那輛女式車，「這是你的腳踏車？」，「嗯」。

老沈的家裡非常亂，東西一堆一堆地砌著，分不清楚這堆和那堆之間的區別，每堆都是由隨身衣物生活用品和食品組成，而食品主要就是面。終於有一次我媽看不下去了，帶著我和我姐幫他來一場大掃除，那是一場慘烈的戰役。抽屜、柜子打開，到處是蟑螂，有一個抽屜一打開，竟然有一窩嘰嘰叫的小老鼠！嚇得我姐尖叫著跑開了。犄角旮旯，最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面，陽春麵、玉蘭面，很多都已經發霉了。收拾完總是要丟掉不少東西，老沈很不樂意，嘟嘟囔囔地捨不得，我媽好言相勸：「這些壞了，壞了，再給你買，再給你買，好不好？」我在一旁，斜眼看著這個老頭。

不過老沈家有一個地方是特別的，他有一個蠻像樣的衣櫃，衣櫃里有一套西裝。老沈一般不會出門，有出門的情況主要是一些會議，會請老台胞出席。這時老沈會非常細緻地打扮自己，梳頭，穿襯衫，打領帶，再披上那套西裝。老沈不僅瘦，身形也駝得厲害，筆挺的西裝穿在身上就好像掛在一個變形的衣架里，走起路來，晃晃蕩盪。

老沈的故事，我也是很多年以後才知道的。

日據時代，沈家是台南的大戶，那個時候老沈還不是老沈，是沈家的大公子。沈家的家境，在台灣光復以前順風順水，家風家教在當地也有口皆碑，老沈是家裡的老大，儀錶堂堂，還是遠近聞名的才子。老沈對自己要求很高，學業名列前茅，對自己的儀容裝束也總是一絲不苟，西裝與手杖，和那些日本美公子一樣。老沈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長兄為父，平時他還擔負著教導弟弟的職責，兩個弟弟都非常怕他，因為只要功課完成得不好，哥哥會用指結敲他們的腦袋，痛極了。

沈家的命運在台灣1945年光復後徹底逆轉，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國民黨帶來的買辦壟斷了資源，接管了生意，加上貪污腐敗非常嚴重，台灣本土的生意人被嚴重排擠，沈家也隨之家道中落。20幾歲的老沈遭遇家庭變故，思想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到了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幾百萬敗兵湧入小小的台灣島，台灣本省人的生活愈加艱難，老沈對國民黨的恨意，也愈加濃烈。

1950年，老沈決定取道香港到大陸去。那時的老沈已經參加了謝雪紅的台盟—那是二二八事件後反對國民黨的地下組織。懷著推翻國民黨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無限嚮往，老沈打算投入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去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臨行，老沈摘下手腕上的歐米茄讓弟弟帶上，那已經是家裡剩下最值錢的東西了，他又掏了掏衣兜，拿出僅剩的幾個大洋，塞給妹妹，讓她們買書。就這樣，老沈帶著僅有幾件衣物，離開了台灣。

五十年代初，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對旅居海外的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大批華僑賣掉海外的產業，舉家帶口，回國參與建設。加上印尼等一些國家的排華政策，取道香港回國的人很多，香港的華僑招待所里的人多到不得不打地鋪。在香港短暫停留後，老沈終於搭上了前往大陸的船隻，在船上，老沈還認識另外幾個來自台灣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相談甚歡，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到大陸後，老沈被安排進漳州的一個工業單位，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老沈年輕帥氣，身材挺拔，聯歡會上一曲悠揚的男中音已經讓全場傾倒，順勢再拉一首小提琴更讓現場氣氛達到高潮。琴聲中，他注意的只有那一雙明亮的眼睛。年輕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老沈愛上了一位女同事。

然而沒有多久，政治的風向漸漸變了，一個台灣人背負的疑問和風險越來越大，但單純如老沈，並沒有那樣敏感的嗅覺。

一天，他用自己從台灣帶來的派克鋼筆給那位女同事寫信，一個單位領導看到了便問：「你在寫什麼？給我看看！」。老沈當然不肯，從台灣來的他理所當然的認為這是個人隱私。那個年代，個人是不存在的，個人的一切都要服從國家，服從黨，個人隱私這個事情，本身就值得懷疑。「你是不是在偷偷向台灣寫信？你是不是特務？」，大帽子扣了過來，二人爭執起來，推搡之間，老沈的鋼筆刺傷了對方。

這本不是一個嚴重大案件，但老沈的身份帶來的審判的結果是：現行反革命！

這個人，就這麼消失了。

一晃，30多年過去了。此時文革過去也有一段時間了，冤假錯案的平反也到了尾聲，漳州檢察院在整理卷宗的時候，偶然發現了這個案件，經過一番調查，證實老沈並沒有什麼嚴重的罪行，但這個人到哪兒去了？因為涉及台胞，案件材料也被送到了台辦，人們開始尋找老沈。

終於，在福州白沙勞改農場，人們找到了老沈。原來，被勞改幾年之後，老沈被釋放了，但那時全國一片混亂，各種政治風潮此起彼伏，一個無親無故的台灣人，無人願意收留。於是老沈留在了勞改農場，由於知識水平高，為人也算可靠，老沈獲得一份工作，在勞改農場做會計，兼賣飯票。多年後，年輕氣盛的台灣沈家公子變成了今天的老沈。

平反後，老沈被接回了漳州，安排在原單位離休，單位租了一個小房子，讓他享受離休待遇。

1988年的某天，父親急匆匆地去找老沈。父親帶來一個消息，台灣有一個姓沈的人，通過香港新華社，要找一個跟老沈同名同姓的人，說是這個人的弟弟。「名字和各種資料都符合，找的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弟弟？」父親著急的問。

「我沒有弟弟，」老沈搖頭，「我沒有弟弟。」一連幾遍，老沈都是搖頭，把父親急壞了。「他現在是台灣一個銀行的總經理，是從東海大學畢業的。」父親接著說。

「哼！」老沈忽然微微地抬起頭，看著我父親，眼神中竟泛起一種不容置疑的傲慢，一字一句地說：「我的弟弟不可能讀東海大學！我的弟弟，再差也讀台大，怎麼可能讀東海？」

那位尋人的銀行總經理，自然就是老沈的弟弟，也如老沈所料，他的成績確實夠上台大，但那是家裡的經濟條件已無法支撐學費，而東海設有高額的獎學金，才選擇讀東海大學。弟弟妹妹們都來了，他們看著老沈，拉著老沈，嘩嘩地流淚，但老沈沒有哭，他只是把眼神放在遠方。

弟弟妹妹們希望接老沈回台灣去。「我不回去，」老沈搖頭，「我不回去」，還是搖頭。弟弟妹妹給的錢和物他也統統不要，呆了一段時間都沒有辦法說服老沈，他們只好先回台灣。臨行，兩個弟弟兩個妹妹站成一排，默默流淚，老沈還是沒有哭，卻忽然掏出了四包東西，是四包人民幣，那是他平反後政府補貼他30年的工資，他平均分成了四份。

「不能不收！」這一刻他還是沈家的大哥，「我現在是國家幹部，我可以庇蔭我們家！」每一個弟弟妹妹的手都在顫抖。

終於，弟弟還是把老沈接走了，沒有回台灣，去了廣州，據說在那裡找了一個不錯的療養院。媽媽跟我們姐倆商量著，一起把老沈的屋子收拾一下，我們撥浪鼓似的搖頭，上一次經歷太過慘痛，我們誰也不幹。討價還價間，爸爸忽然朝我揚了揚下巴：

「對了，老沈臨走時說，柴草間有東西要留給你」。

我狐疑地來到老沈家樓下，打開柴草間的門，一陣舊物的腐味後面，是一輛蓋滿灰塵的自行車，二八大杠！我激動極了，用手抹去手把的灰塵，車把還很新，但車架似乎包著什麼，仔細看才發現，原來車架整個被牛皮紙仔細地一圈一圈裹著，牛皮紙上還塗了一層清漆。我把牛皮紙慢慢撕掉，一副嶄新的車架呈現出來，連同商標—永久牌。一輛幾乎全新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只是兩個輪胎都癟了。把車推到修車攤，讓修車師傅把車的各個關節鏈條上了油，兩個輪胎因為太久沒有用老化黏住了，只能全部換掉，總共花了10元，是我的全部積蓄。

我始終覺得，這才是真正屬於我的第一輛車，初中、高中我都騎著它。高考前的一天，我不小心遲到了，到學校發現車棚沒有位置了，便在車棚外隨便找了個位置停好。第一節下課我就急忙下樓準備挪車，但直到第二節課的上課鈴響了兩遍，我都沒有找到那輛二八大杠。被偷走了。

後來我偶爾會想起那輛車，想起剛剛撕下牛皮紙時嶄亮的車架變得殘舊斑駁，和一堆破銅爛鐵一起躺在一個無名回收站的角落裡，沒有人知道它原來的樣子。

（完）

原文鏈接：老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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