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活著比死亡痛苦,那麼是時候思考一下抑鬱症對我們生命的意義了

想先說說我的生活里,一次對我撼動極大的抑鬱症自殺。他是青年譯者孫仲旭。

我們不認識,他的名字也稱不上如雷貫耳,但他翻譯過我熱愛的塞林格、喬治·奧威爾、卡佛、奈保爾等作家的作品,算得上愛屋及烏。

另一個原因,是我的好友橋東里寫的一篇悼念文。

01

我的朋友死去了

作為孫仲旭多年的摯友,橋東里在他去世後一年,才寫下此文,時間間隔如此之長,就像等待餘震終於平息後,我們才有安定下來回顧的能力。

這篇悼念文里,橋東里提到一個細節,像核心記憶一樣,保留在我的記憶中:

「送別老孫那天,我在讀致辭的時候還很平靜,可當向他最後致意的時刻到來,我竟然放聲大哭……耳邊聽到優美的樂曲,在靜靜地播放。剛才誰說過,那是老孫最喜歡的一首曲子。

……

這個旋律一年來一直縈繞於心頭,揮之不去,想抓住又抓不住……幾天前,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機,把腳翹在椅子上,準備在辦公室眯個午覺。播了兩首,我快睡著了,可就在現實和夢境的邊界上,我又遇見了那個旋律,還有那一次又一次湧來的海潮聲。

……

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後來翻看日記,發現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孫的日子。

那首樂曲叫《大藍》。我現在經常會聽它,聽的時候就想老孫,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邊獨自度過的日子,透過遠洋輪船狹小艙房的圓形玻璃窗,他看到的是何等壯闊的景色。那是怎樣的大藍啊。老孫,我希望你寄身於那樣的大藍之中。」

找到了葬禮上的音樂,就像一個儀式的完結點,走完了一次允許自己為朋友的自殺而悲傷的歷程。弗洛伊德曾寫過一篇論文《無法哀傷》,對哀傷的防禦,導致了抑鬱,如果允許自己哀傷,那麼就不會抑鬱。

從聽聞朋友患抑鬱症住院的震驚,找不到合適的話語勸慰朋友的無力感,到朋友自殺後的驚詫、悲傷、虛空感的混雜,在朋友去世一年後,悲傷緩緩釋放,直至釋然。這是我在橋東里的文章里看到的過程。

其實,面對抑鬱症也一樣。正如大家所知,抑鬱症並不是一種輕易能自愈的生命狀態。與其說最終我們得到了一個「非抑鬱」的結果,不如說,與抑鬱相處的過程是最值得關注。

02

我想自救不對嗎?

抑鬱的信號,幾乎人人都會經歷。一開始可能只是身體上的,比如,食慾降低,睡多久都感覺睡不醒,周身有種沉重感,彎腰駝背的窩著,是自己最喜歡的姿勢,怎麼辦呢?有人奉行「睡一覺什麼都好了」,有人奉行「濕氣重拔個罐」,有人奉行「運動解千愁」。

當你想做點什麼來改善這種沉悶低迷的狀態,無論有沒有心理上抑鬱的信號,實際上我們的心理層面都在干一件事:與所謂不好的狀態做鬥爭,這種心態有時候會起反作用,反而讓我們在抑鬱情緒中越陷越深。

也許有人會說,我想通過積極來自救,來振奮,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前提是對自己問題和人的自愈過程的尊重。

抑鬱和躁動是一對孿生兄弟,當我們感到抑鬱,幾乎同時會升騰起一種願望:那就做點什麼來解決它。

有時候,動起來的願望如此強烈,促成了強迫式的行為。

表面上看,我們特別積極,實際上內心非常脆弱,對「不好」的狀態愈發敏感。一旦不好的狀態嶄露頭角,很容易有功虧一簣的感受。那麼,這樣的「振奮」,無法被理解為好的。

抑鬱是有動力的,而不是孤立的,導致抑鬱出現的原因,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筆。

在無數次嘗試解決問題後失敗,抑鬱才會出現。這些嘗試可能是無意識的。

比如,我想通過學習來改變命運,努力多年,卻還是得不到想要的社會地位,對社會標準的被動認可和無奈導致了抑鬱;

比如,我很想成為團隊中的意見領袖,但領導能力和表達能力是有欠缺的,再爭取發言,別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抑鬱了;

又比如,我其實很想讓父母看見真正的我,可是我憤怒的時候父母責怪我,我傾訴的時候父母卻總是在給建議,所以我抑鬱了。

所以,真正要鬥爭的,不是自己不好的狀態,而是去看看這個不好的狀態背後,是什麼動力在促成它顯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里,我們會和自己的防禦機制相遇,發現對生命里的創傷性體驗,自己使用了忽視、壓抑、合理化等一系列防禦,好讓自己能繼續生活下去。

看見了,自愈就發生了。

03

香煙、酒精、藥物和性愛的誘惑:我是誰?

可是,讓我們逃離問題的方式太多了,抽煙喝酒非常直接,藥物是部分人的選擇,性愛更是用激烈和投入,把我們短暫的帶離抑鬱的體驗。再不濟,刷刷朋友圈和公眾號吧,一兩個小時很快過去,然後,就先睡了吧。

伴隨著抑鬱情緒的發展,持續兩到三周以上,我們與之鬥爭的動力也減弱了,開始產生無力感,這時候,心理上的體驗會更明顯。

情緒鬱鬱寡歡,很難高興起來。過去感興趣的事,現在興趣寥寥,無心繼續。

也就是說,在一開始,與抑鬱情緒作鬥爭或許還管用的方法,到現在根本連去做的心都沒有。

我們或許還是能哈哈大笑,但內心深處失去了生活的活力。

最核心的體驗,實際上,是一種體驗不到自我存在的狀態。從嬰兒時期開始,通過關係中不斷得到的反饋,我們逐漸形成了這個稱為「自己」的東西,如果我失去了去愛,去工作,去社交的動力,失去了與這些關係的連接,失去了這些關係中的反饋。

那麼,我是誰?

在如此迷茫的時期,我並不反對抽煙喝酒或者性愛,但無論選擇哪種方式,至少讓自己保持兩個覺察。

第一,這是我的選擇,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實際上,每個人都很難做到完全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這是一種意識,同時也是一種解放,讓我們免於鑽進完美主義的牛角尖。因為哪怕有更好的方法,但我目前只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如此選擇。既然選擇了,那麼就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第二,當我做這些事時,我很明確自己在做什麼。

04

「世上本沒有抑鬱症」

從輕度到重度,我要不要給自己挖個坑跳進去?

在網路資訊發達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標準的抑鬱量表,給自己做個自評,然後對號入座到某個程度的抑鬱中。

輕度:心境低落,興趣和愉快感喪失,容易疲勞,多思多慮,自卑消極,無緣無故出現多種軀體不適。

中度:腦功能阻滯和精神運動性阻滯,患者感到自己大腦思維功能、行動功能和社會功能下降,不敢見人,人際交往發生障礙。

重度:情緒極為抑鬱,已無法感知喜怒哀樂,思維動作嚴重遲緩,語速慢,語音低,語量少,應答遲鈍,嚴重者可呈木僵狀態。一天之內,經常不言不語,不動不吃。

且不論自測是否可靠,其實拿到這樣一個描述,大部分人還是無措的。

我需要接受藥物治療嗎?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哪個管用?藥物治療會不會有副作用?心理治療又要多長時間才能治好?

確定自己是什麼程度的抑鬱,是為了接下來制定更好的治療計劃,無論是服藥治療,還是藥物和心理諮詢配合的治療,都需要醫生和治療師的專業指導。

所以,自我診斷的坑,跳了也意義不大,更會有把自己的情況固化到抑鬱症里的風險

曾奇峰老師寫過一篇文章,叫《世上本沒有抑鬱症》,他說:

「抑鬱症這個診斷對為此疾患所苦的人有兩方面的影響。好的方面是,增加了確定性……壞的方面是,一頂疾病的帽子從此戴在頭上……

在被診斷為抑鬱症之後,所有跟這個診斷相反的自我呈現,都需要無意甚至某種程度的有意壓抑,從而導致抑鬱狀態的遷延難愈。這就是所謂醫源性疾病了。

……

我們要面對的不是抑鬱症這個名稱,而是其後面的人,以及這個人全部生命中的生離死別與愛恨情仇。

跟這些相比,「抑鬱症」三個字太窄了,也太淺了。」

05

最後一根稻草:有自殺的念頭怎麼辦?

有自殺的念頭怎麼辦?

抑鬱症最讓人恐懼的是自殺風險,以及當一個人出現自殺念頭時,哪怕是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不知道怎麼辦。但並不是所有的抑鬱程度,自殺風險都同樣高。

從輕度到重度,自殺風險呈倒U型,中度抑鬱的自殺風險最高。

張進在《渡過》中講到,抑鬱症患者自殺,往往會發生在從輕度向中度惡化,以及從重度向中度好轉的階段。重度患者往往大腦一片空白、體力不支,不具備自殺能力;然而,藥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腦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動力),可是情緒的好轉要落後一周(自殺意念還在),而自殺往往在這一階段發生。

所以,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治療,情況有所好轉後,卻選擇了自殺,讓人錯愕。

但抑鬱的體驗來襲時,我們經常表現得像一個頑固的孩子,別人說什麼都聽不進去,建議聽起來就像最沒有興趣、也無法完成的任務。

如果有人來勸說,「你一定要堅強」「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不要抑鬱了,開心點」,那心門可能嘭的一聲關閉,再也不對那個人打開。

如果連抑鬱都很難與人交流,那麼自殺的念頭呢?

自殺的念頭出現時,最好的方式是開放地討論它。自殺的念頭通常會讓人覺得很恐懼,我們的文化也有迴避談論死的傾向,對死亡的恐懼不僅是本能,也是社會文化給我們的深刻信念。

其實,只要有怕,真正去實施自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而念頭的本質是,如果你不被它控制,它會有一個自然的升起又消逝,如浪潮起伏的過程。所以,深信這個念頭的真實性,會讓我們越陷越深,被自殺的念頭控制;

而相反的,用同樣強烈的壓抑讓念頭消失或者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念頭雖然暫時潛伏下來,卻會不斷閃現。我們還是沒有掌握與之相處的方法。

再者,如果能和對死亡持開放心態的人談論自殺,那就更有效了。在我們談及自殺的細節時,那股執行自殺的力量,也漸漸被發泄。自殺變成了一個可包容的念頭,而不是控制我們的念頭。

不過,生活里遇到這樣的人幾率並不高,特別是親近的人,他們的擔憂很可能大過對你的包容,容易否認你的自殺念頭。

這時候,其實我們特別需要一位心理諮詢師。

還是很認同曾奇峰老師的那句話:

不要盯住「抑鬱症」三個字,與之相比,我們的生命豐富多了。

喬任梁在自殺的前幾天,曾經跟任泉說,我要吃一把葯才能睡著,我是不是抑鬱了?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既忍受著抑鬱情緒的折磨,又承受尋找答案的焦慮。

我總是想,如果我真的得了抑鬱症,生活會有很大的變化嗎?答案是,並不會。

正因為我有這樣的生活,才出現了抑鬱的狀態,那麼,心理健康的生活原則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去愛,去工作,去社交。

《我戰勝了抑鬱症》的作者格雷姆·考恩說,「從苦難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是獲得康復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意義早就丟了,讓抑鬱帶著你把它找回吧。

原文來自:抑鬱症背後,是一個人所有的愛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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