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願景之死1

　　五. 願景之死

　　大衛.斯科特少校

　　載人航天中心，休斯頓，德州

　　迪克.戈登（Dick Gordon）是第一個衝進門來向我報信的人。

　　「嘿，大衛，俄國人出艙了你知不知道？報紙上管這個叫『太空行走』。有個叫列昂諾夫的在太空船外邊呆了十分鐘。」

　　一開始我還不信。「你開玩笑的吧？」我說。

　　不過迪克根本沒有開玩笑的意思。我們兩個共用一間辦公室有一段時間了，我知道他不是這種亂開玩笑的人。他是海軍的試飛員，和我一樣都是第三批，我們在拿騷灣是鄰居。此時他雙眉緊擰，正想得出神。

　　我滿腦子都是問題，「他們怎麼能領先這麼多？我們上次計划出艙是什麼時候？不到發射雙子4號的時候我們都不打算出艙是不是？就算是站在太空艙里只把頭露出去也已經很冒險了。俄國人的進度怎麼這麼快？」

　　「那幫人的手腳是不慢，」迪克說，「總是壓著我們一頭。」

　　我不停火地接著問「俄國人用得是什麼太空服？他們的太空船是怎麼個配置？什麼樣的太空船有這種性能？他和太空船是怎麼連接的？他在外面都幹了些什麼？我們這邊有相關報告了嗎？」

　　「我真不知道。任務計劃分析組那邊（MPAD, Mission Planning and Analysis Division）正在忙這個事呢。」迪克被我弄得有些難以招架，「不知道大頭兒們現在怎麼樣。他們這回可吃癟了，以前他們一直跟我們說俄國人沒有領先多少。」

　　「沒有領先多少？！」我一邊說著一遍拔腿出門，「這次出艙要是真的，他們就領先大了去了。還有，有什麼證據能證明俄國人真出去了？」

　　阿列克謝. 列昂諾夫在太空中漂浮的質地粗糙的照片剛在報紙上發布就在西方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很多人都無法接受俄國人再次領先的事實。他們不相信俄國人的太空計划進度這麼快。但是我們對蘇制飛船的操作的確一無所知。很快人們就接受了列昂諾夫成為太空行走第一人的事實。對NASA在同年夏天將要進行的類似項目來說，這無異於一針興奮劑。

　　此時NASA的重點是雙子星項目，這是由十次雙人太空任務組成的系列，每一次任務的目的都是為了下一個項目做鋪墊，也就是阿波羅計劃。阿波羅計劃的目標是將肯尼迪的在十年內登上月球的夢想變為現實。但是雙子星計劃必須先為它探路。誰都不知道這裡的水到底有多深。

　　這是試飛員的天堂。

　　雙子星計劃有四大主要目標。第一是證明兩艘繞軌道飛行的太空船可以在太空中會合、編隊飛行並對接為一體。對飛行員來說沒有比這更刺激的事了。其次是EVA——艙外活動（extra-vehicular activity）——俄國人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的可行性。第三，我們要進行一次長度相當於登月的太空任務。俄國人在這方面也比我們領先。他們曾經在五天里繞行地球七八十圈，我們這邊的記錄是兩年前的水星項目，戈登.庫帕在34小時里繞行了22圈。最後，項目要對從犯大氣層進行指導，從而完成精確著陸。

　　此前我們已經成功進行了兩次無人的雙子星任務。按原定計劃，第一次載人任務，即雙子星3號，應當於1965年3月3日升空，剛好是列昂諾夫出艙的五天之後。在列昂諾夫名垂青史之前，NASA關於六月份的第二次載人任務的計劃都趨向保守。原計劃是，一名宇航員會打開艙門，站直身體，把頭部和肩部探出艙外——這是完全出艙行走的第一步。但是1965年3月之後一切都變了。原定計劃變得更加大膽，我們必須領先俄國人一步，至少也要並駕齊驅。

　　雙子星四號的成員名單早已經公布了。吉姆.麥克狄維特（Jim McDivitt）和埃德.懷特。兩個人都是空軍試飛員。我認識埃德好些年了，他早我兩年進的西點，後來去了愛德華。他熱愛運動，是個天生的領袖，我一直對他另眼相看。在迪克衝進我辦公室的那個早晨後不久，埃德就投入了秘密訓練當中。一到晚上，NASA的工作人員差不多都走了以後，埃德的訓練就開始了。保密工作十分嚴密，我們想讓俄國人嚇一跳。

　　NASA的大部分活動和任務計劃都能公開討論，蘇聯那邊的太空項目則極少公開信息。競爭十分激烈。自1963年肯尼迪遇刺之前起，至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為止，美蘇雙方的官員成精多次會晤，討論太空合作的問題。這些會談主要是有肯尼迪對阿波羅計劃不斷增加的成本與風險的擔心而推動的。

　　儘管在其總統任期之初就聲明要將登月作為全國性的目標，並在第二年的公開演講中明確了這一點，記錄顯示國會不斷增加的壓力使肯尼迪開始通過私下與俄國人在特定領域合作的方式來控制太空項目的成本，因為這樣可以避免重複建設，比如在通訊及氣象預報方面。後來林登.約翰遜——肯尼迪執政時期他是國家航空航天理事會的負責人，阿波羅計劃的總策劃者——繼任總統，加上勃列日涅夫改走強硬路線，雙方合作的嘗試也就擱淺了。

　　NASA內部的很多人對於肯尼迪聯合美蘇共同踏上登月之路的努力都很有看法。他們相信俄國人不會把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拿出來分享。比方說，黎明2號艙外行走任務之後美國代表團奔赴莫斯科與列昂諾夫和巴亞耶夫的會面就基本上沒取得什麼成果。至少所有的信息都沒有傳達到宇航員團隊。列昂諾夫返回太空艙時遇到的太空服變型問題以及他釋放氧氣的解決方案，不僅會使即將執行第一次艙外活動的埃德大感興趣，我也很想多了解一下——不過當時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當時我受命擔任雙子星4號任務的後備艙室聯絡員，艙室聯絡員是唯一一個可以和乘員直接對話的人。宇航員通過一個自己認識的人與地面進行單點聯繫可以保證信息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沒有飛行指揮的批准聯絡員是不能和宇航員說話的。一般來說，聯絡員都由宇航員來擔任。因為飛行員之間有一套很簡練的行話，可以在緊急情況下最大限度縮短通訊時間。飛行員管敵機叫「妖怪」，指示方位則利用鐘錶刻度。「飛船右方有隕石或不明物體」就可以簡化為「三點鐘有妖怪」。聯絡員是個很搶手的差事，人們普遍認為當上聯絡員就離入選進入太空更近了一步。我們知道，有人正在評估我們的表現，儘管是非正式評估。

　　作為雙子星4號的聯絡員，我來到了澳大利亞西部的卡那封（Carnarvon），這裡坐落著一系列遍及全球的追蹤站中的一座。這裡有二十多名常駐的澳大利亞籍工作人員。直到雙子星4號發射前不久，我們坐上了前往澳大利亞的飛機，我們才獲准打開裝有任務最終細節的信封。

　　「好傢夥，都來看看，」NASA五人代表團團長埃德.芬德爾（Ed Fendell）一邊說著一邊把標有「機密」字樣的飛行計劃書遞給我。我翻了翻就理解了他為什麼如此驚奇。埃德.懷特要進行一次完整的出艙行走，還要藉助一柄能噴射高壓氧氣的噴氣槍來控制方向。埃德之前一直接受的秘密訓練就是關於這個。

　　「當個美國人我太自豪了，」芬德爾叫道，「這回非要俄國佬好看不可。」

　　雙子星4號發射前幾個小時，我們花了點時間來安排了幾項很動人的傳統，這些傳統從約翰.格林執行美國的第一次載人航天任務時起就傳下來了。作為向宇航員致敬的表示，珀斯市的市民們在載人飛船飛過頭頂的夜空時會儘可能地把所有的電燈都打開。澳大利亞人熱愛太空項目，要我說，開拓精神是他們天性的一部分。他們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在追蹤太空船的過程中要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後來我發現，把城市範圍內的國家電網全部點亮之後，從太空看去，這座城市就像一顆黑暗中的寶石。

　　埃德的出艙行走從夏威夷開始，到佛羅里達東海岸為止。他玩得十分盡興，再加上通訊不良，使他沒有接到休斯頓催促他結束艙外行走的指令，結果他在太空呆的時間是原計劃的兩倍。返回時，他發現自己的太空服變得笨重了許多，操作難度大為增加。這給他進入太空船後關閉艙門帶來了很大的麻煩。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比如發射後大力神運載火箭的位置保持就遇到了困難，計算機故障導致了飛船不得不以彈道軌道返回大氣層。但除此之外，這次耗時四天，繞行66圈的任務可以算得上完美。

　　我作為聯絡員的任務也完成的很好。我們這邊沒出差錯。我們之前進行的各種模擬已經推演過了一切可能性，成效有目共睹。我們甚至還找來了一名十分和氣的澳大利亞大夫來協助我們模擬應對可能出現的突發疾病情況。不過在飛行中並沒出這種事。

　　任務結束之後我在澳大利亞放鬆了幾天。卡那封就是個小漁村，總共只有一家飯店。我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追蹤站里和澳大利亞當地的無線電愛好者們混在一起。臨行前的最後一個周末我們受邀去了一座養羊場，剪了剪羊毛，還吃了一頓袋鼠肉。

　　阿列克謝.列昂諾夫中校

　　索菲亞，保加利亞

　　埃德.懷特的太空行走令我吃了一驚。我是在赴保加利亞訪問期間知道這件事的。美國人的野心比我們的情報人員的事先預計要大得多。我們之前以為懷特的任務就是開開艙門，往外探探上半身，拍幾張照片，再縮回來。我堅持認為，美國代表團在與我和帕沙見面時搜集到的點滴信息對懷特任務的升級起了關鍵作用。

　　懷特的任務風險也很大。雙子星的構造和黎明完全不同。雙子星上沒有氣密室，這意味著懷特在出艙以前要將艙內空氣完全排清。只要出一點問題，任務在開始之前就會以災難告終。但是就我看來，一切都很順利。

　　我當時並沒有多少與美國人競爭的感覺，因為我們領先得太多了，美國人根本趕不上。我做的事情沒有任何人能夠重複。我是太空行走第一人。

　　但是許多西方媒體隨後宣稱懷特才是太空行走第一人，我的影像是在實驗室里偽造的。這些報道很有市場，以至於有一段時間連吉尼斯記錄都把懷特當成了太空行走第一人。

　　NASA從未出面澄清這些謠言。

　　俄國人有句老話：「狗叫喚攔不住馬車隊。」這話的意思是，不管別人說三道四，只要你做的對心裡就有底。我知道第一人的頭銜屬於我。

　　我相信，美國人一直有意培養競爭，縱容誤解與猜忌。幾個月以後我就親身體驗了一回。

　　八月時我和帕沙去雅典參加國際國際航天大會。美國代表團也在場，其中有德科.司雷坦（Deke Slayton），他是NASA航天人員管理總監，此外還有兩名宇航員，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庫珀。康拉德在1965年8月剛剛完成了雙子星5號為期8天，繞行128圈的任務。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美國宇航員。儘管之前看了這麼多《生活》雜誌，我依然沒什麼概念。蓋爾曼.蒂托夫四年前在執行完東方2號的任務後成為了第一名訪問美國的蘇聯航天員，接待他的是約翰.格林。兩個人處的挺愉快。但那是古巴危機、肯尼迪遇刺、赫魯曉夫下台之前的事了。隨著冷戰的深入，雙方都疑神疑鬼起來。

　　我對美國宇航員的第一印象並不好。我們的第一次正式會晤基調就不對。帕沙和我準時出現在了約定地點，美國人卻沒來。他們的理由是睡過頭了。

　　第二天希臘報紙報道了美國人是如何無理的怠慢了我們。這件事被我們當笑話說了很久：在不可預見的未來，如果美蘇進行太空合作，一定不會有什麼成果，因為美國人太貪睡了。

　　兩天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康拉德和庫珀。會談的氣氛很尷尬。他們坦言，自己根本沒有睡過頭，是政府不允許他們過來。

　　話說開了之後，我們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兩邊的醫生和政府官員正彼此咬得不可開交，費盡心思從對方嘴裡套情報的時候，我們四個人好整以暇地喝了四個小時的香檳。我不知道我們究竟是怎麼交流的。因為他們不會俄語，我們也說不了幾句英語。我們做了很多手勢，而且兩種語言中大量的航天辭彙是同源的，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同行。

　　我們四個都開過戰鬥機，儘管是在鐵幕的兩邊。現在，我們都成為了一個人數極少的精英俱樂部成員，我們都體驗過超越地球束縛之外的經歷，我們之間的紐帶是獨一無二的。這次會面十分純粹，沒有什麼政治力量能從中干涉。

　　會面之後，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邀請我們到他的遊艇上玩了一天。我們游泳並共進晚餐。分手的時候，我們似乎已經成為了同一項任務的成員。

　　在雅典我第一次遇到了美國太空項目的總策劃之一，韋納.馮.布勞恩。一天晚上帕沙和我與他和他的妻子共進晚餐，我問了一個一直想問的問題：

　　「如果美國的科技——按你的說法——真的領先我們這麼多，為什麼蘇聯能首先發射衛星，進行載人航天和出艙行走呢？」

　　馮.布勞恩的回答比我想像得還要坦率。

　　「純從技術角度來說，我們是有能力做到這一切的。但是，我們這邊大概沒有你們那個總工這樣的決心。」

　　就我看來，他和科羅廖夫是惺惺相惜。我也聽科羅廖夫用類似的口吻談論過布勞恩。當年我們差一點就把他拉過來了。不過，不論布勞恩多麼出色，也比不過科羅廖夫的天才。

　　科羅廖夫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設計師和管理者，他還有從極端艱苦條件下磨練出來的鋼鐵意志和堅定決心。我們很快就會了解他當年究竟有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