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白星4
阿列克謝. 列昂諾夫
《生活》雜誌刊登了一條十分有趣的新聞:雜誌社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向第一批七名美國宇航員支付50萬美金,換取對他們個人生活的優先報道權。我們的工資在扣除黨費之前是每月五十到六十盧布。由於私人嚴禁持有美元,所以沒有官方的匯率。不過在黑市上一美元能換大約六十戈比。所以我們的工資大約是100美元一個月。
我對美國宇航員的動態一直跟得很緊。我們能接觸到美國科學期刊上的許多詳細文章,還可以通過定期的情報傳達會獲得信息匯總。這樣我們就能事先得知接下來要上天的是誰,執行的是什麼任務。
《生活》上面的文章尤其使我著迷。我知道每一個美國宇航員的名字和家庭情況,他們和家裡人在寬敞美觀的公寓前面休憩的照片隨便找找就是一大堆。
我們對此稍微有點眼紅。當然,我們自己和我們家裡人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當時我們大多數人都有孩子了。我的女兒維多利亞是在尤里上天后幾周出生的,尤里也有個小女兒,我們兩家人走動得很勤。航天員是一個緊密的集體,什麼事都由大家共同決定。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來討論星城的宿舍樓應該修成什麼樣子。獨門獨院的結構一上來就給否決了。我們決定按蘇聯的方式過集體生活,修兩棟連體高層公寓,中間修個公共大廳,好進行各種聯誼和慶祝活動。我們覺得自己會永遠年輕,希望能夠一直呆在一起,就像大學學生一樣。
紀律問題也是由我們內部解決的。我們在很早的時候就通過例會一致決定,嚴重違紀人員要自行請辭。
這項決議很快就受到了檢驗。
有一天晚上,四名航天員,格里高利.奈尤波夫,馬斯.拉菲科夫,瓦倫丁.費拉特耶夫和伊萬.安尼卡耶夫,一起在奇卡洛夫斯基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喝酒。這是明令禁止的行為。四個人越喝越來勁,越喝話越多。最後他們和服務員動起手來,結果飯館經理給當地兵營打了電話。
「好了,各位,該回去了。」派來的軍官這麼說。
奈尤波夫回敬道,「閉嘴,沒你的事。」
他的無禮實在是找錯了對象。這位軍官的級別很高。
「你如果在明天早上九點之前不來向我道歉,你的麻煩就大了。」軍官警告道。
第二天早上,四個人都被總指揮叫到了太空中心。我們得知此事後立刻在當晚開了個內部會議。會開得很短。我們就這四個人是否應該請辭進行了舉手表決。結果毫無懸念,就連四個人自己都舉了手。那是很難過的一天,這四個人都是優秀飛行員,經過重重嚴格選拔才走到今天。這一下他們全都給打發回空軍去了。
其中兩個人的命運尤其奇特而悲哀。安尼卡耶夫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聚會,車鑰匙讓人偷了。小偷偷了他的車急著脫身,結果壓死了人。於是小偷又把鑰匙放回了他的口袋。隨後他被送進監獄關了一年。他最終回復了清白,但是再沒開過飛機。
奈尤波夫的故事更慘,他後來被分配到遠東的車尼斯科瓦(Cherniskova)當試飛員,依然不守紀律。有一天晚上他在暴風雪中沿著鐵軌趕路,大衣的領子豎到了耳朵。結果他沒能聽到身後火車的聲音。一節車廂向外伸出半截木板,打中了他的頭,他當時就死了。我去給他上過兩次墳,他的死是個悲劇。
但是他們請辭的時候我們都沒怎麼遺憾,因為我們自己的壓力也很大。跟不上的人在這裡是沒有位置的。
1963年的一天,我在訓練之餘打開了收音機。頭條新聞:約翰.F.肯尼迪總統遇刺了。當天晚些時候我在電視里看到了他頭部中槍的可怕畫面。許多蘇聯人都十分悲痛,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門前收到了許多花圈,我也去放了一個。
肯尼迪在我們這邊聲望很高。我當時模糊地感覺到美國的太空計劃會因為他的死而更進一步,為了紀念他,美國人一定會下定決心實現他的雄心,在十年之內將人類送上月球。
不過我當時壓倒一切的想法是美國一定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受到全世界最強大政權重重保護的總統都會遭到謀殺,那這個國家一定是個匪類橫行的所在。我怎能想到,幾年之後,我也會在自己的祖國遭到暗殺,與死亡擦肩而過呢?
大衛.斯科特
1963年11月22日,我正在西雅圖參觀組裝X-20的波音工廠。這是我離開愛德華前往NASA前的最後幾周。當天晚些時候,我們得知肯尼迪總統遇刺了。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我以為總統的安全肯定不成問題。從我記事時起,我們的國家還沒發生過這種事,誰也想不到,這只是接下來好幾年裡一系列行刺事件 的開端罷了。
震驚過後,希望破滅的情緒瀰漫了開來。在他的三年任期里,肯尼迪成了一位活力四射、深受歡迎的總統。儘管沒投他的票,我依然十分佩服他,尊重他為國家所做的一切。這是振奮人心的幾年,美國在社會和科技方面都進展神速。這種進步的感覺是實實在在的,整個國家都有奔頭。肯尼迪尤其為太空領域蒙上了一層浪漫色彩,他是NASA最有力的支持者,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激發公眾的想像力,是他的熱情與決心使許多美國人相信我們應該贏得登月競賽。
但是達拉斯的槍聲讓整個國家的腳步戛然而止。我當時還沒怎麼想太空項目會受到怎樣的影響,當時太空計劃已經很有規模了。國會也終於批准了NASA要求的撥款。但是這筆錢是一年一算的,而我們必須保證總統和國會都繼續支持我們。林登.B.約翰遜很快就任了總統,幸運的是,他也是NASA的堅定支持者——肯尼迪的許多太空政策都是由他具體執行的。
太空項目將會繼續,但是十一月的那一天,對於我和其他所有美國人來說,所有的鐘都停了。我們終止了一切行程,立即返回了愛德華。
和其他人一樣,我在電視上觀看了肯尼迪的葬禮。約翰遜將NASA的發射中心和卡納維拉爾角改名為肯尼迪中心和肯尼迪角的一幕十分感人。不過隨之而來的種種猜測和陰謀論引發了人們對蘇聯進一步的不信任。(即便是在沃倫委員會最終宣布唯一兇手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之後,他曾在蘇聯呆過的事實還是讓很多人相信蘇聯是行刺事件的幕後黑手。)
幾周之後我居家搬到了德州,開始了在NASA的訓練。國家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我們在1964年1月來到休斯頓的時候,這裡興奮的情緒幾乎觸手可及。
一切都是嶄新的。載人航天中心的建築群位於休斯頓以南25英里處的海灣地區,此時仍在施工中。這附近有個湖叫清湖(Clear Lake),水很混,一點也不清。這裡幾年前被颶風「卡拉」襲擊過,一蹶不振了很久。地上還有幾棵大橡樹,但除此之外都是荒地。但是航天中心,或者MSC,給人以新建成的大學校園的感覺——整潔美觀,現代化的建築,平坦的道路,等等。新住宅區不斷落成,先行七人和第二批九名宇航員之中的大多數人都在這裡安了家。其中一個住宅區起名叫清湖城,我們這些新來的基本上都在這裡租房住。
我們剛到休斯頓,那些有部隊背景的人就不得不把制服收起來改穿便裝。對於像我這樣一心想在軍隊里謀發展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人人都因為能參與太空計劃而感到興奮,忙著彼此介紹。我們第一次作為一個集體亮相是NASA在休斯頓開記者招待會介紹第三批宇航員的時候。我們彼此熟悉了一下對方的背景,有人是海軍出身,比如迪克.戈登(Dick Gordon),C.C.威廉姆斯(C.C.Williams)是陸戰隊出身,羅斯蒂.施威卡特(Rusty Schweickart)和沃爾特.康寧漢姆(Walt Cunningham)早年當過空軍,不過後來退伍了,加入NASA時的身份是平民。
不久我們在迪克.戈登的家裡開了個大派對,那是個美妙的夜晚,我們很多人長期以來第一次完全放鬆了一下。我們的妻子也都來了,她們中的大多數之前彼此也沒見過。她們在一邊討論落戶的問題,我們則聽迪克談論我們作為宇航員的新事業。
迪克整天臉上都帶著笑。在最初一段時間他是我們這群人的非正式領導。他是彼得.康拉德的密友,彼得比我們早來了一年,所以他可以和我們分享許多從彼得那裡學來的經驗。我們談到了訓練頭幾個月的注意事項以及雙子星計劃的一些內部情況——第一次載人的雙子星任務還要再過一年才能付諸實施,而阿波羅計劃還處於紙上談兵的階段。入選人數之多,令我們全都感到驚訝。畢竟雙子星計劃只需要兩個人,而阿波羅計劃似乎還遙遙無期。
當天晚上的氣氛很融洽,我們知道日後還會有激烈的競爭,但我們從一開始就成了好朋友。
空軍和海軍飛行員經常彼此較勁。我們拿海軍飛行員開玩笑,說他們不會平穩著陸,因為他們在航空母艦上起飛很慢而著陸很猛。他們則笑話空軍對跑道的需求長得不像話。不過我們在休斯頓的第一年彼此就很熱絡了。
自從我們的名字傳出去之後,休斯頓的每一個居民社區都想請我們去做客。人們的支持甚至到了難以招架的地步。關於先行七人的熱情已經逐漸散去了,但我們依然受到名人一般的待遇。
所有的銀行都希望我們在他們那裡開戶,所有的汽車經銷商都希望我們從他們那裡買車,對於先行七人來說,擁有一輛拉風的好車是件很嚴肅的大事,他們的首選都是雪佛蘭Corvettes,但是我把我的賓士190 SL從歐洲裝船運了過來。蘿坦和我這時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所以我們又買了一輛比較穩重的雪佛蘭房車。
不過我們面臨的第一項任務是安家落戶。我和泰德.弗里曼談了一下,他也是第三批受選人員之一,又和埃德.懷特談了談,他是第二批。埃德在艾爾拉高(El Lago)有一間可愛的房子。他告訴我們在航天中心南邊清湖附近有個叫拿騷灣(Nassau Bay)的地方,馬上要建成一片新的住宅區。當時公路還沒有修通,但是埃德和我還是驅車過去看了看,我們都覺得這地方不錯。於是我們各選了一塊地皮並聘請了各自的建築師。蘿坦和我決定修一棟單層L型牧場風格的房子,要有三間卧室,一間屋頂高挑的客廳,還要有個漂亮的後院。這裡和愛德華的簡易宿舍比起來可謂天壤之別。
拿騷灣除了幾家雜貨店之外沒什麼別的設施,而且離休斯頓太遠,不能經常進城。孩子上學也很不方便。但是這裡逐漸發展了起來,最後甚至有了一家遊艇俱樂部,俱樂部裡面還有個小游泳池。住在這裡的大多數人都是NASA的僱員,不過這裡並不是NASA的專屬住宅區,也有很多和太空項目完全不相關的住戶,這種感覺很不錯。有些我們的鄰居為IBM或者附近的大學工作,很多人家都有孩子,環境很融洽。之前我們很多人都沒成家,也沒有在平民環境里生活過,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們剛到休斯頓《生活》雜誌就和我們簽訂了獨家訪問的合約。自五十年代起《生活》雜誌就獲得了對宇航員生活的獨家報道權,先行七人簽的合約很值錢,我們相比之下就差多了,一年大約只有一萬美元。不過這筆錢也很可觀了。我加入NASA時拿得是空軍上尉的工資,在整個太空計劃期間我的工資都是空軍發的。工資和軍銜直接掛鉤,對於平民來說,則以他們服役時的軍銜為準。所以我們的工資相差還是挺大的。
《生活》雜誌不止給我們提供外快,還把為數眾多的其他媒體擋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之外,這意味著我們的妻子兒女清凈了許多。這麼多年來孩子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父親昨天還是公眾焦點今天就無人問津。接受了任務的宇航員家的孩子經常遭到記者和攝影師的尾隨。任務一完成記者們就會拋下他們另找下一個目標。
我們很快發現,我們第三批受選人員就像新搬過來的孩子一樣,有什麼好處都要排在頭兩批人後面,包括駕駛NASA名下的數量有限的T-33的機會。不過隨著先行七人中的一部分在完成了水星計劃後開始離開NASA,我們的地位也開始向上移動。
約翰.格倫是第一批離開的人之一,他在1970年投身競選公職,並於1974年成為了他家鄉俄亥俄州的參議員。
我們最早接觸的課程之一是野外求生,以防萬一我們要在計劃外的環境脫離太空船。所有雙子星和阿波羅任務都從北緯28度的肯尼迪角以南發射,落點則是太平洋,所以我們沒有必要考慮在寒帶求生的問題。我們的訓練集中在叢林、沙漠和海洋求生方面。
叢林求生的課程是在巴拿馬的空軍熱帶求生基地進行的,我們在這裡學習如何搭棚子,如何砍倒棕櫚樹來吃樹榦裡面的芯。我們吃棕櫚芯很快就吃膩了,於是我們又學會了如何捕捉並烹飪鬣蜥,我花了三天時間才抓到一隻鬣蜥,所以它的味道很好。空軍求生手冊上寫道,「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土裡拱的,大多數生物都是潛在的食物來源。」不過我只認棕櫚和鬣蜥。
海上求生課程更靠近本土。課程內容主要包括在墨西哥灣里給救生艇打氣,以及使用陽光蒸餾器來從大海中獲取淡水。沙漠求生的地點在內華達,那裡白天氣溫足有130華氏度。我們白天的大多數時間都躲在自己挖的地洞里看小說,好儘可能保留水分。
沙漠的晚上很冷,也很美。四周如此靜謐,星星是如此耀眼。我和羅斯蒂.施威卡特一組訓練,他也是麻省理工的學生,還是天文學方面的專家。他很聰明,在之後的訓練中他還發明了一套記憶法來記住黃道星座的順序。
我們在沙漠的夜晚一邊辨識星座一邊談天,談人生,談太空,談家庭。羅斯蒂的文化修養很深,我很高興有他作伴。我們的孩子年紀差不多,關係尤其好。日後我發現我的女兒對羅斯蒂家的雙胞胎小子有意思時我們都忍俊不禁,他們當時大概九歲。
完成了基礎訓練課程之後,我們走訪了全國各地許多承接太空計劃訂單的設計及組裝機構。水星計劃和雙子星計劃的最主要承包商是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nell-Douglas)公司,我們簡稱麥克德克,它位於密蘇里的聖路易斯。我們還去了阿拉巴馬的漢斯維爾參觀馬歇爾航天中心,了解航天器研發的進展情況。最後還去了肯尼迪角參觀發射場地。
回到休斯頓之後,工程師向我們講解不同航天器的操作原理。此外我們每人都要根據自己的特長給其他航天員上一課。由於我在麻省理工的經歷,我承擔了導航和制導的課程。我們還學天文,火箭原理,數字計算機甚至還有地理——上課的時候每張課桌上都擺著一箱石頭。由於老師水平很高,我逐漸喜歡上了這個學科。但是在最初幾堂課上我總是坐在教室的最後面,和查理.巴塞特(Charlie Basssett)討論下一次駕駛飛機是什麼時候的事。
在整個太空計劃期間,我們一直能接觸到性能最好的噴氣機,因為我們必須保持飛行技術不生疏。這是最令我高興的事,我總是能多飛幾回就多飛幾回。
NASA手底下有四五架從空軍借來的T-33,還有幾架自己的F-102三角翼。這款飛機以其「可樂瓶子式」的機身外形而知名,這種中間收縮的外形有助於減少阻力,實現超音速。
F-102是經歷過前線考驗的戰鬥機,只有之前飛過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從歐洲到愛德華,我已經把F系列的飛機基本飛了一遍,所以我在合格名單上榜上有名。查理也是一樣。我和查理成了好朋友,和他一起飛行的經驗很愉快。
和大多數有軍方背景的宇航員一樣,我在NASA服役的時間是三年。我以為我會先進幾趟太空,然後繼續回去開戰鬥機。但是我們剛到不久政策就改了。隨著太空計劃複雜程度的逐漸明晰,我們在NASA的服役期也沒了截止期限。後來NASA為阿波羅計劃原定的人手不夠了,不得已又招了兩批人。
當我得知我們在NASA的服役期被無限延長的時候並沒為愛德華而感到多麼傷感。一到休斯頓我就完全被太空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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