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全球格局中的「三國演義」：民粹與恐懼將把世界推向中國之懷

一

分析天下大勢時，「三」是一個神奇的數字。

當年的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足不出戶便三分天下，指出了當時中國軍事、政治格局走向，這也成為指引劉備創業的戰略規劃方案。最終，時局也如諸葛亮所料，中國的確出現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劉備也如願成了一名皇帝。

在對當今世界格局做分析時，也往往會出現「三」。

1920年代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 在分析中國未來形勢時，著名儒家學者梁漱溟就提出一個「三系文明」說（《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認為，文明的核心是如何面對和處理人類的慾望，按對慾望的處理方式的不同，人類文明可分為三系：中國文明、歐美文明和印度文明。

歐美對待慾望，充分認可並努力滿足。滿足慾望需要向外進取，獲得滿足慾望的物質財富。所以歐美是向外的縱慾的文明；印度則相反，完全否定慾望的存在，而致力於向內進行各種心性修鍊。所以印度是向內的禁慾的文明；而中國則處在兩者之間，既不縱慾，也不禁慾，而是有所克制地承認和滿足慾望。所以中國是一個理智文明。

基於這樣的分析，梁漱溟為人類文明的未來指出了方向，認為中國文明必然會戰勝歐美文明，並最終一統世界。梁漱溟實際上也是歷史終結論者，只是在終結點上與後來的福山不同，他認為人類歷史將終結於中國文明，福山的終結點是現代歐美文明。

1990年蘇聯崩潰後，主導世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結束了，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形勢將會如何發展，就迅速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在這個問題的分析上，出現了兩個明星人物。非常戲劇的是，這兩人儘管是師徒，但觀點卻截然相反。他們分別是福山和亨廷頓，其觀點被概括為兩個短語：歷史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

蘇聯的崩潰，在歐美激起一股樂觀主義思潮，其中以歷史的終結論者福山為代表。福山認為蘇聯的崩潰代表共產主義的失敗，資本主義的勝利。以民主選舉和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現代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最高發展階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區，都必然會進入這個階段。人類歷史也會停止進化，而永遠停留在這個階段，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的終結。

福山的觀點一經提出，在迅速走紅的同時，也立馬招致激烈的反對，而最著名的反對者不是別人，恰恰是其博士生論文導師亨廷頓。亨廷頓在現代化和西方化之間做出了區分，現代化主要是經濟發展等技術性問題，而西方化則是包括民主選舉、市場自由等在內的西方價值。亨廷頓認為，在非歐美地區，人們只是接受現代化，而越來越拒斥西方化。所以，那些認為西方文明會一統世界，人類歷史會終結於西方文明的觀點是膚淺的。

亨廷頓認為，真正左右世界格局的不是表面上氣勢洶洶的西方文明，而是各個地區所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梁漱溟不謀而合的是，亨廷頓也是把人類文明分成三大系，這個神奇的數字「三」再次出現。亨氏的三系文明分別是：歐美基督教文明、中東伊斯蘭文明、東亞儒家文明。這三系文明之間是存在矛盾和衝突的，全球的未來就取決於這三系文明之間的衝突，以及人們如何應對文明的衝突。

二

在梁漱溟、福山、亨廷頓三人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將非常有意思，也會帶來真知灼見。

就最終結果而言，梁漱溟、福山都是歷史終結論者。對歷史終結論中國人比較陌生，但對大一統論則比較熟悉，這兩者在最終結果上是一致的，都主張人類文明會最終統一於某種文明形態。大一統論是中國古老的傳統，而歷史終結論則是西方古老的傳統。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最終結果是一致，但是中國的大一統論和西方歷史終結論還是有顯著區別。

首先，中國的大一統論說的是橫向空間上同化，而非縱向時間上的進化。而西方的歷史終結論則相反，說的是縱向時間上的進化，而非橫向空間上的同化。橫向空間上的同化，就是中國同化蠻夷，最終天下將一統於中國文明。縱向時間上的進化，就是文明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指向一個理性的文明形態。

其次，中國「大一統論」的歷史起源非常古老，而西方歷史終結論，歷史起源非常年輕，兩者壓根不是一個級別的。

中國的大一統論和中國文明一起產生，或者大一統就是中國文明的基本屬性。中國文明的基礎是心性，即人心、人性，而天下的人心人性都是相同相通之處，存在著共性，所以人類的文明形態也應只有一個。《易經》是中國文明的出現的標誌，綜合各種證據，《易經》的出現不會晚於10000年前，甚至不會晚於15000年前。

對大一統最大的誤解是，把它看成國家的兼并統一。這樣中國的大一統就只能從始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其實，在秦之前，不僅夏商周三代是大統一的，更早的三皇五帝時代也是大統一的。

西方歷史終結論肇始於一神教的出現，並隨一神教的發展而發展。最早的一神教是猶太教，形成於公元前15世紀。在摩西五經中，人類的歷史完全受控於上帝的意志，但全能仁慈的上帝會給人類以應許。只要人類按上帝的要去做事，上帝的應許就會變成事實。所以，上帝的應許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也是歷史的終結點。

公元5世紀基督教的著名教父奧古斯丁，提出上帝之城的概念，天上的上帝之城，是地上的人間之城最終發展方向。奧古斯丁對歷史終結論做了更詳盡的分析和範圍更大的推廣。

19世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則為歷史終結論建立精緻的形而上的哲學模型，並提供了詳盡對歷史事實的分析。

然後，就是福山，將歷史終結論推廣到全世界。

所以，無論中國的大一統論，還是西方歷史終結論，都是擁有深厚的歷史基礎的。在梁漱溟、福山、亨廷頓這三人中，只有亨廷頓對此選擇了無視，這是不可取的。文明的衝突狀態是臨時的，而非永恆的，亨廷頓錯誤地把臨時當成了永恆。

但是，亨廷頓對現在西方文明所處局面的分析卻是充滿洞見的，他認為西方文明絕無可能真正地一統世界。從最終結論來看，這又和梁漱溟一致。而認為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西方文明的福山，就顯得膚淺多了。

在這三人中，梁漱溟的優勢就是了解中國文明，所以，他得出了中國文明會一統世界的結論，這是其偉大之處。但是，他把世界文明分成中國、西方、印度三系則顯出其在全球文明史上知識的狹隘。毫無疑問，亨廷頓的三系更為合理，即把印度換成中東。

總結一下，梁漱溟的可取之處是，在全球文明的框架和視野下，用大統一的理念，對中國文明所展開的分析和論斷。他把世界文明分成三系也有可取之處，只是具體那三系則有失偏頗。福山的可取之處在於，他對歷史終結論的挖掘和堅持，但卻把終結點選錯了。亨廷頓的可取之處是，把世界文明進行三系劃分：基督教歐美、伊斯蘭中東、儒家中國。錯誤之處在於，把時刻變動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看成靜態實體，從而把臨時存在的文明的衝突看成永恆的衝突。

正確的判斷應該是這樣：當今世界確實有相對獨立的三系文明構成，分別是歐美基督教文明、中東伊斯蘭文明、中國儒家文明，他們之間也的確存在衝突。但是，相對中國文明而言，基督教和伊斯蘭文明不僅非常年輕，而且是不斷變化的。所以，全球文明的三系分化是臨時的，而非永恆的，未來將一統於、終結於中國儒家文明。

三

人類文明將大一統於中國儒家文明，世界歷史將終結於中國儒家文明的態勢，現在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前全球文明的總格局是中國傳統化、歐美民粹化、中東恐怖化。這「三小化」的共同指向是「一大化」，即世界中國化。

中國傳統化就是中國正在回歸傳統、復興傳統。

在全球文明史中的所有文明中，中國文明最為獨特，不僅最為古老，而且最為自由，並且一直持續不斷至今。

中國文明之所以是最自由的，因為她講的是心性的自由，是心的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是真自由，且自文明的一開始就如此。現代歐美講的自由是權利自由，是物的自由，是相對的、有條件，是假自由。

中國文明之所以擁有如此頑強的持續力，就在於她是最自由的，是心性自由的。中國的歷史是心性自由的歷史，中國的文化是心性自由的文化，中國的傳統是心性自由的傳統。

中國文明的持續過程不是直線的，而是循環的，不斷地在偏離傳統和回歸傳統之間循環。偏離傳統就是偏離心性自由，回歸傳統就是回歸心性自由。

中國當前之所以會回歸傳統，最主要的原因是，對來自歐美的理念和理論越來越不滿。中國回歸傳統的趨勢就有兩層含義，一方面中國文明自身在增強，另一方面是對西方文明的反抗和否定，會讓西方文明變弱。

現在非常流行的觀點是，尤其是在西方，一個國家變的強大將會給其他國家帶來威脅。那麼回歸傳統會讓中國文明更強大，這會危害其他國家的利益嗎？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核心是心性自由，心性自由是重心輕物的，是以心性的修養為中心的，而非以利益爭奪為核心。中國文明的強大就會完全和平的，而且會影響世界，把心性自由的理念和活法推廣到全世界，讓全世界變的更和平。

這就是中國傳統所講的「王道」、「霸道」之辯。中國文明史王道文明，中國文明的真正強大一定是王道的強大，而王道是講心性自由的，是重義輕利的，重德行教化，而輕利益爭奪。

四

自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以來，「民粹主義」在歐美逐漸成為一種潮流，成為左右歐美局勢的主導力量。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特朗普在總統競選中異軍突起，英國的脫歐公投，法國的遊行騷亂……這些都是民粹主義興盛的具體表現。

「民粹」是歐美精英對普通民眾的一個蔑稱。西方的社會傳統是貴族主導、精英主導，民眾永遠是被動的服從者、跟隨著。一旦，民眾有自己的意願表達，而且與權貴、精英向左，他們就會覺得這太不正常，於是就高傲地、蔑視地稱之為「民粹」。

很對中國人也會拿「民粹」思維來分析中國，動輒說中國「民粹」化了云云。事實上，從歷史傳統來說，中國不可能出現「民粹」，因為中國的社會恰恰與西方相反，西方是自上而下的，社會由權貴和精英來主導，而中國則是自下而上的，社會是由老百姓來主導。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並非孟子所提出的一種理想化的主張，而是對中國歷史的，尤其是「三代」歷史的真實的總結。

即便秦以後，中央集權專制的大政府在中國出現，皇帝、政府有剝奪民權的天然衝動，但是強大的歷史傳統，依然讓民為貴、民為本成為中國政治的基本理念。這就是後來出現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政府執政基礎，合法性基礎。

中國傳統的「民心」，其實就是現代歐美人所說的「民粹」。歐美之所以將「民心」污衊為「民粹」，就在於他們缺乏中國民為貴、民為本的歷史文化傳統。

現在「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愈演愈烈，說明歐美的普通民眾在反抗，在造反。反抗歐美的精英們所構造、杜撰出了西方主流的價值和制度，要造權貴精英們的反。西方主流的價值和制度就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所以，西方的民眾實際也是反抗現代西方文明，造西方文明的反，是「階級鬥爭」的新的發展階段。

這也說明歐美的民眾出現了新一次的大覺醒，他們要追求真正的正義和自由。真正的正義和自由，一定是心性層面的，一定是心性的正義和心性的自由。所以可以斷言，隨著「民粹」化的深入，歐美的民眾一定會拜倒於中國傳統。

西方的民粹化，說明現代西方文明在西方內部已經失敗。所謂的西方文明實際上只是上層的少數權威和精英們的文明，是維護這一小撮人的利益的，也是深得他們擁護和信仰的。而對廣大的普通民眾，即對社會的99%西方文明則是非正義。以前民眾們並不真正了解，他們就習慣性地相信和跟隨精英的解讀和勸導，接受西方文明。但是實際情況是，他們的親身經歷是，自己身處其中的制度和文化是不正義的，這就突出地表現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精英們所獲取和掌控的財富比例畸形地高，而且越來越高。

以前一提西方文明，中國人會想當然地把其看成全體西方人的文明，現在看來這是非常膚淺的。其實歐美社會存在巨大的鴻溝和斷裂，一方是少數的權威精英，一方是普通的廣大民眾。所謂的西方文明這是少數的精英所杜撰出來，並自上而下地向普通民眾宣貫。現在看來這個宣貫是失敗的，老百姓不再相信了。

所以，西方文明的最大敵人並不在西方之外，而是在蕭薔之內，就是西方的普通民眾，他們要反水了。西方民眾的覺醒和起義，說明西方文明在西方內部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礎，它的崩潰指日可待。

五

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恐怖主義」逐漸成為全球性的重要問題，成為左右全球局勢的重要因素。美國甚至以「反恐」為名發動的大規模的伊拉克戰爭。儘管，恐怖主義的製造者只是極少數是伊斯蘭極端分子，但恐怖主義畢竟誕生在伊斯蘭教的土壤，這嚴重影響了伊斯蘭教在全球的公共形象，讓其恐怖主義化了。

恐怖主義的產生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宗教虔誠，極端的宗教虔誠，二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仇視。恐怖主義之所以產生在伊斯蘭教地區，根源在於這裡的人們擁有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宗教虔誠。這裡的宗教虔誠程度非常高，又是和伊斯蘭教無關的，而是他們的歷史文化傳統使然。這個歷史傳統比伊斯蘭教古老的多的多。

從全球文明史的整體框架來看，宗教是一種病態的、畸形的文明形態。宗教產生於極端恐懼的群體情緒，神是極端恐懼之下所出現的幻覺、臆想。群體性極端恐懼使得人們把這些幻覺、臆想當成真實。

那麼極端恐懼的群體情緒又是如何產生？現在主流的解釋，將其歸因於原始社會時生產力的落後，工具的落後，而事實上這種解讀是沒有任何歷史依據，幾近胡說八道。

歷史事實是，這種引發宗教幻覺的群體性極端恐懼情緒，產生於特殊的情況，特殊的地區。

人類文明是由定居生活所孕育的，人類要結束四處遊盪，而定居下來，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可持續的穩定的食物供應。這種食物也的確存在，那就是穀物。當人們發現並學會食用穀物時，人們就開始過定居生活了。當一旦過上定居生活時，就是對這樣的生活產生強烈的依賴，就會對失去這樣的生活而極端恐懼。

人類早期的定居生活時依靠採集野生穀物來實現的，農業是後來的事。考古和文獻材料證實，人類的定居生活最先出現在兩個地方，一個是東亞的中國華北地區，一個是西亞的黎凡特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黎巴嫩、敘利亞等地。為什麼出現在這兩個地區，原因很簡單，只有這兩地存在規模性的野生穀物的分布。中國華北是野生小米，而西亞黎凡特則是野生小麥。

直接的考古證據證明黎凡特地區的定居文化出現在大約14000年前，被稱之為納吐夫文化。儘管中國目前所發掘的定居文化聚落遺址年代都沒有納吐夫文化古老，但中國的定居文化產生還是可能比西亞早很多。因為中國土的加工野生穀物的工具比西亞要早10000年以上，分別是石磨盤石磨棒和陶器。中國出土的最古老的石磨棒在25000年前，陶器則在20000年前。

中國的定居生活不僅比西亞出現的更早，更重要的是，也比西亞更穩定。小米的前身就是狗尾草，狗尾草就是野生的小米，幾乎遍布整個華北地區。其面積規模比西亞的黎凡特地區大的太多，同時中國華北的生態穩定性也比西亞的包括黎凡特在內的肥沃新月地帶高很多。目前黃淮平原依然是中國最主要的糧食產地。而西亞的所謂的肥沃新月地帶，很早就經歷了荒漠化的痛苦。

考古學也證實，大約12000年左右，西亞出現了「新仙女木」事件，氣溫驟降，降雨驟減，使得原先存在的野生小麥大規模消失。所以，納吐夫人定居生活的基礎被摧毀了，他們不得不向北遷移，來到土耳其的東南部地區，但這裡的生態系統同樣是高度不穩定的。

品嘗過定居生活甜頭的西亞人對定居生活已經產生深深的依賴，但生態的不穩定往往會讓野生小麥歉收甚至消失，這會讓他們失維持定居生活的食物保障。西亞人的極端恐懼因此而產生，宗教幻覺也因此而產生，多神教因此出現。多神教的根本目的是，通過舉行祭祀儀式，幫助神去履行自己生態循環的職能，從而保障生態穩定，最終保障食物供給。

多神教是人類宗教的早期形態，產生於肥沃新月地帶的北部地區，即現在的土耳其東南部地區，是已經習慣於定居生活的西亞人所出現的群體性新極端恐懼情緒所引發，而這些極端恐懼情緒則是由生態的高度不穩定多引發。

因為生態是高度穩定的，所以，憑藉採集食用野生小米而步入定居生活的中國並沒有出現西亞式的恐懼情緒，也就沒有產生宗教，而是出現了另外一種文明形態，即《易經》文明，心性文明。

儘管多神教起源在肥沃新月地帶的北部，但是其繁榮卻是在後來的古兩河和古埃及地區。儘管憑藉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尼羅河的灌溉，解決乾旱的問題，發展出繁榮的農業。但由於，河水水位的高低，洪水的大小，又都是不穩定的。所以，古兩河古埃及的灌溉農業，不僅沒有消除他們對生態不穩的而高度恐懼，反而強化了。不當沒有消除多神教，反而強化了。這培養了這兩個文明高度的宗教虔誠。這是目前的中東地區、伊斯蘭地區宗教虔誠的歷史淵源。

宗教虔誠一種文明疾病，現代西方文明向用自己的普世價值，去消除中東地區的宗教虔誠。然而，西方文明本身不僅是非正義的，而且也是膚淺的，他們對人性的認知，對歷史的認知都是膚淺的、扭曲的。他們自身也是病態的。所以，歐美人在中東地區強推西方文化就引發了強烈的不滿和對抗。最終以極端的恐怖主義顯示出來。

恐怖主義的出現，的確如亨廷頓所言，是「文明的衝突」，然而亨氏所不知的是，無論伊斯蘭文明，還是現代西方文明，都是病態的。所以，恐怖主義的出現，不是一般的文明的衝突，而是兩個病態文明的衝突。兩個精神病人打架，做出任何極端行為都是可能的。

所以，要徹底消除恐怖主義，不僅要能治癒伊斯蘭教的文明病，而且也要能治癒西方文明的疾病。而有能力充當這個醫生的，唯有中國文明，這個倡導和維護心性自由的文明。

（微信公共號：新心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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