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權解讀小說，但無權修改它們
今天的推送，節選自《想像共和國》。我們的閱讀自由不僅指隨心所欲地閱讀、解讀的自由，還指，我們有按照小說本來面目閱讀的自由。
題圖：根據《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繪製的畫，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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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權解讀小說，但無權修改它們
文 / [美]阿扎爾·納菲西
譯 / 楊曉瓊
節選自《想像共和國：三本書里讀美國》
本文為節選整理，標題為編輯所加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我1979年回到伊朗接受德黑蘭大學英語語言與文學系的教職後，教的第一本書。所以，當領袖們譴責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撒旦在蠱惑人心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在奮力地通過小說這一扇窗戶，向我惶惑不安的學生解釋複雜多樣又矛盾對立的美國。我開始相信，美國的小說既是它的道德守護者，同時也是它的最佳批評者。在伊朗的那些日子，革命席捲了城市和校園，即便在自己的家裡，你也很容易覺得自己像個孤兒，而我的大部分學生就可以立即和兩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哈克和吉姆——聯繫起來。極權主義思維會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公民的身份認同感，重寫過去來適應它的目標，重寫歷史來服務它的目的。我的學生們已然懂得，哈克的抗爭需要勇氣，與其他人反其道而行並不總是件容易的事，無論其他人在做的事情看似在道德上有多麼不堪。這門課程，被簡單地稱為「研究」，對它的描述與這個課題一樣模稜兩可，它是一門寬泛的大學課程，設置目的就是讓學生：做研究。有人告訴我，我應該教學生研究論文寫作的各個階段。「你為何不選擇一本典型的美國小說？」英語系主任向我推薦說，「美國人目前正時興這樣。」他自己是個海明威迷，也是個特別受學生「歡迎」的趕流行的老師——自然是因為一些非正常原因，看看幾乎每天都有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國內走狗的電話和示威就知道了。這段對話後只過了三個月，除了我和他這樣的怪人，就沒有人再以海明威或吐溫去思考美國了。大家都在談論的美國人就是在大使館裡羈押著的那幾個人質，而大使館恰巧離我們的大學不遠。
在美國時，我在白宮門前示威，一邊從催淚瓦斯邊上跑開，一邊高喊著政治口號；而此時在德黑蘭，我身處一場真正的革命之中，受到真槍實彈的威脅，卻發現自己待在卧室里，用研讀馬克·吐溫來填滿清早的幾個小時，並思索著如何教授美的概念，怎麼會這樣呢？也許恰是革命時期生活的這種緊張感，這種對我們生活各方各面的極端而暴力的干涉，讓我們對早一兩年前可能還只是學術問題的東西變得更加敏感了。那個夜晚，我面臨的困境是，怎樣才能跟我的學生分享我自己曾那麼多次，在讀一首詩、一個劇本、一部小說時感受到的東西：那種極大的愉悅和感恩，那種因贊同激起的火花——那種被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稱作「貫穿脊髓的震顫」的東西。
研究。大學一年級一開始，就該有人教過我的學生們如何使用圖書館，如何找文章和背景資料，如何引用文獻和編寫腳註。我不想再多做相同的事。我覺得，把文學研究當作一場尋寶之旅，順著交織著的一條條線索找下去，直至拼湊出故事、動機或罪行的緣起，會更刺激，或許也更有收穫。在教授學術寫作其他機械刻板的方面的同時，在用到文本外資源之前，我想讓我這門課的學生做另一種研究，經由這本書的成形過程，對它追根溯源。
「只要記住，」我告訴他們，「civilization（文明）這個詞，在最初的一頁，就被哈克變成了sivilization。這是整本書的一個線索——這拼寫上的細微變化顛覆了整個詞的意味和內涵。這部小說中的關鍵詞——如『體面』、『良心』、『心靈』、『白人』、『黑鬼』——沒有一個是以常規意義出現的。記得我們上星期討論的『顛三倒四』（topsy-turvy）嗎？它適用於《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在不同的語境下，它也適用於《哈克貝利·費恩》。」我想讓他們感受文本的顛覆性，像吐溫的第一批讀者們可能曾體驗的那樣去體驗它。
我的學生尼瑪如今在美國生活，近來他讓我又想起了自己曾經的憤慨和牢騷——在於伊朗教的最後幾堂課里，我表達過對「sivilization」這個詞被誤譯的一些看法。我的一個學生有一天拿了本波斯文版的《哈克貝利·費恩》過來，她指給我看，那個用意良好的譯者是如何為他的讀者省事，給「sivilization」安了個正確的波斯文拼法。這引出了一場漫長的課堂討論，關於忠實程度問題，也關於如下事實：每部小說中的詞，包括這一部——事實上，或許尤其是這一部——都既是有血有肉有骨骼的，也是富有靈魂和精神的。無論你怎麼去解讀它們都可以，你有這個權利，但你沒權利——沒有權利——為了滿足自己，隨心所欲地去損毀它們或給文本整容。
二十年後我將在華盛頓憶起這場爭執，因為另一位用意良好的出版商盡責地把另一個詞從文中抹掉了，這個詞在如今看來顯得更具有煽動意味，他的理由是，他覺得沒理由去冒犯敏感的現代讀者。所以他決定把「黑鬼」這個詞——這個詞在整本書中出現了219次——從這一版中刪除。他不是第一個表達如此顧慮的人。1957年，NAACP（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稱《哈克貝利·費恩》顯示了種族上的冒犯，而1976年後，差不多每過十年，這種指控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重新出現。托妮·莫里森（美國黑人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著有《所羅門之歌》等）巧妙地涉入了這個話題，她認為：「如何處理馬克·吐溫使用『黑鬼』這個詞造成的對黑人學生的冒犯和可能帶來的對白人學生的腐蝕性影響，本身就是個狹隘的想法」，它「是一種純化論的觀點，但也是一種簡單的審查，它的目的是安撫成人，而非學齡兒童。對問題本身避而不見，得到的解決方法也只能治標不治本。」儘管這出版商並非孤立無援，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真的敢在文本上胡亂做改動。
我驚駭地目睹了最新一輪的爭議上演，盯著《60分鐘》里關於這個話題的新聞看了很久，一邊憤怒地跟自己嘟噥著，一邊潦草地寫下筆記。我想起了伊朗的教授和出版商們，想起他們如何煞費苦心、自圓其說地提出理由，來支持他們從虛構作品中刪除如「酒」和「做愛」這類文字，他們就像《愛麗絲鏡中奇遇記》中眼淚汪汪吃著牡蠣的海象和木匠一樣。當然，區別是有的——因為新南方圖書（New South Books）的出版商盡職地解釋道，他的修改並沒有受到政府的指派，而人們也有權利提出抗議，並且有權利去讀未經刪改的版本，那還是買得到的。在伊朗，大多數出版商和老師會同意審查文本是因為，如果不那麼做，影響有多嚴重是可想而知的。而在這件事中，審查是源自一種正當的義憤，因為該出版商解釋，作為土生土長的亞拉巴馬人，他見證了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權領袖們的鬥爭並被他們所改變，他只是想通過修改這本書來做正確的事。
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不會做出專制政府的野蠻行徑，但我們找到了新的表達偏見的險惡方法。教育的目的在於傳授知識，知識不只包括異端邪說，而且不可預測、時常令人不快。人們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把所有令人不適的詞從課本里刪除到底意味著什麼。假如不能面對過去的本來面目，你如何能指望去教授歷史？
「精緻——一種可悲至極的虛假的精緻，」吐溫在給他的朋友威廉·迪安·豪威爾斯的信中寫道，「剝奪了文學所擁有的最好的兩樣東西：無所拘束的敘事和下流的故事。」他想要震驚我們，想讓我們不舒服，想激起我們走出不痛不癢的順從。而且，他想讓我們去感受。「別說那老太太在厲聲尖叫，」他說，「去刺激她，讓她尖叫。」《哈克貝利·費恩》困擾我們的是，我們把尖叫聽得太清楚了，而這，或許不是我們在開始讀這個小男孩的密西西比河漂流冒險的故事時，想要得到的。
彼時奴隸制的正當性在美國人的思想中已經根深蒂固，吐溫對「黑鬼」這個詞的使用比所有其他事物都更好地展現了這種觀念是何其深入、何其惡毒。這個詞每用一次，它就同時被質疑、反對、破壞和貶損一次——正如「體面」和「白人」這類詞也發生了語義的轉變和貶義化。哈克告訴莎莉阿姨，除了一個「黑鬼」，沒有別人被殺，而她展現出了欣喜，因為沒有人被殺，這正如常言所說，「充分說明」的——不是奴隸們的野蠻，而是一個心地善良、敬畏上帝的女人徹底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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