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天傾衛華夏，粉骨碎身保大明：記于謙的兩次關鍵抉擇。
誰是明朝最好的大臣？于謙當之無愧為其中最傑出的一個。土木堡之戰打垮明軍主力的瓦剌大軍，被于謙帶著一群新兵潰兵，在北京保衛戰中打得大敗而逃，令大明朝生生延命近二百年，其功勞之大，有明二百餘年一眾士大夫文臣，恐怕無人能及。說到人品操守，于謙更是清廉如水，家無餘財，縱是後來攝行皇權十載的救時宰相張居正，恐亦遜色三分。
大明沒有北宋一樣立國百年便被胡虜驅趕著南遷，力挽狂瀾令金甌無缺的中流砥柱便是于謙，他不止是大明王朝的社稷功臣，更是千秋不滅的華夏民族英雄。他遇難後安葬於杭州西湖之畔，和三百年前的另一位同樣含冤遇難的大英雄長相為伴，「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
也正是他的遇難，極大摧殘了民心士風，終於在近二百年後，再一次神州天傾、胡騎肆虐之時，願意和于謙這樣為國家完全犧牲自己、看淡生死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大明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土木堡之敗，據當事大臣、後為三朝名相的李賢，在其相關日記寫到，此戰主戰場20餘萬明軍戰死三分之一，傷者約一半，衣甲兵器輜重盡失，幾近全軍覆沒；
再加上西寧侯宋瑛和武進伯朱冕所部大同軍數萬在陽和衛之戰慘敗陣亡；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都督王貴三人所統率四萬兵被全殲；鷂兒嶺之戰成國公朱勇部五萬軍被全殲的損失；總計傷亡近30萬，是大明開國以來從未有過之大敗。而隨行文官武將陣沒者，包括太師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數十人。整個大明王朝文武中樞，幾近一掃而空，京城門戶亦已洞開，大明帝國最精銳、配備先進火器的京師三大營毀於一旦，此後雖經重建，再不復從前戰力。經歷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鼎盛時期的帝國經此一敗，竟到生死存亡關頭。【正統十四年八月癸亥：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明實錄》
若無于謙力阻，則大明南遷之議便成定局，京師百姓，祖宗陵寢，俱都丟給了瓦剌人，就算日後得以收復，於國力、國威損失之大，亦皆難以估量。
彼時皇子朱見深尚在襁褓，而且並非正式冊立的皇太子，一個嬰兒根本沒有辦法去凝聚危城人心。年輕的監國朱祁鈺手足無措，孫太后病急亂投醫，在國難時一片迎立賢王聲音中，打算迎立「諸王中最長且賢，眾望頗屬」的皇叔、襄王朱瞻墡。襄王有多名成年子孫，他若得立，則帝系轉移變成定局。
這樣一來，英宗朱祁鎮多半是不會被放回來了。 大概會學了宋徽宗，在沙漠放一輩子羊。至於代宗朱祁鈺其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才幹與魄力，原本亦無多大野心。只是在大臣的堅持推戴下，他亦無力抗拒。如非恰逢其會，皇位也根本落不到他頭上。畢竟一個年輕皇帝剛闖下大禍當了俘虜，文武百官不可能對另一個更年輕且沒有政務經驗與魄力的人有信心。 于謙「立朱祁鈺為帝，朱見深為太子」之議，既符合國難立長君的現實需求，又最大限度保證了宣宗一系的權益，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對得起宣宗當年的君臣之遇。豈料這亦令此時淪為瓦剌俘虜的朱祁鎮懷恨在心，認定是于謙勾結朱祁鈺謀奪了他的皇位，並最終導致了于謙的遇害。其後也先以朱祁鎮為人質，屢屢要挾明廷，于謙堅決主張社稷為重，嚴詞拒絕一切寇虜妄求，才令也先手中人質失去利用價值。同時又是于謙苦口婆心勸說朱祁鈺「天命已定」，打消其疑慮。朱祁鎮因而得還，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正如南宋初年，岳飛之所以干冒武臣涉政之忌，上書高宗趙構求儘快立儲，正是針對金國欲立欽宗之太子趙諶的圖謀。
趙諶雖是帝國正式冊立的皇太子，本身也並無什麼罪過，但經歷「靖康之變」後，在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文武重臣心裡，他就只是個辱宗廟罪人之子，絕不當立，亦不承認他是帝國皇儲，因此只以「丙午元子」稱之。【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張戒《默記》
甚至對宋欽宗，岳飛隨著政治上的成熟，也從早年的「迎回二聖」，改口為「迎回天眷」，只認可他是現任皇帝的親屬，身陷虜庭是國家恥辱，理應救回，而絕不認可這種辱國罪人是值得尊敬的先帝。
于謙對朱祁鎮，只怕也有如岳飛對宋欽宗相類似的觀感。西湖雙忠皆是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為信念的華夏社稷之臣，他們真正忠心的從不是某家某姓皇帝，而是整個華夏文明和億兆蒼生。奪門之變與于謙遇害
朱祁鎮及其親信發動「奪門之變」時，于謙作為景泰一朝的實際執政者，手握中樞內外大權，當真要阻止本是輕而易舉。但于謙卻沒有任何自保舉動，同樣是為了大明社稷。朱祁鈺病重，其太子朱見濟已死，卻為了自己面子，不願復立朱見深為太子。朱祁鈺身邊那幫當年力主廢立的近臣，生怕朱見深繼位後會反攻倒算，謀劃著另外迎立藩王，選中的還是那位素有賢名的襄王，此議被于謙堅決抵制。明代宗朱祁鈺：
于謙和商輅等重臣商議，由商輅援筆《復儲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而當時宣宗章皇帝朱瞻基的子裔，僅剩包括朱見深在內的，朱祁鎮的幾個兒子。
朱祁鈺願意接受此奏議，復立朱見深固然好。否則等他歸天，群臣只需上書孫太后，讓朱見深以血緣最親近、年齡最長的皇侄身份繼位亦可。然而如果朱祁鈺復立朱見深為儲；或是朱祁鈺死後，朱見深正常即位，絕不符合朝中那些深恨于謙的權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利益。不止是為撈取迎立之功，亦是因於謙在朝中主持中樞，他們就沒辦法為所欲為，得到朝中大權。 而對於謙這樣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要致他於死地，就必須換上一個對於謙有深怨而銜恨的皇帝，並栽贓以謀反罪名。所以朱見深不行，非朱祁鎮不可。就在《復儲疏》呈於禮部，還未上報給朱祁鈺的當夜，石亨徐有貞曹吉祥們聽聞風聲，迫不及待聯合朱祁鎮，發動了 「奪門之變」。
于謙同樣已發現其中串聯端倪，以他當時如日中天的威望、掌管軍政的權柄，若登高一呼，撲滅此亂本是輕而易舉。但如此一來，朱祁鎮這個謀逆罪人或死，或廢為庶人；而包括朱見深在內的所有朱祁鎮子孫，都同樣將作為罪人之子，宣宗朱瞻基一脈將永遠失去皇位繼承權。而代宗朱祁鈺已然不治垂死，迎立其他藩王，必致國勢動蕩。為了大明社稷的穩定，為了回報當年宣宗的知遇之恩，于謙最終選擇了犧牲自己，按兵不動。當夜，血不曾冷，風孰與高……【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朱祁鎮復辟此舉，正為了和自己兒子搶皇位，和奪門一黨達成骯髒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一方得朝權、殺于謙。
因此迫不及待將于謙及許多代宗重臣下獄。其謀害於謙聖旨曰：「于謙……這廝每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石亨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搖動宗社……欽此」明英宗朱祁鎮：
商輅原系朱祁鎮東宮舊臣，本不在逮捕之列，朱祁鎮還讓他給自己起草複位詔書。可商輅為于謙力辯絕無迎立外藩事，舉此時仍在禮部的《復儲疏》為證據。
豈不知朱祁鎮對此本就心知肚明，為了完成與奪門一黨的約定、為了讓這場政變變得師出有名，他才非殺于謙不可。是以將商輅也下了獄，其後從寬改罷官歸鄉，終身不復召。
是以，可見「朱祁鎮受徐有貞、石亨矇騙，才害死於謙，事後悔悟」一說，何其荒謬？朱祁鎮就是殺害於謙的頭號罪魁禍首，罪證確鑿，不容抵賴。于謙立身甚正，「兩袖清風」這個成語就是由他而來，什麼常例的冰敬炭敬灰色收入，從來與他絕緣。背難時家無餘資，遇害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婦孺，無不泣灑」。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他們都知道，是于少保從瓦剌騎兵的鐵蹄下，拯救了山西河北的幾百萬百姓的身家性命。「天下冤之」的另一面就是「天下怨之」，百姓怨恨的對象正是那個復辟成功、高居九重的大明天子。
于謙之冤豈只朱祁鎮父子知曉，天下人何人不知？若真以為這是「朱祁鎮交待兒子替于謙平反」，恐怕不止是三觀欠妥，甚至連智商也欠佳了。
不論古今，什麼時候都缺不了污衊英雄、落井下石的宵小；比如于謙遇害時，某地一個教諭小官上書，就說于謙罪當滅族，于謙薦舉諸文武大臣都當一併誅殺。可惜就連涼薄冷酷如朱祁鎮，也知眾怒不可違，若真敢如此倒行逆施，恐怕就連他自家的皇位也不穩了。畢竟殺害於謙，可是連他自己的母后都因此嘆氣哀傷，甚至當面斥責的的。【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復辟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 『何為不留謙 ?』】
【坐以謀逆，處極刑。帝意遂決，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
于謙死，大明朝再無社稷臣，帝國國勢就此中衰，對士風臣心摧殘不可估量。
終於演變到明末，有士子提筆寫下「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道出了他們的共同心聲，無數個文武臣僚皆視君皇如陌路，坐視其自取滅亡，豈知卻讓東虜趁虛而入，導致衣冠淪喪、神州陸沉的歷史大悲劇。一直到南明的幾十年，為何始終在強敵當前依舊眾心不齊，為皇統之爭內訌不止，無數品行高尚的忠臣志士皆不可免，錯過或能力挽天傾的多次大好時機。這一切的發端，都可說源於于謙的遇難。歷史何其不公，大明二百餘年最優秀的大臣，偏生碰上了大明二百餘年最差勁的天子；歷史又何其公正，英雄終究會流芳百世，英名與華夏民族同始終；懦夫和兇手同樣也一定會遺臭萬年，永遠受盡子孫後人恥笑唾罵。【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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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同好，泛舟史海，縱論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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