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國】織田信長小文三則

不懂戰國的前言：一直以來，織田信長作為日本戰國時代絕對的主角而備受關注，「革命兒」、「天才」、「革新者」這樣的稱呼層出不窮，各種作品也將其描繪成一副高大上的形象（當然也會有些作品中將其作為暴君或者以終極boss的形象出現）。加上有《信長公記》這樣的一手史料，可以說關於信長的各種研究是海量的。但隨著近幾十年來的實證主義史學研究的興起，原有的一些信長的人物像被推翻或訂正，另有一些問題尚處在眾說紛紜的狀態，所以即便對於信長這種日本史上著名的人物，還是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的餘地的。

相信但凡對日本歷史有點了解的人，都不會不知道織田信長，其出身履歷想必不少人也是耳熟能詳，但是為了加深印象，特別是一些細節問題，筆者特從《信長研究的最前線》（洋泉社、2014）一書中遴選了三篇文章，與讀者共享。

第一篇 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

永祿十一年（1568）九月，足利義昭受織田信長擁立而上洛，於十月十八日順利就任夢寐以求的征夷大將軍一職，成為室町幕府的第十五代將軍，開始主持幕府的政務。三個多月前，義昭還滯留于越前朝倉氏那裡，感到朝倉義景並沒有擁其上洛之意，後轉而託庇於織田信長，並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自己的夙願。

永祿八年（1565）五月十九日，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即足利義昭之兄足利義輝被以三好長逸為首的三好三人眾及松永久通勢所襲擊而戰死（根據近年的研究，松永久秀並未參與襲擊將軍一事，參與者乃是其子松永久通，但江戶時代的軍記物語《常山紀談》卻將此罪名安在了久秀頭上，並成為了後世的通說——不懂戰國注），史稱「永祿之變」。足利義輝死時尚無兒子，所以空缺出來的將軍之位只能在同母弟足利義昭及從兄弟足利義榮兩位最有力的繼承候選人之間競爭了。

「永祿之變」發生時，足利義昭正在奈良興福寺的一乘院出家，稱覺慶。得知義輝死亡的消息後，義昭立即還俗，經近江逃到了與足利氏有親戚關係的若狹武田氏那裡（時任若狹守護的武田義統的正室乃是足利義晴之女，即足利義昭是其舅子——不懂戰國注）。但此時若狹國內的情勢也並不安穩，武田氏陷於內亂，無力助義昭出兵復權，所以義昭只得又輾轉到鄰國越前，投靠越前的大名朝倉義景。這就回到了前文一幕，義昭離開朝倉義景那裡後，受信長擁立而上洛並就任將軍，也是室町幕府的最後一位將軍。元龜四年（天正元年，1573），足利義昭舉兵反抗信長，最終敗北而被流放。

一般說起足利義昭及戰國末期的室町幕府，特別是在一些文學及影視作品中，足利義昭都給人以「信長的傀儡」、「陰謀家」、「頂著將軍權威光環的虛張聲勢的人物」等等負面的印象，特別是與影視作品中呈現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正面的高大形象相比，足利義昭的形象更被矮化和歪曲。

但實際的對於室町幕府的研究，以及在對織田信長的研究的過程中，都不免會碰觸到對足利義昭研究的這一課題，這無論如何也是不該被忽略的。一直以來，對於足利義昭及義昭期室町幕府的研究，都是作為織田信長在天下統一過程研究的一個方面而已，對於義昭作為將軍而行使的權力及當時室町幕府的權力實質則關注的並不多，頂多也就是和後來的織田權力及信長的特異性進行一下比較罷了，並未單獨地深入論證足利義昭及幕府權力的構造。

最早發表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之間關係研究成果的是著名史學家渡邊世祐，在其論文《關於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關係研究》（《史學雜誌》22-1,1911）中，雖然提及了兩人的關係，但最終還是認為義昭不過是信長的傀儡罷了。五十年後，學者奧野高廣的《足利義昭》（吉川弘文館，1960）一書出版，乃是足利義昭相關研究的一個飛躍。此書從足利義昭的成長，到就任將軍，再到與信長對立導致被從京都流放，後又託庇於毛利氏，最後在豐臣秀吉時代死亡，通過對史料的考察大致還原了足利義昭的一生。但單從在義昭就任將軍後與信長的關係一點來看，仍將其定位為信長的傀儡，即便在被從京都流放後仍不順應時勢，妨害信長建立政權。由此可見，此時關於足利義昭的人物評價依然是很負面的。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學者今谷明提出了所謂的「京兆專制體制」（即管領細川京兆家從細川政元時期開始，架空將軍權力，自己掌握幕府實權的專制體制——不懂戰國注），並對足利義昭時代以前的幕府進行了再評價。同期，學者脅田修和染谷光廣等也分別撰文，論述以足利義昭為首腦的幕府與織田信長的關係。其中脅田修通過對足利義昭期室町幕府運作的實際情況的檢證，得出義昭仍保有一些權力，作為將軍和幕府首腦而並非單純是信長傀儡的結論；染谷光廣也首次對足利義昭在京時期的構成幕府運營機構的奉公眾和奉行眾（奉公眾可以簡單理解成幕府的軍事力量及幕臣，而奉行眾則是負責政務運營的文官類幕臣——不懂戰國注）等幕臣進行了檢證。雖說有了很大的飛躍，但實際上仍未完全顛覆「義昭就是信長傀儡」的傳統印象，且還是在與信長的比較中進行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織田信長的研究也是逐年遞增。反之，自脅田修、染谷光廣等人之後，關於足利義昭及戰國期室町幕府的研究卻幾無進步。應該如何去看待這個問題呢？自應仁之亂爆發至足利義昭被流放的一百餘年時間裡，足利將軍家及室町幕府雖然時有紛爭和斷續，但基本是一直存續下來的。由於缺乏實證性的、有針對性的研究，應仁之亂之後的將軍和幕府經常給人以有力大名的傀儡的印像，而實際上卻沒有什麼史料能夠證明後幾代室町幕府將軍甘於成為傀儡。特別是在二戰前以「皇國史觀」為主流的歷史學研究的形態下，作為「朝敵」的足利將軍家和室町幕府更是評價不高，即便到了戰後，關於室町幕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於南北朝時代、足利義滿至義政時代等。所以可以說，在對戰國期幕府的研究方面，從認識上往往就是不充分的，最終產生足利義昭就是織田信長的傀儡的這種印像也就不奇怪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前文提到的學者今谷明開始，開始對戰國時代的將軍權力進行重新的認識和研究。他通過對於天文年間以後細川京兆家、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等大名在畿內構築的權力進行檢證，提出了相對於將軍和幕府，乃是以細川京兆家為中心的「京兆專制體制論」；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學者設樂薰和山田康弘對於所謂的「京兆專制體制論」進行了批判和反證，其研究結論認為戰國時期的幕府和將軍並非傀儡，通過史料證明了將軍仍持有相當的權力。由此開始後數年間，對於戰國時期的幕府和將軍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多角度。

通過今谷明、今岡典和、浜口誠至、奧村徹也、西島太郎等學者的研究得出，大內義興、細川高國之於十代將軍足利義稙、六角定賴之於十二代將軍足利義晴，都積极參与了幕府政務的運營。所以強力大名參與幕政，並非以信長為首次的。雖然其參與方式目前並未有專文進行比較論證，但也不能把信長單獨提出來作為一個特例存在。

進入二十一世紀，學者久野雅司提出了所謂足利義昭和織田信長的「二重政權論」，此外還有黑島敏對《光源院殿御代當參眾並足輕以下眾覺》（即《永祿六年諸役人附》）的研究；金子拓對足利義昭側近三淵藤英的研究；川元奈奈對於當時幕府奉公眾的研究；高梨真行對於政所長官伊勢氏和攝津氏的研究；蕪木宏對足利義昭花押變遷的研究等等；藤田達生甚至著眼於從京都被流放後的天正年間的足利義昭權力，提出了著名的「鞆幕府論」。關於足利義昭的研究開始活躍起來。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格外引起注目的就是久野雅司提出的「二重政權論」，他認為足利義昭上位後，因足利義輝意外死亡而造成的喪失了機能的室町幕府又得以恢復，例如各種紛爭的裁決和安堵、財政權、守護補任權、軍事動員權等等，與織田信長之間也是藉助其軍事實力不斷完善和加強自身權力的互補關係，乃是對畿內進行直接支配的「最大的政治權力」。此說法直接否認了歷來的足利義昭只是信長手中的傀儡這一通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山田康弘則認為不該把足利義昭時期的幕府形態當作十分特異的存在來看待，義昭之前的將軍及有力大名也出現過類似情況，即前面提到的細川高國、大內義興甚至六角定賴等，要是沒有將軍及有力大名之間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在當時便不是十分完整的權力政治體，所以義昭和信長之間的「二重政治」只是前代政治形態的延續。

從織田信長的角度來看，雖然他成功擁立足利義昭上洛，但實際上他在京都尚未有任何權力基礎，所以更不能無視以足利義昭為首腦的室町幕府的作用。在久野雅司的觀點提出前，史學界關於義昭上洛後的京都支配情況主要圍繞著織田信長與幕府的關係和織田家臣（主要指村井貞勝）進行京都支配兩點來展開的。

關於織田家臣進行京都支配的情況主要是通過奉行人來實施，除了遵行信長的朱印狀外，也有信長直接處理紛爭並進行裁決的情況。山田康弘通過檢證當時的官方文書，即幕府奉行人的奉書與信長朱印狀的關係，認為信長的朱印狀只是繼承了舊來的守護遵行狀及副狀的模式（主要是指守護等遵行將軍命令的文書——不懂戰國注）。所以可以認為信長發布的關於京都支配的文書，並非完全是信長個人的意思或者說完全自主，乃是在遵從了傳統的將軍和大名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

在元龜年間的幕府奉行人的奉書中多有「按照信長之意實行」的言語，而在足利義稙和足利義晴時期在幕府奉行人奉書中分別對大內義興和六角定賴也有此類言語，可見不是在信長身上首見。所以與其說是信長強行介入幕府的政治，不如說文書接受者想要通過信長獲得幕府的認可或安堵。

在足利義昭被流放後的天正年間，織田信長主要通過京都所司代村井貞勝進行對京都的支配。雖然一部分幕臣隨同足利義昭離開了京都，但仍有一部分原幕臣殘留，所以學者染谷光廣認為，這些殘留的幕臣在織田政權下繼續擔當實際政務的實行者，其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忽視，幕府有經驗的實務型官僚的作用和經驗還是可以想見的。

從一般的歷史課本上看，元龜四年（天正元年，1573）七月足利義昭舉兵對抗信長，後降伏並被從京都流放，室町幕府滅亡。奧野高廣的《足利義昭》一書中也將天正年間的義昭表記為「前征夷大將軍」，且對此後的義昭權力不再進行評價。但實際上在當時的史料《公卿補任》中，仍將其記為現任的征夷大將軍，號令各家大名打倒信長，自己要再次上洛云云。

近年，學者藤田達生對於歷來的足利義昭權力表示出了疑義，並提出了「鞆幕府論」，對義昭的外交許可權、與毛利氏的關係、榮典授予、軍事動員權、財政方面等及足利義昭天正年間的存在意義進行了再評價。藤田達生認為當時的情勢相當於義昭「鞆幕府」和信長的「安土幕府」並立，「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仍保有一定的公儀，並受到西國的反信長勢力的擁戴，和之前足利將軍家分裂、對抗的情況差不多。但實際上這種說法並未受到所有學者的認同。而且藤田達生還認為就任征夷大將軍並非幕府存立的必要條件，而是就任了右近衛大將的具備了公儀的權力者所建立的政權。山田康弘則認為基於將軍和大名的互補關係建立起的機構才是幕府。所以關於「幕府」的定義，未來還有檢證的餘地。

綜上所述，戰國時代的幕府和將軍與有力大名之間一般是互補的關係，不應存在所謂傀儡一說。在幕府滅亡前，將軍仍然保有著相當的紛爭處置及裁決權、守護補任權、大名間的調停權、軍事動員權等等，不僅不是傀儡，反而還積极參与著政務的運營。關於信長與義昭的關係，也沒有什麼太多的特異性，仍處於幕府與諸大名權力互補關係的延長線上。至於天正年間足利義昭的權力實質，還是要繼續深入研究的。

第二篇 織田信長的官位

所謂官位，就是官途和位階的統稱，其中位階表示了在朝廷中的序列，而官途本來基於律令制的官位體系應與位階相對應，以示地位。但進入中世之後，律令制的官位體系逐漸崩潰，特別是室町時代以後，武家更加無視正統的官位體系，再提起官途和位階的對應關係便顯得沒什麼意義了。

用於名字中通稱的武士的官途（比如織田上總介中的上總介，後文還將有描述——不懂戰國注）本來應該從朝廷那裡獲得正式的任官才能稱呼，但到了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時期，官途私稱化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無論是自稱還是從主君那裡獲得的官途許可，從將軍的角度來看，只要不是將軍的直臣，不是通過將軍正式的推舉的渠道敘任（敘指位階敘位，任指官途任官）的官途，都可以視作是私稱。所以對於斯波氏家臣的織田氏的官途，也是私稱。而且不被主君或周邊勢力承認的官途私稱，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意義，因此私稱的作用範圍也是有限的。還有很多官途是一家多代相傳和繼承下來的，即「家的官途」，也有的是因某些政治目的而選擇的。總之在室町時代，武家私稱官途的情況已經非常普遍了，在武將元服後到稱官途之前的這段期間內，一般用假名來稱呼，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太郎、孫次郎、平三等等。

織田信長的假名為三郎，官途有上總介、三介（即常陸介、上總介和上野介的統稱——不懂戰國注）、尾張守、彈正忠，在流放了足利義昭後又順序升進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內大臣，最終至正二位的右大臣。至天正六年（1578）四月突然辭官，位階保留。天正十年（1582）五月，朝廷試圖推舉信長就任征夷大將軍、關白和太政大臣之一（即所謂的三職推任），但因本能寺之變信長死亡而告吹，並給後世留下了謎團。

來回溯一下信長的官位（途）歷程。天文十五年（1546）信長元服，稱三郎信長（《淺井文書》）。其父織田信秀當初也稱三郎（《言繼卿記》），因此信長的這種假名繼承也是當時武家的普遍現象，以示其織田家繼承人的嫡子地位。信長還有一位兄長織田信廣，自然也就只能是庶子了。

天文二十三年（1554）十一月，信長開始稱「上總守」（《冰室和子氏所藏文書》），這明顯也是自稱、私稱。本來律令制官位體系中，上總乃是親王任國，上總守也是親王任官，所以代其處理國政的當是次一等的「上總介」，這也是作為臣下能夠任官的上總國的最高官途，所以即便武家私稱，也是使用上總介。但信長不知是因為什麼原因，很突兀的用了上總守之稱，四天後又趕忙改成了上總介（《尾張文書通覽》）。一般情況下作為家督繼承者的嫡子都應該使用所謂「家的官途」，信長父信秀的官途是彈正忠和備後守（雖然從朝廷那裡獲得了三河守的敘任，但信秀沒有正式使用過），而信長卻使用了與本家沒有什麼淵源的上總介。雖然沒有信長選用上總介這一官途目的的直接史料，但據推測或許與當時織田氏的敵對勢力今川氏有關。今川義忠、氏親、氏輝、義元均使用過上總介之官途，所以上總介可以視為今川氏「家的官途」，而信長以上總介為官途，自然也有著取代和對抗今川氏的願景，而且之前取「上總守」之官途，或許也是為了蓋過今川氏吧。

永祿三年（1560）五月，信長在桶狹間之戰中擊殺今川義元。至永祿六年（1563），改稱三介（《毛利利七郎所藏文書》）。實際上自桶狹間之戰後，便沒有了信長稱上總介的史料了，具體何時改稱的尚不明確，也有說法「三」是「上」的訛字，「三介」當為「上介」，即上總介的簡稱，但這種說法並不能為學界所認可。據《日本國語大辭典》關於三介的解釋是常陸介、上總介和上野介三國親王國的次官的統稱，還一種意思是指關東三介即千葉介、上總介和三浦介，這種意思在十八世紀初的《書言字考節用集》中出現，所以前一種說法更符合信長的時代。由於永祿四年（1561）或五年今川氏真開始使用了上總介的官途（《真崎文書》、《先照寺文書》），不管是與信長的「上總介」官途對抗，還是作為今川氏家督「家的官途」，考慮到當時今川氏與公家交流的頻繁和興盛，今川氏真這個「上總介」很有可能獲得了朝廷的認可，或者至少讓人覺得比信長的私稱有分量，所以信長只得使用「三介」這個在上總介之上的官途了吧。而且隨著今川義元的戰死和松平元康的獨立，消除了來自於信長領國東側的威脅，實際上已經沒有意義繼續使用上總介甚至三介的官途，至永祿七年（1564）十一、二月間，三介也已不再使用了。三介的用例從全國來看在天正年間使用的較多，信長則算是使用較早的。

永祿九年（1566）六月以前，信長的官途已由三介改稱尾張守。大概是見德川家康從朝廷獲得了三河守的任官，因此也想通過尾張守來彰顯對尾張支配的正當性，在當時足利義昭給信長的御內書中便使用的是尾張守官途（《和田家文書》）。雖然在御內書中出現此官途，但實際上這還是信長的自稱，要是在信長致力於統一的過程中使用尾張守還情有可原，但在永祿八年（1565）二月犬山城落成後，信長基本達成了統一尾張這一目標，次年再開始使用尾張守的實際意義並不是很大，有些違和感。所以繼續使用尾張守的官途也只可能是讓朝廷、足利義昭及周邊大名都知道自己已經實際控制了尾張並獲得了義昭的追認而已。

永祿十一年（1568）八月，信長改稱彈正忠。彈正忠是負責京都警察、親王及大臣違法行為糾察的機構彈正台的第三級官途，「忠」之上還有「尹」和「弼」兩級。信長稱彈正忠的時期正是擁立足利義昭上洛的時期，也是天文十二年（1543）信長之父織田信秀向朝廷獻上禁里修理費用十萬疋時所稱的官途（《御湯殿上日記》）。既然有了上洛的志向，那麼使用中央的官途彈正忠自然比代表尾張的正當支配者尾張守這樣的地方性官途更有效果。此後信長成功上洛，「洛中貴賤都認為信長上洛乃是前代未聞之名譽」，直至後來流放將軍，位列公卿。值得一提的是，在信長上洛時期表示臣從的松永久秀此前的官途是彈正少弼，此為彈正忠的上級官途，所以或許是為了避諱而改稱山城守。

綜上所述，信長至此的官途都是私稱。即便在擁立足利義昭上洛後，有條件通過將軍的推舉而正式敘任官位，但信長一直還是稱彈正忠，現在尚無史料證明其接受過敘任的邀請。《信長公記》中記載在永祿十三年（元龜元年，1570）二條城完工之際，時任將軍足利義昭勸說信長任官，與其說是擔任幕府役職，也可認為是朝廷官位的敘任，但不管是哪種說法，都被信長拒絕了。

對於私稱的官途，外界如何稱呼也是個問題。例如武田勝賴延續父親的官位自稱大膳大夫（曾在給上杉景勝的書信中有所署名——不懂戰國注），但實際上信長一直稱之為「四郎」。所以特別是對敵對勢力來說，都使用其假名或其他官途來稱呼而不用其自身主張的官途。

流放將軍的次年，即天正二年（1574）三月十八日，信長敘任從三位參議並具備升殿資格，位列公卿；天正三年（1575）十一月四日，敘任從三位權大納言，七日兼任武家棟樑的象徵官途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權大納言是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的現任官途，而且在義昭之兄足利義輝就任將軍時，其父義晴就是右近衛大將，再加上義昭當年曾公開稱信長為「御父」，所以套用父·右近衛大將足利義晴—子將軍足利義輝這一狀況，形成了「御父」·右近衛大將織田信長—子將軍足利義昭的這種圖示，姑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否嚴謹，但信長把自己架在了足利義昭的上位是無疑的。

天正三年（1575）五月，織田·德川聯軍在長筱之戰中大破武田軍；七月，明智光秀等家臣接受了朝廷的任官；八月，信長又平定了越前一向一揆，並與本願寺達成了暫時的和睦。因此信長在此刻軍政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接受朝廷的推舉敘任了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超越了足利義昭的政治高度。

在信長兼任右近衛大將的同一天，其子織田信忠敘任正五位下秋田城介（此時間當為口宣案的追溯——不懂戰國注）。十一月二十一日，信忠率軍攻落美濃岩村城，建立了無比軍功。以此為契機，信長將織田家督之位讓與信忠，並使其直接支配尾張、美濃。而信長作為其上位的存在。

天正四年（1576）十一月，信長敘任正三位內大臣，次年十一月敘任從二位右大臣，天正六年（1578）敘位正二位。但僅在兩個多月後，信長突然辭去右大臣和右近衛大將，並解釋說天下尚未平定，先行辭官，待天下平定後再行復官，同時想將官位讓與子信忠（《兼見卿記》、《總見寺文書》）。如此來看的話大概是想進一步穩固後繼者信忠的地位，而且暫時關閉了由右大臣進一步升進，比如到達太政大臣的通路，以示不直接利用朝廷官位體系這一傳統渠道達成統一全國的目的。

雖然辭官，但正二位的位階尚且保留，信長也並非完全與朝廷隔絕，留下了日後復官的餘地。如果同時辭去官途和位階，不僅與朝廷隔絕，給朝廷方面也會帶來很大的不安。對於信長來說，保留位階才能有日後的諸如「三職推任」這種再任官的選擇。

此後朝廷雖然認可了織田信忠乃是信長後繼者的地位，但卻沒有再授予信忠顯職或者升進，從朝廷的角度來看似乎還是固執地希望信長才能有更高的官位，所以織田方也未做強求。從織田方的角度來看，信忠在織田政權內部的地位不會再有什麼變化，本願寺、毛利、上杉、武田甚至反叛的荒木村重等依然健在，畿內及織田領國周邊的政情並不安穩，對於織田氏來講這些才是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到了天正十年（1582）三月前，本願寺勢力消逝、荒木村重、別所長治等人的反叛被撲滅，武田氏滅亡，上杉氏也是風燭殘年，所以在攻滅武田氏之後，信長給予了信忠「天下儀御與奪」的許可權（管理天下之權），官位的再升進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了。

天正九年（1581）二、三月間，信長在京都舉行了盛大的馬揃儀式，引人側目。之後朝廷向信長派遣了使者，想推舉其為左大臣。信長藉機提出條件，請正親町天皇讓位給其子誠仁親王。朝廷對此事感到為難，因此信長任官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關於朝廷試圖推舉信長任左大臣一事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朝廷主動發起和由信長強制發起。前者比較好理解，就是朝廷仍想將信長納入到傳統的官位體系中來；後者是因朝廷無法接受天皇讓位及信長就任將軍的打包條件而想出的替代方案而已（關於信長自己想要就任將軍一事，似乎還沒有絕對有力的證據，姑且按照原文——不懂戰國注）。一般情況下，還是前一種說法較為獲得認可，前文已述，信長辭官時同時想讓朝廷給予信忠顯職，但朝廷並未響應，所以此時朝廷想要求信長復官，信長不接受也並不奇怪。

至天正十年（1582）五月，織田信長已經攻滅宿敵武田氏，朝廷再次向已經回到了安土的信長派出了敕使（《晴豐日記》），傳達朝廷關於「三職推任」的意思。此「三職推任」究竟是朝廷的意思、還是信長的強迫、抑或是京都所司代村井貞勝的獨斷決策目前尚未有個明確的定論；而且站在信長的角度，到底是想就任征夷大將軍開幕，還是像平清盛、足利義滿那樣就任太政大臣，抑或是想就任沒有武家先例的關白，甚至信長仍沒有任官的意思，因本能寺之變和信長的死亡而留下了懸念，即便到了現在，在史學界仍是眾說紛紜，成了一樁無頭案（本能寺之變後，羽柴秀吉曾致信毛利輝元，信中稱信長為大相國，即在非官方的輿論中信長似乎要就任太政大臣；但在《晴豐日記》中又有就任將軍的可能性的記載；在前文曾提到過信長的意思是待天下平定後再行任官，此時毛利、上杉等敵對勢力尚存，所以信長可能還是沒有任官之意。所以三職推任在沒有令人信服的一次史料出現之前，仍將是個引起爭論的話題——不懂戰國注）。

第三篇 織田信長與武田氏

說起現代人對於織田信長和武田信玄的評價，很多人認為信長是提前邁進新時代的天才革命家，大量裝備了鐵炮等新兵器，通過兵農分離等新政策，戰勝了以武田氏為代表的傳統戰國大名。但這種評價真的中肯么？至少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是否定的。

關於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的關係，前文也進行了簡要概述，在永祿十一年（1568）九月擁立義昭上洛後，信長打出了以武力平定將軍所支配的領域，即畿內的政治標語——天下布武，作為戰國大名之一支持著足利義昭及其體制（現在學界基本已不再認為所謂「天下布武」的口號是以武力統一日本了，只是通過實力平定將軍的「天下」，即畿內，至少在與足利義昭協作時是如此——不懂戰國注），至元龜四年（天正元年，1573）七月流放足利義昭（按照信長本人的話，是義昭捨棄了「天下」），信長才以天下人的身份來繼續推進領國的支配。

一般來說，信長給人以掌握絕大權力的獨裁者的印象，織田政權與其他戰國大名也有著本質的不同。但通過近年對於分派到各地域進行支配的家臣的作用及其許可權的研究，在以強大軍事力為依託，對領國和家臣支配方面來說，信長與普通的戰國大名的區別也並不很大。而且織田領國麾下也有不少從屬於強大勢力的同時，維持著獨立支配領地的在地領主。平山優、丸島和洋、柴裕之、小笠原春香等學者就是通過對織田、武田兩家的同盟與戰爭狀況及所涉國眾在其中的作用加以研究，復原了兩家之間的關係。

織田信長與武田信玄最初的交涉，大概是在永祿元年（1558）左右，此時的信玄已與北條氏康和今川義元之間締結了甲相駿三國同盟，正在北信濃與越後的長尾景虎（即上杉謙信）交戰。四年前的天文二十三年（1554），武田軍平定南信濃的伊那郡，信濃與美濃國境處的木曾谷領主木曾義康從屬，並給與西鄰美濃相當大的震動。東美濃的有力國眾遠山氏曾向信玄請求援助，因此信玄便委任木曾義康協防遠山氏的屬城苗木城。對於木曾氏和遠山氏這種境目國眾（即位於不同強大大名領國交界之處的國眾，隨著所依附的大名領國的擴大或變化，也可成為非邊境地域的國眾，所以境目國眾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懂戰國注），為了維持自己的支配領域，一般會求得諸如武田氏這種強大勢力的保護，成為其從屬，而武田氏便有了保障此類國眾生存的義務，一旦這種義務無法實現，從屬的國眾便有可能轉投到其他勢力麾下。

永祿三年（1560）五月，織田信長在桶狹間之戰中擊殺今川義元後，一邊致力於統一尾張，一邊向鄰國美濃擴張勢力，特別是分別將姑姑和妹妹嫁給了岩村城主遠山景任和苗木城主遠山直廉兄弟。在織田、武田兩家結盟之際，遠山氏發揮了重要作用。永祿七年（1564）武田軍進攻飛騨時，信玄曾命遠山景任共同出兵，並命遠山直廉密切關注齋藤、織田兩家在美濃的抗爭過程。武田信玄知曉遠山氏與織田氏之間的親密關係，並認可了其兩屬的立場。織田、武田兩家也均默契地將遠山氏視作領國交界上的緩衝區，並期待其發揮聯絡雙方的作用。

永祿八年（1565）九月，織田信長以織田忠寬為使者前往甲斐，以信玄四子勝賴迎娶信長的養女（遠山直廉之女，即信長的外甥女，後來的龍勝院）為條件，雙方結成同盟。永祿十年（1567），此女產下一子，即後來的武田信勝；元龜二年（1571），此女病死。為了使同盟繼續，雙方又達成了信長之子信忠迎娶信玄之女松姬的約定，但隨著兩家的反目，此婚約未能成行。

織田、武田兩家的同盟加劇了武田氏內部的裂痕。永祿八年（1565）十月，武田信玄的嫡子義信謀反未果，被幽禁在了甲斐東光寺，後自殺。義信在甲相駿三國同盟時迎娶了今川義元之女嶺松院，所以在立場上較為傾向今川氏。桶狹間之戰後，今川氏的從屬勢力松平氏獨立，永祿六年（1563）在遠江又爆發了「遠州總劇」，今川氏的實力不斷衰弱，再加上信玄認為今川氏真並沒有從義元那裡繼承統治領國的能力，所以便有了入侵駿河的想法。與織田信長達成同盟，也是武田氏大戰略的一個環節。

再來看織田信長一方，永祿十年（1567）拿下美濃，次年九月成功擁立足利義昭上洛並就任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將軍，打出了「天下布武」的旗號以再興幕府。幾乎在同期，武田軍悍然出兵駿河，今川氏真從駿府逃往遠江掛川。由此可見，信長上洛和信玄入侵駿河可能是兩者為了各自利益進行的聯動作戰。信玄在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被殺後便與當時尚稱覺慶的足利義昭取得了聯絡，並表示出對信長奉義昭上洛的支持。而且信玄還與信長的同盟者德川家康達成對今川領的瓜分協議，雙方几乎同時入侵今川領。

但超出信玄意料的是駿河攻略並不像他開始時想的那麼簡單，除了遭到今川氏的抵抗外，北條氏康也對今川氏進行支援。雖然信玄事先向北條氏康表達過「今川氏真曾與上杉謙信共謀要滅了我武田家」之意，但在今川氏真逃亡時其正室，也就是北條氏康之女早川殿連個轎子都沒有隻能徒步逃走一事令北條氏康大怒，再加上信玄直接出兵攻入駿河的野蠻行為，北條氏康便決定出兵支援今川氏，倒使信玄一時陷入了窘境。

所以在此情況下，信玄向信長表達了「要是再被你捨棄，我武田家可能就會滅亡」之意，想通過信長及將軍足利義昭，調停與背後的宿敵上杉謙信的關係。而北條氏康則轉頭與上杉謙信結成越相同盟，邀請謙信入侵武田領，但實際上謙信還是沒有什麼大動作。最終謙信還是接受了將軍足利義昭及信長的調停，信玄暫時擺脫了困境。元龜二年（1571）十月，北條氏康病死，武田信玄與北條氏康的後繼者氏政之間再次結成同盟，北條氏政也認可了武田氏對於駿河的領有。

此後，織田、武田兩家的關係日趨轉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德川家康的存在。當初武田信玄與德川家康之間達成了瓜分今川氏領土的協議，駿河屬武田，遠江屬德川。但信玄並未完全遵守協議，圖謀再佔有遠江，派遣秋山虎繁率領武田軍的別軍由信濃直插北遠江。這一動作令家康大怒，向信玄提出嚴正抗議，武田軍暫時撤回了信濃。但在永祿十二年（1569）五月，遠江掛川城開城，今川氏真降伏於德川家康。家康事先未知會武田方，使信玄產生了不快。再加上之前武田氏的動作也使家康產生了不信任感，因此與上杉謙信結盟以牽制武田氏的背後。由此來看，作為織田信長盟友的德川家康所採取的方針，確實影響到了織田、武田兩家的關係。

從武田信玄的角度來看，認為德川家康應該是信長的屬下勢力，或者說信長應該稍微抑制一下德川家康的行為，但實際上此時的德川氏不過是織田氏對等的同盟者，信長也無法過多干涉。最終德川、武田兩家的關係破裂，雙方進入交戰狀態。此時雖說織田、武田兩家的關係表面上尚屬良好，但永祿十三年（元龜元年，1570）正月，信長迫將軍足利義昭認可「五箇條」（即前一年下發的殿中御掟九箇條的追加，視為限制將軍的權力——不懂戰國注），或多或少會給已經較為敏感的織武關係造成一定影響。

至元龜三年（1572）八、九月間，武田信玄遵從足利義昭之命幫忙斡旋信長與本願寺之間的和睦一事，但同時也向本願寺表明了對信長的「遺恨」，所以信玄參與斡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在與織田、德川兩家進行決戰前強化與本願寺的合作關係。在之前重新與北條氏政締結了甲相同盟後，斷絕了後顧之憂的武田信玄主張之前與德川家康達成的領土協定是以天龍川為界而並非駿河與遠江的天然國境大井川，同時表示出對家康已積壓了「三年多的憤懣」，終於在當年十月從甲府出兵，開始了「西上作戰」。

這次軍事行動並未事先通知織田信長，此前信長還在調停信玄和謙信之間的紛爭，感覺到被耍弄了的信長致信上杉謙信，表達出「信玄的行為乃是前所未有的無道，連起碼的武士的義理都沒有」這樣的憤怒。但由於此時信長正忙於與淺井、朝倉兩家對戰，雖然勉強向德川家康派出了援軍，但德川軍還是在三方原之戰中大敗，武田軍則繼續西進，進而包圍了三河野田城。

此時，之前曾充當織田、武田兩家同盟中間人的遠山景任、直廉兄弟相繼死去且沒有繼承人，便由信長的姑姑·景任的寡婦收信長的第五子御坊丸為養子日後出繼遠山氏。元龜三年（1572）十月武田信玄出兵後，織田信長曾派遣河尻秀隆企圖率先佔領岩村城，但受遠江、三河戰事的影響，遠山氏支持武田方的家臣於十一月倒向武田氏，並將御坊丸送往甲府。緊接著秋山虎繁入岩村城（有說法是秋山虎繁率軍包圍岩村城後，遠山氏開城投降；也有說法是遠山氏親武田方的家臣主動獻城，後來秋山虎繁才入城。此問題尚有進一步檢證的餘地——不懂戰國注），並迎娶信長的姑姑。對於之前兩屬立場的境目國眾遠山氏來說，在織田、武田兩家敵對之時不得已只能選擇其一，他們選擇了武田氏。得到消息的織田信長大怒。

雖然武田信玄極力宣傳自己的上洛志向，但基於目前的研究，上洛說還不能被完全認可和證實。而身在京都的將軍足利義昭鑒於信玄的動作，企圖糾集朝倉、淺井、本願寺等織田氏敵對勢力一起對信長發難。在武田信玄出兵的同時，信長曾向義昭提交十七條意見書進行勸諫，嚴厲指責信玄乃一「佞人」，但直接被義昭無視，最終於元龜四年（天正元年，1573）二月正式舉兵對抗信長。而出乎義昭意料的是，當年四月信玄病逝，擺脫窘境的信長於七月攻擊義昭把守的楨島城，義昭降伏並退城，室町幕府滅亡。

繼承武田信玄之位的是其四子武田勝賴（關於武田勝賴繼任為武田氏家督一事已多有論證，不必再沿襲《甲陽軍鑒》的陣代一說了——不懂戰國注），也是承襲了父親與織田、德川兩家對抗的路線。從歷來的通說來看，與偉大的父親比較，勝賴只是給武田氏帶來滅亡的末代家督，對其評價一向不高。近些年來，史學界已經重新客觀地審視著勝賴的功與過，當年連信長也發出過「勝賴能夠遵守信玄遺訓，富有謀略，不能輕視」的感慨。

但實際上武田勝賴所直接面對的敵人並非信長而是德川家康。在兩家的爭戰中，除了德川家康奪回了長筱城外，整體上還是武田氏佔有優勢的。在拿下了遠江的重鎮高天神城之後，武田軍逐步蠶食遠江和三河的德川領。

天正三年（1575）五月，武田勝賴開始攻擊之前從本家離反的奧平定能、信昌父子把守的三河長筱城。被包圍的奧平氏派遣鳥居強右衛門突圍，向德川家康請求援軍。雖然長筱合戰與織德聯軍與武田軍的對戰，但從宏觀來看乃是武田、德川兩家的國境紛爭，信長只不過是德川氏的援軍。

關於長筱之戰的一些細節歷來是爭論的焦點。以學者藤本正行和鈴木真哉為代表提出了比如騎馬武者的下馬作戰，三段交替射擊不可能實現等等說法。相對於上述二位學者的論證，另一位武田氏研究大家平山優認為，一是東國大名曾有騎馬眾的編製，也有發起突擊的作用；二是三千挺鐵炮的三段擊並非輪番交替射擊，而是配置在三個不同陣地的鐵炮隊進行射擊，三列輪流射擊本就是對史料的誤讀，「段」也應理解為配置地點之一；三是突擊乃是當時普遍的正攻法，但勝賴錯誤的估計的織田軍的鐵炮數量及作用。所以關於長筱之戰戰術方面的研究目前還是眾說紛紜的狀態，礙於篇幅，本文不做深入探究。

長筱之戰的獲勝使織田、德川兩家得以擺脫來自於東方武田氏的巨大威脅，鞏固了信長「天下人」的地位，奧三河及遠江大部都成為了德川氏的地盤。之前投降於武田氏的高天神城主小笠原信興也不耐德川軍的攻勢，於天正五年（1577）被轉封到了後方的駿河。天正三年（1575）十一月，織田信長命嫡子信忠發兵攻擊東美濃的岩村城，武田勝賴也沒能趕來救援，最終岩村城落城，城代秋山虎繁被押往岐阜，在長良川河畔處刑，信長也算是出了一口惡氣。當月，信長將織田氏家督之位及美濃、尾張的支配權讓與了信忠，並專門應對武田氏。

而武田勝賴則迎娶北條氏政之妹桂林院以強化與北條氏的同盟，全力維持長筱戰敗後的領國支配。之後，武田勝賴又迎來了一個人生中的重大決策點，天正六年（1578）三月，上杉謙信暴斃，兩名養子上杉景勝和景虎因爭奪家督之位而爆發了御館之亂。具體過程不加細表，雖然武田勝賴致力於調停雙方，但還是事與願違，最終景勝一方取得勝利，北條氏政的親弟景虎敗死，也直接導致一直以來維持的還不錯的甲相同盟的破裂，武田、北條兩家進入交戰狀態。勝賴轉而與上杉景勝結盟，將妹妹菊姬嫁與了上杉景勝。

在甲相同盟破裂後，為了牽制北條氏政，天正八年（1580），武田勝賴與常陸的佐竹義重結成了甲佐同盟。此同盟的更深層的目的是勝賴想透過佐竹義重的斡旋與織田信長改善關係，勝賴同時還送還了之前攻落岩村城時被送往甲府的信長之子御坊丸（此時已元服稱織田信房——不懂戰國注），但最終雙方還是沒能達成和睦。

同在天正八年（1580），本願寺顯如與織田信長達成和睦，退出石山本願寺，關東的霸主北條氏也向信長表達了臣從之意，織田氏的領國支配更加穩固。反觀武田勝賴周邊，除了有一個還沒從御館之亂中恢復元氣的上杉氏為其盟友外，不再有什麼可以依靠的勢力，處境日窘。被德川軍攻圍了三年的遠江高天神城也日漸不支，城將岡部元信於天正九年（1581）正月提出開城投降，但信長判斷正在關東與北條軍鏖戰的武田勝賴肯定脫不開身前來救援，如果高天神城陷落，將能夠進一步橫掃駿河，並在輿論上打擊勝賴，因此拒絕了岡部元信的降伏要求。兩個月後，岡部元信戰死，高天神城陷落。織田方也趁機大肆宣傳武田勝賴n「在天下前丟盡了面子」，加劇了武田家內部的矛盾，加速了武田氏的滅亡。

天正十年（1582）二月，位於信濃和美濃國境地帶的木曾谷的國眾·武田勝賴的妹夫木曾義昌從武田方離反轉投織田方，並向信長請求援軍。武田勝賴立即組織討伐，同時信長也命身在岐阜的子信忠率軍救援。雙方在信濃鳥居峠附近交戰，織田軍獲勝。信長怕信忠立功心切孤軍深入，命信忠身邊的瀧川一益小心謹慎。在向朝廷奏報以武田勝賴為「朝敵」後，親率大軍為信忠軍的後援，發向武田氏領國。但武田氏領國的崩潰速度遠大於信長的預計，而且此前信濃、上野國境的淺間火山噴發，這種不詳之兆使人們認為武田氏的滅亡之期到了，勝賴也真是禍不單行。雖然勝賴撤回甲斐試圖發起抵抗，但其弟仁科盛信據守的信濃高遠城僅一天便被攻落，盛信戰死，其他地域的武田方城郭也在織田軍強大的威勢下相繼開城。被逼入絕境的勝賴在經歷了小山田信茂的背叛後逃到了天目山田野，與嫡子武田信勝及其繼室桂林院等一起自殺，甲斐武田氏滅亡。

在又處決了一些武田氏的一門和重臣後，信濃、上野、駿河等武田氏領國內的國眾們多數投靠了織田方，之前投降於德川家康的駿河江尻城代穴山梅雪也從信長那裡獲得了領地安堵的認可。梅雪之母是信玄的姐姐南松院，正室是信玄之女見性院，雖是武田氏一門，但本質上還是甲斐河內谷的國眾，為了自家的存立而從武田方離反。在武田氏滅亡的一個月後的其母南松院的十七年忌的法要上，為了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梅雪發誓在織田氏的麾下再興武田氏。

對於織田信長來說，滅亡武田氏不僅是征服其領地，也是信長「東國御一統」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在進攻武田領時，北條氏曾派軍從關東口進軍，從行動上表示出了從屬於織田氏之意。北條氏政在奉納給三島大社的願文中也明確表示希望嫡子氏直迎娶信長之女，並在織田氏的麾下繼續支配關東。而原織田氏的盟友·現織田氏的麾下勢力德川家康曾攻入駿河，武田氏滅亡後獲賜駿河一國。瀧川一益則作為「關東御警固」入主上野（瀧川一益有「關東守護」、「關東御警護」等稱呼，就是沒有關東管領，而且關東管領是室町幕府役職，室町幕府當時已經滅亡，時任的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也不可能授予一益關東管領一職——不懂戰國注），擔當東國諸大名的取次役。以伊達輝宗為代表的奧羽諸大名也已向信長派遣使者表達了「御禮」，信長則命其「協力」，標誌著將關東和奧羽也納入了織田氏的勢力影響範圍。

武田氏滅亡後，通過一系列的領地劃分和裁定，織田政權已經成為支配「天下」（指畿內）及其周邊，凌駕於各地方權力之上的中央政權，即便信長死後繼承其大業的羽柴（豐臣）秀吉實施的「關東總無事」，其基準之一也是「如信長公在世之時」，可以說豐臣政權的對東國政策是對織田政權東國政策的繼承和發展。

天正十年（1582）四月中旬，織田信長由富士山麓轉道駿河、遠江，在得到了德川氏君臣的熱情款待後回到了安土，一個半月後，信長在本能寺之變中橫死，舊武田領基本被德川家康所佔據，一躍成為了擁有東海五國的強力大名……

第一則小文原作者 木下昌規

第二則小文原作者 木下 聰

第三則小文原作者 鈴木將典

上述三篇文章均出自日本史史料研究會編《信長研究の最前線》

nn 不懂戰國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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