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沒有讓人們變蠢，互聯網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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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莎草紙到互聯網：社交媒體 2000 年

作者：紀宇彪

書名：《從莎草紙到互聯網：社交媒體 2000 年》

作者：[英] 湯姆·斯丹迪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2015.11）

定價：58.00 元

幾年前出版過一本叫《哈姆雷特的黑莓》的書，書中把莎翁虛構的角色哈姆雷特端了出來，同時提到一樣年代久遠的工具——哈姆雷特的「桌板」（writing table）。任作者如何詳盡地描述這樣工具，你可能還是需要找一個現實中的相似對應物來輔佐理解，當被告知「桌板」就相當於現時我們使用的黑莓手機，便攜可記錄，除了立即反應過來，你也許還會饒有興趣地思考舊物與新物之間更深的聯繫。

古已有之的社交媒體

在《社交媒體 2000 年》中，作者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經濟學人》雜誌的數字編輯）試圖從古羅馬的紙信，到 16 至 18 世紀起到輿論導向作用的小冊子，再到反社交媒體本質的報紙、廣播和電視，最後到互聯網，來共同探討社交媒體的演進歷史，並基於歷史對未來進行一些頗有創見的思考和預測。作者也運用他「將歷史與現實的爭論聯繫起來並激蕩出新知」的能力，給出了很多諸如上述的巧妙「對應」：

在現代人看來，這一切給人以奇怪的似曾相識的感覺。用今天互聯網的行話說，西塞羅（一位古羅馬政治家）參加的是一個「社交媒體」系統：在這個社交媒體環境中，信息沿社會關係網在人們當中流傳，四面八方的人參加一場討論，組成分散的群體。羅馬人靠莎草紙卷和信使傳遞信息，今天的幾億人利用臉書、推特、博客和其他的互聯網工具，聯繫起來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所用的技術很不一樣，但這兩種相隔兩千年的社交媒體在基礎結構和發展態勢等許多方面是相同的：兩者都是雙向的交談環境，信息沿社交關係網從一個人橫向傳給另一個人，而不是由一個非人的中心來源縱向傳播。

Facebook 和它之前的社交網站一樣，讓用戶瀏覽朋友的朋友的名單，往各自的個人資料頁上張貼信息（臉書的行話把個人資料頁稱為「牆」），並通過張貼情況更新來報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再讓我們穿越回久遠年代——公元 79 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後被掩埋了許多個世紀的龐貝和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這兩座城市依然保存了古羅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灰泥牆和牆上的塗鴉。其中，在龐貝這座人口一兩萬的城市中，牆上留了 1.1 萬條以上的塗鴉，包括一些用大字寫成的支持候選人的政治口號、俏皮話、格言警句還有和性有關的吹噓和淫穢的笑話。

在當時，口授和互送信件，分享書面新聞，讀到最新發表的書籍，這一切都要求擁有專門技能的奴隸，於是也僅限於羅馬的精英階層。而老百姓則使用著上述的另一種媒體——塗鴉，因為「牆」對於任何人都是開放的。

除了以上的對應，在這本書里我們還可以看到：古羅馬時期用來寫信的平面蠟板就像是 iPad，如同現在的網路簡語的古時寫信的縮略語（SPD，表「多多致意」），報紙的發端是被稱為「行為錄」的公報，《每日紀事》則很像現在供讀者自行定製的聚合閱讀應用，而那個幫僱主篩選信息的人自然就對應為「編輯」等等。

其實，就剛才你執行的動作也可以找到古時的參照：你自上而下滾動看完了這段文字，而古時的人們是自右向左滾動捲軸閱讀。

自媒體大 V 的先師們

而接下來的幾位歷史人物，我們則可以妄自給他們扣上「自媒體大 V」 的名號：

湯姆·斯丹迪奇認為馬丁·路德可以被認為是社交媒體的先驅，借著 15 世紀末逐漸成熟起來的印刷技術的東風，1517 年路德針對教會向公眾出售贖罪券一事，寫出了《九十五論綱》，印成了小冊子流通於學術圈乃至更大範圍，引起了社會的巨大騷動。路德在教會和社會反對人士的相持過程中又及時地寫出了一系列的小冊子，以繼續解放人們的思想，加之印刷商快速地複製大量副本，路德的小冊子通過分享、推薦、翻印的非正式系統（作者本人並沒參與）越播越遠，直到讓人們「意見同步化」，宗教改革也順利完成了。

像 16 世紀路德的小冊子一樣，托馬斯·潘恩的《常識》也成了表達輿論、實現輿論同步的手段。《常識》出版之際，正值美國打算就 13 個殖民地保守地與不列顛和解之時。那時幾乎每個美國人都讀過這本小冊子，一位叫拉姆齊的醫生在 1789 年出版的《美國革命史》中宣稱：「在實現美國的獨立中，筆與印刷機和劍同樣功不可沒」。

我們可以得出，除卻這些人的卓越才能，這些事件的發生都是通過相關的抄寫傳遞（轉發加上評論）擴散給更多人的。就連市民津津樂道的英國王室的宮闈秘事，也是如此。

歷史也曾走向社交媒體的反面

但是，在社交媒體演進的歷史中，作者認為也出現了一段反常態的時期——主流的社交媒體一直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直到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興起的 100 多年間，全球的社交媒體才進入了中心化的狀態：

在書寫發明後的頭 15 個世紀中，只有精英階層的少數人才掌握了書寫這一技能，因為實在費時費錢。應運而生的抄寫人階層如同能接觸神明的祭司一樣，是唯一掌握信息的人。

而在 19 世紀，報刊開始為了爭奪讀者和利潤，走上了批量生產和集中化的道路，報上甚至有捏造的內容和俗不可耐的廣告，記者文章占報紙內容比例也升至將近一半。這些報社就這樣，發展成集中化的媒體，只單向地給予人們內容；而電報的出現，雖可以克服地理的限制，但只存在於小團體之間的使用，實際上也大大集中並同化了信息的流動；到了 20 世紀初，無線電這一傳播媒介開始得到人們的追捧，直到幾千台無線電機一擁而上，完全放任自流的壞處也就顯露了出來——大大幹擾了正確信息的傳播。泰坦尼克號的遇難，無線電的干擾似乎也脫不了干係。

可是，無線電在戰後卻逐漸演變成高度集中的單向廣播媒體，尤其是德國政府，無線電台簡直變成了政治附庸，全體的德國人民用著生產的「人民收音機」聆聽元首的聲音，在任何公共場合，無休無止，避無可避。

後來，電視的出現了。而美國媒體理論家尼爾·波茲曼在他 1985 年出版的《娛樂致死》里，把當時的情形比做《美麗新世界》中描述的情形，小說中的人們不僅受到專制政府的壓迫，還受困於他們自己對於娛樂的痴迷。

在這個階段，「單向、集中、廣播」媒體表現形式壓倒了「雙向、系統、社會化傳遞」的傳統，信息中心源也只是少數人，而大眾只能是內容的被動接受者，脆弱的公共領域也分崩離析了。這裡提到的「少數人」和那些「抄寫人階層」本質上是一樣的。

然而，現在我們應該慶幸。現在的互聯網環境可以說是對那些「真正老的媒體」（比如那面布滿塗鴉的牆）的復興。現在的新媒體看似是進化，但其實只能說是換種方式回歸。

咖啡館沒有讓人們變蠢，互聯網也不會

但我們好像又在過分擔憂開放的互聯網會使我們變蠢，這裡列出書中的一個觀點來與之「對應」：

咖啡館這種場所在 17 世紀從阿拉伯世界傳入歐洲後就很受歡迎，很快成了重要的聚會場所和信息交流的中心。咖啡館的氣氛鼓勵陌生人之間的交談，階級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完全被拋在一邊。咖啡館作為當時英國倫敦學術探討的重要空間，也因此推動了科學學術期刊的出現。期刊向讀者介紹新近出版的文獻、論文，概括科學作品的內容總結及書評，這些旨在應付印刷術普及後帶來的知識過載，適應咖啡館受眾的需要。

但隨即就有人憂心咖啡館是不是讓人變蠢了——人們不再苦幹，每天都把時間花在「閑聊」上。但作者列舉了幾個事例，旨在說明人們在咖啡館裡討論知識性問題是毫無疑問的：現代科學的奠基之作，提出「萬有引力定律」的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原理》起源於咖啡館；《國富論》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亞當斯密在大英咖啡館裡寫成的，這家咖啡館是他在倫敦的基地和通信地址。

17 世紀歐洲都市的咖啡館就是一種典型的社交媒體，這與當今的互聯網社交媒體存在足夠的共同之處，包括增進單一的社交環境所無法實現的多元性社交聯繫，促成觀點的擴散、交流並形成內在的提升、評價機制，促進獨立思考，當然，因為任何人都能在社交媒體上發言。對媒體該施行的管制和寬限的權衡，一直還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整本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湯姆·斯丹迪奇對現在人們花很多時間在互聯網上持有樂觀態度——就像蘇格拉底抱怨討論比書寫更激發智慧，和眾人擔憂在咖啡館的閑聊會讓人變蠢一樣，我們在這方面的過度擔心也許是多餘的。

1523 年，一位觀察家說，在烏爾姆（Ulm）的旅店能聽到比教堂更好的佈道。但願我們在互聯網這座龐大的旅店裡，能用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耳朵，聽到新世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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