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這筆帳：中美貿易到底讓美國賺了還是虧了？

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的貿易政策仍然是公眾矚目的焦點之一。兩黨中採取激進立場的候選人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和選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主張的貿易保護政策——包括向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 45%的關稅、用額外稅負阻止美國公司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輸出工作等，為他贏得了許多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白人藍領的支持；而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也直言其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和跨太平洋合作夥伴協議（TPP）的立場，並認為貿易政策應該為美國勞動者而非跨國公司服務。

自 2000 年來，中國便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美國每年自中國進口的產品總價值的國際排名更是從第四位逐步升至第一位。除此之外，許多跨國公司為了追求更低廉的勞動成本，將紡織業和電子產品加工等勞動密集的工序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因此，中美貿易成為美國衡量貿易政策的重要案例。

政治家喊口號容易，但是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中全面評估中國的競爭對美國的影響卻很有難度。現有的實證研究關注了這個問題的不同側面，它們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在與中國的貿易中既遭受了損失，也獲得了收益。

美國的收益：降低消費成本、獲得廣闊市場

有研究證明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有效地降低了美國人的消費成本。根據經濟學家 Robert Lawrence 和 Lawrence Edwards 的估算，直至 2008 年，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平均每年節省了 250 美元的開銷。其中收入較低的消費者獲益更多，因為他們的日常消費佔收入比例更高。

其次，中美貿易也為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Census Bureau）的統計，2000 年至 2014 年間，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價值增長了 600%以上，至 2014 年中國已成為 39 個州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

美國的損失：失業率增加、社會保險和救助政策遭遇衝擊、總收入下降

反對中美貿易的政策主張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近年的一些實證研究為此提供了重要的事實依據。

理論上講，如果美國勞動市場相對自由，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動，那麼面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衝擊，本土市場應該有所反應。針對這一點，Autor，Dorn 和 Hanson 三位經濟學家在 2013 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新的證據。先前的研究者大多以行業和職業為單位，考察進口競爭對薪酬的影響。本文的研究者則把通勤區（Commuting Zones）作為更細化的本地勞動市場單位（Local Labor Market），並在更廣泛的就業和福利指標中發現進口競爭更為深刻的影響。

研究者排除了多個人口特徵和就業狀況的影響，對 2000 年至 2007 年間的數據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某地區的單位中國進口額每增加 1000 美元，製造業職位就減少約 4.2%，非製造業就業總體上沒有發生顯著的改變，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分別提高了 4.9%和 2.1%。而對於沒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來說，他們的失業情況更為嚴重，甚至在非製造業中也損失了相當數量的職位。

一般而言，在某地區的製造業受到貿易衝擊之後，失業勞動者有三個流動方向：其他地區的製造業、本地區或其他地區的非製造業、進入失業人口。數據顯示，大多受到貿易衝擊的勞動者最終成為失業者，甚至退出勞動大軍，而且對低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影響尤甚，乃至溢出到非製造業。但弔詭的是，從分行業的薪資影響看，非製造業的降薪卻比製造業幅度更大且更顯著，這似乎表示離開製造業的勞動者加劇了非製造業的勞動市場競爭。

綜合以上數據，研究者認為進口競爭衝擊的地區差異反映了勞動力地區間流動性十分有限，對衝擊的調整大多發生在本地市場內部，預期中更溫和的一般均衡未能實現。

另外，地區單位中國進口額每增加 1000 美元，人均失業保險、殘障保險和收入援助等轉移支付也隨即增長約 1%。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的 「社會保障殘障保險」（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的人均支出增長，比暫時性的、對受貿易衝擊影響的工薪階層的扶助 「貿易調整補助支出」（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多出三十倍以上，這造成了稅收相關的社會效率凈損失（Deadweight Loss），顯示了貿易衝擊扶助政策的潛在不足。

Autor，Dorn，Hanson 和 Song 於 2014 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論文中延續了上述研究並提供了勞動者層面的實證分析。

研究者從美國社保管理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1992 年至 2007 年的個人層面數據找到了證據支持上述摩擦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排除了許多潛在干擾因素後，研究者發現在製造行業中，中國進口滲透率若從 0.62%增長至 7.30%，勞動者的收入將下降約 46%。受到貿易衝擊的勞動者大多離開了原本的公司和行業，但遷移到其他地區的人依然很少。

研究者考察不同的勞動者群體後發現，更低的初始薪水和更短的工齡都會導致更嚴重的總收入下降。低收入勞動者受到衝擊後有更大的可能性流連於製造業，這使得他們更容易受到後續進口衝擊的影響。反觀高收入勞動者，則更容易在其他的企業乃至非製造行業中找到工作，而且在調整過程中收入損失更少。此研究進一步確認了勞動力市場應對貿易衝擊時存在的摩擦，並且顯示了收入更低，工齡更短的勞動者承擔了更多的摩擦成本。

美國經濟總體上受益於中美貿易

最後，研究者指出，他們的發現並不與美國經濟總體上受益於中美貿易的事實相悖。其他經濟學家也指出，即使考慮了勞動力市場摩擦之後，美國大部分地區在中國貿易衝擊之下仍然獲得凈福利增長。研究者希望強調的是中國進口競爭對不同群體間不均等的就業和收入衝擊，以及勞動力市場應對衝擊時的摩擦。

在這些分配差異和摩擦的存在之下，只依賴自由市場的均衡機制來確保經濟運作高效和分配公平顯然並不現實。而一刀切地反對自由貿易不僅會讓貿易帶來的福利付諸東流，也並不能讓勞動者更順利地從失去比較優勢的行業轉移到更具競爭力的行業。

與此相對，細緻的實證研究為理解美國相當一部分公眾對全球化的曖昧態度和對中美貿易的焦慮提供了相對客觀的事實依據，也為尋求緩解貿易衝擊的公共政策找到了切入點。

Autor, D., Dorn, D. and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H. and Song, J. (2014). 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799.-1860.

Edwards, L. and Lawrence, R. Z. (2013). Rising tide: Is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liendo. L., Dvorkin. M. and Parro. F. (2015). The impact of trade market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