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遠征:我穿牆過去
口述|馮遠征 採訪|張瑩瑩
一
1986年初,德國人露特·梅爾辛第一次來到中國。那年她將近六十歲,一頭金髮。在人藝,她成了我的老師。
那時我剛考入人藝不久。此前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儘管在考場上被當場選中,最終我還是給刷掉了,他們說我「形象一般」——那一屆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進去了嗎?所以,能進入人藝這個殿堂,我特別珍惜。
那幾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別多的時候。對西方藝術,中國正處於從茫然、不知所措到漸漸了解的過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學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華導演去歐洲,在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認識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爾辛教授,他覺得這個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劇院提議,把梅爾辛請到人藝,給我們上課。梅爾辛教授來北京,人藝只負責路費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還要自己掏錢吃飯。一個咱們當時以為是最看重錢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不遠萬里來到這裡,不要任何報酬,是挺令人感動的事。
人藝師生對梅爾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對於格洛托夫斯基學派,當時人藝的老師中也有爭議。在訓練中,梅爾辛教授大量使用身體技術來激發演員的潛能,三四個小時的課程包括翻滾、跳躍等運動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學也有抵觸。我們班的吳剛(《潛伏》裡頭演陸橋山那個),就跟梅爾辛教授說自己有腳氣,逃避上課。翻譯把腳氣翻成「腳上有病」,梅爾辛教授一聽,以為他骨折了,馬上准假。
我上課一直特認真,不惜力,領悟也快,梅爾辛教授經常表揚我。
每天訓練完,梅爾辛教授會盤腿坐在排練廳角落,一個一個地把我們叫過去悄聲交流。說缺點時,別人聽不見,保護你的自尊心;鼓勵時,你會有「她是不是特別喜歡我」的竊喜;這就是當老師的藝術。
有一天,梅爾辛教授在角落裡跟我說:「如果你明年去德國,考我的班,我會第一個錄取你。」翻譯以為自己聽錯了,請她再說一遍。她又說了一遍。「你願意嗎?」她問我。我回答:「不願意。」
培訓班結束後,梅爾辛教授讓翻譯把我叫到她的住處,正式邀請我明年考她的學校。我又拒絕了她,人藝是中國最好的劇院,我不想剛進來就離開。
然後,梅爾辛教授就回了德國。我繼續在人藝。
1986年下半年,我從學員班被抽調到劇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個時候,劇院第二次把梅爾辛教授請來給我們上課。她再一次鄭重地跟我談,希望我去德國,我再一次回絕了她。還沒畢業就當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為什麼要去德國?我對德國的概念就是賓士轎車、萊卡相機,以及柏林牆,它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開了,牆在資本主義那一面還被畫得亂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爾辛教授第三次來到北京,這次劇院沒有邀請她,她是以個人旅遊的名義來的。她第四次邀請我去德國。那時我才知道她給我發過好幾次邀請函,寄到人藝,都被扣下來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臨走前,梅爾辛知道大概是無望了,便跟我說:「如果你實在不願意去德國上學,就去三個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學」。當時我在戀愛,她還邀請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國給你們舉辦婚禮」。
一年之後,我從人藝畢業。已經談婚論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擊,一心想離開中國。我給梅爾辛寫了封信,告訴她我打算去德國,她特別高興,立刻重新給我發了邀請函——這次寄到了我家裡。
我開始一邊拚命掙錢一邊辦手續。我花8000塊買了單程機票,可日子快到了簽證還沒下來,我只好把票退了。簽證下來了,我再去買機票,票已經沒了。那時飛德國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賣機票的告訴我,我還可以坐火車。從北京到柏林火車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飛機到得早。那是中國的動蕩年代,夜長夢多,我只想趕緊走。買吧,頭等軟卧一人一間,1490元,我記得特清楚。我買了兩天後出發的車票。
接下來那一天多,我瘋了一樣跟所有人匆匆告別。朋友們擠在我家裡,大家都覺得,可能這就是永別。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從老北京站出發。火車會經過二連浩特進入蒙古,穿過蘇聯,在8號凌晨到達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國。
11月7號凌晨,列車抵達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節。置身紅場的時候,我發現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大。天很冷,但廣場上依然很多人擺著桶在賣鮮花,情侶們會買上一枝花慶祝節日,還有結婚的新人們在無名烈士紀念碑前合影。許多和平鴿在紅場上空飛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國,它們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車上,發現因為客滿,頭等艙變成了兩人間。跟我一間的是個雄壯的俄羅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還穿著高跟鞋,襯得我像個沒長開的小孩。發現要跟一個男人同房,女人特別不高興。同行的朋友告訴我,她是駐捷克使館的參贊夫人。
參贊夫人提出,讓我跟普通艙的中國女留學生換鋪,我想想,同意了。結果三個女留學生都在車上談起了戀愛,沒一個願意換的。這就不怪我了。
參贊夫人沉著臉坐在包廂里。「叮咚!」夫人按響了召人鈴。列車員進來,俄語一說,一杯帶銀托的紅茶畢恭畢敬地送上來。我在上鋪百無聊賴,翻出「不老林」牛軋糖吃,一邊吃一邊把糖紙扔到下面煙灰缸里,卻發現參贊夫人盯著那糖紙不錯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紙拿起來,小心展平了,夾在筆記本里。
於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說:「For you!」「For me?」她馬上喜笑顏開,連說「Thank you! Thank you!」一邊把糖收到包里。我說:「Eat,eat!」她搖搖頭,「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給她丈夫。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車員進來,俄語一說,兩杯帶銀托的紅茶畢恭畢敬地送上來。
夫人指指紅茶,「For you!」。
我接著翻包。翻出準備帶到德國送人的漆雕鐲子,找出最大號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動得快哭了——「叮咚!」小點心畢恭畢敬地送上來。
接下來,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語加英語跟我說了好多話,我幾乎一句也沒聽懂。火車到了東柏林,好多留學生呼嚕呼嚕下車,我正要搬行李,她一聲「Stop!」又「叮咚!」,召來列車員,一起摁住我。過了一會兒,到了西柏林,她才讓我下車。
其實西柏林才是應該下車的地方。好多留學生不知道,到東柏林就下了。當時東西德邊境尚未開放,他們要過一個嚴格檢查的關口,行李要搜查,還要搜身,還有索賄的。這些我都沒遇到。站台上,參贊夫人熱烈地擁抱我,兩個大胸把我的臉擠在中間,狐臭貼上我的臉,就像糊住了一樣,我一掙脫開就大口喘氣。
火車出了站,參贊夫人還在徐徐離去的窗口對我揮手。
西柏林時間凌晨一點,我在柏林動物園火車站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們即將轉車去往波恩、科隆或漢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個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亂說了好多話,這些人,後來都失去了聯繫。
我還記得那道在深夜穿過的牆:穿牆之前,東柏林一片黑暗,穿牆之後,西柏林是亮的,到處都是燈。我想,資本主義怎麼這麼亮啊,那些櫥窗要費多少電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跟另一個留學生去買煙,誤撞進了亮著彩色大燈泡的資本主義妓院。我以為會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齒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並沒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個興奮的資本主義計程車司機,他滔滔不絕地跟我說著德語。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點,我終於敲開了梅爾辛的家門。
梅爾辛來開門的時候還穿著睡袍,她一看見我就驚呆了——我從北京發給她的信還沒到,人已經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頭一次吃到了涼牛奶泡麥片和黑麵包抹果醬,它們粗糙地剌著我的嗓子,但我必須都咽下去。
我終於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
1986年夏天,梅爾辛第二次來到中國,我和同學們到她在北京住的賓館看望她。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爾辛請我在義大利餐廳吃了晚飯。吃完飯,梅爾辛帶著我驅車前行,我還不會說德語,沒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們要去哪兒的時候,我看見了柏林牆。
燈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塗鴉——好像也沒那麼可怕。
梅爾辛用手畫了個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裡,周圍都是牆。她帶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牆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寬的隔離地帶,它空蕩蕩的,只有電網和崗哨,梅爾辛又示意我,要有人從那兒跑過,士兵就會開槍。
那是我第一次觸摸到柏林牆,那也是它形態完整的最後一天。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正在睡覺,梅爾辛砸門把我叫醒。電視屏幕上,好多人拿著鮮花淚流滿面——東西德的邊境開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無數的人湧上街頭,到處都是揮動的旗幟。四處堵車,梅爾辛和我坐地鐵到了勃蘭登堡門,竄上那3米高、2米寬的牆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樂扔到牆的另一邊,堆成了小山,警察和軍人還是背著手站著,動也不動。牆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擠得掉到了那邊,警察們小心翼翼地把他們扶回牆上。
在勃蘭登堡門,我遇到了在德國的中國人,他們給我講述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特別感動,想哭。
從那之後,我不斷聽到電鑽鑽牆的聲音。東德人從此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一筆「歡迎費」,我記得是20西德馬克。西德人當然也可以到東邊去。那會兒,所有的中國人請客都去東柏林。東柏林物價太便宜了,20西德馬克能請好幾個人吃大餐,還帶給個體面的小費。
去東柏林不麻煩,就是偶爾要搜身,因為東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兒去的西柏林人會夾帶點「私貨」——官方勒令東西德馬克等價交換,可在東德的黑市,1個西德馬克能換10個東德馬克,差價太大,很多人偷偷帶錢進去。我一個上海朋友過關時拿著中國護照跟東柏林警察說「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們都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就別搜我了」——他立刻被帶進小黑屋翻了個遍。後來他學精了,在東柏林找了棵樹,錢藏樹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們等我一會兒」,偷偷摸摸跑樹底下找錢。我也會藏點,把鈔票捲起來塞進書包帶的縫兒里,捏軟了,過關檢查時摸不出來。那一陣,好多中國人不打工也不開餐館了,光靠倒騰東西德馬克就發了財。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
四
倒馬克的事我沒參與。到德國的前四個月,我一直在為語言發愁。
我是梅爾辛推薦的學生,按照規定,可以不經過專業考試,只要在四個月內語言交流過關就可以入學。這條件其實挺寬鬆,但那四個月必須能講德語的要求真是讓我心焦。梅爾辛出錢給我報了語言學校,我天天去上課,天天思考世界上怎麼還有這樣的發音。我成了一個有思想的嬰兒,根本張不開嘴,要想跟梅爾辛說一句話,我得悶頭在樓上自己的房間先背上好幾遍,下樓跟她說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張口結舌。
梅爾辛憤怒了。德國人很誠懇,請你來的時候很誠懇,表達怨氣也很誠懇。梅爾辛給一個中國朋友打電話,讓他用中文問我怎麼還過不了語言關。這個朋友來德國前在中國學了四年德語,剛來的時候還是連一杯啤酒都不會要。我跟他訴說了半天,他轉頭跟梅爾辛解釋:征確實在認真學德語,學得覺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頭疼,他都想回中國了。
放下電話,梅爾辛看我的眼神變成了心疼,她立刻請我吃了一頓昂貴的大餐,之後,她再沒怨過我「你是幹嘛來了」。
轉眼,到了1989年的聖誕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聖誕節,一切都很新奇。梅爾辛的親人朋友聚在家裡,我們坐在聖誕樹下吃點心、拆禮物,忽然,我開始說德語,我告訴梅爾辛我在中國怎樣失戀,怎樣來德國,這一路經歷了什麼。我的單詞一個個往外蹦,梅爾辛全聽懂了。「征,你會說話了!」
是啊,我會說話了,雖然那時說得錯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學語言就該這樣,先死記硬背,張開嘴,再學語法;要先從語法學,什麼都懂了還是不會說。
1990年冬天,我和朋友們在柏林牆前。如今除了我,其他的人都在德國。
五
我順利在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註冊入學,跟著梅爾辛上表演課,還修燈光、修舞台美術、修服裝設計、修形體……課餘時間幾乎所有中國留學生都忙著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國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不用打工,那個時候,每個月梅爾辛給我800馬克的生活費,她希望我不打工,專心學習。沒課的時候,余隆給我打電話,約我聊天、喝咖啡。
偶爾留學生們聚會,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惱,打工的問題,跟德國人文化上的衝突,想家的感覺……誰唱一首悲傷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們只聊高興的事兒,不高興的索性都不提,湊在一起就是瞎鬧,樂呵。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書店裡挑書,一個女孩跑過來問,你們倆是中國人嗎?我們說是啊,她說她也是,「我是從難民營里跑出來玩兒的」。這個女孩在國內研究生畢業,本來在深圳有個很好的工作,動蕩之後,她花錢偷渡到泰國,在泰國等了三個月申請到聯合國派發的難民號,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難民營里,一天拿幾塊錢發下來的生活費,等著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個中國人的聚會,我們就帶她一起去。她給大家講她偷渡的過程,大家都很高興。快到八點,女孩說要走,「難民營有規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點之前必須回來,否則就要被遣送。」我們去送她,我跟她說,以後可以去學校食堂的咖啡館找我們,那裡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經常待在那兒。
她果然去食堂找過我們兩三次,她說難民營里也有中國人,但都有點隔閡,還有那種四五十歲的男人,總想占她便宜。跟我們在一塊兒,能說中國話,她慢慢就開心起來。
有一天她又來了,晚上我們又一塊兒去中國人家裡玩,大家說著中文,熱熱鬧鬧的。快八點了,她又說,我要走了;我說走啊,送你。她說,是要從柏林走了。消息傳下來,她被分配到一個小鎮——一個我們從未聽說過的德國小鎮,鎮上沒有一個中國人,她必須在那裡待滿八年才能拿到德國身份。
這麼一個小女孩,在那麼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方,怎麼過啊?送她的路上,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想把話往開心了說,但總是開心不起來。她說,她有點後悔出來了,不知道自己這八年怎麼過,也不知道八年後還能不能回中國。把她送上了公交車,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話都沒說。後來我們誰也沒再見過她。
還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計說話聲音有點大,突然一個提大密碼箱、穿西服的哥們兒三步兩步衝過來,「喲,你們北京的?快跟我說說中國話,我憋死了!」我問他是幹嘛的,他報了個地址,我一聽,難民營,「你怎麼是難民呢?」他說,別提了。帶著一副「給你們開開眼」的神氣,他把箱子打開——大半箱美金。他請我們吃飯,聊了才知道,他在國內貪了一筆錢,趕上動蕩,自己造了個假通緝令,以難民身份跑出來了。此人也是在泰國等難民號,等半年也沒見發下來,後來才知道泰國那幫人故意拖著他——他在那兒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錢。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來會被分到哪兒,他就天天提著錢在大街上走,怕在難民營被人偷。這個人,後來我也沒再見過。
現在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的譚平曾寫過一本書,裡頭提到我。寫完了他專門來跟我打個招呼:「我寫你了啊,你別介意」,我心想,能寫什麼啊,「沒事沒事」。後來一看,他說我剛去德國的時候跟祥林嫂一樣,逮誰跟誰說失戀。我問譚平,我真那樣嗎?——「差不多」。想想還真是,那時候我們聊天不想說不高興的,就互相敘述感情經歷解悶兒。記得剛到德國一個多月的時候,我在學校碰到一個中國女孩,她跟我一樣都是戲劇系。我請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張嘴我就開始說我的失戀,等我意識到自己說了很久時,三個半小時已經過去了。女孩一句話沒說。我趕緊道歉,女孩說沒關係,「你說的挺逗的。」——能不逗嗎?我爆了那麼多隱私。
這個女孩現在還在德國,她開了個餐館。每次她回國,我們都會見面。
六
在梅爾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來了。中國留學生都說,沒見過一個中國人能在德國人家裡免費住三個月,你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話,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別人家裡白吃白喝白住,每月還拿800馬克生活費,我多少有點寄人籬下的感覺。
梅爾辛不想讓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課,別的什麼都不想。我們爭執了一回,她拗不過我,還是聽憑我開始找房子準備搬家。但梅爾辛給我鋪好了後路,她安排我在她一個學生開的劇團里演戲,每月我有一千五到兩千馬克的收入。
於是我開始跟那些德國演員一起排戲、演出。排練時間從上午10點到下午3點,中間有一個小時休息。有天午休時,大家正邊吃午飯邊聊,我看見一名德國大提琴手沒飯吃——中國人心態,一堆人沖著一個人吃東西不合適——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塊三明治塞給了他。
大提琴手聽說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進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個德國人分住兩個卧室,另外一個15平的小房間歸我,不要房租。「有這麼好的事?你幹嘛對我這麼好?」大提琴手說,他覺得我是個好人,「德國人不會像你那樣,給我一個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終我們商量好,每個月我給他做兩次中國飯作為回報。中國菜要用的食材和調料能在越南超市買到,這事不難。
其實,在德國,我一直遇見好人。我想過永遠留在德國。這裡生活挺好,只要認真工作就能掙到錢,沒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豐富,尤其先鋒派戲劇非常發達,劇多得每天都看不過來。它不是一個容易離開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經歷還是在慢慢影響著我的想法。
東西德剛統一時,很多德國朋友給我打電話,囑咐我千萬不要出門,否則遇到新納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後一班地鐵回家,車廂里九個人,七個是外國人,兩個是德國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個滿身紋身、紮好多耳釘的人忽然衝到車廂門口大喊「外國人滾蛋!」雖然他們只是喊喊,沒有衝進車廂,地鐵出站後,那兩個德國人還是起身跟我們一一握手,為同胞道歉。我知道,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人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依然有著敵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劇場的酒吧里,我拿著一杯酒跟同劇團的德國同事聊天,正聊得高興,突然有人在我旁邊坐下來,「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那你為什麼在這裡演戲?」「我在這裡學戲劇,能演戲對我是個機會,多好啊。」他就等著這句話,「你一個中國人在德國演戲,你知道有德國演員演不上戲嗎?你是中國人,回中國演戲去啊!」
後來我才知道他也是一個演員,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演上戲了。可以說大家都是憑實力,但是當個演員還要遭受敵意,我開始懷疑自己在德國演戲的意義。
還有一次,德國大選期間,平時玩得挺好的兩個德國朋友因為支持不同的黨派而爭得面紅耳赤,我在旁邊說了一句,某某黨挺好的,他們立刻同時住嘴,轉頭看向我,臉上的表情是「這跟你一個外國人有什麼關係?」
那段時間,一個朋友拿到了德國國籍,我們一塊吃飯,我敬他酒,為他慶祝,卻發現他垂頭喪氣的。他跟一個德國女人結了婚,婚後倆人處不來鬧離婚,他跟對方說,離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讓我拿了身份。那德國女人也算仗義,真等了他八年。現在身份拿了,接下來準備辦離婚,他說,以後回中國還要簽證了,但是「不拿出護照,哪個德國人會認為我是個德國人呢?」這叫什麼事啊!但已經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帶著無奈,說:「這輩子就在德國混吧,也就這樣了。」
這話太刺心了。在德國生活一年多之後,我開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毀滅」一樣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國比中國自由,但一年語言學校加四年高等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找我做演員。即使能演戲,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無非是糊口——像我在那個劇團里的角色,就叫「外國人」,不停地在台上跑來跑去,偶爾說上一句話,也就比龍套好一點。如果我繼續讀書,讀戲劇史或戲劇理論,讀到博士畢業都快四十歲了,然後呢?搞戲劇研究?一部戲出來我評論道「這戲真本土、真德國化」?——一個中國人說一部德國戲「本土」?吃飽了撐的吧?
要留在德國就幾條路,一是找德國人結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結婚,給她幾萬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護照;二是放棄學業,利用簽證期拚命打工,開個中國餐館,變成老闆之後把學生簽轉成工作簽,一輩子也就這樣了;三是最慘的:放棄學業當導遊,打個小旗到機場接團。
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讓一個搞旅遊的朋友幫我訂一張回北京的機票,單程。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
1986年初,梅爾辛結束了第一次在人藝的授課準備回國,我和同學們到北京火車站為她送行。
七
走還是留,在德國的最後半年,我跟梅爾辛談過三次。她總是說,你不要走,你是中國唯一學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學完。即使我完成學業,梅爾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國,「回那個地方幹嘛啊?」她這麼說。那時中國的未來仍不清晰,許多留學生還在觀望,而梅爾辛想讓我繼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為她的傳人。
我說,在德國我永遠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說,那你可以教學、當老師啊。她覺得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但我還是想做演員。終於有一天,我告訴梅爾辛,我決定了,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她非常生氣,「好,征在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演員!行,你走吧,走吧!」
回國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爾辛家,告訴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國境況不好,我會回來的。她很冷淡,說,你隨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讓她難過了。
我又找到梅爾辛的媽媽,那年奶奶已經93歲了。住在梅爾辛家的那一年,經常家裡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們總是在她的小房間里聊天。老太太對我特別好,用彩筆給我畫了很多幅小畫。我跟老太太說,我要回中國了。「回中國幹什麼呀?」我只能胡亂編個謊話,說我要回國換護照。她問我,你還回來嗎?我說,回來。她說,「你必須回來,我活著等你。」她親了親我的臉。看著她那張布滿皺紋的臉,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必須要走了。在門外,我擁抱了梅爾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說:「媽媽,再見,一切順利」。
在德國的兩年改變了我的生存觀、世界觀以及對藝術的認知。我看到了很多東西,用德國人的思維方式在那個社會生活,我覺得如魚得水,但最後還是無法徹底融入,即使我在那裡成為一個演員——因為我長著這樣一張中國人的臉。柏林牆已經拆了,但是在德國的每一個中國人心裡都會有一道牆,就是中國跟德國之間文化的、生活習慣的牆。
回到北京,當天我就到了劇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師,他問我:「你還回劇院嗎?」我說,回。
後來我跟牟森在電影學院辦了個培訓班,推廣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訓班的那些孩子大都來自農村,自我感覺長得像張豐毅或鞏俐,就覺得能當演員了。我跟他們說,估計今後你們這些人里一個演員也出不來,他們特別沮喪。
我帶著學員們排《彼岸》,劇本是高行健寫的。在電影學院演了六場,好多先鋒派藝術家都來看,他們說,這才是中國的先鋒戲劇。崔健也來了,看完之後說,你們什麼都是中國的,怎麼就音樂用外國的?回去他寫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區別是,格洛托夫斯基認為任何人,只要智商沒問題,都有成為好演員的潛質,就像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定數量的金子,差別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師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麼掘,全靠老師的經驗和理解。在這個流派中,老師的言傳身教特別重要。梅爾辛師從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傳人,這也是為什麼她把傳人看得特別重。
在中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會。給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學生排《死無葬身之地》時,我不跟那些90後去解釋納粹和存在主義,我告訴他們:「把這個戲當成職場戲來演就行了:你想跟老闆告密?我們擠兌死你。」——什麼生死險境,一說這個他們就懂了。我不信誰演個戲演完三個月還「從角色中出不來」——那是裝。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這樣,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麼,只要看到結果。
回國後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視劇,後來,我又回到了戲劇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機遇,我趕上了。其實當初如果我再在德國呆個五年十年,回來可能也能當演員,但我就不會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我感謝梅爾辛,沒有她,沒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會有今天。
我記得與梅爾辛告別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門我就開始流淚。回國之後我給她寫過好幾封信,她什麼也沒回,她是再也不想理會我了嗎?2008年,《超級訪問》採訪我,問我有什麼願望,我說想找到我的德國教授梅爾辛。節目組真的託人到梅爾辛家敲門,拿著我出的書,告訴她,現在馮遠征在中國是很有名的演員。看著書上我的照片,梅爾辛說:「哦,他的頭髮比以前少了。」
那本書上都是我的影視劇劇照,梅爾辛說,征不作戲劇了很遺憾。後來我專門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請她告訴梅爾辛,我還在人藝,還在堅持演戲劇。
與梅爾辛告別22年後,2013年,我去了德國拜訪她。我的車剛停下,院門就打開了。我想,也許她一直坐在門口等著我來敲門。她坐在輪椅上,腿腫著,跟我記憶中那個精幹的女性比起來,眼前的梅爾辛蒼老了許多。我有點想哭,但還是微笑著,擁抱了她。那年她已經八十多歲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著我曾經住過的地方。22年之後,房子破敗了。一千多平米的草坪曾經我每星期都修剪,現在草長到半人高了也沒人管;我住過的小房間凌亂不堪,我和梅爾辛的兒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劇場現在堆滿了雜物;梅爾辛的媽媽,那個說要活著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爾辛住進了她媽媽的房間,那裡也是一片髒亂。
我向梅爾辛介紹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項鏈,她馬上要求我給她戴上。那個下午我們聊著天,她說,她本來只能見我半個小時,但忍不住和我們聊了兩個小時。我邀請梅爾辛來中國,我想請中醫來調理她的腿,她說,她坐不了那麼久的飛機了。
然後我們再一次告別,這可能真的是最後一次告別。我抱著梅爾辛,說:「再見,媽媽,我愛你」。
——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梅爾辛,她的電話也變成了空號。也許她住進了養老院,也許……我不願意往下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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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瑩瑩,撰稿人,常居北京。
所有照片,由採訪對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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