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守仁生於明末，能否扭轉時局頹勢？
明末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
流民四起滿人劫掠，這兩個問題分別有其原因。
流民四起是因為內部制度出現問題，導致財富分配失措，很大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生存條件。另外財富分配問題，導致占最大部分的財富創造者（當時的農民），失去創造財富的動力，這是最可怕的事情，做了還不如不做的情況下，人們的選擇會發生質變。
也就是說國家整體的創造財富，增加財富，分配財富的牽引機制出了問題，那財富總量不是逐漸增加，而是逐漸減少的。有限的財富分配，又成為兩頭小，中間大的局面，皇帝、百姓都缺錢，中間龐大的官僚、吏員集團，拚命聚斂財富。權力與財富不匹配的時候，權力會被逐漸削弱，以至於無法支撐既定的行政、經濟、軍事目標。
滿人的劫掠，主要原因是其經濟形態和游牧特性決定的，努爾哈赤與元蒙並無二至，一開始都是搶點東西、占點便宜而已，因為相對農耕體系的漢族經濟形態，滿蒙的經濟形態更多是靠天吃飯，而且由於所屬區域偏北，氣候條件較為一致（相對惡劣），不像關內，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氣候條件變化萬千，東邊不亮西邊亮，總可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調劑。因此經濟形態的單一性和地域氣候的單一性，導致滿蒙在某些時候就會蠢蠢欲動來搶一把。
起初的小打小鬧，占點小便宜，其實是在為他們積累經驗和不停的試探用，雖然他們一開始並不知道這樣可以積累經驗，並且是一種試探之舉。只不過後來的確發現，這種劫掠的行為非常有效，那逐漸將試探行為升級就好。一開始並沒有取明朝代之的心，只是一不小心，發現自己越來越強大，事業心自然也就越來越大。
守將不行，換守將，軍隊不行，換軍隊，防線不行，重新打造。孫承宗、袁崇煥、關寧鐵騎、關寧防線悉數登場。
這是對滿清這邊。
對流民暴動，詔安不行，那就猛烈打擊，洪承疇、曹文詔、左良玉等猛人悉數登場。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故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俸，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以。
明末之變起源於財富分配的制度問題，解決方案還是要靠強大的經濟支撐才能解決問題。即使表面上崇禎看並沒有支出絕對數量上太多的軍費（因為他也沒錢，中央財政吃緊）。但官兵還願意作戰平賊，那軍餉何處來，皇帝不給，政府不給，還有繼續工作的動力，一定是有來源的，搶嘛，所以表面上看一干猛人在平叛，同時這干猛人又在用非正常方式進一步破壞本已瀕臨崩潰的經濟制度，你說他們是在為大明做正面貢獻，還是在做負面貢獻呢？
所以不解決經濟制度和財富分配問題，不重新建立創造財富的激勵和牽引機制，明末的局勢是沒法改變的。
縱觀王守仁的一生，雖然是聖賢之道，雖然是精通人性，雖然可以白手起家，雖然韜略滿腹，雖然百戰百勝。但並不是所有的問題他都能解決，從貢獻來講，他的貢獻很大，但他的貢獻都是事件型的，就是那裡出了問題，就去哪裡解決問題，更多是軍事問題。
要解決制度性的問題，他首先要獲得最高權力者在這方面的全力支撐、完全信任，如齊桓公對管仲，無此條件，他是不可能在制度上有所成就的。而王守仁的職位多是外派地方官，從未進入內閣，獲得掌控全國的權柄，因為楊廷和的關係，也因為他自身的關係（不追求這個）。也就是說，王守仁從實際經歷上，也有過不去的坎，或者他自身不願意去過這個坎，不追求這個東西。所以其一生並未對明朝在制度方面做出大的改進和貢獻，只是從教育這個角度入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個收益當然很大，但效果來得太緩慢。
少年 老夫掐指一算。你《明朝那些事》看的太多
@悠然自得晨光 已經說的很好了，我從另幾個角度再說一點。
身體
王守仁從少年時，可能是因為某段時間讀書過於刻苦而吐血得了肺結核，這也是他早年會那麼熱衷於道家（養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很遺憾的，或許是因為當時醫學條件，或許是因為他這個人比較倔，對醫囑不太在意，導致這個病伴隨了他的一生，最終也死在了這個病上。
題主有空可以翻翻《王陽明年譜》，裡面你經常會看見王守仁辭官去某地修養的記載，這對於一個年輕的官員來說是很不尋常的。
王守仁三十歲左右回答徐禎卿詢問關於道家是否能養生的話題時說，自己牙齒鬆動了，頭髮很稀疏，眼睛也近視。這恐怕能顛覆很多人關於從小好動活潑能騎馬射箭的王陽明的形象。
王守仁打的仗大多迅速解決，這是他的用兵能力決定的，但也掩蓋了他身體方面的不利因素。
如果真的讓他身處明末亂局，那麼他是絕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或許他能做到招降/剿滅農民軍主力，或者在關外抵擋住滿洲鐵騎。但他畢竟在戰場上，或者說在軍隊中是呆不久的。他的身體遠不足以支撐他長期作戰。
軍事
王守仁打仗幾個習慣，第一件事是調查清楚全部情況，第二件事就是是否能招降。然後才是用計和用兵。
明末亂世，且不說張獻忠那種絕對不可能真投降的，即便有真投降的，起義的農民軍此起彼伏，根本就不是靠戰爭能夠解決的。百戰百勝有何用？總不能把天下百姓全剿滅了。
而且王守仁對軍事的想法從來都是「兵者兇器，輕易不為。」讓他這麼成天打仗，他絕對不會幹的。
至於關外的後金/清，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我不覺得有人能比孫承宗做的更好了。
政治
上面已經有答案說到了，明末不是戰爭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
王守仁的政治智慧其實是很高的，雖然沒進過中樞，但以他的聰明和能力，也絕對能摸清楚問題來自於哪裡。但關鍵是，崇禎這個皇帝呀。
看看王守仁在對待正德的態度上就知道了，他對於皇帝的荒唐行為，最大限度的作為就是諫言。也就是說，國家什麼樣，還是得取決於皇帝什麼樣。有沒有王守仁，並不影響。
還有，早期的王守仁和龍場後的王守仁其實還是由區別的。
拿大禮議事件來說，他的弟子都進中樞能直接影響嘉靖皇帝了，他的態度雖然沒明說，但在和弟子的書信里看來還是支持嘉靖的，但他就是不說。就是因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放他到明末，你讓他當地方軍政一把手，他面對的是剿不完的農民軍。就算讓他進中樞，碰上的又是崇禎這樣的皇帝，無法影響。他又不會強人所難，非要改變皇帝什麼。那麼結果就很明顯了。
總結下來，我認為王守仁不管在身體、軍事還是政治方面，都無法在明末挽回大萌王朝的覆滅。
以上。
個人感覺，就明末那個德行，只論臣子，只有張居正能讓崇禎帝+1。當然前提還得是崇禎要乖乖的聽張居正的話。還有，恐怕只有張居正也不夠，要想大明萬代，得許多大牛出場才行。
任何時代都有能力強悍的人，王朝之所以說到了末期，就是各種制約因素，讓有心人也無從施展其才能。放在王朝新立之時，吳三桂也可以立下功勛，但是在明末，一不小心就只能背負萬世罵名。
不能，大勢已去
把地主跟文官全砍了再換換血估計還有戲，王守仁又不是王超人
明末需要的是張居正……
答主，你要知道明亡之後儒生們總結明亡的原因，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認為，明末由陽明後學而帶來士大夫階層在意識形態上的混亂，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所以清代整個儒家學術界對於王守仁那種宗教式的做法都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不能這樣搞，我們做學問要樸實。當然他們矯枉過正乃至於一頭扎進考據注釋的路數里，那都是後話了。
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將明亡的鍋扣在陽明後學的頭上當然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陽明後學的這種傳教式的講學，對於國家政權是非常有害的，張居正就曾經大力打擊過。後來作為陽明末流的李贄甚至因為講學直接上了斷頭台。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觀點呢？因為程朱理學講格物，你要格物就得學習知識，也就是儒家經典，這顯然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而王陽明講致良知，良知就在你本心之中，你頓悟到了就是頓悟到了，這東西講悟性與神秘體驗，因此比較前後兩者，顯然帶有強大宗教氣質的陽明心學非常適合於在愚夫愚婦中進行推廣。而王陽明的學生中就有鹽丁、商人這種非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當王陽明死了以後，這些本身不是科班出身的學生，一下子就把他的學問用一種非常極端與隨意的方式進行表述，並大量的向社會各個階層進行宣講。一時間陽明後學在明末的社會中蔚然成風，連小腳閨女與小媳婦都知道一些，或者聽過陽明後學那些儒生的講學。而陽明學在方法上借用了大量佛教的東西，儒家與佛教的融合實際上就借著這麼一股世俗化的風潮開始了。陽明有個學生就公開講儒釋道三家是合一的，正如一棟宅子的兩間房間和一個大廳一樣，進出的門都是一個。因此，從明末到清初出現了大量的類似弟子規、菜根譚這樣淺顯的、儒佛混同的讀物。大家有興趣可以百度下「勸善書」與「功過格」還有「了凡四訓」，都是這一類的東西，而這些作品的作者也無一不是那些失業的儒家科舉考生。當然也無一例外，比較淺薄而沒有深度。心學本身沒有問題，但它的變異分支陽明後學帶有相當大的毒性，結果心學就這樣被連累了。清代儒生認為心學的問題根源來自於對先秦經典的誤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搞清楚那些經典的確切意義，於是清儒想通過考據，復原先秦儒家經典的原意，來矯正明代儒家的錯誤，結果走上了一條充斥著荒唐的不歸路，至於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已經都知道了。我說能，或者不能。第一，沒有任何意義第二，沒有100%的理論支持得不到唯一的答案，也只能是雞同鴨講罷了。誰說誰就是對的
別整這些如果假設的 為古人惋惜。 都已經過去了，可以從中吸取教訓、預見未來。高中政治老師常說：歷史沒有如果，政治沒有對和錯
不能
明末的社會弊病之一是財富的兩極分化，土地被大肆兼并。底層老百姓木有飯吃是很可怕的是比如說「易＃子＃而＃食」。另外有朋友提到「小冰期」我個人覺得它的作用被誇大了。王陽明更多的作用是滅火隊不喜勿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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