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待尉遲迥伐蜀的將領配置？

01-31

除了尉遲迥外，並無名將，這些名字幾乎只在史書出現過這麼一次
《周書》列傳十三：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
怎麼說也是西魏對外開疆拓土，而且是伐蜀；且看攻滅江陵蕭繹，尚且有于謹，楊忠，宇文護(不算名將)

當時的形勢：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蕭繹
宇文黑獺：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此一舉
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徵無戰。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尉遲迥伐蜀時的麾下六將在正史上再無記載（除了叱奴興後來留在益州又隨宇文貴鎮壓蜀中小股叛亂外），實乃非常正常的事情。魏晉南北朝被印象流們稱為「亂世」，實際上在割據勢力建立政權後，政權邊疆內部的民生都是比較穩定的。古今中外，大部分時間裡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比較和平的。自戰國時期華夏各地科層官僚體系建立後，「歷史人物」就多了去了，各個時期的正史卻受體例限制，只能記錄極少數人。既沒有參與戰事，也沒有戰略謀劃，也沒有進入皇族正脈，也沒有捲入政治鬥爭，還沒有異常出色或糟糕的行政能力的人們才是官僚體系的大多數人。而即便刨除這些」大多數人「，剩下的「少數人」要以被立傳的形式進入史書還得需要進一步篩選。以下兩個人就是」少數人「之二，但在史書上也杳無音信：

皇甫忍，西魏北周建國以來再度崛起的安定皇甫氏的成員，被越王宇文盛提拔，參與鎮壓叛亂，還隨武帝伐齊，在攻取平陽的關鍵戰役中有上佳表現，大象年間為肆州刺史。此人在《周書》、《北史》、《資治通鑒》上毫無記載，就是無數荒丘中的一個而已。若非出土的《大隨開皇九年歲次己酉十一月庾寅朔十九日戊申熊州長史皇甫公墓誌銘》，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還有這號人。

狄湛，此人曾祖父是後秦的尚書右僕射，父親祖父都在北魏當官，自己在公元534年隨魏孝武帝逃離西遷至關中，但後來竟」深識逆順之機，悟知禍福之理「，認為東魏才是正統，又逃了回來，最後在高家手下被封至車騎將軍、假節、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此人在《北齊書》、《北史》、《資治通鑒》上毫無記載，也是無數荒丘中的一個而已。若非出土的《大齊車騎將軍涇州刺史朱陽縣開國子狄公墓誌》，我們不會知道還有這號人，甚至連他的玄孫大唐明臣狄仁傑在新舊《唐書》的傳記里也毫無提及。PS，雖然我對作為政治史理論工具的」關隴貴族集團「這一概念沒啥好感，但每每想起武則天的精神伴侶差點成為」關隴貴族集團「的一員，還是無限感慨歷史細節的魅力。

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升這些人，他們的事迹很遺憾沒有被唐朝修史者們認為「夠格」，無法成為那幾行名姓，只好躺在無數荒丘之下。希望考古工作者們能撞大運吧~

我說這些無非是要說明此6人」未能再出現在史書上「並不代表他們能力平庸，只是因為史書體例過於苛刻而已。但題主的比較視角也很敏銳：此6人即便資質不差，但和楊忠、宇文護、韋孝寬這3人比起來還是差了一檔到兩檔。為何伐蜀和伐江陵會出現這樣的人事差距，並且兵力也是一萬二千VS五萬？我認為 @WSXCHHMM 的答案很有道理，但應該還有其它原因。正如剛才所說，伐蜀和伐江陵不僅人事上有差距，兵力上也有明顯的差距，宇文泰如此安排，背後似有有更加系統性的因素。這裡我的猜測是：伐蜀的地緣政治阻力遠小於伐江陵+宇文泰也想藉助攻伐江陵為自己的兩位親信，于謹和宇文護，刷戰功。

伐蜀的地緣政治阻力遠低於伐江陵，因為蜀中兵力空虛以及蜀地本身的抵抗能力弱於南朝經營已久的軍政重鎮江陵。首先，宇文泰在決策時看到了一個兵力空虛的西蜀。正如題主所引：」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徵無戰「。而且西蜀在地緣上處於中國版圖的死角，蕭紀北邊是西魏王師，東邊就是自己的仇敵，南邊無路可逃，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相比之下，蕭繹在江陵可以叫來的援助很多。此時任約、王琳雖然各自領兵於西、南，但蕭繹本身就是他們的主公，作為正統天子發號施令的效果當是可以期待的。同時，建康還有曾擊敗侯景並虎步江右的王僧辯，」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江陵同時北可聯齊，而高洋也試圖派段韶等人領兵援救。

其次，江陵是自古以來的軍事、政治重鎮，尤以東晉、南朝為甚，而梁朝更是以江陵為龍興之地。長期積累的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低估的抵抗力量。相比之下，蜀地自上古以來長期被邊緣化，面對外來勢力抵抗力也相當弱（除了逆天的劉備、諸葛亮以外）。蕭紀最後的決策也很英明：放棄蜀地，義無反顧地東伐，因為反正南朝的中心一直是江陵和江左。

攻打江陵，命關隴集團內作戰資歷最雄厚的于謹帶領力拒神武於玉璧的韋孝寬及五萬精兵（包括部分荊州北部的西魏原駐軍），以楊忠、宇文護為先鋒，表現出宇文泰不敢怠慢。值得注意的是，韋孝寬曾與獨孤信共鎮荊州，而楊忠更是兩次旅居南梁，安排他們出戰也是有技術性考慮的。這個華麗陣容+強大兵力，確實震懾了王僧辯。

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為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眾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 --《梁書》

或有人認為王僧辯故意不救。王僧辯攜克侯景之功，又曾在江右用兵，若西魏軍力單薄，領兵援救再立大功對自己利大於弊。唐人修史時在評價王僧辯時也未曾以江陵淪陷之事責怪之。西魏出精兵強將，王僧辯等待眾軍集結後再援救未嘗不可。

根據《資治通鑒》，于謹大軍於公元554年11月4日開始集結（「乙巳」），11月21日正式從長安出發（「壬戌」）。情報在正式發兵的一天後，即11月22日，就已送達江陵（「癸亥」），此時梁帝並未相信情報。而于謹軍隊在11月25日便已到達樊鄧（「丙寅」）。梁帝在11月26日開始準備抵抗工作（「丁卯」），而此時新的情報顯示石梵並無魏軍，梁帝於是又遲疑了。直到11月30日才派人向王僧辯求援（」辛未「）。12月12日于謹渡過漢水（」癸未「），命楊忠、宇文護率兩千騎兵直撲江陵南面的江津以斷梁帝後路，宇文護12月13日攻克武寧（」甲申「）。梁帝於12月13日柱木柵圍城以拒於謹，動員全城緊密布防。于謹大軍於12月16日至柵下（」丁亥「）。12月17日梁將出柵作戰殺魏將胡文伐。梁帝召廣州刺史王琳引兵入援。12月28日于謹大軍把江陵重重包圍，斷絕內外一切聯繫。12月29日梁將任約率援兵至馬頭戍，與江津相對。而此時宇文護已經佔據江津（據《周書》本傳推斷），任約等只能」遙為聲援「（《通鑒》）。圍城16天後，公元555年1月12日魏軍大舉攻城（「甲寅」），梁軍領袖胡僧祐中箭身亡，「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元帝在內城放棄據守念想，投降于謹。

此役於謹神速行軍，4天多便從長安至樊鄧。長安距樊鄧的今人步行距離約800里左右，此800里相當於漢制962里。于謹大概日行213里左右。司馬懿用8天以上的時間行1200里便已被吹上天。此處不排除在長安步兵集結時于謹等人已經率騎兵先一步出發，而抵達樊鄧後與渡漢水間隔了16天，這其間于謹應該與原駐守荊北的長孫儉等待後軍，並補給糧草。樊鄧距漢水大概675里，等待+再次行軍675里一共花16天也屬於快速了。這些都是根據現代步行距離的估算，在古時距離只能更長。保守地說，長安主力到漢水至少日行80里。王僧辯言「越數千里者」，于謹魏軍是也。面對這種神兵天降般的急行軍，梁帝只要稍有猶豫便耽誤戰機，而梁帝不止猶豫了一次。同時宇文護的前鋒人馬更是「擒其候騎」（《周書》），使江陵通信不暢。梁帝於宇文護攻克武陵後才開始布防，為時晚矣。更重要的是，梁帝的眾將，如王僧辯、王琳、任約等，因為于謹的急行軍來不及援救。北齊的段韶發兵後便收到了江陵陷落的消息。而越數千里快速行軍會導致「勁者先，疲者後」（《孫子兵法》），甚至非戰鬥力減員。此時宇文泰於長安發兵5萬當是穩妥起見。

除此之外，攻拔南朝軍政重鎮並殺其帝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也幫助宇文泰親信刷戰功。于謹雖軍事能力在柱國之首，但對荊州和南梁的了解當遜於獨孤信。宇文泰令于謹而非獨孤信領兵是出於對心腹的信任，而宇文護此役的出色表現洗刷了他在邙山之戰的尷尬失誤。戰後，宇文泰賞于謹奴婢千人、各種奇珍異寶，又令做十首《常山公平梁歌》，當是牢牢抓住此機會為心腹立威之舉動。而宇文泰突然過世後為宇文家「變魏為周」的正是宇文護和于謹。伐蜀的尉遲迥也是宇文泰的外甥，尉遲家與宇文家相識於微時，在周末期已成諸夏侯曹之勢。

不容忽略的是，北齊國主高洋在西魏伐蜀伐江陵的前後數年在北境大動干戈，各種吊打突厥、吊打柔然、吊打契丹。此時已經與突厥聯姻的宇文泰應對北方局勢有所了解。宇文泰抓住高氏集團」計劃外接班人」以最穩妥方式北戰立威之際，調動府兵攻陷蜀地和荊州大片土地，不僅迅速擴大西魏實力，也提升了宇文家在關隴集團的地位，可謂一箭雙鵰。我家丞相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真一代英主！

這些「多有異同」的諸將，能夠參與黑獺的軍事會議，應該都是高級將領。既然只有尉遲迥贊成伐蜀，則只能用其為主帥。而那些高級將領反對出兵，又尉遲迥當時名望資歷尚淺，名將未必服他，所以不能使用。倒不如用下層將軍，至少確保尉遲迥所部能夠服從指揮。ps:隨行的將領有可能本就是尉遲迥的下屬。

以上多是猜想，如有謬誤，敬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