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北人問安南風俗》和《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為何長得這麼像?
網上說前者是越南人胡季犛寫的,後者是日本人答黒麻寫的,但這兩首詩實在是長得太像了,第二句和第四句更是一模一樣,一字不差:
(越南詩)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瓮開新酒,金刀斫細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日本詩)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篘清酒,金刀鱠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究竟是胡季犛抄襲了答黒麻,還是這兩首詩裡面有偽作?
《答北人問安南風俗》很可能是偽作。理由有二:
一,從記載時間看,在現存資料中,《答北人問安南風俗》這首詩最早見於保泰十年(1729年)刊印的《新刊越音詩集》,後又收錄於黎貴惇的《全越詩錄》,比中國文獻記載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要晚出一百多年。並且,1729年刊印的《新刊越音詩集》中就對該詩做了考訂:
此詩明《列朝集》題為日本使臣作。破、聯二句稍異。
說明當時編纂詩集的人已經意識到這首詩存在問題。
當然,同時有個問題,《越音詩集》最早編纂於後黎順天、延寧年間,相當於中國明朝宣德、天順年間。後來該詩集才於1729年重刊。而早年抄本早就散佚無存,我們無從而知《答北人問安南風俗》這首詩是原本就收錄於《越音詩集》,還是後來刊印《新刊越音詩集》時增補進去的。若是原本就收錄在《越音詩集》中,則胡詩為真,若是後來增補,則應為偽作。
二,越南文獻中還有一首與《答北人問安南風俗》前四句頗為相似的詩:
安南際有陳,風俗不元人。
衣冠周制度,禮樂宋君臣。
出自自李子晉為阮廌的《輿地誌》所作注。寫作年代為陳朝後期,而胡季犛生活的年代也是陳朝後期,兩者時代相近。而且,李子晉(阮子晉)同時還在延寧年間為《越音詩集》作序。這說明兩首詩里至少有一個是偽作,或者兩首都是偽作。
那麼,能說明《安南際有陳》一詩為真,而《越音詩集》初始版本中沒有《答北人問安南風俗》嗎?不能。我們來看李子晉的注文:
李氏(李子晉)曰:「自元人入中國之後,天下變而胡語胡服矣。獨不變者,惟我邦與金陵之朱氏、金山之趙氏而己。及明太祖即位,使易濟民來通好,裕宗使尹舜臣聘於明。明帝勞問國使,嘉其服俗,依然中華文明,賜御詩曰:安南際有陳,風俗不元人。衣冠周制度,禮樂宋君臣。因賜『文獻之邦』四字,又進我使位朝鮮三級之上。及使回,乃使牛諒賷龍章金印,皆來褒寵焉。」
這段記載很有意思。李子晉稱《安南際有陳》一詩為陳朝第一次入貢明朝時,明太祖朱元璋賞賜陳朝使臣尹舜臣的御詩,朱元璋同時賜給陳朝「文獻之邦」四字。
但這段記載真實性有待考證。朱元璋賜詩賜字這件事情,在《明太祖實錄》等中國官方史籍沒有留下任何記錄,陳朝使臣的名字記載也不同,李子晉稱陳朝使臣為尹舜臣,但《明太祖實錄》記載為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沒有尹舜臣。
而且,「文獻之邦」一詞又見於阮廌所作《平吳大誥》:
惟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
阮廌在平定明朝的誥文中,卻引用明朝皇帝對越南的褒獎之詞,有些不合情理。
再者,《輿地誌》一書一直以抄本形式流傳。直到阮朝嗣德年間,楊伯恭搜集阮廌遺文,整理刊印《抑齋遺集》(阮廌號抑齋),才將《輿地誌》一併收入刊印。我們無法判斷李子晉的這段注文在傳抄過程中有沒有被增刪改動。
我對古籍版本了解不多,也沒見到過《越音詩集》,所以不敢下定論,只能通過這兩點,粗泛地說一下,胡詩很可能是偽作。
參考:《李陳詩文》,(越南)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年
維普網上有 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詩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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