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是大乘佛教發明的嗎？

01-31

如果佛像是大乘佛教發明的，為什麼上座部佛教也拜佛像？

原始佛教沒有造像藝術【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
佛教造像最初是發源於孔雀王朝，當時用法(^_^)輪，貝葉，腳印來象徵說法傳法，用蓮花、菩提樹象徵佛陀。但當時都沒有準確意義上的「佛像」。詳見【圖二】
造像的產生有一個大背景，就是佛教在阿育王時期的政治性推廣，造成的佛教教義大眾化。這個現象帶來三個惡果：第一個是造像，容易讓非信徒產生偶像崇拜，從追求解脫到追求人格化的神靈保佑；第二個是佛教本生故事，這個時候產生了很多佛教的神話傳說，使佛教逐漸從嚴肅的理論體系成為了民間傳頌的故事，影響了佛教理論的純潔性。第三個就是政治傾向造成的信眾混亂。當時各個教派各種信仰的人為了貪圖政治紅利而加入佛教，導致佛教理論和各個婆羅門宗教、耆那教等產生融合。加速了原始佛教理論衰亡。
真正意義的佛像產生於【貴霜王朝】時期，史稱【犍陀羅佛教造像藝術】，源於歐洲文明的入侵，帶來了希臘式造像藝術，所以最初的佛像都是地中海面孔。詳見【圖二】。
佛像最初發端時【公元40年以後】已經距離佛滅已經400多年，距離上座部大眾部的根本分裂也已經300餘年。所以可以確認，在原始佛教階段【佛陀住世時期】和根本佛教階段【約前387-前287】是沒有佛像的。詳見【圖三、圖四】

圖一：佛教造像藝術產生的年代與根本分裂的時間差距

圖二、阿育王時代的佛教造像，法（^_^）輪、足印、貝葉象徵說法，蓮花、菩提象徵佛陀

圖三：貴霜王朝時期犍陀羅佛教藝術造像【地中海希臘式面孔】

謝邀，請題主不要再挑動爭端。

一時間不清楚具體的來源，但根據印順導師的說法，佛像，包括佛塔等建築，最初應是出於對滅度許久的世尊的懷念而造的。南傳也拜佛像供佛塔，但主要是出於對這位偉大導師的禮敬而並非祈求庇佑，根據南傳的理論佛陀除了所留之法外無他力可助你成就解脫，你可以將其理解為孔廟裡的牌位那樣的形式。

http://www.bilibili.com/mobile/video/av2136790.html#page=4

佛教造像藝術的起源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FoAJ68RNx0

達摩難陀長老:佛教徒是不是偶像崇拜。

人都喜歡找個寄託。但是認為拜佛像就能被保佑，就不是正信弟子了。

神像嘛，婆羅門教的神像不知道比佛像早出現多少年了。埃及的獅身人面像，復活島的石人堆，都是原始文明的共同點：崇拜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大乘佛教就是在中亞的希臘化的印度人群發展起來的，所以才有菩薩思想，才有彌陀佛崇拜。彌蘭王與【彌蘭經】是關鍵線索。貴霜王朝與笈多王朝是兩個關鍵時期。還有就是古波斯的拜火教思想，是中亞地區的主要底層的信仰。加上印度佛教在中亞地區的傳播，才有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產物。

密乘佛教，是中亞地區，印度次大陸地區的婆羅門教的世俗化以後，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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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南德一世

米南德一世（救主）（希臘語: Μ?νανδρο? ο Σωτ?ρ），或譯彌蘭王，為印度-希臘王國國王。約在公元前155年到公元前130年間統治印度-希臘王國，他統治下的印度-希臘王國國勢來到最高峰，他也是最為重要的印度-希臘國王，任內佛教蓬勃發展，可能改信佛教。

米南德出生於高加索的亞歷山卓，他成為國王后掌握了印度旁遮普地區全境，他的王國從東邊的喀布爾河谷至西邊拉維河流域。古印度的作家記載了米南德一世曾發起遠征拉賈斯坦邦，向東遠攻至恆河流域巴特那華氏城。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記載了米南德征服的印度部族比亞歷山大大帝降伏的還多。

由於大量出土米南德的錢幣，可以推測他的王國商業繁榮且在位長久。另外他也是佛教的資助者，佛教經典《彌蘭陀王問經》又譯《那先比丘經》，就是記錄米南德一世與那先（Nāgasena）比丘有關佛教教義的問答集。米南德約在前130年逝世，佛教經典認為他晚年皈依佛門，並把王國交給兒子後出家，但西方作家普魯塔克卻說米南德是在征途中於軍營中辭世，因為米南德受人愛載，王國境內的城市均分他的骨灰，分別各建紀念塔安置，很可能類似窣堵坡（佛塔）。

楊巨平｜彌蘭王還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經》中的希臘化歷史信息考

2016-11-28 08:31

·古代史·

彌蘭王還是米南德？

——《那先比丘經》中的希臘化歷史信息考

楊巨平

內容提要 《那先比丘經》（Minlindapanha）是唯一以印度—希臘人國王為對話主角的佛經。根據漢譯本與巴利文英譯本，結合其他中外古典文獻和最新的錢幣、考古資料，可以證明該經包含了比較明確的希臘化信息：所謂的「彌蘭王」就是公元前2世紀中期統治印度西北部的著名國王米南德，他的出生地阿荔散應是「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他的都城舍竭可能只是他的偏安棲身之所。他和他的希臘隨從可能都皈依了佛教，但他並未出家為僧，而是做了在家的居士，最後死於軍營，備極哀榮。

關鍵詞《那先比丘經》米南德阿荔散印度—希臘人希臘化

米南德（Menander）是印度—希臘人中最為著名的國王（約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是唯一在西方古典文獻和印度文獻中都留下名字的印度—希臘人國王，也是唯一在佛教經典中出現的希臘國王，同時也是唯一有明確記載皈依佛教的希臘國王。從現在出土的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人王國時期的錢幣可知，他的錢幣不僅數量最大，而且類型眾多。歷史上確有其人，已成定論。對於他的國王身份、他對印度的征服、他死後的禮遇以及他的錢幣數百年之後仍在印度流通使用等，在西方古典作家斯特拉波、查士丁、《厄利垂亞航海記》佚名作家、普魯塔克的筆下，都有零星的記載。但對於他的出生地、都城和他的王國，特別是他皈依佛教的原因和過程卻沒有多少直接的信息。可喜的是，漢譯本《那先比丘經》和巴利文的《米蘭陀問經》卻對這些方面有所透露。雖然語焉不詳，且不乏牴牾之處，但畢竟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和研究基礎。

按照世傳佛教經典，《那先比丘經》是「失譯人名附東晉錄」。大意是譯者失傳，但歸於東晉時期，也就是說此經的譯出不會晚於東晉時期。在現存漢文佛教經典中，此經有二卷本和三卷本之分。但究其內容，實則一繁一簡，並無大異，僅問題推理之比喻多寡不一，譯文亦有雷同。此經有世傳巴利文本。漢譯本內容與巴利文本前三卷大致相似。它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學界注意，一是因其可與巴利文本對照研究，尤其對其中的譯名進行考證；二是其中與那先對話的主角——北方大臣國（或「大秦國」）國王彌蘭與著名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米南德能否勘同事關重大。若此，印度—希臘人皈依佛教則是事實；古典作家普魯塔克關於他死後許多城市以安葬他的骨灰為榮的說法也可得到間接證明，他的錢幣上的法輪也可解釋為他對佛法的接受；三是其中提到彌蘭王的出身和出生地、他的都城、他的隨從及其統治。這些信息對於研究印度—希臘人及其王國的歷史，尤其是希臘人和印度人之間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文化融合和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的研究就是由此入手。自1890年巴利文《米蘭陀問經》（The

Milindapanha）的第一個英文譯本Questions of Milinda問世到現在，已有多種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的全譯或節譯本出版。巴利文的漢譯本也有兩種問世。多種現代語言的譯本，尤其是兩種主要的巴利文英譯本（里斯·戴維斯譯本和霍納譯本）為本文提供了可資比對的寶貴資料。這兩個譯本的英譯者在《前言》中都對米南德其人的歷史真實性做了一定的考證，雖受時代局限，但也頗有參考價值。

一、《那先比丘經》中的米南德及其王國

為便於分析，此處先將《那先比丘經》二卷本（1670A）中幾段重要的譯文摘錄出來：

1.關於其出生地

生於海邊為國王太子，字彌蘭。

那先問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那先問王。阿荔散去是間幾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萬里。

2.關於其都城舍竭城

北方大臣國名沙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復道行。諸城門皆刻鏤。及余小國皆多高明。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國土高燥珍寶眾多。四方賈客賣買皆以金錢。五穀豐賤家有餘畜樂不可言。

都城距罽賓：「去七百二十里。」

3.關於國王之才能

彌蘭少小好讀經學異道。悉知異道經法。異道人無能勝者。

其王彌蘭以正法治國。高才有智謀明於官事。戰鬥之術無不通達。能知九十六種道。所問不窮。人適發言，便豫知其所趣。

4.關於國王之隨從

王即乘車與五百伎共行到寺中。與野和羅相見。前相問訊就坐。五百騎從皆坐。

5.關於國王的信仰歸宿

王言譬若師子在金檻中。由為拘閉常有慾望去心。今我雖為國宮省中。其意不樂。欲棄國去而行學道。

三卷本（1670B）對都城的描述大同小異，內容稍有增多。個別字詞應為筆誤或同名異譯，諸如「大臣國」改為「大秦國」，「沙竭」（Sagala）改譯為「舍竭」。方括弧中為其多出部分。

今在北方大秦國。國名舍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此處標點有缺，照錄原文——筆者注）其城四方皆復道行。諸城門皆雕文刻鏤。【宮中婦女各有處所。諸街市裡羅列成行。官道廣大列肆成行。象馬車步男女熾盛乘門道人親戚工師細民。】及諸小國皆多高明。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婦女傅白皆著珠環】。國土高燥珍寶眾多。四方賈客賣買皆以金錢。五穀豐賤家有儲畜。【市邊羅賣諸美羹飯飢即得食。渴飲蒲萄雜酒】樂不可言。

三卷本對國王才能的文字描述略有不同，但意思無異，都是對他的頌揚。

其國王字彌蘭以正法治國。彌蘭者高才有智。明世經道能難去來見在之事。明於官事戰鬥之術。智謀無不通達。

其餘都與前同。可見，三卷本以二卷本為依據，補譯了遺漏的內容；或反之，二卷本是三卷本的節略。從巴利文譯本看，三卷本與其更為接近。巴利文和漢文譯本可能有一個共同的版本來源。

從漢譯經文可知：彌蘭王生於海邊的大秦國阿荔散城，出身王族，繼父為王。出生地距他的都城舍竭有八萬里之遙。他以「正法治國」，國泰民安，都城一片繁榮景象。街道縱橫寬廣，城門「雕文刻鏤」，城中商賈雲集，人民錦衣足食，其樂融融。受那先啟示，他曾有意出家為僧。

這些說法與巴利文經文一致嗎？它們能夠在其他中外文獻和考古學、錢幣學、碑銘學資料中得到佐證嗎？種種爭論由此而生，其中意見最為分歧、討論最為集中的問題就是他的出生地「阿荔散」到底位於何處。

二、米南德的出生地

「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這是漢譯《那先比丘經》中「彌蘭王」對自己出生地的明確介紹。但這個「阿荔散」到底位於何處，與大秦國又是什麼關係？大秦國又在何方？

根據巴利文英譯本，這個「阿荔散」是巴利文Alasanda的同名異譯。但Alasanda並非一座城市，而是兩河之間的一塊陸地或一個島。同時又說道，他出生地是Kalasi村。「阿荔散」即Alasanda，亦即Alexandria（亞歷山大里亞），二者均為同一地名的音譯，目前學界對此沒有異議。但希臘化時期同名的亞歷山大里亞甚多，亞歷山大到底建立了多少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古典作家記載不一，至今也難有定論。據普魯塔克，在七十座以上。據阿里安，他在埃及、中亞、印度建了3個亞歷山大里亞和其他3個可能也有此名稱的城市。僅在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斯特拉波說他建城8座，查士丁說12座。據普林尼，他在馬爾吉亞納（Margiana）、阿里亞（Aria）、索格底亞那（Sogdiana）建了4座城市，其中有3個命名為亞歷山大里亞。托勒密也提到位於索格底亞那的一座名為Alexandria

Oxiana的城市，但未說明此城是否亞歷山大所建。這些記載顯然有重複、混淆甚至錯誤之處，但亞歷山大在中亞、印度建立了諸多同名城市還是可以肯定的。在所有冠以亞歷山大里亞之名的城市中，目前可以通過文獻與考古發掘互證的至少有：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馬爾吉亞納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in Margiana，今土庫曼的馬里，中國史書中的木鹿)、位於錫爾河畔的「最遠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Eschate，今塔吉克的苦盞）、阿里亞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in Aria，今阿富汗的赫拉特）、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今阿富汗的貝格拉姆）、阿拉科西亞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in Arachosia，今阿富汗的坎大哈)。托勒密提到的Alexandria

Oxiana，究竟是巴克特拉附近（阿富汗）的Alaxandria，還是著名的阿伊·哈努姆遺址（Ai Khanum，阿富汗），還是鐵爾梅茲附近的Kampyr Tepe遺址（烏茲別克），還是吐赫特-伊-桑金（Takht-i-Sagin，又譯作「塔克蒂桑金」）遺址（塔吉克），學界還在探討之中。那麼，這個「阿荔散」是哪一個亞歷山大里亞呢？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上個世紀初撰文稱，在他之前，學界有「阿荔散」為印度河一島和位於印度河下游二說，但都被他否定。他認為，這個「阿荔散」可能是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即中國史書中的「黎軒」、「犂鞬」和「犂靬」城。這樣才可和八萬里之遙相吻合。但據英譯巴利文《米蘭陀問經》，這個Alasanda和Kalasi的村莊（village）二者實為一地，距離米南德的都城Sagala都是200由旬（Yojanas）。這就與漢文譯本「二千由旬」相差了10倍。原因何在？是譯者之誤，還是底本不同所致？

從譯文看，巴利文的前三卷與漢文譯本的內容大致相同，二者可能都譯自同一個底本。這個底本只有二者共同的部分，巴利文的多餘部分（第4—7卷）是後來加的。若此，這個底本應是一個梵語本。如果底本相同，為什麼兩地的距離會出現如此大的懸殊，這顯然是漢譯者的錯覺所致。到東漢時，至少班超父子、甘英等邊地將士已知「大秦國」及其別名「犂鞬」，也知其位於遙遠的「海西」，班超甚至派甘英出使大秦。雖然未果，但他畢竟抵達安息西界，對大秦—犂鞬還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論這個「大秦」是否就是羅馬，這個「犂鞬」是否Alexandria的諧音，公元1世紀的安息以西，也只有羅馬帝國的存在，也只有埃及亞歷山大里亞這個城市的發音與「犂鞬」最為近似，因此，「犂鞬」應該是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諧音。但甘英出使的這個「大秦」具體是指整個羅馬帝國，還是羅馬的東方屬地，抑或義大利本土，學術界見仁見智，各有所據。根據班超父子之時中國方面對安息以西之世界的了解，這時的「大秦」，應該是指包括埃及在內的羅馬帝國的東方轄地，犂鞬即Alexandria，且位於大秦或等同於大秦。因此，漢譯者將梵語中的Alasanda（阿荔散）視為大秦國的一個「城國」，並由此衍生出「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的譯文也就可以理解了。在漢譯者看來，「阿荔散」即「犂鞬」，「犂鞬」即「大秦」，所以就順便加了「大秦國」。

但漢文本又提到了北方「大秦國」「大臣國」（「今在北方大秦國。國名舍竭」；「北方大臣國名沙竭」。「大秦」「大臣」，音譯不同而已），顯然在漢譯者看來，此「大秦」（「大臣」）非彼「大秦」。此「大秦」（「大臣」）是米南德統治的王國，國都是舍竭或沙竭（Sagala）。但巴利文英譯本根本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大秦國」。可見，此「大秦（大臣）」與彼「大秦」都是漢譯者的杜撰，都是從Alasanda而來。或許漢譯者也同時知道，當時在「彌蘭王」的統治區域，的確還有一個「阿荔散」，也就是還有一個可譯為「大秦」的「阿荔散」。事實上，正如巴利文本所證實的，梵文原文只提到一個距離Sagala僅200由旬的Alasanda，這個Alasanda（「阿荔散」），應在巴克特里亞—印度希臘人活動的範圍之內，尤其是在米南徳當時的統治範圍之內。按照法國錢幣學家波比拉赫奇的研究，米南德王國控制的版圖最大時包括帕羅帕密薩代（Paropamisadae，即興都庫什山南麓）、阿拉科西亞、犍陀羅、旁遮普等地區。在這一範圍有文獻可查的亞歷山大里亞城至少有4座，它們分別是位於今坎大哈（Kandahar）的亞歷山大里亞、高加索（興都庫什山）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在印度河流域還有亞歷山大為紀念其戰馬而設立的亞歷山大里亞—布塞法拉（Alexandria Bucephala on the Jhelum）和阿塞尼斯河與印度河交匯處的亞歷山大里亞城。此外，Sagala與Alasanda的距離也非常重要，需要審慎考慮。看來要確定這個「阿荔散」的準確位置，就必須對兩種譯文所提供的相關信息做進一步的比對分析，弄清二者到底有何不同，以及二者不同原因之所在。

其一，關於從Sagala到Alasanda的距離。巴利文英譯本和中譯本關於Alasanda與Sagala的距離都是200由旬（yoganas）。但《那先比丘經》漢譯本是「二千由旬八萬里」，這顯然是漢譯者以每由旬40里換算的結果。但在問及從Sagala到罽賓的距離時，所有巴利文的中英譯本中，米蘭陀王的回答都是12由旬，但《那先比丘經》漢譯本作「七百二十里」。以此而論，這裡的每由旬等於60里。由旬與漢里的折算在同一譯文中長度不一，實在有些蹊蹺。更為奇怪的是此處只說「七百二十里」而無由旬數目。所以難以證明是換算標準不一，還是底本有誤，或譯者自誤？難道二卷本與三卷本的譯者都錯了嗎？大概還是所據底本有誤。當然，巴利文底本也會出現失誤，將18由旬誤為12由旬。不管是版本還是譯者有誤，問題確實存在。這是漢譯本與巴利文本的一個明顯不同。Yogana（由旬）本是牛車一天行走的路程，與今日長度單位之換算有多種方法，因時而異。大致在4—9英里，即6—15公里。但1922年版的《劍橋印度史》依據佛教經典的記載，推算出一個短距離由旬約等於2.5英里，根據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加上適當的繞行距離，得出從Alasanda，即喀布爾附近的「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現在的Charikar，Begram）到Sagala（現在的Sialkot）的路程約五百英里。這個數據與200由旬正好吻合，證明這個Alasanda就是「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希臘化城市研究專家科恩也認為Milindapanha中的Alasanda就是Alexandaria

of the Caucasus。其餘的幾個亞歷山大里亞都因距離不合或位置不符可以排除。

其二，關於Alasanda的位置。漢譯本有「彌蘭王生於海邊」之說，巴利文英譯本和中譯本均無此。後者都提到一個他出生的村，名為Kalasi。漢譯本亦無此。對Alasanda之具體地望，里斯·戴維斯譯本和兩個巴利文中譯本都說是一個「島」（「There

is an island called Alasanda.」），霍納譯本說是指兩河之間的一塊土地（「There is a land between two rivers called Alasanda.」）。這種說法有點類似於《詩經·關雎》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洲」，或希臘人所說的Mesopotamia，「兩河之間的土地」。前者或小，後者太大。但有可能是兩河匯合處形成的小島。塔恩之所以認為這個Alasanda就是「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就是因為它位於Panjshi-Ghorband兩河的匯合之處。根據他的考證，此地為雙城，希臘人的亞歷山大里亞位於西岸，當地人的Kapisa位於東岸，實為一城。所謂的「兩河之間」或「島」似乎可以在此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至於漢譯「海邊」說，如前所示，根源還在「阿荔散」的埃及「犂鞬」之定位。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不就是海濱之城嗎？《後漢書·西域傳》中云：「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魏略·西戎傳》中云：「大秦國一號犂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這裡的「犂鞬」「大秦」不就是明確的「海西之國」嗎？可見「海邊說」「大秦國說」都源於將「阿荔散」與海西的「犂鞬」「大秦」的認同。至於那個小村Kalasi，據法國學者波比拉赫奇考證，是當地人對「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這座城市的稱呼，二者都是指這個城市。看來漢譯者省略掉這個Kalasi不譯也有其道理，或許他看出二者實為一地。漢文譯本的「二千由旬八萬里」也是從犂鞬（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到印度的距離估算的。既然從中國的洛陽到大秦在「海瀕四萬里外」，那從印度的「舍竭」到大秦國的「阿荔散」（犂鞬）就應更為遙遠。原來底本上的200由旬顯然不足以表示此距離，於是，漢譯者就想當然地把「二百由旬」改成了「二千由旬」。對這種巨大的反差，有一些法國學者提出可能是巴利文版本的作者將最初文本的2000由旬改成了200由旬。這種說法令人費解。巴利文作者為什麼要改動，原因何在？而且巴黎、斯里蘭卡、暹羅三種抄本都如此，可見巴利文本是一致的。反之，漢譯者改動說從詞源和歷史背景上都是可以解釋通的。我們還可以想像，如果米南德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怎麼能夠輾轉「八萬里」，移民到印度西北部，還做了當地印度—希臘人的國王，建立起如此強大的王國呢？

如果說「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是米南德的出生地，但為什麼他的都城Sagala又在遠離此地的印度河流域呢？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錢幣在「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周邊地區，也就是在Paropamisadae和犍陀羅地區被大量發現，而在被認為是Sagala的Sialkot遺址上卻沒有任何發現呢？波比拉赫奇對此的回答是：米南德確實出生於「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是一貴族之子，在此建國，並長期統治這一地區。他曾率兵遠征恆河流域，但在巴克特里亞稱王的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約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南下，侵入米南德的地盤，後院起火，他不得不回撤。一場惡戰之後，國土大部淪陷，只好在王國的邊地城市Sagala暫為棲身。高僧那先正好雲遊此地，二人才有機會相見，從而促成了這一歷史性的奇遇。米南德在位時間大約是公元前155—前130年。前145年，歐克拉提德被其子弒殺，米南德才得以恢復失地，成為印度—希臘人最強大的國王。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可備一說。

三、米南德與佛教

米南德與佛教的關係，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他到底皈依了佛教沒有？是出家為僧，還是在家信佛的居士，或者只是佛教的支持者、信仰者，或者像阿育王那樣，是一個弘法王？

根據漢文譯本，他本人「少小好讀經學異道。悉知異道經法。異道人無能勝者」。當了國王后，「以正法治國。高才有智謀明於官事。戰鬥之術無不通達。能知九十六種道」。但他並不滿足，而是尋求「明經沙門」，看看有何人「能與我共難經說道」。結果，與那先就佛教教理問題深入討論之後，心悅誠服，皈依佛教：「譬若師子在金檻中。由為拘閉常有慾望去心。今我雖為國宮省中。其意不樂。欲棄國去而行學道。」「欲棄國」只是一種願望，最後到底實現與否，漢譯本沒有進一步的說明。但巴利文第3卷卻借國王之口對此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尊者啊，如果我出家為僧，我的生命將不會長久，因為我的敵人太多了。」自稱樹敵太多，說明當時作為國王的他還是感到危機四伏。如果無人護衛，會有性命之虞。關於這一段經文，波比拉赫奇也有新的解釋，認為這正是他遠征歸來，國土喪失，偏安一隅、陷入困境的反映。或許，這次問經改變了他的統治方式，就像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一樣，原來大事殺伐，接受了佛教影響之後，突然悔悟，倡導和平，實行仁政，成了一名弘法王。根據巴利文版的最後一卷（第7卷），米蘭陀後來還是讓位於兒子，自己出家當了和尚，智慧圓滿，修成阿羅漢正果（Arahantship）。

米南德與佛教的關係也可從他的錢幣上看出。他的錢幣基本上都是希印雙語幣，正面是國王的頭像，反面是持有盾牌與雷電的雅典娜（Athena

Alkidemos，「saviour of the people」)，但也有一些錢幣上出現了與佛教有關的圖像。最為著名的就是他發行的呈現佛教法輪的錢幣。這種錢幣採用了印度錢幣的方形，正面是表示佛教八正道的法輪（chakra），反面是表示勝利的橄欖枝。他的錢幣上還出現了大象和公牛的形象，這些都是印度文化的標誌。公牛是濕婆的坐騎，大象是佛陀的象徵。在被界定為「米南德二世」（Menander

II，約公元前90—前85年）的錢幣上則出現了明顯的佛教特徵，如法輪、獅子、佛教中祝福的手姿（the Buddhist vitarka mudra），並自稱「正義者」「法王」（ΒΑΣΙΛΕΩΣ，ΔΙΚΑΙΟΥ

ΜΕΝΑΝΔΡΟΥ；MAHARAJASA DHARMIKASA MENADRASA)。他與米南德家族有無關係，不詳。希臘人中同名現象很多。但他錢幣上的佛教特徵，可作為他接受佛教的證據。

其實，佛教的標誌出現在印度—希臘人錢幣上並非始於米南德。早在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約公元前190—前180年在位）的錢幣上，正面就出現了上端有星的六個拱形或半圓形的小山丘，表示佛教初期覆缽狀的佛塔（stupa），反面是網格狀圍欄，其中有一棵樹，顯然表示釋迦牟尼頓悟成佛的菩提樹。在阿伽托克勒斯錢幣上首次出現了希臘語「正義者」（DIKAIOY）的名號，這時似乎與佛教還沒有直接的聯繫。但米南德之後，有7位國王的雙語幣中出現了希臘語的DIKAIOY及其相應的佉盧文Dharmikas，即「達摩（佛法）的追隨者」（follower

of the Dharma）。奇怪的是在米南德王后作為攝政者發行的雙語幣上，僅佉盧文銘文中出現了Dharmikasa的名號。這是制模者的疏忽，還是另有他意，不得而知。但這無疑是印度—希臘人國王在雙語幣中自稱Dharmikasa的開始，「達摩」（the

Dharma）即佛法，應該說這是對米南德精神遺產的繼承和光大，也是向印度當地人表示自己接受佛教的宣示。

關於米南德的最後結局，西方古典作家普魯塔克的說法卻有所不同，認為他死於軍營之中。他是巴克特里亞人公認的好國王，深受愛戴，各城市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但為保存他的骨灰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結果只好協商平分，在各自的城市建塔紀念。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值得考慮。但他所反映的事實卻與佛陀死後的禮遇十分相似，也是骨灰被八個國王或城市爭著保存最後只好平分，帶到各地建立佛塔保存。所謂佛塔（stupa）和舍利子（sarira）的傳說由此而生。普魯塔克生活於羅馬帝國初期，他是否道聽途說，張冠李戴，把佛陀的傳說安插到米南德的身上，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但他為什麼會把佛陀和米南德聯繫在一起呢？看來，還是與米南德信仰佛教有關。如果塔恩所推測的Minlindapanha之前可能先有一個希臘類似文本可證，那普魯塔克或許有會讀到這個希臘語文本而對米南德皈依佛教有所知曉。但歷史上的米南德是著名的巴克特里亞國王，普魯塔克在談及米南德逸事時，既把他視為一個好國王，也暗示了他與佛教的聯繫。

米南德皈依佛教只是個人行為嗎？從漢文譯本和巴利文本都能看出，「彌蘭王」或「彌蘭陀」問經時，總是帶著500名隨從。關於這些人，漢譯本譯為「五百騎從」或「五百伎（騎）」。英譯本則或直譯為Yonakas，或意譯為「巴克特里亞希臘人」（Bactrian

Greeks）。看來，漢譯本的譯者對梵語或巴利文中表示印度—希臘人的「Yavanas」、「Yonas」和「Yonakas」不甚了了。其實，這三者都是印度人對外來希臘人的稱謂。其詞源是波斯語中對小亞沿岸希臘Ionia人的稱謂「Yauna」，在波斯帝國時期已經傳入。阿育王敕令中稱希臘人為「臾那人」（Yonas）。公元前2世紀初，巴克特里亞希臘人進入印度後，也被稱為Yavanas。巴利文中的「Yonakas」無疑還是指在印度的希臘人，因此，意譯為「巴克特里亞希臘人」也未嘗不可，但不太準確，似應譯「印度—希臘人」（Indo-Greeks）。因為此時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已經迫於北方游牧民族（包括來自中國西北方向的大月氏人）的壓力開始退入印度西北部。但無論如何，印度—希臘人在佛經中出現了，著名的米南德王成了「問經」的主角。有學者甚至從彌蘭王的隨從中看出了幾個希臘人名。這些人名在漢譯本中有「沾彌利望群」「慳」，在英譯本中有Devamantiya，

Anantakaya， Mankura和Sabbadinna。《大正新修大藏經》漢譯本的注釋將「沾彌利望群」視為二人，「沾彌利」比定為Devamantiya，「望群」比定為Mankura。英譯者里斯·戴維斯認為Devamantiya是希臘人名Demetrius的梵語化，Anantakaya可能是Antiochos，但Mankura和Sabbadinna何指就不清楚了。若此比對可信，漢文本中包括Menander在內至少就出現了3個希臘人名（「慳」在巴利文本中的人名對應仍不詳）。其實，彌蘭王既然有眾多的「臾那」（Yonakas）侍從（「五百」之數存疑），這些近臣也應是希臘人。他們既然與國王一起聆聽了高僧那先的高論，也一定隨從國王皈依了佛教。其實，他的那位近臣「沾彌利望群」甚至比國王覺悟還早，他聽了那先的說教後，「心即開解。便做優婆塞，受五戒」，成了在家的居士（lay-follower或a

supporter of the Order），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印度—希臘人對佛教的接受。

綜上所述，根據目前所掌握的相關資料和對漢文《那先比丘經》和巴利文Milindapanha各種譯本的解讀，尤其是在吸收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還是可以對米南德（彌蘭王，Milinda）其人及其所代表的印度—希臘人與佛教的關係，尤其是對經文中所隱含的希臘化歷史信息做一些推論的。佛經中的彌蘭王或Milinda就是歷史上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米南德。他出生於「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即現在阿富汗的貝格拉姆），在位年代約公元前155年至前130年。他的統治範圍與他的錢幣的分布區域大體一致，囊括了傳統上的整個印度西北部。他尚武好戰，一度征服了印度中部的恆河流域。據斯特拉波，他在印度征服的地方比亞歷山大還要大。他在印度的統治深得人心，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漢譯《那先比丘經》和巴利文的中英文譯本雖有不同，但基本反映了他作為佛教皈依者和支持者的歷史事實。他之所以能被此經撰寫者作為與佛教大師對話的主角，並對其出身王族、才華橫溢、學識淵博、治國有方大加讚譽，正是由於他在佛教徒中的崇高威望。他也因此被塑造為一個為求正法而質疑問難的弘法王形象，並借他之問宣揚了佛教關於人生、靈魂、輪迴、業報等基本教義。《那先比丘經》與Milindapanha不僅是具有傳奇性質的佛教經典，也是研究印度—希臘人命運沉浮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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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定位

2017年03月29日 08:29 來源：《歷史研究》作者：楊巨平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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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遠東希臘化文明指亞歷山大東征中亞、印度之後在這一地區所形成的區域文明。它是希臘化文明的組成部分，但有其鮮明的地域特徵。這一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是先後在這一地區活動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人。他們雖然孤懸遠東，難免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仍然堅持希臘文化傳統，保持他們的民族特徵，從而和其他民族一道，創造了以希臘文化為主導，同時融合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多元文明。該文明對當地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在公元前後的幾個世紀，在中亞和印度西北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以阿姆河為中心的「希臘—巴克特里亞文明圈」或「遠東希臘化文明圈」。這一地區正好也是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域，該地區的文明遺產藉助於絲綢之路的輻射作用迅速傳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希臘化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接觸與交融。

　　關鍵詞：希臘化/巴克特里亞/遠東/犍陀羅藝術/絲綢之路

　　作者簡介：楊巨平，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系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15ZDB059)研究成果之一，曾提交201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主辦的第九屆歷史學前沿論壇。

　　「遠東希臘化」(Hellenism in the far east)或「希臘化遠東」(Hellenistic

Far East)是近年來在希臘化研究領域開始流行的專業術語。①「遠東」在這裡不是純粹近代地理學意義上的「遠東」，而是指希臘化世界最東面的部分。希臘化時期的希臘人對東方的認知範圍儘管已經大為擴大，但還是非常有限，印度就是他們心目中的東方極限之地。亞歷山大當年試圖抵達的大地最東邊的盡頭就是印度的恆河及其以東的大海。②本文的「遠東」是指以巴克特里亞(Bactria)為中心的希臘人活動或直接影響的區域，大致範圍西起伊朗高原，東至興都庫什山，北達裏海、鹹海、錫爾河一線，南抵印度洋或阿拉伯海，東南以印度河流域為界。這一地區大致相當於現在的中亞腹地(Inner
Asia)和南亞次大陸的西北部，其中，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是兩地的核心地區。該區域曾歸波斯帝國所有，後來被亞歷山大征服，成為希臘化世界的一部分。「希臘化的遠東」即由此而來。

　　長達三個多世紀的希臘人統治和影響，加之帕提亞帝國在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的崛起，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希臘化文明的子區域。此地的希臘人雖然是外來的殖民者，人數不多，③但他們是當地的實際統治者。他們帶來了自己的文化並竭力保持其傳統，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所謂「希臘化」，就是希臘文化為主導，東方各地文化自覺或不自覺參與其中的一個特殊的文化互動融合現象。那些繼希臘人之後統治此地的民族大多是從北方草原而來的游牧部落(如帕提亞人、斯基泰人、大月氏—貴霜人、嚈噠人)。他們自身沒有帶來與定居文明相等的文化，只好對原來的希臘化文化遺產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所以，希臘化文明的薪火併未隨著希臘人的消失和游牧民族的到來倏然熄滅，而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傳承和改造。遠東希臘人的歷史貢獻就是在遠離地中海的中亞腹地和印度西北部，竟然孕育了一個為古代歷史文獻記載所遺漏、幾乎被世人所遺忘的文明。它的文明特色只是在近代考古學家、錢幣學家、碑銘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才逐漸顯露出來，儘管其上的歷史塵埃與迷霧還遠沒有拂去。就現在所知來看，這個子文明本質上屬於希臘化文明的範疇，但具體來看，卻又有著更為鮮明的地域特徵。張騫通西域來到中亞耳聞目睹的就是這個文明的遺產。

　　一、希臘式城市的延續與影響

　　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載體，也是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正是巴克特里亞這個希臘人統治下的所謂「千城之國」④確立了該區域希臘化文明的基本特色。⑤

　　希臘人素有建城殖民的傳統，古風時期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大規模海外殖民建城運動，使希臘人的活動範圍從愛琴海擴大到了黑海與東西地中海。亞歷山大東征可謂是希臘人新一輪建城運動的開始，但這次殖民卻把希臘人帶到了遙遠的東方。公元前331年，亞歷山大在埃及尼羅河口建立了第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亞歷山大里亞。此後他所建立的城市，絕大多數也以自己名字命名。他一路上到底建立了多少個亞歷山大里亞，古典作家說法不一，少則幾個，多則70個左右，⑥今人也莫衷一是。但大致可以認定的至少有10—20個。⑦這些城市並非都是完全新建，有的是以原來的城市為依託，在其旁重建一個軍營或希臘人聚居地。它們大多分布在中亞和印度西北部(至少在10個左右)。據阿里安記載，亞歷山大分別在高加索山(興都庫什山)、錫爾河畔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5座城市；據斯特拉波記載，他在巴克特里亞建立了8座城市；據查士丁記載，他在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建立了12座城市，還有1座在錫爾河畔；據普林尼記載，他分別在馬爾基亞納(Margiana)、阿里亞(Aria)和錫爾河畔建立了4座城市；據庫爾提烏斯記載，他在馬爾基亞納城周圍還建立6座城鎮，其中兩個面南，四個面東。托勒密提到，在索格底亞那地區還有一座亞歷山大的同名城市「Alexandria

Oxiana」。⑧這些數字雖有重複，也並不準確，即使名為亞歷山大里亞也不一定真正為其所建，但反映了亞歷山大對此地的重視和在此建城之多。這些城市有的歷經滄桑，存在至今，如土庫曼的木鹿(Merv，Alexandria
in Margiana)，塔吉克的苦盞(Khujand，最遠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 Eschate)、阿富汗的赫拉特(Alexandria in Aria)、⑨貝格拉姆(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坎大哈(Alexandria
in Arachosia⑩)。有的史有記載，但不知其確切位置，如他在印度河上游希達斯皮斯(Hydaspes)河岸邊建立的勝利之城尼凱亞(Nicaea)和以他的戰馬命名的城市布西法拉斯(Bucephalas)，以及在阿塞西尼斯河(Acesines)與印度河交匯處建立的一座亞歷山大里亞。(11)還有一些或許就是他命人所建，如著名的阿伊·哈努姆遺址，(12)遺憾的是這一城市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被巴克特里亞希臘人遺棄了。

　　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們繼承了他的建城傳統，以此安置希臘軍人和移民，作為統治的中心和基地。塞琉古王朝幾乎控制了原來亞歷山大帝國的全部亞洲領土。面對如此廣袤龐大、民族眾多、文化差異巨大的帝國，塞琉古王朝只能沿襲亞歷山大的傳統，在交通要道、中心區域建立希臘人城市或移民地，進行由點及面的控制。從塞琉古一世起，建城活動就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13)該王朝的建城主要集中於小亞、敘利亞和兩河流域一線，但在伊朗高原以東的地區，他們還是新建或是重建了一些城市，(14)這些城市大多難以定位，(15)但阿里亞的Achais、馬爾基亞納的Antiocheia、阿姆河以北的鐵爾梅茲(Termez，《後漢書·西域傳》中的都密)、Maracanda(馬拉坎大，「石頭城」之意，即後來的撒馬爾罕，Samarkand)、斯基泰的Alexandreschata等還是有跡可尋。(16)Achais(Achaia)本名Heraclea，由亞歷山大所建，安條克一世重建，改為此名。(17)馬爾基亞納的亞歷山大里亞不久即被蠻族(the

Barbarians)摧毀，安條克一世將其重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8)鐵爾梅茲位於阿姆河右岸，在今烏茲別克境內，與阿富汗隔河相望，在古代是一個渡口。鐵爾梅茲古城下游約30公里的Kampyr
Tepe遺址發現有希臘人的哨所和城堡遺址。亞歷山大可能路經此地，也可能在此建城。有學者認為這個遺址很有可能就是托勒密所提到的Alexandria Oxiana。(19)馬拉坎大是索格底亞那地區的首府，曾被亞歷山大佔領，(20)但在塞琉古王國時期開始繁盛起來。在撒馬爾罕的阿弗拉西亞卜(Afrasiab)遺址上，考古學者發現了希臘化時期的城堡和巴克特里亞國王歐泰德姆斯(Euthydemus，約公元前230-前200年)、德米特里(Demetrius，約公元前200-前190年)和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約公元前170-前145年)的錢幣以及一些具有希臘化特徵的陶器和高腳杯。(21)Alexandreschata這個斯基泰地區「最遠的亞歷山大里亞」應該就是亞歷山大以前在錫爾河畔建立的那個同名城市，塞琉古一世可能對它重建，仍保留原名。(22)

　　公元前3世紀中期，塞琉古王國東部分別被希臘人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和帕提亞人的安息王國瓜分，但前者的建立者是塞琉古王國的總督，本質上是一個自行獨立的希臘人王國；後者雖是外族建立，但由於統轄區域都是原來的希臘人統治之地，作為游牧民族出身的統治階層對希臘化文化又欽羨之至，並以「愛希臘者」或「希臘人之友」自詡，(23)境內的希臘人城市非但沒有受到大規模的破壞，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利用和發展。伊西多爾在其《帕提亞驛程志》(Parthian

Stations，寫作於公元前後)就提到了馬爾基亞納的安條克、阿拉科西亞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德米特里亞城(Demetrias)等希臘人原來建立的城市。(24)這些希臘式城市雖然後來或被遺棄，或被改建，但它們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政治、經濟或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們的廢墟下，或現代城市的地層下，大量的歷史遺迹遺物近年被挖掘出來，證明了它們曾經作為希臘人或希臘式城市的存在。其實，這些現代城市在原址上建立，就足以證明這些希臘式城市的歷史價值之所在。

　　從這些城市遺址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象。阿伊·哈努姆到底建於亞歷山大時期還是之後，似乎並不重要，關鍵是這座城市遺址的希臘化風格非常明顯。它位於阿姆河畔今日阿富汗東北部一側。城市有衛城，有希臘城市中最基本的建築：體育館、劇場。神廟從外觀上看是東方式的，但其中置放的卻是希臘神的雕塑。建城者的墓基石座上鐫刻著來自希臘德爾斐神廟的人生格言。此外，柱廊式的宮殿建築群，以科林斯式為主的希臘式柱頭，希臘式錢幣，希臘語的紙草文獻，陶制的希臘喜劇人物面具的出水口等，也都說明這不是一座一般的城市，或許就是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之一。(25)近年來在巴克特里亞地區其他城市遺址上也新發現一些希臘化時代的遺存，如巴克特拉遺址的科林斯式和愛奧尼亞式柱頭，(26)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遺址的愛奧尼亞式柱頭，希臘語銘文，阿姆河河神馬爾緒阿斯(Marsyas-Oxus，一個裸體光頭老頭，正在吹奏雙管長笛)的青銅雕像，太陽神阿波羅(僅存大腿以上部分)等石雕，「塞琉古式」希臘統治者的泥塑頭像，劍柄或刀鞘上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與森林之神西勒諾斯(Silenus)(二者在搏鬥，前者顯然已經將後者制服在地)，戴獅子頭皮盔的亞歷山大牙雕形象等。(27)雖然有些城市早期的希臘化遺迹難以尋覓，但從此地出土的時間稍後的文物來看，這些城市的希臘化特徵在延續。在這方面，貝格拉姆、鐵爾梅茲、坎大哈、木鹿等遺址都可以提供一些補充性的信息。貝格拉姆即「高加索的亞歷山大里亞」所在地，雖然由亞歷山大所建，但其出土物品主要出自公元一世紀的貴霜時期，其中不僅有來自印度的牙雕、中國的漆器，還有希臘羅馬世界的玻璃器皿和灰泥圓形浮雕，上面有反映特洛伊故事中赫克托爾和阿喀琉斯戰鬥的場面，也有典型的希臘神話人物形象，如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美少年伽尼墨德斯(Ganymede)與化作老鷹的宙斯、有翼小愛神阿摩爾(Amor)、月神塞勒涅(Selene)與美少年恩底彌翁(Endymion)。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發現了作為秤砣使用的希臘神雅典娜和赫爾墨斯胸像，以及具有埃及薩拉皮斯神特徵的赫拉克勒斯神像(Serapis-Heracles)和手持火炬的有翼愛神愛洛斯(Eros)青銅雕像。希臘青年埃弗比(Ephebe)、青年騎手「亞歷山大」、希臘音樂家的形象也以不同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28)這些藝術品不論是出自本地的藝術家之手，還是從地中海的羅馬世界運來，都反映了此地濃厚的希臘化文化氛圍。鐵爾梅茲-Kampyr遺址出土的科林斯柱頭，(29)雖然屬於貴霜時期，但它顯然與犍陀羅佛教藝術的傳播有關。科林斯式柱頭在遠東希臘化建築藝術中最為流行，尤其是在犍陀羅藝術中，幾乎所有佛教雕刻中或作為兩個敘事場面的間隔，或表示佛教建築，都採用了這種柱式，但對其進行了重大改造。其一，柱頭的簡單化，我們還能夠看到類似莨苕葉的花飾，但只是象徵性的點綴而已；其二，柱身大多由圓形變為方形，呈半柱式。但在鐵爾梅茲，柱頭的花叢中出現了佛教人物。這固然反映了佛教犍陀羅藝術的變化與發展，但也反映出希臘化藝術的影響在當地的長久不衰。20世紀以來，坎大哈的發掘由於戰亂雖然沒有能夠持續進行，僅有的出土物也難以證明該城具有明顯的「希臘性」，但近年來在當地發現的一塊墓碑上的希臘語銘文證明此地具有深厚的希臘化文化底蘊。公元前2世紀的一位名叫Sophytos的當地人(印度人)用希臘離合詩(藏頭詩)的形式，以典雅的希臘語敘述他的家世，其中特別提到了希臘復仇女神、太陽神阿波羅、文藝女神繆斯等。(30)這說明他受到良好的、系統的希臘語訓練和希臘文化的熏陶。這塊墓碑立於大路之旁，目的是讓路人閱讀，可見當地人希臘化程度之高。木鹿的希臘人遺址也已經發現，它是在波斯時代的一個城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來的城堡僅僅是希臘化時期木鹿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31)公元前53年卡萊戰役之後，帕提亞人曾經把2萬羅馬戰俘關押於此。(32)此時城市的規模之大可以相見。此地也出土了科林斯式柱頭。中國史書中把木鹿稱為小安息，(33)也可見木鹿在絲路中的中樞作用。

　　總之，現在可以確定為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在遠東建立的這些城市一部分湮沒無聞，大部分都有跡可尋。它們初期由於是希臘人的殖民地而保持了較多的希臘化特徵，但隨著希臘人在當地的消失，這些特徵逐漸失色、模糊。新的統治者由於自己沒有帶來成熟的本民族文化，大多延續了這些城市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本來這些城市在建立之初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當地文化的因素，即使像阿伊·哈努姆這樣希臘化特徵極為明顯的城市，東方的因素也隨處可見。神廟中供奉的神可能是宙斯，但神廟絕非希臘的柱廊式建築，而是立於土台之上，四壁支撐著平面屋頂，外牆上嵌有壁龕。劇場整體上是希臘式的，半扇形依山坡而建，但卻在中間設立了包廂式的看台(loggias)，顯然是供王公顯貴等特權階層使用；宮殿、庭院有希臘式的石頭柱廊，但總體上是當地的平頂土磚結構。(34)塔赫特·伊·桑金遺址是一座小城，但上述主要的具有希臘化特徵的遺存均發現於一座設有瑣羅亞斯德教祭火壇的阿姆河神廟(the

temple of the Oxus)之中。類似情況在其他城市比比皆是。因此，這些城市，即使在希臘人掌控之時，也只能稱為希臘化或希臘式的城市。不論從市政建設還是從內部管理，它們都不過是遠東希臘人的棲身之所。它們中的一部分後來繼續存在、發展，成為著名的絲路重鎮，如撒馬爾罕、木鹿、貝格拉姆(迦畢試)、鐵爾梅茲(都密、怛密、怛滿、怛沒)、坎大哈；有的則消失於歷史的長河之中，如20世紀後半期才發現的阿伊·哈努姆遺址。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定位

2017年03月29日 08:29 來源：《歷史研究》作者：楊巨平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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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希臘式錢幣的流通、傳播與模仿

　　錢幣也是希臘化文明的一個重要載體，同時也是希臘化文明信息的主要傳播媒介。今天我們對遠東希臘化文明及其影響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些錢幣的發現和解讀。

　　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錢幣是在亞歷山大和塞琉古王國錢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蘊含著更為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其一，統治者的正面肖像根據發行者自己年齡的增長與相貌的變化而變化，反面銘文的內容和保護神之類的設計與時俱進，不僅根據發行者的血統，而且根據其功績、信仰來確定。這就為確定王位的世系更替和國王的在位時間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其二，在整個希臘化世界，唯有他們發行了希臘語銘文與地方語言相對應的雙語幣，同時在反面增添了印度的神或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標記。其三，他們的錢幣被後來的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塞人)、印度—帕提亞人(Indo-Parthians)、月氏—貴霜人、嚈噠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所模仿，從而形成了希臘與遠東地方文化相結合的希臘式錢幣系列。這些錢幣主要在以巴克特里亞為中心的區域流通，事實上擔當了文化轉播和文明傳承者的角色。

　　希臘錢幣源於小亞的呂底亞和波斯錢幣。小亞的希臘人首先接觸到這種有標記的鑄幣，然後傳回希臘本土，各城邦結合自己的需要，開始發行式樣不一、圖案各異的城邦錢幣。但在形制上，它們有共同的特徵：銀幣為主，圓形，正面是城邦的保護神，反面是保護神的標誌，或是與城邦有關的動物或圖案。馬其頓王國的錢幣可能是個例外。亞歷山大的父親腓力二世(Philip

Ⅱ，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曾經發行過一種錢幣，正面是帶月桂冠的宙斯頭像，反面是腓力騎在馬上伸手致意的形象。小亞的一些波斯總督也發行過有自己頭像的錢幣，但希臘化時期錢幣上國王頭像的盛行，顯然與亞歷山大有關。(35)他在東征開始前後首先發行「赫拉克勒斯/宙斯」(Heracles/Zeus)、「雅典娜/勝利女神尼科」(Athena/Nike)型錢幣，上面有他的名字。其後(約公元前332年)他在埃及發行了一種青銅幣，正面是他戴頭盔的形象。(36)公元前326年征服印度河流域後，他發行了一種紀念幣或徽章，正面是他縱馬持矛擊退乘象的印度國王波魯斯(Porus)的場景，反面顯示他像宙斯一樣，一手發出雷電，一手持權杖，頭上方飛翔的勝利女神向他敬獻花環。(37)亞歷山大死後，最早為他鑄幣的是其部將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和呂西馬庫斯(Lysimachus)，主要有「頭戴象頭皮盔的亞歷山大/王位上的宙斯」、「頭戴公羊角的亞歷山大/手托勝利女神坐著的雅典娜」兩種類型。(38)從此以後，「王像現於幣」就成為希臘化錢幣的主要特徵。不僅各個王國的統治者發行有自己頭像的錢幣，就是一些地方總督也開始發行類似的錢幣。錢幣的正面一般是國王頭像，反面是其保護神或其他特殊的象徵物，並附有表示國王頭銜及其名字的希臘語銘文。(39)這類錢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阿提卡製為基礎，(40)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便於在整個希臘化世界流通。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雖然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脫離塞琉古王國宣告獨立，但為表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統性，仍然繼續發行這種錢幣。第一任國王提奧多托斯(Diodotus)及其作為共治者(co-regent)的同名兒子甚至在他們最初的錢幣上仍然保留著塞琉古國王安條克二世(Antiochus
Ⅱ)的名字。(41)正是由於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對這種錢幣傳統的執著堅持，並因地制宜、因時而異，從而奠定了這種錢幣傳統延續千年之久的基礎。

　　公元前3世紀末，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朝改朝換代，一位名為歐泰德姆斯(Euthydemus，約公元前230-前200年)的國王出現。在他及其兒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約公元前200-前190年)統治時期，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勢力達到極盛，一度越過興都庫什山，深入印度西北部。歐泰德姆斯發行了「國王頭像/呈休息狀的赫拉克勒斯坐像型」錢幣，影響深遠，後來被索格底亞那和錫爾河之北的許多游牧民族統治者模仿採用。(42)德米特里發行了頭戴象頭皮盔的錢幣，表示自己和亞歷山大一樣是印度的征服者。接替這個家族統治巴克特里亞的是歐克拉提德，他的錢幣反面的保護神是希臘神話中的狄奧斯庫里兄弟(the

Dioscuri)。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迫於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壓力，巴克特里亞希臘人退入印度西北部。王朝的更替導致了希臘人內部的分裂，這時的印度西北部由不同希臘人家族控制。公元前1世紀，隨著斯基泰人和帕提亞人侵入，這些希臘人小王國的地盤逐漸縮小。到公元前後，所有的希臘人王國都悄然消失。希臘人作為一個外來民族也融入印度人之中。在這200年間，希臘人實際上成了印度—希臘人(Indo-Greeks)，他們的血統逐漸和當地的民族混合，他們的文化也不得不向印度轉向，反映在錢幣上就是希印雙語幣(正面希臘文，反面佉盧文或婆羅米文)的出現以及一些佛教的標誌和地方神形象被吸納到錢幣的圖案之中。雙語幣是希臘化錢幣向希臘式錢幣轉化的分水嶺，此後進入印度的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亞人以及後來的貴霜人，都採用了這種雙語幣。

　　印度—斯基泰人主要活動區域在犍陀羅地區，也就是《漢書·西域傳》首次提到的罽賓。(43)他們的錢幣正面以全身披甲的國王騎馬前行形象取代了印度—希臘人錢幣上的國王頭像，這與他們的游牧民族傳統明顯有關。與《漢書·西域傳》關於罽賓錢幣的記載「文為騎馬，幕為人面」(44)相比，正面相似，反面則是全身的希臘神或印度神。《漢書·西域傳》中的烏弋山離很可能是阿拉科西亞地區首府Alexandria的諧音。(45)此地曾被另外一支印度—斯基泰人佔領。《漢書·西域傳》稱其錢幣「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46)與罽賓的錢幣正好相反，可能是傳聞有誤。但此地從亞歷山大到孔雀帝國阿育王時期，再到印度—希臘人時期一直是希臘人的聚居地。印度—斯基泰人來到此地後，開始接受、仿造希臘式錢幣。公元前後緊隨其後進入阿拉科西亞和犍陀羅地區的印度—帕提亞人，也接受了印度—希臘人錢幣的基本式樣，仿造了印度—斯基泰人的錢幣。(47)公元1世紀，貴霜帝國建立。前期錢幣以仿製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印度—希臘人錢幣為主。從第三王(Vima

Kadphises，約公元113-127年)開始，金幣出現，錢幣風格發生較大變化，國王形象中的貴霜民族特徵趨於明顯。(48)希臘文變形錯訛現象嚴重。迦膩色伽(Kanishka I，約公元127-151年)時期，銘文改為用希臘語拼寫的巴克特里亞語。反面除了希臘的神之外，其餘多為印度和波斯的神。(49)這些現象反映了迦膩色伽時期希臘、印度、波斯三種文化交融的深入。

　　貴霜之後出現於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的王朝先後是印度—薩珊王朝(公元230-360年)、寄多羅王朝(公元360-460年)和嚈噠王朝(公元450-542年)。它們都吸收了希臘式錢幣的基本要素，但從外觀上看，主要採用了薩珊王朝和貴霜王朝的錢幣類型，純粹的希臘語銘文完全消失，但變形的希臘字母還在使用，如嚈噠王朝使用草體希臘文，印度—薩珊王朝的一些國王使用希臘語字母拼寫的貴霜文。(50)粟特地區(Sogdiana，以澤拉夫善河流域為中心)先後處於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國、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帕提亞王國、貴霜帝國、薩珊帝國的控制或影響之下，錢幣以仿製為主，呈現出多元文化的特徵，有的錢幣後來甚至受到中國中原王朝錢幣的影響，出現了方孔和漢字。(51)地處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Khwarezm)雖然一直沒有受到希臘人的直接統治，但由於周邊希臘化文化的影響，從公元前1世紀起也開始發行自己的仿希臘式錢幣。正面是國王頭像，反面是歐克拉提德錢幣上的迪奧斯庫里兄弟騎像和單人騎馬型，環以希臘語銘文。(52)公元1—3世紀出現於中國和田地區的「漢佉二體錢」(Sino-Kharosthi

Coins)，實際上也是受希臘式錢幣影響的結果。這種錢幣圓形無孔，大小錢的重量比例是4∶1(廿四銖與六銖)，相當於希臘錢幣的四德拉克馬(tetradrachm)與一德拉克馬(drachm)之比。錢幣的形制、佉盧銘文的書寫形式和「王中王」稱號等顯然與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亞人和貴霜早期錢幣的直接影響有關。(53)

　　由此可見，在公元前後的幾個世紀中，在中亞和印度存在著一個以巴克特里亞希臘化錢幣為源頭的貨幣演變系列。中亞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巴克特里亞、印度—希臘人王國的錢幣與印度—斯基泰人王國、貴霜帝國、嚈噠王國，以至於粟特、花剌子模地區的錢幣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不絕如縷的傳承關係。儘管經過一代一代的模仿、改造，希臘語銘文、希臘的神也都遺失殆盡，正反面的圖案早就面目全非，但基本的特徵如形制、幣值、幣材等至少延續到了阿拉伯人到來之時，甚至從其後的阿拉伯錢幣和中亞蒙古汗國錢幣的輪廓中也都隱約感受到它的影響(圓形無孔，正反面各種文字或圖案)。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定位

2017年03月29日 08:29 來源：《歷史研究》作者：楊巨平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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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犍陀羅藝術與遠東希臘神話的巴克特里亞起源

　　犍陀羅藝術(Gandhara Art)在印度西北部的起源、形成以及希臘神話傳說在希臘化遠東地區的廣泛傳播是巴克特里亞文明圈的一個特殊文化現象。由於有關的文獻記載嚴重缺乏，所以這一地區具有犍陀羅藝術特徵的文化遺存以及其他壁畫、雕塑、錢幣、器物、飾品上所反映的希臘神話素材就顯得尤為珍貴。正是它們再現和凸現了巴克特里亞希臘化文明的基本特徵：希臘文化與印度、波斯、草原游牧文明的深度互動與融合。

　　犍陀羅藝術包含西方古典因素，是在外來文化的參與或推動下出現的，這一點在學術界似乎沒有異議。但它到底是與希臘化時期來到印度的希臘人有關，還是與羅馬帝國時期通過海路而來的羅馬人有關，也就是說這些古典因素是希臘人還是羅馬人帶來的，學術界存在爭議。其實，如果我們承認犍陀羅藝術中的西方古典因素，事實上就等於承認了希臘文化的作用，因為這些古典藝術因素本質上源於希臘文明，羅馬人不過是它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而已。而且帝國東部(埃及、敘利亞一帶)的羅馬人相當一部分實際上就是以前的希臘人或其後裔，政治上他們是羅馬帝國的臣民，但在血緣上尤其在文化上他們還是希臘人。他們可能是最早來到印度的所謂「羅馬人」。所以，有學者將犍陀羅藝術稱為「希臘佛教藝術」(the

Greco-Buddhist Art)(54)是有道理的。

　　佛教與希臘人的相遇發生在阿育王時期。亞歷山大死後，印度的希臘—馬其頓駐軍最遲於公元前316年全部撤走。公元前305-前303年，遠征印度的塞琉古一世和當時印度孔雀王朝的統治者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達成妥協，放棄對印度西北部(原來是亞歷山大帝國的一部分)的控制權。(55)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人與印度關係的中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今日阿富汗的坎大哈發現了兩塊刻有孔雀王朝第三位國王阿育王(Asoka，約公元前270/269/260-前232/218年在位)發布的希臘語石刻敕令。(56)這就說明，此地仍有希臘人居住，而且人數可觀，否則國王沒有必要頒布希臘語敕令，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如此諳熟希印兩種語言和文化內涵的翻譯者。他還派人到印度之外的西部五個希臘化王國去宣揚佛教。(57)這是他的自我吹噓，還是確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表明佛教在印度西北部的廣泛傳播，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對佛教應該有所耳聞。

　　公元前2世紀初，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大舉進入印度西北部，與此地的佛教開始了直接接觸。印度—希臘人國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約公元前190-前180年)的錢幣上出現了表示覆缽狀的佛塔和圍欄中的菩提樹。(58)著名的印度—希臘人國王米南德(Menander，約公元前155-前130年)可能皈依了佛教。(59)他的錢幣上出現的表示八正道的法輪，似乎就是他信仰、弘揚佛教的證據，表明他是一位轉法輪王(the

cakravartin)，也即最高的統治者。(60)佛教既然如此流行，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希臘人皈依佛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隨從米南德聽經的500希臘人(the five hundred Yonakes，非確數)應該在國王的帶領下也成了佛教信徒。(61)

　　一般認為，犍陀羅藝術的繁榮和傳播是在貴霜迦膩色伽時期，但它的萌芽卻無疑是在印度—希臘人統治時期。正是他們把希臘的神話故事、神人同形同性觀念(anthropophuism)和雕塑造型藝術帶入印度。當釋迦牟尼的崇拜者們試圖用一個人物形象表現他們的佛祖時，印度—希臘人中的佛教徒以及受雇於創作佛陀形象的希臘雕塑家首先想到了他們熟悉的希臘神。相當一部分學者把希臘的阿波羅神(Apollo)視為佛陀的原型，認為雕塑家們由此獲取了創作的靈感。這種說法應該說有一定的合理性。(62)當然，我們從早期犍陀羅藝術那些佛教人物雕塑和建築藝術中所感受到的希臘化因素，不僅僅有類似於阿波羅式的希臘神像，還有經過改造的科林斯式柱頭和各種具有希臘藝術風格的裝飾性紋飾(如葡萄紋、薔薇花飾、連珠紋、忍冬紋、棕櫚枝等)。這些希臘化因素應該首先來自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國，阿伊·哈努姆遺址的發現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此地出土的希臘式雕塑、錢幣上強烈的現實主義人物形象、希臘式柱式以及精巧的製作工藝(如泥塑(63))，說明在巴克特里亞存在著一個藝術流派，(64)它的成員可被視為犍陀羅藝術創造者的先驅。

　　希臘神話是古希臘文明的一種體現，是古希臘人對自身以及自身與自然萬物關係的擬人化想像。所謂希臘的「神」，以及關於這些神的傳說，不過是古希臘人民族性和人性的展現。希臘人「神人同形同性」的觀念可能即由此而來。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他們的神和關於神的傳說與他們如影相隨。亞歷山大的征服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傳播希臘神話的過程。他聲稱，他是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後裔，認為自己就是荷馬詩中阿喀琉斯(Achilles)式的英雄。(65)他到了埃及又認為自己是「阿蒙(Amon)—宙斯」之子。(66)托勒密一世發行亞歷山大頭戴公羊角的錢幣就來源於此，因為公羊是阿蒙神的標誌。當他經過興都庫什山進入中亞的時候，他把這座山當成是希臘神話中囚禁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高加索山。(67)當他進入印度的時候，在一座名為奈撒(Nysa)的城市，碰到了自稱是酒神狄奧尼蘇斯(Dionysus)追隨者後裔的希臘人。他們對他的到來表示真誠的歡迎。但這個偶遇反而激發了他的征服欲。他要比酒神走得更遠，要和他一比高低。(68)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相對於當地民族自然是少數，但他們在自己建立的城市裡，則是居民的多數和社會上層。在這些希臘式城市公共活動空間設立的各種希臘神的雕像，無不喚起希臘人對遠祖神話英雄的記憶。這些神話故事隨著希臘人代代口傳而延續，也隨著他們的統治的加強而深入人心。普魯塔克曾說到，荷馬的詩在亞洲得到廣泛閱讀。(69)希臘化錢幣上的各種希臘保護神，無疑也推動了希臘神話的傳播。

　　希臘神話在中亞和印度流傳的結果就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被非希臘的民族所接受。帕提亞人和後來的印度—斯基泰人、貴霜人、嚈噠人、粟特人在接受希臘式錢幣的同時，也接受了其上的希臘神。犍陀羅藝術中各種希臘神話人物的出現，尤其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出現和變異就充分反映了希臘神話的傳播之深遠。在犍陀羅藝術出現的初期或之前，在印度西北部出現了一種類似於化妝盤(toilet

tray，palette)的石刻，(70)其中許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都取材於希臘神話，如太陽神阿波羅與神女達芙妮(Daphne)，美神阿芙洛狄忒與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仙女寧芙(Nymph)和酒神隨從薩提爾(Satyrs)，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Artemis)和獵人阿克泰翁(Actaeon)，阿芙洛狄忒與小愛神厄洛斯(Eros)，騎在海馬背上的海中神女涅瑞德斯(Nereides)，醉酒的狄奧尼蘇斯，以及希臘傳說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墨勒阿革洛斯(Meleagros)或美少年阿多尼斯(Adonis)等。一個石盤全景式地展示了狄奧尼蘇斯與妻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正在飲酒作樂(或正在舉行婚禮)以及葡萄酒製作等場面。(71)還有一塊石板上雕刻的是特洛伊的故事：特洛伊人想把木馬拉回城裡，但在城門口遭到女祭司卡珊德拉(Cassandra)和拉奧孔(Laocoon)的全力阻撓。(72)希臘巨神阿特拉斯(Atlas)力扛天宇的形象也出現於犍陀羅地區的佛教雕刻中。(73)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中，赫拉克勒斯變成了護法金剛(Vajrapani)。(74)但他的基本特徵仍然保留：頭戴獅子頭皮帽，裸體，手持由木棒變形的金剛杵。(75)這種形象一直東傳到中國，麥積山石窟中的泥塑金剛、(76)隋唐墓中出土的護墓武士陶俑、(77)唐三彩武士俑(78)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赫拉克勒斯的某些特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赫拉克勒斯之外，希臘勝利女神(Nike)的形象也進入了犍陀羅藝術的殿堂，在哈達的一組佛教雕塑中，她的位置緊靠佛陀的身旁。(79)

　　公元以後，佛教開始經中亞向東亞傳播，也就意味著犍陀羅藝術的東傳。中國境內圖木舒克的飛天形象，龜茲的裸體壁畫、日天月天形象，(80)敦煌石窟中的愛奧尼亞和多利亞柱式，(81)都反映了犍陀羅藝術中希臘化因素的強烈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包含著希臘神話因素的犍陀羅藝術是遠東希臘化文明留給後世的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份遺產。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文化遺產及其歷史定位

2017年03月29日 08:29 來源：《歷史研究》作者：楊巨平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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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遠東希臘化世界與絲綢之路

　　遠東希臘化地區處於從中國到地中海絲綢之路的核心地段，是絲路由中亞通往西亞和南亞次大陸的起點。因此，在對遠東希臘化文明做出歷史定位之時，我們有必要考察二者之間的關係。

　　兩漢之際，從中國方向進入中亞和印度的主幹線主要有三條。一條史稱「北道」，從疏勒「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一條史稱「南道」，從莎車「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沿澤拉夫善河行進，南道沿阿姆河行進，最後在安息的木鹿匯合，向西進入伊朗高原。南道還有一條延伸線，即從中國越帕米爾南下，經懸度，進入犍陀羅地區，由此西南進入烏弋山離，即今日阿富汗的南部，自此「南道極矣」。(82)三路所經之地，都是原來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人統轄之地。不論從中國西到伊朗、兩河地區和地中海，還是從北方草原南下至印度河口，巴克特里亞都是必經之地。如果說中亞是亞洲的心臟，遠東希臘化文明的核心地區——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所在地就是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樞紐。絲路的開通不僅推動了希臘化世界內部的文化交流，而且打開了巴克特里亞希臘化文明信息通往中國的大門。這一歷史性的壯舉有賴於張騫的西域鑿空，也有賴於亞歷山大帝國和希臘化世界的建立，特別是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在此地長達兩個世紀的統治。

　　巴克特里亞是亞歷山大由西而東和張騫由東而西的中亞極限之地，也是希臘化文明與中國文明的首次接觸交流之地。漢代中國通過絲綢之路所獲悉的西域「風土人俗」，(83)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遠東希臘化文明遺產的反映。

　　當張騫公元前128年風塵僕僕地來到阿姆河畔之時，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大部分已經南撤至印度西北部。他所見到的是一個臣服於大月氏部落的大夏。這個大夏是否就是西方古典作家所記載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學界存在爭議。從張騫的記述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這個大夏所據之地與巴克特里亞的地理位置吻合。據斯特拉波記載，阿姆河是索格底亞那和巴克特里亞的分界線。(84)阿姆河的中游是東西流向，大夏位於「媯水南」，就是位於阿姆河之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85)說明這是一個定居的農業國家，有不少城鎮，各地自治。國王已不存在，兵弱怯戰。這可視為對希臘人王朝棄國而去，當地處於分裂割據狀態的反映。根據美國學者勒納的研究，阿伊·哈努姆遺址直到公元前1世紀中期才最後被希臘人遺棄。(86)如果此論屬實，張騫抵達大月氏、大夏之時，希臘人王朝可能還保有巴克特里亞東部的山區。張騫「並南山」而歸時，極有可能會溯阿姆河而上，經過這個城市，然後沿瓦罕通道進入塔里木盆地。但無論如何，張騫所經過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之地都是原來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國和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統治區域。此地的希臘化文化遺產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到的這些地方的城市眾多，種植葡萄，「相知言」，以及傳聞中的安息的「如其王面」的錢幣和「畫革旁行，以為書記」(87)的書寫材料與方式似乎都與所謂的巴克特里亞「千城之國」，通用希臘語，帕加馬的牛皮紙和希臘語的書寫規則，希臘人帶來的葡萄種植技術有關。(88)

　　希臘化遠東地區也是後來絲路文明的匯聚與輻射之地。張騫之行，標誌著遠東希臘化文明遺產通過絲路傳播的開始。但以這一地區為中心的大規模的文明交流要到公元之後希臘人從印度徹底消失之後。不論是在印度西北部取代印度—希臘人王國的印度—斯基泰人王國、印度—帕提亞人王國，還是在中亞、印度取代巴克特里亞王國，其後崛起於從阿姆河到印度河的貴霜帝國，抑或是在中亞、西亞取代塞琉古王朝統治的帕提亞帝國以及後來曾經統治過中亞甚至印度一部的薩珊帝國，希臘人當初在遠東建立的城市有相當一部分相繼被新的統治者所利用，有的成為絲路重鎮和文化中心。希臘式錢幣也被這些後起王國所接受、改造、利用。佛教的希臘—犍陀羅藝術也經由貴霜傳到中亞、中國。希臘神話人物的形象也隨之傳播，儘管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異。

　　遠東希臘化文明的遺產之所以能產生如此深刻和深遠的影響，與繼希臘人之後入主此地的民族本身的文明發展程度有關。不論是來自裏海沿岸的帕提亞人，來自北方的斯基泰人，還是從中國西北而來的大月氏人、嚈噠人，他們都是游牧民族，背負的是草原文化。從游牧到定居，他們對當地的文化有一個接受適應的過程。面對文明程度大大高出他們的被統治民族，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接受當地的文化。這就是遠東希臘化文明遺產之所以能夠被普遍接受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是後來這些統治民族的文化中包含大量希臘化因素的原因。當然，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漸進過程。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接受希臘化文明遺產的同時，也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印度、波斯的文化，同時注入了自己的游牧文化元素。印度—斯基泰人錢幣上的國王戎裝騎馬形象，貴霜錢幣上的國王身著本民族的皮袍皮靴，向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火壇獻祭，同時又將印度和波斯的神視為自己的保護神，就是這種多元文化相結合的見證。希臘、印度、波斯、中國、草原五大文明能夠在原來希臘化的遠東地區互動交流，以巴克特里亞為中心的絲路交通體系無疑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之，希臘化文明本質上是一個既多元又統一的混合文明。究其整體上的構成和影響而言，實際上有兩個中心，一個是東地中海地區，一個是巴克特里亞地區。前者的文明傳承作用顯而易見，有目共睹，後者則長期湮沒在歷史的失憶與塵封之中。然而，正是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在中亞地區和印度西北部長達約三個世紀的統治，才使得這一區域的希臘化文明在孤懸遠東的困境下，能一花獨放，得以延續。此地的希臘人堅持他們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堅持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但同時也在不斷地調適自我，有選擇地接受當地的文化，所以才能在這樣的多元文化環境中創造出一個獨特的以阿姆河流域為中心，囊括中亞、印度西北部的「希臘—巴克特里亞文明圈」(或曰「遠東希臘化文明圈」)。生活於其中的民族，不論是外來的，還是本土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希臘化文明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們的文化正是在吸收希臘化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希臘化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巴克特里亞是絲綢之路的樞紐地區，同時也是希臘羅馬、波斯、印度和中國文化的匯聚之地。遠東希臘化文明的遺產及其信息正是由此傳到了中國，並融入了中華文化的傳統之中。在我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今天，遠東希臘化文明的內涵及其歷史定位確實值得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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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明：犍陀羅藝術與塔克西拉

2015年09月07日14:40 新浪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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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引

　　當任何人第一眼看到一尊來自貴霜帝國時期的犍陀羅造像時，都將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古希臘的雕刻藝術——高度寫實性的風格、臉型橢圓、波浪式向後梳理的捲髮、挺拔健壯的身軀、以及典型的希臘式高而直的鼻子，活脫脫是一位古希臘的美男子，然而這尊造像卻是來自約2000年前古印度的犍陀羅地區。正是在這個地區，誕生了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尊真正意義上的單體佛陀造像，在隨後的1000年間，這種佛教造像藝術，隨著佛經和佛教的向北再向東傳播，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進入了中國的西域地區，最終到達了盛唐的首都長安，並從此傳向日本與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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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犍陀羅？

　　犍陀羅泛指位於現今巴基斯坦北部及中亞細亞的阿富汗東北邊境?帶的地區，曾為古印度十六列國之一，由於這裡是印度的西北門戶，連接印度與中亞、西亞和地中海世界，故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在歷史上一直是各個民族和政權的爭奪之地。也因為不同政權、民族、文化、信仰的輪流盤占，使犍陀羅地區猶如大熔爐般充分吸收了不同的美學理念、藝術規則和表現技法。

　　概括性地描述印度犍陀羅藝術，是從西元一世紀左右開始，以犍陀羅地區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種具有希臘風格（也包括希臘式羅馬風格）的印度古代藝術。這種藝術根據阿波羅（Apollo）和狄奧尼索斯（Dionysos）的形象創造了佛陀與菩薩的典型樣式，但是在造型和裝飾的技法?注入了鮮明的內在精神特質，而這種精神特質是完全東方式的。東西方兩種同樣悠久、豐富而精美的元素，?個是外在形式，?個是內在精神，匯聚在犍陀羅而形成了?種前所未有的混合藝術，在早期佛教開始向所有信奉地區和國家傳播時，這種混合藝術也隨即踏上了漫長的征途。

　　在孔雀帝國時期，佛教被阿育王派來的傳教使節高僧末闡提（Majjhantika）正式帶到犍陀羅地區，此後的200多年間，戰亂與政權的交替並沒有影響佛教在此的發展，到了貴霜帝國時期，尤其是在迦膩色伽一世（127年

- 147年）的鼎力護持下，大乘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原文配圖

　　就犍陀羅藝術造像在佛造像演變歷程來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佛是無形的崇拜，我們看到以樹，以佛塔，以法輪作為他的象徵，圖像中會出現兩邊的弟子和供養人，而他們拜的是無形的佛陀。晉陞到了第二步佛陀以人的形象出現了，但是他是混在一群人裡面以浮雕的形式出現的，進而裝飾到各個塔的邊上，圍欄上。第三個階段，佛陀終於脫離了群體，以單獨的形象出來，成為一個單體的圓雕的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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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犍陀羅的造像有一個特點，即他是半浮雕式的，背後不做處理的，因為這些巨大的造像一般造好了以後把它放在院子里靠著牆的，所以一般犍陀羅的造像，幾乎背後是不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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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拉

　　「在大城市林立的犍陀羅地區，美麗的塔克沙希拉因塔克沙（Taksha，蛇祭部落的王子）捨身獻神的舉動而聞名於世」

--《往世書》

　　「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 --

《大唐西域記》

　　梵文的塔克沙（Taksha）意思是砍或者劈；西拉（Sila）意思是石頭、岩石或者山。綜合意思為早在公元前7世紀這裡已是繁華城市。公元前5世紀，古城所在地區成為波斯大流士帝國的一部分，塔克西拉已經成為了偉大的教育中心。許多王子和遠近各地的人們在此接受哲學、醫學、語言、射箭和軍事方面的教育。到了公元前3世紀，由於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信奉佛教，並派遣僧團前來弘教，塔克西拉進一步發展成為香火鼎盛的佛教聖地和學者雲集的佛教、哲學和藝術研究中心，佉盧文（

Kharoshithi）即出現在此。出土的錢幣說明，曾有39個希臘君王和2個希臘女王統治過這裡。

　　公元450-475年之間，成群的白匈奴人席捲了整個犍陀羅和旁遮普，所到之處，毀滅殆盡，一片廢墟，他們徹底摧毀了貴霜帝國的權利、文化和建築。

原文配圖

　　晉代高僧法顯於公元405年至411年訪問過此地。

　　公元520年，中國的朝聖者宋雲訪問這一地區時，所見便大不相同。西北印度的大部已為嚈噠人（白匈奴）所統治，這時的國王是印度什葉派王（Hindushahiyya

King ），「立性凶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洛陽伽藍記》。統治者和信仰佛教的民眾之間，矛盾十分尖銳。噘噠統治者米希拉庫拉對佛教更是無情打擊，出征幼日王失敗後，他在犍陀羅「毀串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

　　唐代高僧玄奘於公元630年與643年兩次訪問此地。但昔日的貴霜統治遺迹已經不在，整個地區被克什爾來的人統治著，但是塔克西拉的人民仍然是佛教徒，安閑地過著自己的宗教生活。

　　公元8世紀以後，阿拉伯勢力開始進入這一地區，隨著伊斯蘭教的壓力，塔克西拉最後成為穆斯林居住的地區。

原文配圖

　　塔克西拉的佛教文明衰落後，再也未能恢復。許多遺迹被泥沙埋沒，連塔克西拉這個名稱也長期湮沒無聞。直到19世紀，塔克西拉的佛教遺址才為英國考古學家發現。1863~1864年和1872~1973年印度考古的先驅亞歷山大·康寧漢姆開始進行考古發掘，查明古城遺址。隨後20年期間，繼續這項工作。1912—1934年，1944—1945年，英國考古學家約翰·休伯特·馬歇爾和英國人莫蒂默-惠勒等人兩次對犍陀羅地區的呾叉始羅古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發現了大量犍陀羅佛教藝術品和其他文物。

作者：梁曉新先生

　　香港居民。資深中國古代與佛教藝術鑒藏專家、藝術品投資顧問。

　　梁先生活躍於香港與北京兩地，曾任蘇富比藝術學院駐中國首席代表，於2007年創立北京正觀堂，現任香港梵亞藝術總裁、香港寶港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藝術總監。梁先生曾分別在北京、太原、重慶、香港等地組織並舉辦過多個重要的藝術展覽與佛教藝術公開講座，並在各大重要的藝術雜誌與媒體上撰寫發表過多篇專業文章，內容涉及學術考證、市場分析、名著翻譯、藝術鑒賞及美學評論等方面。為國內首屈一指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及佛教藝術的專業鑒定專家，並為多家重要藝術品投資機構之首席顧問。目前致力於研究和推動古絲綢之路佛教文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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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拉

（巴基斯坦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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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拉（Taxila）位於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西北約50公里處，東南距拉瓦爾品第35公里，人口20萬（1981）。這是一座有著2500年歷史的著名古城，其佛教遺迹有2000多年的歷史，覆蓋了2500平方公里，是舉世聞名的犍陀羅藝術的中心，也是南亞最豐富的考古遺址之一。中國高僧法顯、玄奘等都到過這裡。塔克西拉的古城遺址也是世界著名的考古遺址，曾是佛教中心。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塔克西拉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目錄》。

中文名稱塔克西拉外文名稱Taxila所屬地區巴基斯坦人口20萬（1981）

1 歷史變遷
2 古城遺址
? 皮爾丘
? 錫爾卡普
? 錫爾蘇克
3 佛教遺迹
? 達磨拉吉卡窣堵波
? 賈烏利安寺院遺址
? 賈狄亞爾寺院遺址
? 莫赫拉莫拉都寺院遺址
? 姚連寺遺址
? 玄奘居室遺址
4 出土文物
5 博物館
? 設計
? 環境
? 陳列
6 今日風貌

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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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紀，塔克西拉為犍陀羅王國的首都。

公元前5世紀，古城所在地區成為興起於亞洲西部伊朗高原上的波斯帝國的一部分。波斯帝國時期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羅）

公元前4世紀，來自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上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在滅亡波斯、征服中亞之後至此，古希臘文化也開始在此紮根，古城名字也改成了希臘文「塔克西拉」。亞歷山大帝國時期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羅）

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將塔克西拉歸至麾下，因阿育王信仰佛教，塔克西拉逐漸成為香火鼎盛的佛教聖地和學者雲集的哲學宗教藝術中心。古代印度時期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羅）

孔雀王朝時期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羅）

如今，輪廓鮮明的塔克西拉古城遺址依稀可辯，城垣、佛塔、寺院廟宇和人物浮雕，分布的錯落有致，顯示了這座城市的昔日盛況。塔克西拉博物館珍藏有出土的大量碑文、佛像、陶器、錢幣、器皿等文物。

1980年，考古學者在這裡挖掘出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的陶器，有人推測此地可能就是南亞地區人們最早聚居的地方。

如今，歷史的風雨早已消磨了古城身上的光彩，但那多年繁華所醞釀出的神韻卻仍然散發著光芒。步入方圓12公里的塔克西拉遺址區，只見一片半米多高的牆基錯落有致地分布在一座小丘之側，寬達10米的主幹路、街巷中縱橫的排水溝、城腳深深的水井仍然清晰可辨，恍惚中那些高大的城垣、精緻的神廟彷彿再現在眼前。

據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記載，該城由羅摩（毗濕奴的化身）的弟弟婆羅多建立，以婆羅多之子，第一代統治者的名字塔克沙（Taksa）命名，稱塔克沙西拉（怛叉始羅）。

由於地處三條重要商道的交叉點而繁盛起來。後來這些路線不再重要，城市地位衰落。該城在歷史上多次易主，曾為王朝或王國的都城、王朝省會、學術中心和佛教中心。

公元前7世紀這裡已是繁華城市。公元前6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將其確立為犍陀羅都城。在耆那教里，塔克西拉是這一時期聖人（Rishabha）訪問的地方。公元前5世紀，古城所在地區成為波斯大流士帝國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紀末已成為南亞次大陸西北地區最大的城市。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大帝在進軍印度的路上曾在此停留。

公元前306至305年，乾陀羅古普陀在旁遮普建立了孔雀王朝（Maurya）。他的兒子頻陀莎羅（Bindusara）從小就在岳父西勒古斯·尼卡他一世的支持下，取得了統治了塔克西拉地區的權利。他統治塔克西拉長達25年，直到公元前272年逝世時為止。在頻陀莎羅的兒子阿育王統治的頭12年間，塔克西拉曾經流行的是非雅利安濕婆（Aryan Siva）信仰與崇拜，但是當他征服伽棱伽（Kalinga）之後，接受了佛教，並且使之很快就變成了孔雀王朝流行的宗教。阿育王在塔克西拉修建了一所大學，吸引了整個亞洲的朝聖者和學者，此地逐漸成為香火鼎盛的佛教聖地和學者雲集的哲學、宗教、藝術中心。

公元前180年，來自於中亞地區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即大夏古國）重新發展了這個地區，古希臘文化也開始在此紮根。

公元1世紀，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大月氏人所建立的貴霜王朝來到了這裡，在這裡修建了他們自己的城市錫爾開普。直到公元前3世紀，塔克西拉都是橫跨中亞和南亞次大陸的王朝的文化都城。這裡是希臘和印度藝術文化交融的誕生地，也是佛教傳到中國的地點。

公元405年到411年，法顯訪問過此地，《佛國記》稱其為」竺剎屍羅「，漢言」截頭「，其時佛教十分興盛。公元520年，中國的朝聖者宋雲訪問這一地區時，所見便大不相同。西北印度的大部已為嚈噠人（白匈奴）所統治，這時的國王是印度什葉派王（Hindushahiyya King ），「立性凶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洛陽伽藍記》）。統治者和信仰佛教的民眾之間，矛盾十分尖銳。噘噠統治者米希拉庫拉對佛教更是無情打擊，出征幼日王失敗後，他在犍陀羅「毀串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

公元7世紀，玄奘來到塔克西拉，他在《大唐西域記》中將塔克西拉譯作「呾叉始羅」，梵文意為「石雕之城」。描述到："地稱活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往昔的繁榮景象已無處尋覓了。按照玄奘的記載，昔日的貴霜統治遺迹已經不存在了，本地也不存在紛爭了，整個地區被克什米爾來的人統治著，但是塔克西拉的人民仍然是佛教徒，安閑地過著自己的宗教生活。

公元8世紀以後，阿拉伯勢力開始進入這一地區，隨著伊斯蘭教的壓力，塔克西拉最後成為穆斯林居住的地區，現在整個地區以伊斯蘭教徒為主，佛教在這裡只有一些遺址而已。

塔克西拉的佛教文明衰落後，再也未能恢復。許多遺迹被泥沙埋沒，連塔克西拉這個名稱也長期湮沒無聞。直到19世紀，塔克西拉的佛教遺址才為英國考古學家發現。1863～1864年和1872～1973年印度考古的先驅亞歷山大·卡寧厄姆（又譯康寧漢姆、A.甘寧漢）開始進行考古發掘，查明古城遺址。隨後20年期間，繼續這項工作。1912—1934年，1944—1945年，英國考古學家約翰·休伯特·馬歇爾和英國人莫蒂默-惠勒等人兩次對犍陀羅地區的呾叉始羅古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發現了大量犍陀羅佛教藝術品和其他文物。於是塔克西拉及其光輝燦爛的文明得以復活，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也使塔克西拉在人類文明史上獲得了不朽的地位。

如今，歷史的風雨早已消磨了古城身上的光彩，但那多年繁華所醞釀出的神韻卻仍然散發著光芒。步入方圓12公里的塔克西拉遺址區，只見一片半米多高的牆基錯落有致地分布在一座小丘之側，寬達10米的主幹路、街巷中縱橫的排水溝、城腳深深的水井仍然清晰可辨。堅固高大的城垣、精巧別緻的佛塔、金碧輝煌的寺院廟寧和大量形象逼真的人物浮雕，分布得錯落有致，顯示了這座城市的昔日盛況。

古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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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塔克西拉古城址按時代先後可分為三個部分：

皮爾丘

最古老的城市遺址稱作皮爾丘(Bhir Mound,又譯比爾山丘)，位於塔克西拉盆地西端的高地，方圓3公里多。遺址展示了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孔雀王朝時期的文明。

遺迹保存甚少。遺址顯示的建築雜亂無章，街道狹窄曲折，房屋使用不規則毛石砌築，幾乎所有的住宅都有院子，使用滲井排放污水。在發掘過程中沒有發現與印度教或佛教有關的物品或建築，但發現了波斯帝國和亞歷山大的錢幣。有的學者認為，皮爾山丘發掘出來的，只是工匠們的聚居點，而非城市的全貌。

錫爾卡普

第二個古城叫錫（西）爾卡普（Sirkap），公元前2世紀，由巴克特里亞的希臘統治者德米特里始建。現在所見的遺址，是公元40年左右帕提亞人重建的。

西爾卡普分上下城兩部分。上城即現名哈梯亞爾的山丘，著名的拘浪孥竄堵波的遺迹至今尚存。下城南北長約600多米，東西寬約200多米，周圍有厚4.6—6.6米的石砌防衛牆。城內街道按直角縱橫交錯，很有規則。正中是一條寬7．6-9．1米的大街，這在今天也不能說它很窄。兩側的小巷把城市劃分成26個街區。大街兩旁是住宅、店鋪、廟宇，大街東南端有一王宮遺址。下城著名的建築遺迹，有雙頭鷹廟和穹頂廟。雙頭鷹廟實際上是一座佛教的宰堵波，基壇台階旁邊的壁龕里有一石雕雙頭鷹，故名。穹頂廟最後部分的平面圖呈圓形，其上部當為一穹頂。實際上這是一座佛教的室內宰堵波。西爾卡普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西爾卡普附近有一廟宇遺址，稱為金迪亞爾廟。其布局與希臘神廟極為相似．可能是太陽神廟。

錫爾蘇克

位於錫爾開普西北的錫（西）爾蘇克（Sirsukh），此即貴霜帝國統治時代建造的都城(1世紀末至3世紀)。城址呈不規則的長方形，長約1400米，寬約1100米，有城牆環繞，其方形街區的布置和錫爾開普近似。在這三個城址內和它的四郊發現有各類宗教遺迹，而以佛教的為最多。重要的佛教遺迹有達磨拉吉卡和莫赫拉莫拉都，前者兼有佛塔及僧院，後者則以僧院為主。

佛教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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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座古城遺址外，塔克西拉盆地還散布著窣堵波、寺院、洞窟等許多佛教建築遺址。窣堵波原為埋葬屍骨的墳冢，佛教興起後，成為埋藏佛陀或有道高僧舍利子的墓葬建築物。初時為一半圓復缽形土冢，其上或塗泥，或復以石板，以防崩壞。後來則下有基壇，上有石造平台、竿、傘(相輪)等部分。犍陀羅地區的窣堵波，在希臘建築藝術影響下，其形態與結構均有所變化。除圓形基壇外，還有方形基壇，基壇可多至3層，甚至還有5層的。為了還願或禮拜，人們還建造小型的室內窣堵波和製造窣堵波形狀的聖物盒，其式樣多種多樣。一些室內窣堵波的基壇可多至4層，每層都用佛像、希臘式柱子、齒飾等進行裝飾。許多大窣堵波周圍，不僅有小窣堵波，還有許多小禮拜堂，供奉佛像、佛本生故事雕刻、小窣堵波等，儼然是一個龐大的建築群。

除窣堵波和佛像外，僧眾的住所為一個大院子，周圍是一間間小屋，院子中央是一個深60厘米的水池，此外還有用於僧眾聚會的會堂、廚房、餐廳、倉庫，廁所等許多附屬建築。

達磨拉吉卡窣堵波

達磨拉吉卡（Dharmarajika）窣堵波，據說系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為放置佛舍利而建，其基壇為圓形，以石砌成，直徑46米，上積土石為半球狀，外砌石塊。上部現已傾坍，但殘存部分仍高約15米，周圍還有大量附屬建築，可以想見當日的雄姿和規模。該窣堵波旁邊的小禮拜堂，還曾發掘出佛舍利、鐫有塔克西拉名稱的銀牒等珍貴文物。

賈烏利安寺院遺址

賈烏利安（Jaulian,又譯焦里安）寺院位於錫爾蘇克東面風景秀麗的地方，坐落在海拔約90米的山上。寺內有一大窣堵波，周圍有21座小窣堵波，均施有印模雕刻，並建有屋頂加以保護。

賈狄亞爾寺院遺址

在錫爾開普和錫爾蘇克之間，還有一座賈狄亞爾（又譯姜迪亞爾）寺院，顯示出希臘神殿的風格：整體用厚厚的牆壁包圍著，內部有聖堂和前廳，在前面入口處立著四根圓柱，柱身已經丟失，發掘出的愛奧尼亞式柱頭放在柱腳上。

再往裡走50米，還有座神祠，其愛奧尼亞式的圓柱現在只剩下一小部分柱腳。這也許是索洛阿斯塔寺院的遺址，但尚難考證。

莫赫拉莫拉都寺院遺址

在賈烏利安寺院以西的丘陵之間是莫赫拉莫拉都（Mohra Moradu）寺院，佛塔和僧院相對，配置得井井有條。保存有塔克西拉最精美的泥雕佛像。

姚連寺遺址

在離塔克西拉博物館不遠的姚連村旁有一座90多米高的小山，山頂有一個姚連寺。據說，在貴霜王朝佛教鼎盛時期，這是一所佛學水平很高的佛學院。學生多為王家貴族子弟。該寺分上下兩層，下層佛塔遺迹上，雕刻多姿多彩的人像、獅像及佛像。有的像中國人，有的像羅馬人。塔上刻有梵文等文字。寺內有幾十個小房間，是參禪打坐的斗室，還有廚房、餐廳、浴室和倉庫等，廟內還保存著當年佛教徒使用的小石磨。

玄奘居室遺址

塔克西拉與中國佛教文化的發展也有著深厚的淵源。據史料記載，公元405年晉代高僧法顯到達此地，並居住了長達6年之久，不過當年的遺迹已經蕩然無存。

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公元650年來到塔克西拉，在此講經、說法整整兩年。如今，玄奘的居室和講經堂遺址仍然保留著。在離城堡不遠處，有一個單獨的院落，這裡原是小王公住的地方，唐玄奘西行取經時，曾經在這裡住過。城堡另一頭的山坡下，完整地保留著一個石砌的檯子，這個檯子就是當年玄奘講經的地方，被人們稱為講經台。

講經台分為上下兩層，都是用泥磚打造出來的，首先進入的是較為擁擠的底層，四崗是一個個小小的打坐間，中央大廳則是眾多打坐台，打坐台上有許多當年的佛像雕刻，殘破的外表似乎在講述著當年香煙繚繞的盛景。拾級上到第二層，中央是一個寬人的天井，一般的聽講者可在其中席地而坐，周圍是一圈聽講的小間，屬於層次較高的佛教徒。

天井的一角有一問露頂房台，這是講經者與聽講者用清水洗手的地方，另一端有一個高高的佛壇，這便是玄奘講經所坐的蓮花寶座。在講經堂的隔壁是當年僧人們的廚房和餐廳，地放一排方形的石墩便是僧人們吃飯時的椅子，而石墩旁有一個用深色石頭製成的小磨盤，傳說巾唐僧曾用這個磨盤磨過豆腐，不知唐僧從中國帶來的這種傳統美食是否合乎當地僧人的口味。

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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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拉古城址出土的遺物中，以反映希臘風格和佛教藝術者為最著名。那一枚枚印有希臘國王頭像的古錢幣表明，曾有39個希臘君王和2個希臘女王統治過這裡。具有古印度風格的金銀飾品，反映了孔雀王朝和貴霜王朝鼎盛時期的繁榮。還有傘形寶塔，和中國寶塔同出於一個藝術源流。最引人注目的是千百尊大大小小的犍陀羅王朝時期的石雕和泥塑佛像，明顯地帶有希臘雕塑風格，卻又自成體系，形成了獨特的犍陀羅藝術風格。錫爾開普城址中曾出土33件石刻梳妝盤。盤內浮雕出男女嬉戲、酒宴、希臘諸神以及海馬、葡萄藤等圖案，具有濃厚的希臘風格。還出土有希臘神像的浮雕、陶塑及愛奧尼亞式、科林斯式柱頭等。從佛教的遺物中也看到印度和希臘風格的融會。

1980年在塔克西拉發現了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的陶器，充分證明這座古城可能是南亞地區人們最早聚居的都市之一。[1]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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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拉博物館建成於1928年，4月5日正式開放。它環境優美，藏品豐富，堪稱是一座真正的寶庫。是巴基斯坦最精美的博物館之一，展示了塔克西拉古城不同時期的藝術傑作和生活風貌。

設計

博物館坐落在一個花園中，主體建築為希臘風格，是由Punjab省的建築顧問Sullivan先生設計。Sullivan先生沒計的塔克西拉博物館包括一個大廳，兩個L型的展示廳和一個開放式的門廊，中間還有一個庭院，博物館歷經10年建成。不過今天我們看到的博物館只是當年全部設計方案的四分之一，Sullivan先生設計的門廊和中心庭院因為各種原因沒能建成，不過巴基斯坦在獨立後的1965年到1969年間，對博物館的設施和展台進行了傘面的整理和修護。

環境

博物館的外牆是由塔克西拉當地產的灰色片岩建成，兩干多年前，同樣的石頭用來建造了一個佛教文化的繁榮城市—塔克西拉，如今這些石頭依然是當地人建造房屋的主要原材料，博物館外部的屋頂南紅色的瓦塊砌成，內部屋頂則是用枘木製成，傳說波斯人曾經用相同的術材建造他們在塔克西拉的宮殿。博物館的花園中遍植著印度黃檀和柏樹，草坪經過了精心的修剪，美麗的金盞花盛開著，交錯彎曲的小路兩邊是桔樹和琵琶樹，飽滿的果實墜在枝頭，博物館的後而還有一株珍貴的菩提樹，增加了這罩的佛教氣氛。

陳列

走進博物館展廳大門，右邊一半陳列的是各種出土文物，其中有形形色色的陶器、雕花石盤，有各種錢幣，有用金、銀、寶石做成的各種精美的首飾，還有用骨、象牙、貝殼、鐵、青銅製成的各種工具、日用品，裝飾品、玩具、賭具等物品。大廳的左邊，陳列著有關佛陀生平的各種浮雕，有佛陀、菩薩的坐像和立像，有各種規格的佛陀和菩薩頭像。從穆赫拉穆拉杜窣堵波移來的一組塑像(約30尊)，特別引人注目。大廳內還有室內窣堵波以及大窣堵波上的平台和傘的實物。

塔克西拉有過光輝的過去，巴基斯坦獨立後，經過幾十年努力，在塔克西拉建起了一座座工廠，如重型機械廠、鑄鍛件廠、飛機修配廠、坦克修配廠等等。今日塔克西拉，已成為巴基斯坦機械工業和國防工業的一個重要基地。隨著伊斯蘭堡和塔克西拉本身建設的發展，水泥、採石等建築材料工業和運輸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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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吒經》有很多教理與大般若經一致，確實是早期大乘佛教的經典。凈土宗的【無量壽經】【彌陀經】只是在新疆地區有考古發現。《僧伽吒經》考古發現於北巴基斯坦·，這裡就是大乘佛教的發源地，而且數量最多，他是教理和信仰結合在一切的。說明大乘佛教成熟期，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信奉的就是《僧伽吒經》。只不過要後期白匈奴進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打壓佛教，大肆滅佛，《僧伽吒經》才沒流傳。

單口相聲劉寶瑞54 分鐘前

請教，僧伽吒經和根本說一切有部經典一起出土，說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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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貓 (作者) 回復單口相聲劉寶瑞6 分鐘前

大乘佛教初期，根本說一切有部的論師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說一切有部的【七論】有很多思想是大乘佛教中期吸收了，演化為唯識法相思想。

我昨天看地圖，突然發現，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古國名。127年-230年為其巔峰時期】時期，摩羯脫王國還存在！這說明佛教的正統還在摩羯脫王國！印度貴霜王國復興佛教，只好大力支持大乘佛教！在貴霜王國時期，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是共同興盛！

只是到了笈多帝國（Gupta Empire；320—500年）時期，佛教的中心才重新轉移到了摩羯脫王國的舊址華氏城，大乘佛教才進入了成熟期！在笈多帝國時期，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是共同存在的！

所以我判定【僧伽吒經】是大乘初期的經典，【僧伽吒經】與根本說一切有部經典一起出土是很正常的。

但是【僧伽吒經】沒有承認有一個【實體我】存在，也沒有【大般若經】的十分清晰地緣起性空的理論，沒有唯識法相思想。【僧伽吒經】還是堅持十二因緣的思想，擁有一些密宗思想。

反過來，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我有】【法有】，以及種子流轉的思想還沒成熟。只是到了笈多帝國（Gupta

Empire；320—500年）時期，根本說一切有部的種子流轉的思想還成熟了，才有大乘唯識學的興起！

爵士貓 (作者) 回復單口相聲劉寶瑞6 分鐘前

義凈（635～713）唐代譯經僧。於咸亨二年（671）經由廣州，取道海路，經室利弗逝（蘇門答臘巴鄰旁，Palembang）至印度，一一巡禮鷲峰、雞足山、鹿野苑、祇園精舍等佛教聖跡後，往那爛陀寺勤學十年，後又至蘇門答臘遊學七年。歷游三十餘國，

爵士貓 (作者) 回復單口相聲劉寶瑞6 分鐘前

義凈法師的游印遊記——《南海寄歸內法傳》，其在《傳》卷一即這樣說道：　　神州赤縣之鄉，意存大教，自余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撿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

　　也即是據義凈法師觀察，此時的印度大小乘的區分並不明顯。兩者都共同遵守二百五十戒，皆修四諦法，其中禮拜菩薩、讀大乘經的名為大乘，不行此事的則為小乘。
　　因此，印度的本土所謂大乘與小乘的涇渭並不如「神州赤縣之鄉，意存大教」之人，所強調的那樣分明。從玄奘之時對那爛陀寺所作「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的記述中則可以看出。同時根據對玄奘法師游印所記的統計，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的印度崇奉大乘的只有十六「國」，崇奉小乘的有三十七「國」，崇奉大小二乘的有十七國。因此大小二乘二者在力量的對比上，顯然小乘要比大乘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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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的華嚴世界的《華嚴經》中的盧舍那佛，就是古波斯拜火教光明佛，就是太陽崇拜的衍化。

其實，彌陀佛、彌勒佛都是印度佛教與拜火教混合以後產物。大乘佛教就是印度佛教、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古希臘的文化在貴霜王朝時期正式形成，

大乘佛教的般若學、唯識學主要來自南印度地區。凈土信仰，比如彌勒信仰，彌陀信仰、盧舍那佛信仰，主要來源於古波斯地區古阿富汗地區。

這上就是挑事的節奏。

都知道南傳也有佛像，還要問是不是大乘發明的。

其實，除了清真，各種宗教都有造像，所以都是卡菲樂...............

安...拉...胡..克...

最後一個字題主應該不用我提示吧？

佛教是佛涅槃後，由佛弟子建立起佛教教派的。而佛像是佛在世時，就已經有了。佛經中記載，佛還曾經買過佛像。

佛像的出現早於佛教的建立。你的問題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