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失敗原因？

要有史實依據。

作者: wxmang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我們又循環到慶曆年代了。

所謂慶曆新政就是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與富弼提出的：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簡單說改革重點是幹部制度改革，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要點是反腐倡廉，加強政府官員監督力度，取消政府官員隨心所欲權力）。

1、慶曆新政要點

（1）、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

改革前，官員升遷只講資歷、年限、出身、背景和廉潔程度，導致官吏因循苟且，磨洋工和消極怠工，無所作為，靠背景、站隊、資歷和苦勞升遷。

改革提出新的考核政績標準，對不作為和亂作為的官員撤換。

實際上以是否是自己一頭的為標準，例如規定京朝官及郡縣官吏，有人保舉在三年任期屆滿即與升遷。

（2）、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

改革前以恩蔭制度（出生背景）和科舉通路為當官主要道路（還有買官道路），所以甚至出現不讀書不看報，只會打撲克飛速上升的，造成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例如通過恩蔭，有的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

改革提出：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和特殊背景的團團伙伙壟斷官位；減少科舉當官名額，減少買官名額。

（3）、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

改革前考進士考公務員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只看學歷不看能力，只看背景不看經歷，把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

改革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要求有一定實戰能力和案例分析能力，讓學生有真才實學。

（4）、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

改革前州縣兩級官磨洋工，消極怠工，不稱職者十居八九。

改革要求：加強對官吏的考察，獎勵能員，罷免不才，並主張由各級長官保薦下屬（為搞團團伙伙開方便之門）。

（5）、均公田

改革前官員腐敗嚴重，土地兼并，收受賄賂嚴重。

改革要求：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對頂風作案的人嚴懲不貸。

（6）、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

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加強農桑立法，命令全國各路轉運使（各省經濟負責官員）及其所管轄的鄉縣真正重農桑，獎農桑，使農業的好壞作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內容。

（7）、減徭役

改革前賦稅殘酷、力役煩苛，賦稅、徭役迫使貧苦農民紛紛破產，也激起農民起義反抗。

改革要求：合併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其地人民的傜役，節用、節儉，裁減統治者的奢侈耗費，做到均賦稅，寬徭役，減輕人民負擔。

（8）、修武備(整治軍備)

改革建議恢復府兵制，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此項方案未能通過，因為會導致皇帝軍權失控）。

（9）、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改革前政令不通，不出京城，朝廷頒布的法令「煩而無信」。

改革要求：朝廷今後頒行條令事先必須詳議，「刪去繁冗」，審定成熟後再頒行天下，一旦頒行，必須遵守，不得隨意更改，否則要受到懲處。

（10）、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宋代皇帝三年一次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積欠的賦稅，但在基層基本都是擺設，未徹底施行。

改革要求：取信於民，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並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防止發生阻隔皇恩的現象。

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

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決定：

加強政績考核（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

減少官員世襲權力（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

要求官員清廉（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等於公務員漲工資）；

官員資格不再限於考試，缺乏實際能力的團團伙伙不能隨便上台（改變科舉法）；

進行減免稅負（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

但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2、改革的背景

（1）、宋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政治上中央高度集權（依靠中書門下，也叫政事堂辦事，也隨時設各種領導小組來解決臨時問題)，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並用一些小組成員（參知政事）限制宰相權力；

軍事上廢除唐代原來體系，建立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領禁軍，為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控調兵權。

財政上設置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親信擔任，掌控財政大權。

（2）、高度集權的後果

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低下，普遍消極怠工和磨洋工，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庸官冗員問題突出（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於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例如湖北鍾祥一把手王昌運又老又病，連走路都走不了，要兩個人攙扶著辦公。3年下來，州政荒蕪衰敗。替換他的劉依，已經70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

為穩定社會秩序，維持穩定，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奉行養兵之策，至仁宗時，軍隊總人數已達140萬，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形成冗兵，軍隊的戰鬥力不堪一擊。「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官吏猥濫，人民疾苦，未嘗省察」。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時對西夏和遼實行贖買政策，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上述三個問題，總結起來，就是仁宗寶元二年(1039)，時任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的宋祁提出「三冗三費」論：「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從為國。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它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蠢齊民。而又別飾神祠，爭修塔廟。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

官員權力過大，無法抑制兼并，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并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貧富懸殊極大。人民的負擔極重，納稅戶除按規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

（3）、大火上房不得不跳煙囪

社會矛盾積累壓力無法緩解，民怨沸騰。993年，王小波在四川暴動，12月，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暴動。

由於政治腐敗和軍隊戰鬥力太差，無法抵禦外敵的侵擾。

寶元二年(1039年)，党項人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進犯北宋邊境，於三川口大敗宋兵，朝野震驚；康定二年(1041年)，党項人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餘；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党項人再次進攻，宋軍大敗，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死，喪師9400餘人；党項人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契丹也趁火打劫，於1042年遣使求關南之地，並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 。宋仁宗不得不遣富弼為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求和。

面對危機，君臣必須尋找出路。歐陽修上書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書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壞日甚」；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執馬上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3、改革過程

（1）、首先是人事調整，把自己一頭的人安排在重要崗位上

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在選擇諸路轉運按察使時，范仲淹翻閱班簿，發現不稱職的一筆勾去，毫不留情。富弼曾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2）、其次是組織變革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詔，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實行後，明黜陟也就見之於行動。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對恩蔭制度，作出新規定。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任子詔，增加恩蔭的年齡限制和恩蔭範圍，但對但對高、中級官僚的子孫及期親、尊屬仍用舊制，沒有任何限制。

慶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頒布貢舉新法，加強儒家經典在科舉中的比重，並允許州縣立學。

慶曆四年(1044年)五月，范仲淹與韓琦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3）、改革失敗過程

從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新政實施開始，受到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影響的人開始毀謗新政，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仁宗開始產生懷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

慶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仁宗雖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時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第二天，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慶曆五年(1045年)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和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知揚州。至此, 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

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4、改革為什麼會失敗

（1）、當時官員普遍反對

當時普遍評價改革是「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等等。

也即改革派是口水黨，必要性優先於可行性，例如改革措施的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會導致90%的官員丟官，而這些裁汰還需要丟官的人來執行，也即自己槍斃自己，這就是異想天開了 。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 而朋黨之論, 滋不可解」。

也即損害別人利益，不共戴天之仇。改革措施實際上對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還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宋代科舉取士名額出奇的多，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官員數量大大增加）。

也即改革損害了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

所以改革的反對者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和讀書人及其家庭，而讀書人是統治的階級基礎（宋代政策是抑制武將，重用文人，甚至為了中央集權利益犧牲國防）。

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這是一個殺手鐧（例如王安石就批評范仲淹的用人是「好廣名譽, 結游士, 以為黨助, 甚壞風俗」，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 多挾朋黨, 心所愛者盡意主張,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傾朝共畏」 ）。因為搞團團伙伙會威脅集權統治，所以必然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其實慶曆新政失敗就是因為改革派搞團團伙伙而失敗。後來的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搞團團伙伙而失敗。

（2）、改革派是口水黨

改革派一廂情願，以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隨者群叢，把別人都當成自己的包衣奴才，不給利益也得干，讓你干是給你的恩賜。憑什麼？

所以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其實中國歷史證明，不管什麼改革，說得再美好，包裝再高大上，明星效應再足（范仲淹在改革前被全國稱為聖人），只要短期內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好處，就不會有人支持改革。

一廂情願是書生最大的問題。《尚書》說得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為惠之懷。老百姓都是白眼狼，只看眼前利益來決定你是好人或壞人。

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議論多, 而實際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 發空論, 言行不檢。例如石介, 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自許太高, 低時太過, 好異以取高」。

（3）、改革派心胸狹隘

例如對當時的宰相呂夷簡以為「范仲淹迂闊而不可信，徒有虛名而已」的言論，改革派進行了猛烈的反擊，甚至到了人身攻擊地步：

范仲淹言呂夷簡專權徇私，陰竊入主之柄。

諫官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等范仲淹一派之人也紛紛上疏對呂夷簡進行彈劾，其中以歐陽修的言論最為激烈：「呂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邡多壘，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紀綱大隳，二十餘年間，壞亂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遍。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

又謂：「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葯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弭兵革，內安百姓，致得二敵交結，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睏乏，賢愚失序，刑賞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癱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u雖陛下至聖至明，苟夷簡奸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

其實呂夷簡是北宋少有的執行能力比較強的宰相，「二敵交怨」亦非他所致，當時的國史列傳以為：「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

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捲，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廷，為世名相」。

歐陽修的上述奏疏中，不僅將呂夷簡的一生全盤加以否定，將朝廷一切弊政都委避於他，而且還帶有人身攻擊的味道，這就有失公允，反映了朋黨習氣。

改革派這種類似議論極多，不但不能說服仁宗，還會讓仁宗對他們產生改革派是團團伙伙和心胸狹隘的疑慮，當然更會引起稍微公正一點官員的不滿。

所以呂夷簡去世後，仁宗對他十分懷念，至有「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的評價。因而歐陽修之言，反而會引起仁宗反感。

而且改革派也不許別人非議甚至質疑其政策。

（4）、慶曆新政失敗主要原因還是一廂情願

慶曆新政的失敗原因，宋人已有所論及。李燾在《長編》卷一五O，慶曆四年六月壬子條中說：「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兩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緻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侵盛，而朋黨之說，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

上面這段話總結一下就是：

改革派操之過急，新政有些措置失當

剛開始范仲淹對改革尚抱慎重態度，例如當仁宗向他「數問當世事」時，范仲淹對人說：「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

可是，一旦開始新政，他與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員就急躁起來，不顧當時是否具備條件，大量頒布改革法令，可謂百事更張，甚至提出減少後宮，改革到了皇帝的頭上。而且經常抽風，制定什麼三個月初見成效，一年大見成效，每月必須出台多少改革政策之類的不切實際方案，並大肆宣傳。

對這種急功近利，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李覯在《寄上范參政書》勸說范仲淹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不要一下把毯子鋪的太開： 「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盲者，非苦口不宜；遺闕之原，豈是渺小？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因循為便，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制時亦。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改革派不熟悉政治，把政治當成辦家家

改革派對改革看得過分容易和樂觀，如歐陽修以為：「去冗官，則不過期月，民受其賜……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期月，民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做事情沒有秩序，沒有邏輯，想起一出是一出，「席未曖於紫荊，劍已及於寢門，議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為厚」。

而且把改革這種要死人的行為當成做遊戲，例如當時范仲淹坐在京城裡，選派幾個精明的轉運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則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翻開花名冊，對不稱職者，「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則委逐路自擇知州。公權則通判人。」然後就新任知州自擇知縣。這樣整頓吏治，是達不到他們想的「若然，則官修政舉，則天下無事矣」的效果的。

由於無知，所以措置失當的地方極多

首先是將整頓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將發展生產放在第一位，是一個重大的失策。

支持改革的官員蘇舜欽在給范仲淹信中說：「但聞論議之眾，皆云：教訓醫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餒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如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眾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

慶曆新政的重點是澄清吏治，改良政治，沒有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發展生產，也沒有使農民的負擔有所減輕，因此不僅遭到地主、官僚的反對，也得不到農民的支持，階級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比以前更加尖銳，所以失敗是必然的。

其實歷史上中國的任何改革，只要不能在短期內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老百姓認為都是耍流氓，不管你把改革理由包裝得多麼高大上。

又如恢復府兵制，更是迂闊之舉，因臣僚的反對而未行。

再如規定士人必須在學三百日，才能參加發解試，曾應舉者須百日，也脫離實際情況，不容易做到。

改革損害了大貴族、大官僚的利益

使他們聯合起來加以反對。

如新政要求大幅度削減任子待遇，勢必招致大部分中高級官員的強烈反對。尤對地方官的整頓，更是觸犯了許多官員的切身利益。范仲淹為使吏治清明，提出往備路選派按察使，讓他們前去考察各路的轉運使、提點刑獄，再由轉運、提刑選拔好的知州，再由知州選拔好的知縣。結果是一廂情願，哪有用人靠隔山打牛或看面相的做法。只能為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創造條件。而且往往是酷吏，不擇手段的人上位。

例如范仲淹提拔的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楊紱在赴任前就聲稱：「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爾。」貪官污吏聽到後，「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

不過這種酷吏的下場並不好，歷史記載楊紱「競坐苛刻下遷」。

缺乏統一戰線能力

改革派不能團結大多數人，四面樹敵，導致就算有一些同情改革的官員，也對新政的好壞不發一言，實際上是坐等其敗。

例如據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記載：「慶曆中，富鄭公、韓魏公俱少年執政，頗務興作，章郇公（得象）位丞相，終日默然如不能言。或問郇公：「富、韓勇於事為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於跳躑時，勢難遏也」。

再例如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師、富弼的岳父，但此人對新政只作壁上觀，既不反對，也不支持。

宋仁宗不再支持改革

仁宗後來放棄對改革派支持，主要原因是新政近一年來效果尚未見到，統治集團內部卻引起一片混亂，以及范仲淹等人的「朋黨」，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這是觸犯政治高壓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