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有著世界上最多得的道德評選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我國有著名目繁多的道德評選，也養活了一大批從業人員，諸如：全國道德模範、感動中國年度人物、中國好人、最美孝心少年、最美教師……除了全國範圍內的評選，還有各個地方的，除了綜合性的道德評選，還有各種細分（誠信、孝心、敬業等）的，除此之外，各行各業也都有其富有特色的道德模範，不勝枚舉，恐怕很難在世界範圍內找尋到另一個像我們國家這樣，如此全方位、立體式的進行道德評選了，這構成了一大特色。

據我所知，國外的Government性榮譽，諸如騎士勳章、榮譽市民、親善大使等頭銜，多側重於專業性，往往是榮譽和使命的象徵。以我們較為熟悉的法國騎士勳章為例，是法國國家級最高榮譽，除了獎勵本國公民外，也會頒發給為法國文化繼承與傳播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外國公民，葛優、姜文、周迅、章子怡等就獲此殊榮。而鮮有關於道德類的評選。去年12月份，一名美國流浪漢用自己身上僅有的20美金為一名女子買汽油（汽車突然用盡汽油），這名女子為他眾籌了38萬美元，回報他的善意。這件事要是發生在我們這，很可能就是「道德模範」了。但是，雖然他「感動了美國」，卻沒有榮獲「美國好人」或「感動美國年度人物」，對此，我深表不解。

以在中國最為有名的西方獎項「Nobel獎」為例，科學類獎項因為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評選標準科學規範，評選的標準就是成就的大小，所以爭議極小。而經濟學獎和**獎則爭議較大，尤其是**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任時獲獎就爭議不小。中國人對Nobel獎可謂是又愛又恨，一方面他是世界範圍內影響最大的獎項之一，我們希望中國成就獲得世界肯定以顯國威；另一方面，因為中國人的獲獎，在很多國人眼中「Nobel**獎」成為了西方進行顏色革命的工具，乃至這一獎項成為敏感ci。有時候，我特別不理解這類人，一方面，當屠呦呦、莫言獲獎，他為此感到驕傲，覺得了不起；另一方面，又稱Nobel獎淪為西方國家進行政治輸出的工具。一個。唉，雙重人格的中國人。雖然，道理很簡單，西方國家評選的獎項肯定是以西方價值為評選依據，我們不認同大可不參與，想參與就按規則來，有何爭論？一個人不能出賣肉身，還想當貞潔烈女。

為何Nobel科學類獎項和Nobel**獎的境遇很不相同，在我看來，科學類獎項，有著相對可規範的可量化的評選標準。而**類獎項，除了有對其過去為人類和平做出貢獻外，也希望其肩負使命，有著更高的道德期許。比如最近陷入輿論漩渦的Nobel**獎得主昂山素季，當年因在緬甸主張非暴力提倡民主獲得Nobel獎，幾無爭議，最近因對羅興亞問題的沉默而飽受質疑，甚至很多人撤銷昂山素季Nobel**獎，我國也有諸如全國道德模範何濤利用護士工作之便販賣新生兒這樣的爭議人物。這就是道德評選的尷尬，道德評選缺乏科學有效的標準；科學類、貢獻類獎項評價標準就是貢獻，他只與過去有關，不會因獲獎而去要求其未來繼續實現突破，而道德人物既有對過去事迹的嘉獎也意味著其被貼上道德高尚的標籤，不再被允許出現「道德瑕疵」，包含著對未來的期許。

接下來，我將逐一分析中國特色的道德評選所影射的殘酷現實。

• 尷尬一：「中國式感動」

道德評選的尷尬在於極容易陷入比慘大會，越慘越容易彰顯「人性」的偉大，從而陷入「中國式感動」。

2017年10月25日央視新聞發布微博「父親入獄、母親離家出走，貴州6歲女孩王安娜獨自照顧有腿疾的奶奶和92歲的曾祖母，撐起了整個家。面對病痛和生活壓力，奶奶有時會傷心流淚。每當此時，安娜就會用自己的方式守在奶奶身邊。她說，她要當一名巴啦啦小魔仙，這樣就可以幫奶奶把家務活都做好了。」很多網友都被這位小姑娘感動到了，但是我們在感動的同時，不該思考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嗎？我們的Government哪去了？6歲的純真少年不該是安安心心上學的年紀嗎？難道我們在感動一個小女孩承擔生活的重擔，就忽略我們因其很可能是在以犧牲自己的未來為代價獲得的這些廉價的感動？我們在慶幸她受到了關注，可能愛心能夠匯聚，讓她的生活得以改善，那還有那些在社會角落裡掙扎的孩子呢，他們是否都被我們關注到了呢？每每看到諸如此類的「最美孝心少年」，我有感於他們的堅強和勇敢，更慨嘆這真是一幕幕社會悲劇的真實寫照。

類似的「臉譜化」在道德評選中極為常見，道德人物的高尚人格往往超出人性的一般要求。以主旋律電影為例，好萊塢主旋律電影中的「模範人物」大多經過成長和蛻變，他們也有很多個人化的一面，甚至缺點也十分突出。而我國的主旋律電影人物往往臉譜化，人物每一個都是涇渭分明，好人必須高大全，壞人必須壞到骨子裡。但是，稍有常識的都知道，在現實中，人性是複雜的、多角化的。《戰狼2》的成功除了巧妙地利用民族主義外，還在於其成功塑造了「冷鋒」這一形象，使其有了更多個人化動機，而非只是民族大義。

模範人物的臉譜化在教師行業極為明顯。2016，紮根鄉村36年的最美教師支月英；2015年度：化緣校長——莫振高；2012年度：最美女教師——張麗莉；2011年度：胡忠、謝曉君；2009年度：李靈；2008年度：李桂林、陸建芬。這些感動中國的教師們，用他們一個個個體的身軀支撐起孩子們的一片天空，難道我們除了感動，就不覺得心酸嗎？為什麼教師們一個個要為生活苟延殘喘才配得上感動？難不成老師們定點上下班，在崗時兢兢業業，恪盡職守，離崗時輕輕鬆鬆，享受天倫之樂，就是一種奢侈？

當然最令人噁心的當屬根據感動河北年度人物郜艷敏事迹改編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這是一部泯滅人性的虛偽電影，充當了虛美隱惡的幫凶，將郜艷敏的苦難一筆抹去，那些加害於她的人全部變成了淳樸的天使，販賣人口置換為義務支教，以愛的名義將罪惡包裝。

• 尷尬二：是主動行為還是被動行為？

道德評選的尷尬在於，很多道德人物非主動選擇高尚行為，而為意外之舉，這樣的評價很難做到公允。

09年感動中國年度人物：信義兄弟 （武漢黃陂孫水林兄弟）。「兄弟倆每年都會在年前給農民#工結清工錢，2009年底哥哥孫水林為趕在年前給農民工結清工錢，在返鄉途中遭遇車禍遇難。弟弟孫東林為了完成哥哥的遺願，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將工錢送到了農民工的手中，兄弟倆的誠信之舉深深打動了全中國的人。」給農民工兄弟結清工錢不是責任使然？不是法律規定？在返鄉途中遭遇車禍，是主動行為還是只是一場意外？

如果照此邏輯，假設我在去上班途中遭遇意外，豈不是「最美教師」了？為何正常履行職責的事情會被歌頌為「感動中國」？我們可以替其的遭遇感到惋惜，畢竟是一個鮮活的生命，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將生命的隕落與崇高的道德畫上等號。

• 尷尬三：如何保證評選公正？

道德評選的尷尬在於，在公平正義的社會尚未建立之時，道德評選也容易沾染世俗的惡趣味。程序和制度不公正，也很難保證評選結果的公正性，甚至淪為進行自我加持或政治宣傳的工具。比如：房姐龔愛愛偽裝證件被舉報前，榮獲「三八紅旗手」，很難說，這沒有經過層層的操作。這讓我想起高中時，當時國家正在評選道德模範，江西有幾個模範人物入圍，上面發文，然後學校要求每位同學拿五張身份證來學校幫忙「刷票」，完成這項「政治任務」。

評選不體現公平公正，評選便失去意義。

• 尷尬四：好人的代價太大

道德評選的尷尬在於，在評選前，無人問津，受到關注後，各種非常規獲利。

一個老師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做好本職工作，註定與聚光燈無緣，唯有做出巨大的犧牲，才能彰顯教師的偉大。

我們是該慨嘆「好人終獲好報」，還是該慨嘆「好人要獲好報的代價真大」？

• 尷尬五：被賦予的使命太大

道德評選的尷尬在於，他被賦予了超出其效果的重大意義——引領社會道德風尚。

道德走向滑坡，不是我們的典型還不夠典型，也不是我們的典型還不夠多，更大的原因在於，我們缺乏現代規則意識，人與人之間缺乏缺乏信任。人們把法律看得很輕，把勢力、權力和關係看得很重。違法行為常常不被看作危險和恥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辦法。更可怕的是，沒有誠信的人，玩權術、施詭計的人，在我們國家往往不會受到懲罰，甚至還發達起來，『人五人六』地招搖過市。『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老實是無能的代名詞』。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美好的道德天空不是靠幾個道德人物就能撐起的。恰恰相反，這類評選，更加襯托出社會道德的荒涼。難道我們對人性美好的理解只能依賴於這些宏大敘事中的偉大個體嗎？如果我們身邊的人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我們費得著去道德模範中去感慨「世上還是有好人」嗎？哲學家康德曾強調道德是出於對責任的尊重而行為，他極力反對以行為後果作為道德評價標準的做法，認為如果僅僅是人的行為的後果合乎責任，而行為的動機是因為愛好或者其他個人的目的，那麼這一行為則無多大的道德價值，甚至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道德價值。

毋庸置疑，榜樣的確具有引導示範效應。我們在肯定和發揮榜樣力量的同時，不應該忽視一點：在宏大的社會道德建構上，光靠幾個榜樣是行不通的。這就好比，你病痛了，吃幾片止痛藥是可以緩解疼痛，但真要救治還是要對症下藥。

現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基本準則就是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通過現代化的教育建立健全人格，通過法律、制度和輿論的力量約束人性，使社會處於和諧有序的狀態。而我們當下採取的方式明顯有失偏頗，現代化的教育、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在艱難推進，而過多的採取樹立典型的方式試圖建立秩序。

假如一切真有這麼簡單，那我們早就和諧社會了。以我的班主任工作為例，採取人性化的管理，尊重學生人格，相對公平公正的對待學生，形成良好的班級氛圍，師生關係、學生間的良好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會逐漸回歸，當學生身處其中更多的體會到美好和快樂，那美好的人性就會漸漸生根發芽。假如我管理時只要樹立榜樣就能管理的話，那還需要班主任什麼事。榜樣是甜點而非主食。

民眾缺乏公德、法治和誠信意識，是因為法治和誠信的制度不立；至於奴性、兩面派和窩裡斗內耗，則是市場機制不立、權力壟斷資源下必然且無奈的「人性選擇」……法律、制度和保障的不健全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讓好人變得更好；一個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變壞，讓壞人變得更壞」，好人吃虧壞人佔便宜，不是每一個好人都能屢次吃虧還能堅持做＂好人＂。

• 寫在最後

一

人類是天性與教養共同作用的產物。就像一個長方形的面積取決於它的長和寬一樣。我們在做出選擇的時候，不是簡單到因為我們具有高尚的人格。對於普通人來說，更多是趨利避害後選擇的結果。我們不違法，可能並不是我們高尚，在權力和美色之間我們也並非毫無動搖，更多的是經過教化的我們，人性惡的部分被約束。或者我們在考量違法、違背道德的代價與所得之間做出的最佳考量。比如，如果我是一個教師，工作收入穩定，獲得感強，我就不會為了一些利益犧牲個人的職業。這是因為我在這二者做出了更為合理的選擇。

人性是複雜的，經過教化，學會自我約束。通過構建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公平正義的法規，來更好的約束人性惡的一面，保護好人好事。而道德評選應回歸為讚揚美好人性的簡單目的，成為和諧社會等點綴而不應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方式。

二

我曾在《教師不應該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一文中說過「無論國家、社會還是個人，都不得對普通人施加違背其人性的過度要求。尊重人性是良善社會的基本準則。教師也是普通人，也有基本的人性。可是經過長年的道德宣傳，教師這一職業在公眾中形成了較高的人性期待。我在想，什麼時候，整個社會才能重新校準教師這一職業人性的坐標，用普通人的人性標準替換道德楷模的人性標準來衡量和評價一個教師。可是，教師人性的回歸過程註定是前路漫漫的，但終有一天我們會理解現代文明的基本常識是讚美人性的偉大的同時不苛責人性的懦弱，並對人性的升華給予善意與信任。」

一個國家潛規則橫行、道德缺失時,那些呼風喚雨的往往是流氓，這樣的國家，再偉大的道德模範也拯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