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數字遊戲和伊卡洛斯們的夏天——《戰敗之夏》推介
這次推薦的書是豬瀨直樹的《戰敗之夏》(我是在專欄「桌面戰爭」看到介紹的,順便幫他們打個廣告)。這本書的日文名其實是《昭和十六年戰敗之夏》,而昭和十六年是1941年,也就是日本決定與美國開戰的那一年。為什麼這一年的夏天被作者稱為「戰敗之夏」呢?因為在1941年的夏天,日本內閣下屬的總力戰研究所對日美戰爭進行了模擬和測算,最終的結果是日本戰敗——這場模擬過程的,以及總力戰研究所的故事,就是本書的主要內容了。
這是一本非常好讀又通俗的紀實文學,在人物塑造上比一般的歷史作品要豐滿很多。這種筆法讓我想起了讀《八月炮火》時的那種感覺——生動、有趣又嚴肅,一種奇特的現場感。不過還是要吐槽的是這個封面設計,用假腰封這種愚蠢的流行風格;這個封面選了1945年日本戰敗時的圖片,讓我強烈地感覺到設計者大概只看了標題;宣傳語也非常聳人聽聞。
不過,這些表面上的瑕疵絕對掩蓋不了內容的有趣。我會先對這本書做一個簡介,然後摘取一些我覺得有趣或者重要的段落來點評。
故事是從倫敦開始的。1930年,辰巳榮一出任日本駐英國武官秘書。不久,辰巳結交了一些英國軍官,並從中偶然得到一條線索:許多英國軍人、官僚、貴族、企業家和學者等優秀人物,都有一個「PRDC」的標籤。辰巳經過調查得知這個是Passed Royal Defence College的縮寫,即「帝國國防大學的畢業生」。這個機構在平時接收各個政府部門和軍隊機關的中層幹部,進行軍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為期一年的進修。進修結束之後,這些幹部回到原有崗位上,並可以在戰時充當國家戰爭機器的協調者。
無獨有偶,1934年,駐法武官西浦進也觀察到了法國設立了類似的國防大學——吸收中層文官、社會精英和軍人,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短期進修,將他們培養為國家總體戰的「紐帶」。回到陸軍中央就職之後,西浦著手推進在日本建立類似的機構。
在經過了漫長的扯皮和官僚手續之後,1940年8月,內閣通過了建立「總力戰研究所」的決議。所長由陸軍中將飯村穣擔任,教員由陸海軍選派的佐級軍官擔任。所長飯村是一個優秀的戰術家,同時精通多門外語。在他的指導下,總力戰研究所的籌備工作走上了正軌。1941年2月10日,研究所的研究生選拔標準出爐:軍人為大尉、少佐級軍官,文官為四等、五等文官且須在高等文官職務上任職滿五年,民間人士則參見同等資質。研究所的定位是,這些人以後將成長為各省部的長官、將軍以及民間的領軍人士。選拔工作一直持續到4月研究所開班前夕。
1941年4月1日,總力戰研究所正式開班。被選中的三十六名研究生們從東京的各省部、台灣、朝鮮、滿洲乃至中國戰場前線趕回東京,開始了為期一年的進修。這批研究生基本上都在三十歲至三十五歲之間,是中央機關、地方和殖民地機關、軍隊以及社會組織中的佼佼者。他們的課程內容包括軍事戰略戰術、經濟戰、思想戰等領域,以講義、桌上推演、討論課和課外實踐等方式進行。比如,他們會上外交史、國際經濟概況、國際能源概況(本人表示這些內容非常有既視感),也會拿到一些來自情報機關的外圍資料,而且經常會組織去參觀工廠、陸軍兵營、海軍基地等設施。有趣的是,他們的課程內容包括了體育課,這讓一些「養尊處優」的公務員非常難受。
7月12日,在對聯合艦隊的參觀結束之後,研究所拿到了他們第一個模擬課題。這個課題要求:組織一個模擬內閣,對1941年12月的藍國(日本的代號)內外環境進行模擬評估。這些研究生被分配擔任了「首相」、「外務大臣」、「海軍大臣」等職務,並據此開展研究和模擬。此前6月中旬時,研究生已經被要求收集各自領域的數據,探討日本當前國際形勢的對策,即是「第一次演習」實施計劃。而這次模擬則是「第二次演習」。以上這兩個演習都被限定了前提——日本受到美英的物資封鎖,不得不奪取東南亞的資源。
這個前提條件遭到了模擬內閣會議的批評。在會議上,「企劃院」、「商工省」、「日本銀行」等部門的閣員表示,為了東南亞資源而對美開戰是不可想像的,國家根本無法調集這麼多的資源。「陸軍大臣」表示了反對,強調日本有「大和魂」是可以打贏的;然而「海軍大臣」則嘟囔說,跟美國是打不贏的。最後的結果是主和派壓倒性的優勢,「首相」不得不去找教員扮演的「大本營」商量,要求取消進軍東南亞這個前提。然而,教員回答說,必須接受,否則就沒有必要模擬下去了(這與真實的內閣-大本營關係如出一轍)。不得以,模擬內閣只能繼續以「對美開戰」為前提繼續下去。
8月5日,「第三次演習」上模擬內閣給出了8月日本應採取的方針。基本思想是保持對美、英、蘇、荷、泰等國當局的接觸,拖延對美談判,展開國內資源動員——總之,將開戰儘可能推遲,為戰爭動員留出時間。
8月8日,「第四次演習」則模擬了1941年9月的情況。模擬內閣在外交上保持穩健的同時,對國內的動員和統製做了更加詳細的規劃,包括民用船隻徵集計劃、股票和股價統制、小工商企業國家統制等。
8月11日,「第五次演習」的時間線進入1941年10月。「企劃院總裁」報告了「上個月」動員的效果,結果令人沮喪:對外出口大大下降,國內運輸動員不甚理想,糧食燃料等戰略物資的徵集沒有達到預期……更要命的是,「統帥部」(教員扮演)報告,荷蘭開始在印尼水域扣押藍國貨船,美國和英國對日本的敵意也大大上升。「陸軍大臣」要求準備開戰,但大部分閣員希望延期到三個月之後。
8月14日,「第六次演習」的世界到了1941年11月。模擬內閣估計,德國將在蘇聯遭遇長期戰爭的拖累,陷入無可挽回的膠著狀態。美國、英國已經察覺到了藍國有可能的軍事部署。關鍵時刻,「統帥部」發動了對印尼的入侵,美英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在此前提下,模擬內閣仍然決定繼續談判,至少拖延戰爭爆發的進程。
8月16日,「第七次演習」對應1941年12月。在模擬中,藍國在印度尼西亞的作戰進展順利,然而美國頻頻干擾甚至擊沉藍國的運輸船。可以說,與美國的關係已經無可挽回了。內閣會議上爆發了激烈的爭論,但仍然是主和的經濟官僚和主戰的「陸軍大臣」之間的爭吵,而主和仍然是基本意見。晚上9點,「首相」帶著幾個主要閣員找到教員,表達了內閣的最終意見——無論如何都不能對美開戰。但是,這並沒有被教員接受,研究生們必須在開戰的前提下繼續課題研究。
接下來的模擬,就是對美戰爭中日本總體戰的模擬了。到了這一步,以「首相」為首的文官們已經不怎麼關心戰爭的勝負了,一切只為了保障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不垮台。其中,最重要的是東南亞的資源能否安全運回國內,「企劃院」的意見是,保障東南亞至國內的航線安全是非常困難的,藍國很有可能陷入到「無船可用」的境地。「商工大臣」表示了國內糧食供應的擔憂,「內政大臣」也提出了國內可能遭到空襲的課題。隨著模擬的進行,閣員們越來越表現出對戰爭前景的悲觀——商船隊全滅、國內工業生產能力下降、石油儲備枯竭、蘇聯參戰。最後在8月23日,模擬內閣宣布,對美戰爭是無以為繼的,只能「總辭職」了。
「I』m sorry.」「日本銀行總裁」在模擬結束後這麼說,然而「首相」接過話來說:「我才應該說『I』m sorry』吧?」這是個冷笑話——日語中「首相」(總理大臣)和sorry發音很像。研究生們完成了一個苦差事,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稍微輕鬆一下了。然而,這個國家即將進入苦差事的階段。
8月28日,模擬內閣成員和當時的近衛內閣成員一起,召開了一次評講會。在會上,模擬內閣的每個成員準備了各自領域的報告。之後,飯村所長對報告進行了講評。飯村所長的一些話讓研究生們非常不忿,比如批評他們沒有在「第七次演習」中果斷對美開戰等。不過有趣的是,整個近衛內閣中聽得最認真的是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他幾乎全程做了筆記。
9月17日,研究生們被編為四個班,開始了日本校園的固定橋段——「修學旅行」(海外考察)。這四個班分別為「滿洲-華北」、「華北-華中」、「華南-華中」、「南洋」。考察結束後,研究生返回研究所,對「戰局長期化」等課題進行了推演。1942年2月,研究所舉行了結業儀式,研究生們回到了他們原先的工作崗位,並最終迎來了日本的戰敗——那是他們早就預見過的戰敗。雖然戰後曾被GHQ和遠東法庭調查過,但最終沒有研究所成員和研究生遭到起訴。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同盟通訊社政治部記者、「情報局總裁」秋葉武雄。這個人屬於研究生中的刺頭,為人桀驁不馴。在入所選拔中,他諷刺研究所是個冠冕堂皇、形式主義的機構。有人提出不予錄用,而所長飯村則表示有這麼個傢伙也挺好的,於是他就被錄用了。實際上,總力戰研究所的研究生都是按照這種多元化的標準來選拔的:有一定資歷,不至於像年輕人一樣衝動;也不是太老,從而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和個性。
秋葉是個知識豐富、頭腦靈活的傢伙。4月1日入所儀式結束之後,他立刻聯想起他所讀過的魯登道夫《總體戰》中的論述。相比於其他專攻經濟或行政的研究生,他更早理解了總力戰研究所的定位。
另外一個比較好玩的人是海軍少佐、「海軍大臣」志村正。他從一進研究所就明確表示自己是個主和派,並且對研究所的內容毫無興趣,經常把「無聊」、「浪費時間」掛在嘴邊。一個軍人如此反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過他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直接懟教員。一次課上,陸軍教員堀場說道,日本有美國所沒有的大和魂,這是開戰最大的資本。志村直接站起來反駁說,日本有大和魂,美國也有揚基魂,不能只強調自己而輕視別人。堀場立刻打斷了他的話。然而志村下課依然追上去,要跟堀場辯論,最後逼得堀場不說話了。
當然,志村並非一個只會嘩眾取寵的人。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海軍大學,並且畢業論文題目就是《總力戰》。因此,他說「打不贏」,在研究生的討論意見中分量是相當重的。
不過這些人中最後做了他在模擬內閣中職位的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銀行總裁」佐佐木直,他後來成為日本銀行最年輕的總裁之一。其他人在戰亂中顛沛,戰後大多在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中任職,比如縣警察部長、通產省次官、東京大學教授等。其中混的「最不好」的就是「海軍大臣」志村正了。由於在研究所期間「胡說八道」,他在戰爭期間被憲兵嚴密監視,戰爭之後就選擇了複員而沒要一官半職,回到老家開了個圍棋會所。每天的生活就是經營自家的店,陪孩子們玩,可謂十分佛系了。然而不要忘了,這可是一個以第一名成績從海大畢業的學霸。
1941年6月21日,研究生們登上長門號和日向號戰列艦,觀摩聯合艦隊的夜戰演習。演慣用的是去掉戰鬥部、頭部發光、定深較深的魚雷,當光點從戰列艦身下穿過時,表示魚雷命中。他們看到了聯合艦隊的官兵在夜戰中「擊沉」了多艘戰列艦,對海戰有了十分直觀的印象。演習結束之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要求研究生現場發表感想。個頭最顯眼的日笠博雄被點名,在朝鮮總督府工作的他反應很快,他說:「海軍在潛艇和炮戰方面做得很好,但感覺艦艇的防空作戰還有不足。」這麼精準的回答得到了山本的讚賞,獎勵是一瓶威士忌。
除了這種非常有料的觀摩考察活動,研究所的資料也非常多「乾貨」。有一份講義是《通過觀察德國船員來了解德國人的氣質和文化》,來自長崎造船所。當時一艘德國貨船在長崎檢修,觀察員就記錄和總結了德國人的行為模式。比如,德國人是不會開很多燈的,他們習慣於外出隨手關燈;德國人在給發動機注油的時候是精準到具體量的,不會一口氣注很多油;有一個德國船員在要點煙,看到路邊還有個燃著的煙蒂,於是就去撿起來點著了自己的煙,省下一根火柴。
最後一個有趣的場景來自於8月28日的評講會。在報告間隙,參謀本部參謀辻政信突然站起來,指著近衛首相大聲質問道:「去年9月4日在蒙古犧牲的北白川宮永久王殿下的靈柩回國時,你為什麼沒有去機場迎接?」在場的人把這個奇葩的舉動理解為,眼前的報告都在講日美戰爭日本必敗,辻政信實在惱火,就拿近衛首相撒氣了。
當然,最讓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參謀敢對堂堂首相、華族領袖近衛文麿出言不遜?日本的政軍關係怎麼會崩壞到這種地步?也許我們可以讀下一本書,得出相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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