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迷路的自殺者們

我曾經上學時背過這麼一句詩：「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出自初唐四傑之王勃的《滕王閣序》。講的是魏晉名士阮籍於某一日駕車沒有目擊地的四處漫遊，一直令車往前走，自己喝著酒，路總有盡頭，於是阮籍放聲大哭。調轉車頭換另一條路再繼續喝著酒駕車前進，又是盡頭，阮籍又是放聲大哭。

我當時確實不甚理解，而今我因路痴而不分南北西東的毛病，它經常使我行至岔路而找不到目擊地時，我立在原地，這個詩句就適時的蹦了出來。確實無助，因為遠方有我親朋好友的宴席，當我趕到時，已經人走茶涼。所以我只能在空蕩的杯盤狼藉之間無奈地慨嘆一二。這種經歷確實是一個窮途接著一個窮途的迷路，對此我無奈了好久。

但是這之中，阮籍是毫無目的，而我有著明確的目擊地，這就是二者最本質的區別——

迷路是路痴的特點，倘若我像阮籍一樣不選擇終點，不選擇方向，也就沒有迷路一說了不是嗎？人因迷路而焦躁，我之亦然，皆因未來那個明確的目擊地。而這目擊地又是現代文明最強有力的化身，一切都要制定規劃，他們認為人太隨性容易出大問題！但正是規劃制定的多了，打破者就多了，不斷地重複制定規劃的人也就多了，迷路的人自然也多了，然後不斷地循環著，迷路成指數式增長！

直至全世界似乎都很有秩序地在規劃，但是荒誕的是，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迷路的人！

於是，我因為迷路而抱怨——全世界的人因為迷路而抱怨。是的，你也一定看出來了，我在試圖將個人情緒化的東西上升到普遍情緒里，用以來博得共鳴。但不可否認的是，「迷路」已經從具象化變成了抽象化的意象了，而「抱怨迷路」已經成為新時代下青年人們的新常態了，世紀病依然在延續，而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我確實總在抱怨，我在不斷地尋找著原因，也在這不斷尋找的原因里尋找抱怨的因子。這就是新時代里的世紀病。我們的關注點逐漸趨於個人化與內化，這是時代使然。

像青年作者蔣方舟所說的那樣；「我很難歷經滄桑」，因為我們從出生開始「沒有經歷過建國、戰爭、文革、知青和上山下鄉，是沒有共同記憶的一代。每個人都是一個一個零散的碎片，沒有共同情感，也沒有大的精神覆滅」。像電影《芳華》里的大時代背影一層緊跟著一層，一浪比一浪兇險的歷史宏大敘事影響下小人物抱團取暖的現象在當下比較寧靜和諧的中國是很難體會到的。當然，前者在其他的國家必然也還存在著，比如饑荒、戰亂、政變等等。

我並沒有抱怨當下毫無宏大敘事轉而瑣碎在敘述的生活，我也當然沒有半分艷羨那個戰火紛飛時代里的情戀，我只是陳述一個平淡的事實，我們處在一個二戰後存在主義哲學所引領的世代，我們被要求更多的關注個人的情緒與他者的煩憂之間的距離之間的關係。我們抱怨的正是我們內心翻雲覆雨的情緒。當然，我個人也是一樣。

也正是在這樣相對寧靜的氛圍里，我們的無聊感被不斷地放大，乃至成為了病態的顯現。比如眼花繚亂的直播亂象，比如娛樂新聞的孰是孰非，比如各大爭先恐後搶熱點的內容產出，比如熱搜，比如一切你能想到的那些令你一瞬間無所適從的東西其實都是被「放大的無聊」所致。

一個個體的關注度從未有像今天一樣被放大，似乎人人都是信息源，人人都是呼告正義的一方，每一個人的背後都站立著一個小團體、支持者甚至是瘋狂的支持者。我們的獲得感其實相比於那些戰火紛飛的年代和國度其實是增大的，但是我們卻依然沒有獲得感，這才是當下青年們最大的問題！

榮譽感在下降，成就感在下降，喪文化突然興起，無能為力而又不置可否的樣子展露出了新時代青年們無所畏懼也無所謂的價值感，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太大的感覺，熱點被追過之後就是垃圾！你們關注的咪蒙其實就是發現了這之中的「亮點」或者說是「商機」吧，把個人的情緒化放大，公眾號里的文章要具有情緒化，必須是普遍的情緒化，是那種被壓抑許久的情緒，但是咪蒙是真的清楚這之間與真正文章的距離的，看她的採訪里我聽到了一句令我異常震撼的話語——

「這是一個文章速朽的時代！」

這句話真的，深深地震撼了我。當你們咒罵咪蒙無下限無尺度的時候，其實她卻看得如此的清醒與清晰。這是當下這個時代文字工作者的最大的矛盾之處——讀者要的是五色、五音、五味令自己馳騁涉獵而心發狂的刺激——而你寫的太陰沉、低迷甚至頹廢（這個走到了極端也能令讀者心發狂），所以詩人的時代止步於了80年代，而余秀華突然的崛起令我們耳目一新，令我們憤然高歌。其實，余秀華也是抓住了亮點與個人情緒的放大——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或者這稱之為個體在寧靜的氛圍里一次基於最原始的性衝動的意象，而這個意象一旦被發現，被渲染，便成了整個人群普遍化的情緒表達了。

158年前的英國作家狄更斯本來是想寫一部歷史小說的，但是它的開頭卻驚人的點出了每一個世代的普遍性，我相信這是真理，並且它很難變成謬誤——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確實如此，這一句辯證觀點簡直無懈可擊！它的完美以及被無數作家以及無數人引用至今，令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諸如「我們這個世界會好嗎」的話題。它的答案就是作家狄更斯的這句話，它的答案就是不置可否的，它無法給任何一個人以準確的答案。但也正是這樣難以回答的特點，「我們這個世界會好嗎」才變得如此令人動容，它問的的世界，但是它的聚焦卻是在我們每一個個體的人。

也許的是，在宏大的歷史敘事里，我們被時代的泥流卷在了一起，我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我們個體內心真實以及真正的感受就被裹挾著變老了。他們在悔恨自己失意的青春。等到了相對寧靜下的我們，我們有了更多的時間跟自己的影子、跟月亮、跟自己的內心對話，我們甚至好像活在了當時的大唐盛世里，遊山玩水，作詩作賦，不亦樂乎。

大唐盛世里詩人們的孤獨感重新燃燒起了我們當下青年人內心的共鳴感，在朝九晚五匆忙的工作里忙裡偷閒的時候偶遇幾句詩歌，我們會突然發現——唉，小時候那句背誦過的唐詩我忽然理解了它的意思了——這樣的偶遇給了我們心靈忽然的提升，旋即帶來的是什麼呢？

車水馬龍，擁擠的街道、地鐵、公車以及等等你能想到的一切擁擠紛擾地方。你發現的寧靜很虛假，甚至是消失了，焦慮、急躁、煩悶等一系列情緒紛至沓來，你力不從心，突然因為一次感冒就病倒了——這太他媽搞笑了。一切看似合理的分析突然崩塌，我還是我，歷史還是歷史，你還是你，我們他媽的產生不了任何聯繫！我們似乎被時代孤立了！

怎麼辦，忽然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於是，有很多人想到了自殺！

自殺，唯一併且令人感興趣的哲學命題，二戰時的加繆以青年學者的激情姿態否定了一切的哲學命題，直指這個令一個個體走向虛無的命題到底是如何產生以及怎麼促使一個個體走向消亡的。

當時的宏大歷史敘事是德國納粹攻佔了法國全境，年輕的作者加繆被迫流離失所。在大環境下的青年作者開始思考個體的自殺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在個體生存極度危機的境遇下研究自殺的問題，我一直對這樣的創作背景很感興趣。所以當作者用了50頁大篇幅來遊走在自殺與荒誕的邊緣後終於給出了確定的答案——但「關鍵還是要活著。」

所以，這本書在二戰後人們集體感到虛無與信仰缺失的時刻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度：上帝死了，人的理性沒了，慘絕人寰的戰爭摧毀了一切曾經的價值觀，一切在每一個個體看來，無意義到近乎絕望，所以二戰後很多人因為這樣的價值缺失而自殺，時至今日，這樣因為價值感缺失而自殺或者忽然缺失而自殺的人依然層出不窮，究其原因，狄更斯接著說了一句——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我們無時無刻不再面對著信仰與懷疑，我們也不斷地抱怨著，與日俱增的抱怨，找出原因，從原因中再找出原因，甚至是找出更加雞毛蒜皮的原因來抱怨。這是一個死循環，我曾經陷入這個循環中好久都出不來。舉個很小很小的例子——關於「逃離」。

這個意象關乎於90後特別是獨生子女這一代人非常具有普遍性。你的獨立需要給你支撐的資本在父母以及父母的攀比心理中顯得沉重無比——房子、車子、票子。當我們說膩了這三樣的時候，我們仍然在無比厭煩中開始沉默地承認。所以，我不得不承認的是，我一直企圖逃離的卻恰恰是束縛得我越深。更加可怖的是，我卻心甘情願而又源自於我的無能為力。

所以就我個人來說，這種逃離是極其糾結的，它甚至帶著猶豫與憐憫，它毫無義無反顧的姿態，曾經我以為我的背影是如此的決絕，但是那僅僅是做做樣子而已。但我恍惚間回過頭才猛然間意識到，我居然他媽的已經奔了這麼遠，還是一步一個腳印！我異常訝異！我清晰地看到了我那費力的腳印里耗盡的氣力。而腳印旁邊是他者嘲弄的表情，而這他者無論是在宏大的歷史敘事里還是在微小的寧靜里，都是存在的必要。它的必要性源自於我們人性的對比以及回憶里的添油加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者嘲弄的表情是一貫如此的。

所以，我本不應該訝異的，但當我略過那些他者的表情時，我仍然憤怒無比，甚至是歇斯底里。

我一直都在尋找我逃離失敗的原因，我自以為找到了很多很多，在這繁多的原因里我開始拿出來作為我抱怨的依據開始一一數落我的家庭、我的情愛、我的生活、我的周遭的一切一切。我開始忽略了我的勇氣、我的才情、我的努力、我的生活的節奏以及一切找到成因的「然後呢」的辦法。我原來一直把「然後呢」當成是「虛無」的前奏，事實上這三個字的大部分導向仍然是虛無，但是它也有夾縫中的快樂、相遇、有趣以及激情。

「永結無情游，相思邈雲漢。」這也是我曾經上學時背誦的一首詩。

想到這句詩是最初在泰山頂上觀覽日出之時蹦出來的。李白與明月結無情之游，寄託相思的人兒在遙遠的天邊。而我觀覽日出又是我第一次獨自旅行，帶著「逃離」的儀式感完成的一次獨自的畢業旅行。兩種意義交織在那一刻。我一個路痴為了找到這個目擊地可謂是煞費苦心，而這一次我稱之為具有啟發意義的獨自旅行伴隨著具象意義的迷路，但是在看到泰山日出的那一刻，我心靈抽象意義的「迷路」忽然恍然開朗了。（我想我是完成了一次我畢業論文里加繆《不貞的妻子》里雅尼娜式的覺醒了。）

如果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凈化在自然與人之間構築了一些以意義和儀式為紐帶的橋樑的話，那在那一刻，我確實被凈化了。然後每當我又一次陷入瑣碎生活的迷途中時，這一次泰山日出凈化的意義就會被我反覆在腦子裡重播，直至降低了我的焦躁感。

所以，目前為止，對於因為迷路而思索自殺以及意義虛無的孩子們，我能給出的建議有限，但懇請你們構想你心中諸如類似我「泰山日出」的時刻來使你重拾希望（如果沒有這樣的時刻，請你務必去體會一次）——是的，還是希望——雖然這個詞已經被嚼的索然無味，但它依然是我們在無數個艱難時刻活下去的依據、動力以及全部意義，為此，比起「活得更好」，我願意「活得更多」，那個曾經的青年作家阿爾貝加繆在《西西福斯的神話》如此反覆強調著。